理論的建立及其發展
──近三十年(1974-2004)台灣地區民間文學研究趨勢述評
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教授
楊振良
前 言
《文心雕龍‧時序》嘗云：「歌謠文理，與世推移」，又云：「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流動變遷的時代因素，無疑是影響文學型態和學術研究的關鍵。對於近三十年來(1974-2004)台灣地區人文學科重點的改變，時代因素所引導的文化改造走向可謂既深且鉅。
上個世紀90年代下半葉，台灣社會運動的崛起和教育改革浪潮，促使台灣地區教育制度極大轉變，中小學教材重新編纂，課程大綱修改。2004年9月，教育部提出未來四年施政主軸，揭櫫「創意台灣、全球布局」的教育總目標。[1]觀其策略內容，雖謂邁入二十一世紀，整個社會隨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政府部門今後更應敞開胸襟，揚棄集權的角色，進行大格局的全民文化運動。[2]但毫無疑問仍有威權政治主導的文化制約結構存在。
換言之，整體上不宜將文化的傳承看得過於單一，也必須正視當代台灣學術生態和政治緊密的從屬關係。鄉土語言、台灣文化研究，以及2005年8月開始，台灣地區所有師範院校均設立台灣文學系所招生，絕非單純的學科調整，其中還牽涉台灣企圖將台灣文化進行對外「傳播」的思維，希望一反歷史宿命，面向世界，積極主動，輸出傳播。即此因素，「民間文學」學科的研究與學科確立，有其特殊背景和歷史環境，是本文擬就近三十年之民間文學蒐集研究及學科發展作一觀察，梳理脈絡說明其發展狀況。
文化取向的決定因素
文化走向的形成或泯除，一般要與菁英知識分子，國家文化體制、一般文化消費者的互動等因素來共同考量。至於「文學生態」(literary culture)的存在，亦與社會體制有極大關係。在此前提下，台灣在1949年國共戰後的初期，基本上是透過政權，建構一種正面、保守、尊崇傳統的教化性「主導文化」(dominant culture)，也因此長達二十餘年的「反共文學」，基本上是政治宣傳的產物，而非文學史上可認定的文學類型。因為在戒嚴時期種種歷史因素，這段文學史和「文壇」有十分特殊的屬性，而文學作品的水準也格外有限。
一、報紙副刊
這種特有的文化框架下，民間文學基本上是大陸來台人士對故土思念的走向，如唐魯蓀、齊如山、夏元瑜、婁子匡、朱介凡、林衡道、郭立誠……等，他們講述舊時在家鄉的回憶、年節景象、飲食文化、月令禮俗、傳統民間故事，台灣省文獻會則對台灣台灣地區寺廟、神明、歷史文獻、地名由來、諺語、傳說、民間故事、歷史故事、歲時習俗，有計畫的出版。直至1988年，《中央日報》副刊所企劃的《民俗專題》;《中國時報》文化版所企劃的《民俗周刊》，內容大致以上述民俗範圍為論述範疇。
《中央日報》長河版的《民俗專題》構想，由該報副刊主編梅新先生提出，委託一批當時三十歲上下的年輕學者主筆撰寫，每週一刊出文章。自1988年2月1日始刊，迄同年9月5日，共刊出三十二輯，內容為民間傳說故事，分別為孟姜女、竈神、雙漸蘇卿、牛郎織女、陳三五娘、城隍、秦叔寶、潘金蓮、牡丹亭、岳飛、三寶太監、紅蓮柳翠、二郎神、媽祖、鄭元和與李亞仙、秋胡戲妻、武大郎、西施、關羽、梁祝、白蛇、台灣王爺信仰、宋江、包拯、玉堂春、鍾馗、薛仁貴、王寶釧、目連救母、尪姨、王魁負桂英、金花女。[3]
《中央日報》本為國民黨的機關報，為配合開放大陸探親規劃及選舉策略，副刊一直有強調中華文化的文章刊出，也在文章標題上點出海峽兩岸的淵源，如1989年11月30日何雍《一種血與淚的關連—媽祖如何渡海到台灣》;12月2日楊振良《一個關公，兩岸信仰—隨鄭成功渡海來台的民間守護神》二文，發表於選舉前，均應國民黨文化工作會邀稿而撰。
《中國時報》副刊《民俗周刊》則始刊於1988年1月8日，參加企劃的學界人士，則為一批四十五歲左右上下的學者及其學生，如王秋桂、李豐楙、王國良、王孝廉、王三慶、曾永義…，週刊的撰寫方向定位在歲時民俗、民間禮儀、節慶、宗教信仰，每週一刊出文章，迄1989年5月停刊。與《中央日報》不同的地方，該專輯朝通俗取向寫作，而《中央日報》的專輯以學術研究角度寫作。[4]
二、學術會議
而此階段亦有相關學術會議之舉辦，如1987年8月7日至9日，由漢學研究資料中心、清大、政大聯合舉辦「明代戲曲小說國際研討會」，《中國時報》副刊以大篇幅報導。1986年9月，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暨遠東學院研究員陳慶浩博士，促成「第一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於日本東京召開;1987年12月則於台北舉行第二屆，同時編輯《越南漢文小說叢刊》在台發行。[5]1989年9月4日，國立中央圖書館主辦「民間文學國際研討會」，邀請澳洲、加拿大、英國、法國、荷蘭、美國、香港、韓國、日本以及本地學者共九十人，發表四十篇論文，並設五十名觀察員。論文內容分為十一個大類，即：(一)、民間文學與民間信仰，(二)、民間說唱，(三)、日本及少數民族民間故事，(四)、民間文學理論，(五)、台灣民間故事，(六)、民間傳說，(七)、傳統民間文學，(八)、史詩及其他，(九)、民間戲曲，(十)、台灣特殊的民間文學類型，(十一)、民間文學的運用及研究概況等。會後舉行「戲曲之夜」及「說唱歌謠之夜」，表演歌仔戲、北管、大鼓、蘇州彈詞等傳統節目，[6]以展示民間文學的廣泛性及多樣性。
此外，一門新興的學術研究領域正在興起，1990年清華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的王秋桂教授主持一項大型計畫。此項計畫名為「中國地方戲與儀式之研究」，由「蔣經國國際文化交流基金會」贊助，組織了海峽兩岸及英、美等國有關學者，與大陸中國戲劇家協會、中國儺戲學研究會人員，全面考察大陸地區儺戲、儺舞、儺祭、民間宗教祭禮信仰、陽戲、目連戲、法事戲，乃至道教傳承儀式等活動。十年之中，在台灣舉辦兩次「中國地方戲與儀式國際學術會議」，並大量出版叢書，由「民俗曲藝」發行近百種書籍，其中包括地戲劇本選輯、貴州儺戲劇本選輯、目連戲劇本選輯、山西曲沃扇鼓神譜、四川梓潼陽戲、重慶江北接龍陽戲、江西萬載「跳魈」、雲南昭通慶壇、遼寧漢族「旗香」等調查報告。[7]
這套叢書是研究中國儺學、儺文化史、民俗學、宗教學、文化人類學、民間文藝學、戲劇學各學科第一手權威珍貴資料。而資金的贊助也扶持了大陸許多研究者及研究基地的建立，促成台灣部分戲曲研究人員交流而擴大視野，進而影響後來台灣學者對民間文學的深入挖掘。
三、學位論文
海峽兩岸學界對「民間文學」定義的說法不一[8]，直至今日尚有理論上之爭議[9]。基本言之，台灣地區博、碩士論文民間文學寫作之方向，僅以民間故事為主，且起步甚晚，若以1978年迄1993十五年為例，曾經撰寫之題材如下：
《白蛇故事之研究》(潘江東，1978)文化大學
《目連救母故事之演進及其有關文學之研究》(陳芳英，1978)台灣大學
《孟姜女故事研究》(楊振良，1981)台灣師大
《王昭君故事研究》(鄔錫芬，1981)東海大學
《薛仁貴故事研究》(張忠良，1982)台灣師大
《梁祝故事及其文學研究》(林美清，1982)台灣大學
《水滸故事之源流演變及其影響研究》(陳兆南，1983)文化大學
《三國主要人物在史書小說戲曲中的演化》(吳玉蓮，1983)政治大學
《何仙姑故事研究》(陳宇碩，1984) 東海大學
《從戲劇小說看關公形象嬗遞》(陳昭昭，1986)輔仁大學
《白兔記故事研究》(王金生，1986) 文化大學
《楊貴妃故事之研究》(陳桂雲，1986)文化大學
《薛仁貴故事的演化》(李文彬，1986)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博)
《破鏡重圓故事及其有關文學初探》(古田島洋介，1987)台灣大學
《韓憑故事研究》(陳麗卿，1987)文化大學
《牛郎織女故事研究》(洪淑苓，1987)台灣大學
《二郎神傳說研究》(江亞玉，1987)東海大學
《元明清戲曲小說中的伍子胥》(童宏民，1987)政治大學
《三笑姻緣故事研究》(柳喜在，1987)文化大學
《秋胡戲妻故事研究》(蒲麗惠，1988)文化大學
《包拯故事研究》(翁文靜，1989)輔仁大學
《月宮故事研究》(鄭慧如，1990)政治大學
《西施故事源流考述》(葉仲蓉，1991)政治大學
《桃花女鬥周公故事研究》(劉惠萍，1992)文化大學
《沈香故事研究》(李瓊雲，1993)中央大學
《陳三五娘研究》(劉美芳，1993)東吳大學
促成中文學界選擇傳統故事的題材作為研究課題的因素，個人以為有以下原因：(一)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典藏俗文學資料的整理[10]、(二)1980年開始連續七年教育部計畫之「中國民間傳說技藝與藝能之調查研究」、(三)1982年文化建設委員會制定「文化資產保存法」從事文化藝術之獎勵。且配合各種學術會議之舉辦、大陸戲曲團體來台交流，迄1994年上半年為止，整個學術研究之走向，基本上是以中華傳統文化為出發點。
兩岸關係之衝擊與轉變
1994年4月，發生「千島湖事件」，從此兩岸關係產生質變，多有齟齬，大陸政策的調整影響至內政各層面，經濟上「戒急用忍」，以及教育上「九年一貫」的推動，本土思維及族群意識抬頭，遂成趨勢，也影響到國科會專題計畫補助項目。「台灣研究」一時成為顯學，台灣社會現狀研究、族群研究、多元文化研究正方興未艾，以致2005年初，國家考試的掌管機構，提出「全面廢考本國史地」，造成島內意識形態對立，徒增未來國民對於來自何處、生養土地如何認識的困擾。
如上述，由於施政方針調整著眼於本土文化之建立，資源挹注至台灣文化課題，學界研究板塊便逐漸向此傾斜，各縣市文化單位扶植文史工作室對地方資料之收集整哩，蔚為風潮，配合大量學術活動，逐漸形成一股影響文化走向的極大力量。而民間文學之採錄整理在此階段有明確的本土方向，煥發蓬勃的朝氣。
一、 縣市民間文學編纂
台灣各縣市文化中心，對於台灣民間文學資料的出版，始於1992年清華大學胡萬川教授的奔走倡議。嗣後曾永義、陳益源等人續有調查，自1993年迄今，已有台中縣、台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台南縣、南投縣、嘉義縣、基隆市、宜蘭縣等縣市發行民間文學資料叢書，其中台中縣市及彰化縣，以鄉鎮為調查單位，最為完善，茲移錄台中縣市立文化中心出版之目錄於後：
大甲鎮閩南語故事集(一) 、大甲鎮閩南語歌謠(一)(二)、大安鄉閩南語故事集.(一)(二)(三)、大安鄉閩南語歌謠、台中市大墩民間文學采錄集、台南縣閩南語故事集.(一) (二) (三)(四)(五)、台南縣閩南語歌謠集(一)、台南縣閩南語諺語集.(一) 、外埔鄉鄉閩南語歌謠、外埔鄉閩南語故事集、石岡鄉客語歌謠(一)(二)、石岡鄉閩南語故事集(一)(二)(三)、沙鹿鎮閩南語歌謠、沙鹿鎮諺語.謎語集、東勢鎮客語故事集 (一)~(七)、東勢鎮客語歌謠、東勢鎮閩南語故事集.(一)、梧棲鎮閩南語故事集(一) 清水鎮閩南語故事集(一)(二)、新社鄉閩南語故事集(一) (二)
彰化縣立文化局的目錄如下：
彰化縣民間文學集田中區(I)(II)
彰化縣民間文學集溪湖埔鹽區
彰化縣民間文學集鹿港二水永靖區
彰化縣民間文學集埤頭竹塘溪州區
彰化縣民間文學集二林芳苑大城區
彰化縣民間文學集,線西伸港福興地區
彰化縣民間文學集芬園花壇秀水地區
彰化縣民間文學集員林大村埔心地區
彰化縣民間文學集北斗田尾社頭地區
彰化縣民間文學集鹿港福興和美社頭地區
彰化縣民間文學集溪湖溪州竹塘二林大城二水地區
胡萬川教授係以搶救方式保存民間文學，經其多年耕耘，此一部分已獲學界肯定，未來必將受到更多重視。
二、 族群運動介入公共政策
90年代，族群運動全面興起，意識覺醒，並與選舉密切互動，當族群力量足以動員，展現族群特質與發出聲音時，便受到中央奧援，進而設立公務部門。各縣市之原住民委員會及客家委員會設立，進一步由行政院設立專責機構及編列預算，便足以民粹方式顛覆傳統現狀，即為顯例。
原住民之研究資料，由各族歷史[11]、社會組織、祭儀、宗教、神話、傳說、教育、語言、藝術傳承、文物、歌謠、建築…全面收集，除了出版品之外，並以有聲、影像呈現[12]。研究亦多面，目的在提升原住民之社會地位，積極彰顯身分的宣示與文化傳承，其數量、品質，實飽含一種特殊特殊意味。
而客家族群在2000年總統大選之後，尤受中央部會重視，以往弱勢族群的陰影一掃而光。往昔客家人在社會上「隱形」，如今可大方展現特色，最明顯的事證是南北客家文化園區[13]規劃動工、客家電視台開播、客家學術研究計畫之補助、客家優良出版品之獎助出版、學術文化活動補助等。例如文學研討會，有「吳濁流國際學術研討會」、「龍瑛宗與北埔」研討會於新竹舉行;2001年起「台灣客家文學研討會」於苗栗舉行;2003年「客家文學」、「客家民間文學與藝術」研討會於台北舉行，論文內容涵蓋了作家文學與民間文學，發表十分密集而深入。
三、 宏觀的研究面向
如上所述，台灣民間文學研究之發展，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下半葉，隨著政治解嚴，民主化、自由化、多元化潮流，以及兩岸開放交流，人民眼界擴大，社區意識逐漸抬頭，各地文史工作室林立。自1994年迄今十年，台灣民間文學的蒐集整哩，可謂在「台灣自主意識」抬頭的形勢中，別出心裁，積極建構系統。
如以基於新時代需要角度檢視台灣民間文學整理，了解眾多研究蒐集者的出發點，其實是期許建立宏觀整體的台灣文化史，還原文化源頭的相貌，又與世界接軌。例如：金榮華氏率其研究生，針對台東卑南族各部落進行採錄隊式的密集調查，經整理而提出情節與類型，予以索引的分類編號，輯成《台東卑南族口傳文學選》，成為國際民間文學採錄模式的示範[14]。同樣的，金氏其他相關著作：《台北縣烏來鄉泰雅族民間故事》、《台灣高屏地區魯凱族民間故事》、《台灣花蓮阿美族民間故事》、《中國民間故事與故事分類》、《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類型索引(一)(二)》皆有令人矚目的成就。[15]
金氏另一個對「母題」的定義，於學界亦膾炙人口。按「母題」(motif)概念，是故事中最小敘述單位，劉魁立《世界各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述評》一文早有詮釋[16]。但金榮華將「母題」譯作「情節單元」。他在《六朝志怪小說情節單元分類索引》序文寫到：
「情節單元」一詞，就是西方所謂的motif。前賢譯motif為「母題」，似乎有音義兼顧之妙，但實際上並未譯明其意義。因為motif所指是一則故事中不能再加分析的最簡單情節，譯作「母題」使人誤會其中還有更小的「子題」。有人譯作「子題」，意在表明其為最基本的情節，但是譯作「子題」會使人想到其上還有較大的「母題」，而一則故事固然可能由幾個motif組成，也可以只有一個motif，所以仍不妥當。[17]
此一概念為大陸許多學者認同，並認為含義十分明確[18]。「情節單元」在故事類型劃分更為合理與規範，使故事之流變呈現清晰，以了解其由單一或複合之「母題」構成。
其餘研究，亦為如此。台灣地區學術研究由於接受外來資訊互動較多，得力於理論及方法之澆灌，所以從混沌到清明，從傳統的慣性作用而逐漸有自覺的思辨與方向，與世界接軌的立場也格外迫切。
結 語
持平論之，有關台灣民間文學研究，始於1930年之前，當時即有視歌謠為「台灣國風」而加以收錄者，當時舊詩昌盛、詩社林立，有識之士有感於台灣語言的流失，乃正視歌謠之價值。連雅堂在其所著《雅言》中搜錄不少歌謠，而《台灣新民報》全面徵集民間歌謠，影響所及，文學性的報紙、雜誌亦多有民間故事、俚諺之發表，採集整理者以文學界人事為主，如李獻璋、郭秋生、賴和、蘇維雄等人，其目的不僅在紀錄整理，且為其文學作品形式與內容注入活水。
二次大戰期間，民俗學與風俗文學在台灣之興盛，是由於日本皇民化運動消滅台灣文化所引起的反彈。以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的宗教政策言之，當時將台灣寺廟中的神像集中焚毀，美其名是「諸神升天」，即不准民眾奉祀，同時推行神社崇拜，強制參拜，迫使民眾改日本姓氏，在家中設置神龕，以伊勢大神官的大麻(神符)奉祀取代祖先祭祀。[19]
日本的治台政策，目的是「把台灣從中國隔開，使它跟日本結合起來」，透過法律的頒佈切斷移民潮，逐年取締漢學私塾，改造意識形態以阻止台灣島民「祖國意識」的持續發展，使台灣「日本化」[20]。而當時有識之士蒿目時局，有意整理先民文化遺產，即希望喚起國人對台灣本土文化的重視。[21]
台灣此三十年的民間文學采錄研究，與大陸走完全不相同的路，出發點雖都是搶救民間文化，但秉持之思維並非一致。台灣曾歷經殖民統治，本身文化的複雜多元，與大陸的中華文化又血脈相連，現階段所亟思者，以有限的文化資源尋求世界文化的定位，要隨著台灣經濟實力的增強，在國際舞台上發揮全方位、多角度的影響力。筆者以為，現階段台灣民間文學之研究，係思索從變遷的文化中尋找當代台灣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仍在摸索建立與國際接軌與內在族群和諧的交流規則，它體現了追求嶄新思維的一種努力，以及回應學術發展的需要，當然它必須經歷一個艱苦的過程，然而這個過程必須要推進和完成。
[1] 見2004年9月28日新聞報導。台灣各媒體報紙於是日刊登教育部長在總統府之專題報告，以「培養現代國民、建立台灣主體性、拓展全球視野、強化社會關懷」為教育四大綱領，及「提高語文能力」、「建置中小學課程體系」及「2009年實施國小到高中十二年一貫課程體系」等十三項策略方案。
[2] 參2001年11月1~2日陳郁秀《文化扎根新挑戰》，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第三屆全國文化會議」資料。
[3] 此一專輯，當時參與之學界人士有楊振良、鄭志明、李殿魁、洪淑苓、陳兆南、周純一、張火慶、魏子雲、汪志勇、李國俊、蒲麗惠、王國良、廖振富、吳玉蓮、林美清、潘江東。
[4] 該專輯之內容定位在(一)民間文學：神話傳說、民間故事、歌謠、謠諺、謎語等;(二)風俗習慣：民間生活、建築、藝能與工藝;(三)民間信仰。見該專輯1988年1月18日第一號〈發刊詞〉。專輯全部文章於1994年之後由王秋桂教授主編成書，分別為《民族與民俗》(1994)、《神話、信仰與儀式》(1996)、《表演、藝術與工藝》(1996)(台北：稻香出版社)。
[5] 《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一、二輯，台灣學生書局出版。此外《日本漢文小說叢刊》、《韓國漢文小說叢刊》均在編輯之中。
[6] 參楊振良《拈出民俗萬象—側記「民間文學國際研討會」》，《中央日報》1989年9月4日第十七版。此次會議論文於1990年6月出版，全數刊載於《漢學研究》八卷一期(總15號) 「民間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專號」。
[7] 參曲六乙《中國儺文化導論》第一章〈當代儺學的歷程〉，頁56~57，(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3)
[8] 關於「民間文學」定義，歷來說法紛紜，如鄭振鐸認為「俗文學」與「通俗文學」、「民間文學」、「大眾文學」畫等號，楊蔭深 、吳曉鈴與其觀點相同。張紫晨認為「民間文學就是世 界勞動人民集體創作的語言藝術」，與其意見一致的有烏丙安《民間文學概論》、段寶林《中國民間文學概要》、譚達先《中國民間文學》、吳蓉章《民間文學理論基礎》、鍾敬文《民間文學概論》持同樣看法。而姜彬主編的《中國民間文學大辭典》更強調其為反映勞動人民社會生活和思想風趣的口頭語言藝術。台灣學者金榮華教授認為由歷史發展過程而言，應做如是區隔，俗文學是「都市文學」、「市 民文學」;民間文學是「農民文學」;雅文學是「文人文學」，但全國有百分之九十的老百姓為農民，雖以不識字居多，但也擁有文學創作，允稱為「民間文學」。
[9] 參曾永義《民間文學、俗文學、通俗文學命義之商榷》一文，《國文天地》15卷4期，頁18~29，1997年9月。
[10]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典藏俗文學資料，自1983年整理目錄，1987年重新檢查、補錄，至1989年完成整編工作，共藏六大類、136小類、19383目、曲譜282目、車王府曲本282目，參見湯蔓媛〈傅斯年圖書館典藏俗文學資料〉登錄於網址：
http://www.sinica.edu.tw/~lucia/index.htm
[11] 台灣原住民有泰雅、賽夏、阿美、排灣、魯凱、卑南、邵、達悟、鄒、布農、平埔等族群。
[12] 參《2004台灣研究總目錄》頁122~145，(台北：南天書局，2004)
[13] 為落實客家文物之保存與傳承，文建會分區、分階段協助地方籌設客家相關文化設施，如：屏東縣六堆客家文化園區、花蓮縣客家民俗會館、苗栗縣客家文化園區、桃園縣客家文物館，目前均已核定興建。
[14] 金榮華《台東卑南族口傳文學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1989年9月)
[15] 美‧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雖為研究中國民間故事所撰，但書中許多分類不妥，許多神話、歷史傳說、史事傳說、地方風物傳說無法歸入AT類別之中。關於此點，金氏改進丁書不足之處，給所有類型重新命名，並一一撰寫扼要之情節提要，增列類型，使研究者在借用AT分類時，更充分反映出中國民間故事的特點。參氏著《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類型索引》(一)所附「代序」〈中國民間故事和AT分類〉一文，(台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2000)
[16] 劉魁立《世界各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述評》原載《民間文學論壇》1982年創刊號，後收錄於氏著《劉魁立民俗學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17] 見氏著《六朝志怪小說情節單元分類索引》，(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1984)
[18] 見劉守華《比較故事學》頁82，〈比較故事學的方法〉(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
[19] 參蔡錦堂《日本帝國下台灣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頁172~201，及楊麗祝《歌謠與生活—日治時期台灣歌謠采集集其時代意義》第六章〈皇民運動〉(台北：稻鄉出版社，2001)
[20] 見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169，(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6)
[21] 見呂興昌《論鄭坤五的「台灣國風」》，收錄於胡萬川輯《台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94，(南投：台灣省文化處，1998)
来源：台湾国立东华大学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