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与我国民间文学事业（修订稿，下）
刘锡诚
“文革”开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其他协会一样被“砸烂”，停止工作长达十多年之后，在1979年11月召开的第4次全国文代会期间得以宣布恢复活动。在第4次文代会上被选为中国文联主席的周扬，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同时被选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主席。
各文艺家协会恢复工作时，我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作编辑，后来转到《文艺报》和中国作家协会。1982年7月17日至24日，中宣部在河北省涿县桃园宾馆召开文艺评论座谈会，其间，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同志找我谈话，对我说：“民研会负责人贾╳把协会搞得一团糟，还对中宣部兴师问罪。民研会工作瘫痪了。你在那里工作过，现在要你到那里去担任一定领导工作，不许贾╳再插手民研会的任何事情了。”这虽然是中宣部的主管部长的意见，但毕竟事情来得突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接下来，中国文联党组的负责同志赵寻、延泽民、李庚又陆续找我谈话，但我都没有答应。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处在瘫痪之中。作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和民研会主席的周扬，非常着急，1982年12月14日在他的家里召集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团扩大会议，解决民研会的领导班子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民研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副主席、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马学良，文联书记处书记延泽民，民研会常务理事、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的副所长王平凡，民研会副秘书长程远。周扬委托文联党组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寻主持会议。周扬在会上讲话说：
贾芝我们共事几十年了，我过去的印象，他是老实的。在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他现在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搞得不择手段。他肯定是不能继续领导了，对他的错误要批评。不是生活小事。民研会的工作要有一个人负责。延泽民同志可以去帮助一下，但不可能长期在那里。梅冠华同志我不是很熟，可以先安排到那里。贾芝同志今后不能再担任领导了。总的是不能再做领导了。要批评他的错误，要他作检讨。今天主要解决个领导的问题。我是不太赞成搞什么领导小组、临时过渡班子。能不能搞临时党组？先把班子搭起来。民研会的同志有很多意见，经常收到很多的来信。撤销贾芝的职务也是为了帮助他。贾芝是有错误的。但他对少数民族文学所的工作的意见还是正确的。我以为他的少数民族文学所的工作还可以保留。贾芝同志为什么那样专断，不择手段？这一点我没有想到。他的变化，我问过钟老，钟老说他可能是地位变了。但他没有做什么大官呀，没有很高的地位嘛！为什么变得这样大？
（对程远）反映问题不要割裂起来，要联系起来，全面的、客观地反映问题。要把他前后的话都反映出来。民研会我也挂了个名。今天是不是有几件事可以确定下来：一，马学良同志是不是可以回少数民族文学所，请转达给梅益同志，他（贾芝）还是副所长嘛。二，民研会临时领导小组，是个过渡性的班子。老延去负责这个组。平凡同志虽然很熟悉，但他的工作太多。我建议你不要挂这个秘书长。民研会是不是搞个秘书长。我建议还是梅冠华来。他比较超脱。可以把他调来。将来的工作还是请他来做。总要有点相对的稳定性。稍微加点强制，就是组织决定调过来。将来什么名义，再商量，都可以。是不是就叫梅做秘书长。王明环我只见过一面，我很难判断他怎么样，既然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可以再看一下。我没有说过什么接班人。我现在也说不出什么印象。他还比较爽快，有点造反派的味道。（不完全是贬他。）可以再看看嘛。再了解一下。对贾芝同志，程远你也要多听听另外的意见，为什么王平凡同志、钟老都对他有意见呢？不要偏听。民研会要允许有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要有研究的空气，民主的空气，自由的空气。贾芝同志还是副主席，但不要管日常事务。梅冠华同志不愿意来，爱人生了癌症。梅益同志已同他谈了话。这个同志比较稳当，人是好人，缺点是比较软弱一点。
1983年3月7日，周扬同志在中央党校礼堂作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报告发表后，遭到胡乔木的批评。当时我在《文艺报》工作，对此事虽耳有所闻，对真相却不甚了了。大家都为周扬鸣不平，也为他担心。周扬的心情很不好。他身后虽然寂寞，却已有许多回忆文章把这件事披露出来了。这一年的3月20日，是老民间文学研究学家钟敬文教授的80寿辰，年初我约他写了一篇《我的民间文艺生涯60年》的文章，在《文艺报》上发表。同时，我给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告诉他钟先生80寿辰的事，建议他给钟先生写一封信表示祝贺。周扬果然给他写了信，称赞钟先生“成就卓著，众所共仰”。4月初，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聚集在西山一处开会，延泽民同志邀我去开会，我便中向大会建议为钟先生开一个他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教学60年的祝贺会。我的建议得到同意，决定10日开会，我自告奋勇去请周扬来参加并讲话。周扬虽然心情很不好，还是毅然来到了会场。周扬见了面就问我：“称钟敬文‘先生’好，还是称‘同志’好？”我立即就去探钟先生的口风。钟先生对周扬能来参加为他召开的会议，非常高兴，毫不犹豫地对我说：“就称同志！”那天，我还代为请了林默涵和林林同志。周扬在会上讲话，热情地叙述了和钟老多年的交往，称赞他对民间文学事业的忠诚和贡献，对钟先生作为一个知识份子，一生靠近革命，矢志不渝地献身民间文学事业，取得的卓著成绩，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并给了很高的评价。
会后周扬同志要我坐他的红旗车与他一起走。在周扬同志的车上的，还有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赵寻和新华社文教记者郭玲春。周扬对我说：“民研会现在缺一个领导人，机关瘫痪了，要请你到民研会去工作。你怎么还没有去？”他还讲了些民间文学是条很重要的战线一类的话，我就没有在意听了。对于周扬的问话，我虽然已有思想准备，但我仍然没有当场答应他。我想我在《文艺报》工作得好好的，又担任着编辑部主任，干吗要到那个是是非非的地方去？记得有一次好像是李季同志的追悼会上见到汪曾祺，他也听到了要调我到民研会的消息，关心地对我说：“别去那个地方，那个以整人为职业的人是能合作的人吗？”汪曾祺曾经是《民间文学》杂志的编辑部的主任，1958年被“补划”成右派，发送到张家口去劳动，他对我说这样的话，自是感同身受的。但当我一想到从去年夏天贺敬之同我谈话以来，作为老领导、作为民研会主席的周扬，一直在等待着我的回答，我心里确有些不忍。一个文艺界的老领导，竟然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手下没有一个能够替他在那里抵挡一下子的人！想到这里，我再也没有说什么话，车里的空气显得沉闷起来。
不久，中国作协要召开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8月初冯牧带上当时在《文艺报》工作的唐达成、谢永旺和我，还有《人民文学》的涂光群，到西山国务院的一个招待所，去起草工作报告。有一天晚上，冯牧递给我一份周扬同志给他、贺敬之和赵寻的信，要我看。我看了，上面有周扬的批示，是催我到民研会去的，周扬还特别写了一句话：“请冯牧同志大力帮助。”冯牧对我说：“周扬是我的老师，我已顶了他两次，这次我不能再顶了，事不过三呀！”冯牧是我十分尊敬的领导，是《文艺报》的主编，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五年来，非常愉快，人生难得遇到这样一位知人善任、体谅下级、爱护下级、作风民主，而又知识丰富的学者型的领导。但他也是个不会为我的事去得罪他的老师和领导的人。主持《文艺报》工作的副主编唐因，非常激动地反对我离开。但事已至此，我似乎已无可选择，只有到民研会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离开《文艺报》的事，并没有经作协党组讨论，听说张光年同志从外地休养回京后，很是生气，可是已来不及了。在我到文联和民研会报到的时候，文联党组副书记赵寻当面把1982年12月14日在周扬家里开的民研会主席团特别会议的记录交给了我。从那份会议记录里，我才知道了周扬何以要调我到民研会去的原委。
六
1983年12月8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京举行三届二次理事扩大会，主要讨论加强理论工作，由我向大会提出报告，并选举我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会前我到周扬同志家里去向他请示汇报会议准备情况，并把起草好的将要在大会上作的工作报告稿呈送他审阅。报告稿说：“加强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任务的要求，也是民间文学事业在新时期发展的要求。‘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是1958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制定的民间文学工作方针。但由于整个政治形势的影响和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干扰，一个时期以来，这一方针，特别是‘加强研究’，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有一些民间文学作品的评论、民间文学体裁的论述和民间文学史方面的探究，或多或少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所进行的一些政治批判和学术批判，严重地挫伤了许多民间文学学者、专家和青年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使民间文学研究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今天，在搜集整理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基础上，强调着重加强理论研究工作，强调围绕着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间文艺学体系，安排我们的各项民间文学工作，并不是否定搜集整理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周扬同志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创始者，是继郭沫若之后的第二位主席，他喜欢我们参与主持具体工作的干部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和措施，把事业推向前进，而不要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他对报告稿中提出的加强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工作、逐步改变“左”的方针和做法的设想表示同意，并欣然答应到会讲话。但因报告稿中批判了“十七年”中间民间文学工作和理论研究中的“左”的思想影响，得罪了“十七年”间执政的领导人，为我自己埋下了祸根。这件事，令我敏感地回想起1979年3月16日我所参与组织的由《文艺报》召开的“文艺理论批评座谈会”上代表们对“十七年”期间执行“左”的方针路线的批评和林默涵的反批评。 而民间文学界显然缺了对“十七年”中间执行“左”的方针路线的认真批评和理论上的争鸣这一课。
周扬因1983年3月7日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大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异化”论，而受到猛烈批判和攻击，事情折腾了大半年。11月6日，被迫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违心的检讨，心情的沮丧是可想而知的。他的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正在病中的他，12月9日下午在我和秘书的搀扶下来到会场时，受到了与会全体理事的热烈欢迎。他在会上发表了一篇热情亲切的讲话，表达了他对民间文学事业的关心和期待：
郭老去世以后，我任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实际上却没有做什么事情。30多年以来，我对民间文学事业始终是十分热心的。现在提倡研究民间文学，钟老是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并且成绩很大。我本人没有研究出什么成绩来，只能讲一点。我愈想愈觉得民间文学研究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赞成这个事业。
我们这么大个国家，有56个民族，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仅就这一点，也是世界第一的。但我们不希望什么事情都讲争个世界第一，因为中国现在究竟还有很多落后的东西。我们本应该是世界第一强国，但是还没有成为第一强国。过去我们不是老爱宣传第一么，现在我们为什么不宣传了呢？是因为这样宣传有些惭愧。它本来是可以第一的，从历史上讲它第一，从人口上讲它也是第一。但是不能讲第一。这是因为在近代的时候，中国是落后的。解放以后，我们赶上去了，摆脱了和改变了这种落后的状况。所以说，我只是有一点可以讲，可以向同志们表示，那就是，我对民间文学事业十分热心。
在文联的几个协会里，民研会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协会，但是现在在组织上却是一个很小的协会。我看了你们的工作报告，我觉得写得很不错。我当然没有很好的研究。不知是哪位同志起草的，可能是锡诚同志起草的吧。这个报告是写得很可以的，很好的。
现在，对民间文学这样一种遗产，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人民群众创造的遗产，我们怎么对待？过去我们有个方针，就是搜集、整理。今后怎么办？我觉得是不应该辜负这份遗产的。我们就是要进行研究，进行科学的整理，把民间文学研究的水平提得更高。它不但是中国的财富，而且是世界的财富。现在当然是世界的财富了。但是它还不是完全精致的东西，还没有经过更大的加工。所谓更大的加工，就是科学的研究。
我们国家应该造就很多而不是几个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的人才。民歌、民间故事都是很丰富的啊。就讲云南这个地方，少数民族是比较多的了，那里的民间文学是异常丰富的。马子华寄给我一本小书，讲的是白族的故事。这些故事与汉族的故事比较接近，它虽然有很多缺陷，但看起来还是蛮优美的。我不过是举个例子。像这样的财富呀，是不可胜数的。比如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就更不用说了，是值得我们花力量记录整理和研究的。这份财富，要成为世界的财富，要成为世界公认的财富，就要进行科学的整理和研究。而只能靠我们这些人，靠我们整个民间文学研究的水平。这些人本身就是财富。假使不能达到这个水平，我们就有负于这些财富了。中国古人的文化非常丰富，民间文学财富也很多，但是还没有成为世界公认的财富，不经过研究，就不能成为一个公认的财富。我希望经过大家的努力，使我国民间文学的财富为世界所认识，为世界所掌握。我们几十年来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一步。
我不知道我们攻读民间文学博士学位的有多少人。（钟敬文：我们现在还没有招，教育部授权我培养博士研究生，但我考虑到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所以没有招。）我认为应该招收民间文学博士研究生。这倒不是为了名誉。按照民间文学的财富，是应该也可以产生博士的。关键是我们的重视和培养。博士学位可以反映学科的水平，研究的成果，也反映国家对它的重视程度。（钟敬文：外国人研究我们的东西，得到博士学位的很多。）苏联有，日本也有。
每次到这里来，我只能讲空话，只能讲希望。但是这些空话包括了许多热烈的愿望。希望是不是成为空话，那就要看大家的努力了。我们国家的学术水平要提高。所谓水平就是研究水平，就是科学水平，不是别的水平。提高我们国家的学术水平，包括提高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民间文学的素材很多，我们要在这些素材上进行研究，使这些研究达到世界科学研究的水平，这是我们的希望。
我今天来，一方面确实有一种感情想要看看大家，看看老朋友。在座的萧崇素，是我最早的朋友了。他可能还要参加田汉纪念会吧？二十多岁时，我们就是朋友。他一直搞民间文学研究，所以我很羡慕他。我和沙汀认识就是通过他。今年是田汉的85诞辰。我很高兴地知道当年南国社的少年演员萧崇素同志20来岁的时候，曾当过演员。（萧：是个不讲话的演员。）我至今还记得萧崇素写过一篇《唐叔明礼赞》的文章。也许你自己都忘了吧？（萧：忘了。）我记得它登在《申报》上，你自己找来看。唐叔明也是当时的演员，现在还在，还在北京，70多岁了。他是很有名的，但是昙花一现，以后就没有联系了。我看可以建议邀请他这个最早的南国社演员参加田汉纪念会。
我今天到这里来，多少有点怀旧的感情，这不是南国社，这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啊。民研会比南国社意义更大了，人才也多。我祝同志们这次会开得成功！接下来，还要发奖。祝一切都能获得成功！利用这个机会，互相认识一下，互相交流一些经验，使我们的民间文学事业一天天发展，而不是一天天衰落。这是我的希望。
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年干部，在当时的中国文联系统十个协会研究会的领导干部中，我是唯一一个解放后培养起来的大学生出身的干部，在各方面都很不成熟，摆在我面前的困难很大，我需要的是支持和理解。当我对自己提出的以加强理论工作为今后民研战线的重点把握不大的时候，周扬同志当着全国理事们的面所讲的这番肯定的话，无疑是对我这个晚辈的最大支持。我从心眼里感激他。况且他当时心情不好，又是扶病来的。他的讲话，当然不只是对我一个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经过周扬同志的阐述，加强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工作，提高学术水平，就成了全国民间文学战线的共同认识，为下一步确定民间文学工作的新的方针定下了基调。
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方面，周扬是先行者。1958年7月17日，中宣部召开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座谈会，周扬在会上提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三选一史”（即歌谣选、故事选、谚语选和文学史）的计划。会后中宣部于8月15日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编选工作座谈纪要》转发各地，开创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研究工作的先河。从此开始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有计划的搜集和研究，其中包括搜集和出版藏族史诗《格萨尔》等民族史诗。我就是根据那个报告的安排，于1959年秋第一个被派往青海去落实这个文件并组织搜集和翻译的。那个文件的批发者，正是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和中宣部文艺处。
周扬是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发起人。记得1961年4月10日，周扬在何其芳主持召开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座谈会”上发表过一篇精彩的讲话说：“对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工作，我是一个热心的发起人。”他在讲话里对大跃进期间兴起的群众性批判运动和学术界出现的“左”的倾向发表了下列意见：“‘以论带史’这个口号是有毛病的。以‘论’带‘史’，似乎只要有了‘论’就能带出‘史’来。其结果就会引导人专门讲原则，不讲史料。研究历史就是要向史料作调查，向文字的、地下的史料作调查。没有这种调查是不行的。……‘以论带史’就是叫青年拿历史作为公式去套。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 他不仅对在头脑热昏时期提出的“以论带史”提出了批评，而且他也不同意在搜集和研究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上采用陈伯达提出的“厚今薄古”的方针 ，而提出了一个“古今并重”的原则。对于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来说，如果按照“厚今薄古”的原则，那么，少数民族的几乎是只流传在口头上的民间文学、甚至民族史料，就会因无人问津而被历史所湮没。周扬的观点显然是对的。这时的周扬，与1958年发表《新民歌开拓了新诗的道路》时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国家正经历着三年困难，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治国方针，被大跃进所膨胀了的头脑已经因缺乏食物而冷静了下来。周扬当然也不例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是1979年文代会期间，由马学良和钟敬文两位先生提议，经周扬同志当场拍板同意，并指令民族研究所负责人、语言学家傅懋绩先生负责筹备成立的。 因此周扬理应是少数民族文学所的当之无愧的创建者。到1984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召开第四次藏族史诗《格萨尔》工作会议，周扬欣然应邀到会讲话。他在讲话中再次把我推荐给到会的来自各地和各民族的史诗研究者们。他说刘锡诚原来是搞文艺理论的，现在新加入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工作中来，是新的力量，等等。周扬同志这次专门就《格萨尔》研究作专题讲话，对于开展《格萨尔》的研究，建立我国自己的史诗学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七
1984年下半年，为了筹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我到周扬家里向他汇报，他对我说，他身体不好，不能再担任下届主席了，让我和中宣部有关部门商量另择人选。中宣部干部局唐连杰局长把我找去，对我说，他们正在筹划和考察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人选，征求我的意见。他说林默涵同志把钟敬文先生放在第一位。贾芝同志把钟敬文的名字勾到他的名字之后。我说怎么可以这样？随即向他推荐钟敬文先生担任下届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下一届（第五届理事会）的人选，中央确定由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人事安排小组负责安排。他们征求了部分省市自治区有关单位的意见，征求了我会在京几位副主席、书记处成员的意见，并在机关内部十九级以上干部中进行了民意测验，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书记处成员的候选人名单。人事安排小组提出的名单证明，干部局接受了大多数人的意见。贾芝把民研会看成是他家的，既然周扬不能当主席了，主席应该非他莫属，对提名钟敬文为主席始终耿耿于怀，认为是我和书记处的几位同志在作怪。周扬同志当时的处境，文艺圈子里的人，大家都是知道的。我能够理解。但在开会前的一段时间里，贾芝却为自己的一点私利再三地去纠缠他，当然使病魔缠身、已出现轻度语言障碍的周扬同志相当恼火。1984年11月4日，周扬在给民研会书记处的信里写道：
……据我了解，目前民研会召开代表大会的条件还不成熟，会内成员意见各异。我意可遵夏公意见延期缓开。
我自己年老多病，实难完成任务，不宜再担任下届会长，请同志们考虑。这届的工作我当尽心关心。
在几次有关筹备工作的正式会议上，贾芝对几项筹备方案，都是同意了的，这都有记录在案，但私下里，他却又去周扬和邓力群等领导同志那里告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所以周扬同志说“会内成员意见各异”。于是，在开会前夕，周扬同志又给我们写来了一封辞去民研会主席的信件，并嘱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宣读。信里说：
民研会代表同志们：
我因年老多病，近期又住院治疗，无力也无法顾及民研会的工作，出于不得已，为了对党对民研会工作负责，今特提出辞去本届民研会主席的职务。今后凡有关民研会的一切工作，请找有关领导方面直接请示解决，我不再参与任何意见，对这次会议也不再过问，我担负民研会工作期间，对于民研会领导中纷争之事未能解决，工作不好，有负众托，请同志们批评、指教。
此件请抄文联党组并报中宣部，并请向代表大会宣读。
预祝大会胜利完成任务。
周 扬 （1984）12月12日
我手里拿着周扬同志这封简短的信件，感觉好像很沉，脊背上不由得爬过一阵悲凉。我还是按照他的要求在代表大会上向来自全国各省区的全体代表宣读了。周扬于开国后不久亲手建立起来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虽然在“文革”中曾经遭到破坏，但还是获得了新生，可是现在他病倒了，他被人击倒了（并非仅仅是被好友“割伤……手指” ），他衰老了，无力再顾及它了。令他特别头痛的民研会机关里的长期纷争，他虽然尽了全力，却未能彻底解决问题。1982年12月14日，他在自己家里召开了有文联党组两位主要成员（赵寻和延泽民）参加的民研会主席团会议，宣布贾芝不能继续再插手民研会的工作。
根据周扬的意见并经他同意，中国文联党组在1982年底调整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班子，成立了由延泽民（文联党组副书记，组长）、刘魁立（中国社会科学学院文学研究所）、程远、刘锡诚（文艺报编辑部）、马振、吉星、陶阳七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的成立并未能彻底解决民研会内部的纷争问题。这时，周扬浓重的失望情绪，我是能够体会得到的。于是，周扬同志决定把我这个学生出身、没有来历没有背景、但思想还算得上解放的中年干部安排在协会的领导岗位上，让我来民研会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代替延安来的老干部，自然更惹得这个权利欲很强的人不甘心，由私下里到处告状发展到到在代表大会上大打出手，好一翻表演。好在，在中宣部和文联等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支持下，在钟敬文、马学良、姜彬、田兵等许多老前辈的帮助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贾芝看到利用周扬同志辞职所作的表演没有得逞，于是再施一计，匆匆回京，向《人民日报》投书告状。1984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情况汇报》（特刊）第31期全文刊载了贾芝的告状信《贾芝同志反映赵寻、刘锡诚同志在召开民研会代表大会前后违纪行为的情况》。不知周扬同志看了这期内参作何感想，1982年12月14日曾亲自主持文联党组和民研会主席团会议对贾芝所作的决定，并没有让他这个延安来的弟子有所触动，内心的失望自是可以想见的。看了贾芝写的这份长达13页的告状信，民研会书记处书记马振同志受书记处全体成员的委托，于1985年2月起草了一份答辩书《关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情况》寄给了《人民日报》编辑部，以正视听。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后来，周扬一病不起，长期住在医院里，再后来，变成了没有思维能力的“植物人”，直到逝世。他一生为中国文艺事业作出的贡献是很大的，他虽然也犯过许多错误，特别是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但他晚年沉痛忏悔自己的过失，得到了人们的广泛信赖，他竭尽全力维护和发展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好局面。周扬的一生，是不懈地追求真理的一生。作为晚辈，我对他了解很少，但他对我个人的教悔，我是始终铭记的，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写于2008年7月15日；
2015年6月2日修订
附记：本文系2008年为周扬诞辰百年而撰。前四节发表于《传记文学》2015年第8期；后三节，经过大量删节，发表在《传记文学》第9期上。为完整地记录历史，故五、六、七节发表于个人博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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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边缘人 于 2016-10-14 09:36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