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试论牛郎织女故事圈（4）                                                                                                ——地理系统的研究

结  论

根据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一，20世纪一百年，牛郎织女传说的流传地区，最昌盛的时期，北起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内蒙古、山西、河北，依次南来，沿海的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福建，中南部的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西北部的宁夏、陕西、甘肃、新疆，共涉及26个省区。这些地区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天上的仙女（织女）与地上的牛郎自由婚配而后被天帝或王母划银河将其分开不得相见因而演为悲剧结局，只在每年的七月七日借助于鹊桥相会的故事；另一部分，则是牛郎织女传说与地方风物相粘连和结合的地方风物传说。而综观这26个流传地区的牛郎织女传说的分布状况，大体可以画出一幅牛郎织女传说的流布密集区域图，我们姑且把这个中心流传区域叫做“牛郎织女传说圈”；这个传说圈的中心地区，应该就集中在北起河北、山西、山东，南到江苏、浙江、福建，西南部到河南的这一地区。这个地区，应当与古代中原地区的主流文化——东夷文化以及后起的周文化、楚文化、齐文化、汉文化的流布和影响不无关联。从上面的流传统计和地理分布中可以看出，在秦到汉魏之际已经形成较为严整完善的故事情节的牛郎织女传说故事，到了现代，情节没有出现大的改变和拓展，主要流传地区逐渐趋于萎缩。
陕西省历史上虽有汉武帝在长安境内开凿昆明池，并在东西两岸分置牛郎和织女石像之举，但时过境迁，随着昆明池的干涸、两个石雕像的被淹埋，牛郎织女传说在民间并没有充分而丰富的流传，至少是没有被采集和发表。20世纪80年代全国为了编纂民间文学集成进行了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普查，以咸阳地区而论，也编辑出版了由民间文艺家梁澄清主编的《咸阳民间故事集成》四大卷，但编者并没有收集到一篇牛郎织女的传说、甚至与传说相关的风物传说。近年来在全国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甘肃省陇南市所辖的西和县的七夕习俗，保存得十分完整而独特，而该省本应有更多的牛郎织女传说流传，但所惜者，民间文学工作者们并没有发现和提供出已经发表的传说记录文本，而且那里的乞巧习俗，并没有传说中织女之外的另一主角牛郎显身，故而难于对那块土地上的流传情况和传说故事特点作出判断。新疆的一篇采自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讲述者是汉民，是木垒土著，还是移民，不得而知，故难下定论。
云南、贵州距离中原地区较远，那里素有自己的土著文化（包括宗教），那里的牛郎织女传说，有的与内地的牛郎织女传说内容和结构近似，可能因受中原文化的长期影响和相互文化交流所致，但多数为风物传说之粘连式。曾有研究者、收集者报道，苗族有牛郎织女的传说。上表中，列入两篇苗族的牛郎织女传说：海南一篇，湘西一篇。已故神话学家丁山在生前曾论及湘西苗语中的“大业”与牵牛织女传说的关系，有普遍意义，笔者另文曾提到他的论述，惟其重要不妨引在此处：“曾读严如煜《苗疆风俗考》，中有云：‘湘西苗语，呼黄牛曰大跃，呼水牛曰大业。’大业之名，竟与女修之子大业语音相同；令人不能不疑及牵牛织女神话。假定，《史记》所谓大业，释为牵牛；那末，‘颛顼之孙女修织’，显然是‘天孙’织女星；女修生大业，该是牵牛织女恋爱故事的变相。”他的意见是，二十四史中那群四裔民族，当时都还是游牧民族，而他们的神话，无不反映着“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熏染华化以前的原始生活的形态”。[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1][1][/url]
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牛郎织女传说在民众中有较为广泛的流传，可以作为见证的是，从1921年起的28年间，当年还是自发地从事民间文学搜集的一些热爱民间创作的文化人，从民间记录发表了或搜集记录了18篇民间传说。这18篇传说的流传地区涉及吉林（延边朝鲜族）、辽宁（奉天）、山东（诸城、高密）、安徽（颖上）、江苏（灌云）、浙江（永嘉）、福建（安南、泉州、漳州）、广东（陆安）八省。凌纯声和芮逸夫1934年在湘西苗族地区做调查时，也发现和记录了一则当地的苗族变体。从1949年10月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这30年间，由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政治运动的连绵不断，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破坏，文化工作者也忙于收集记录新民歌、革命歌谣和革命性较强的义和团、捻军、抗英等内容的传说，牛郎织女传说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和记忆中几被遗忘，报刊书籍上没有留下多少可资参考的记载，这30年间一共发表了一篇牛郎织女传说，即孙剑冰先生1954年在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记录的《牵牛郎配夫妻》（秦地女讲述）。这篇传说记录稿由于情节、语言等因素，首发于影响很大的《民间文学》杂志上，接着又收入贾芝、孙剑冰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中，作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的《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丛刊》的第一部书发行，在中国文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从而为后来的教科书多所选载。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中收入了经过整理的《牛郎织女》，其整理方法和文本风格在《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上引发了一场争论[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2][2][/url]，由于那个文本不是从老百姓口头上直接搜集写定的文本，加工较大，故在此不论。1957年，汪曾祺整理的《牛郎织女》发表，上文已经交代，原始出处未详，也就无法确定其地域归属。“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牛郎织女传说记录文本，是李贵廷在贵州黔东南地区苗族中采集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发表在复刊未久的《民间文学》杂志1979年第4期上。在内地采录的牛郎织女传说在报刊上再度发表，已是六年后的事情了。1985年7月为配合七夕节而在《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的12篇传说。这12篇作品涉及的地区，依次是河北（束鹿、保定）、山东（济宁、青岛）、江苏（苏北泗阳）、安徽（阜阳）、河南（南阳）、湖北（广济）、湖南（长沙）、四川。在上文认定的“牛郎织女传说圈”中，除了几个有历史遗迹的地方，如山东的沂源、长安的斗门、河南的南阳、山西的和顺、河北的邢台、江苏的太仓、湖北的襄樊等地，由于这些历史遗迹常常能唤醒民众的记忆，甚至成了“当地重要的地方性知识”，[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3][3][/url] 牛郎织女传说在这些地方还多有流传外，其他更多的地方，牛郎织女故事已经很少流传了，或者说故事情节完整的牛郎织女故事传说已经难于见到了，以至于只能在20世纪80年代各地编纂的“县（区）级”民间文学集资料本中搜寻到上表中所列的大约六七十个故事传说（另外六七十个故事，不过是地方风物传说罢了）。根据各地县卷本的资料选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每省一卷）大型系列丛书中，31个省卷本中只有10个省卷本中还能见到它闪烁不定的身影，亦即只剩下19个传说了！它们是：河北1篇：《傻牛郎和织女》（太行山）；山东2篇：《牛郎认媳妇》（嘉祥县）、《牛郎织女鹊桥会》（梁山）；江苏1篇：牛郎织女的后代（邳县）；安徽2篇：《喜鹊搭桥》（滁州）、《牛郎织女》（阜阳）；上海1篇：《牛郎和织女》（长宁区）；浙江6篇：《鹊鸟传错旨》（玉环县）、《七七相会》（永嘉县）、《喜鹊只那会癞头》（永嘉县）、《织女的泪水》（嵊泗县）、《牛郎织女》（象山县）、《喜鹊搭桥》（宁海县）；福建2篇：《牛郎织女与“记节”习俗》（周宁县）、《牛郎织女会七夕》（政和县）；河南2篇：《牛郎织女》（杞县）、《牛郎织女》（桐柏县）；海南1篇：《牛郎织女》（苗族，保亭自治县）；新疆1篇：《牛郎织女》（讲述者汉族，木垒哈萨克自治县）。[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4][4][/url]
在此，还要补充的是：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之外，20世纪80年代在各地发现并对其进行过采访记录的著名故事讲述人，除了河北藁城耿村的靳正新、山东费县的尹宝兰、湖北伍家沟的冯明文每人留下了一个有关牛郎织女的传说外，其他那么多故事讲述家，如辽宁岫岩的满族三老人李成明、李马氏、佟凤乙，朝鲜族女故事家金德顺，公民县的谭振山，河北耿村的靳正祥，山西朔州的尹泽，山东青岛的宋宗科，沂蒙的胡怀梅、王玉兰、刘友发，湖北宜昌的刘德培、孙家香、刘德方，重庆走马镇的魏显德……，都没有看到他们讲述的牛郎织女传说的记录文本。而在我国著名的故事搜集家中，除了孙剑冰采录的《牵牛郎配织女》外，其他的人，如董均伦、张士杰、李星华、肖甘牛、萧崇素、陈玮君、裴永镇、黎邦农、刘思志等，都没有搜集记录下牛郎织女传说！
综上所述似可得出结论，20世纪80年代，还在26个省区的一些地方“活态”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除了海南苗族的1篇和新疆木垒的一篇这两个特例外，已经锐减为8个省区——一个以东部沿海（即牛郎织女神话的原发地古东夷地区）及其周边地区为中心的较为狭小的地区了。一向被称为“四大传说”之一的牛郎织女传说，现在已经变得名不副实了，如照这样的衰微速度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完全退出让人们的视野。目前我国确定山东沂源、陕西长安、山西和顺三个地方为保护单位，显然是太少了，与濒危的境况太不适应了，而濒危的状况要求更多的地方纳入国家级保护单位。
三，牛郎织女故事趋于萎缩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的转型，农耕文明的社会基础和宗法伦理制度影响的削弱乃至消失，现代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巨大进步，使民间故事的口头传播逐渐失却了生存的社会条件和民俗人文土壤；其次，牛郎织女传说没有像七仙女故事、梁祝故事那样受到戏曲、音乐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勾联和互动，借助戏曲和音乐的力量带动传播、提升生命力，在群众中的影响逐渐减弱。牛郎织女传说的这种生存状况，正可看作是仅仅以口头方式传承和传播的民间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代表。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出版物引用最多的，是孙剑冰于1954年在河套地区记录的秦地女讲述的《牵牛郎配夫妻》。八百里河套地区是内蒙古南部与现今宁夏部分地区的结合部，就文化性质而言，这里属于晋文化的延伸地区，山西的移民与蒙古族杂居，各自带来和发展着各自的民族文化，但两族文化的交融非常明显，形成一种互为交融、但汉文化占据着很强地位的河套文化。秦地女的讲述，显然不能认为是古之周原的核心腹地，而是边缘地区，故而未必是最典型的文本，而且我以为秦地女的讲述，也许仅是一个孤例，并未见到河套地区有其他故事家的传述和群体性的传承公诸于世。汪曾祺版的《牛郎织女》传说文本，也有较为广泛的影响。2004年10月，由日本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小泽俊夫发起,聘请中日韩三国民间文艺学家精选的以少年儿童为阅读对象的《中日韩民间故事集》（日本奥林匹克纪念青少年综合中心印制），湖北丹江口市伍家沟农民冯明文讲述、李征康记录的《牛郎星和织女星》被选入，由日本文部省印发并赠送三国的教育部，作为中小学作为乡土教材和课外读物。[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5][5][/url] 这个流传在伍家沟的故事，其文化身份如何，不得而知，如果伍家沟的居民像武当山周边地区的一些地区居民一样，是明代万历年间修建武当山时抽调去而后流落在当地的中原民工，那么，不能排除是他们带去的中原的故事。但丹江口一带，地处武当山后山的偏僻山区，在秦领以南，汉水以北和以东，原应是一个荒漠地区，并不是有些学者认定的《诗经·小雅·大东》里的“河汉”——汉水一带的故事。而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三个保护地区所搜集和发表的作品中，似乎还没有一篇荣膺全国性的声誉。在笔者看来，我们中华民族需要一个大家都能认同的好的牛郎织女传说文本，作为我们的这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文本，既能供广大读者阅读，又能作为精神产品传之后世和推向海外。我们选哪一个呢？
写于2007年8月15日—2013年9月7日
2015年5月2日改定

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4期（8月15日）

[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ref1][1][/url] 丁山《从东西方文化交流探索史前时代的帝王世系》——《古代神话与民族·自序》，商务印书馆2005年。

[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ref2][2][/url] 参阅：李岳南《由<牛郎织女>来看民间故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北京文艺》1956年8月号；刘守华《慎重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民间文学》1956年第11期。

[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ref3][3][/url] 叶涛《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山东省沂源县牛郎织女传说的调查与研究》，见叶涛、苏星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第1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桂林。

[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ref4][4][/url]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东卷》所收的一篇《牛郎织女》，并非20世纪80年代采录的、也不是80年代还流传在老百姓中间的作品，而是钟敬文先生采集于1925年的旧作。


[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2015-05-02-%E8%AF%95%E8%AE%BA%E7%89%9B%E9%83%8E%E7%BB%87%E5%A5%B3%E6%95%85%E4%BA%8B%E5%9C%88%EF%BC%88%E6%B0%91%E9%97%B4%E6%96%87%E5%8C%96%E8%AE%BA%E5%9D%9B%EF%BC%89.doc#_ftnref5][5][/url] 参阅刘守华《跨国选编中韩日故事合集的启示》，《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