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知遥

民间文学的“信度”

　　民间讲述者获得故事的途径虽然荒诞不经，但他们的“信”，以及从“信”中所获得的力量，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最后想说的是，民间文学的讲述者对于他们所讲述内容执信的态度，也应给我们的文学创作以某些启示。

　　今天的作家们可能对文学缺少一种坚定的立场，用佛教中的词语来描述，就是没有“执信”。本来因为文学所具有的审美感和崇高感，作家这个职业有了一定的神圣性。但我相信，现在绝大多数从事写作的人已经不再相信这个了。但我是相信的，这与我所受到的民间文学的熏陶有很大关系。看看民间文学的讲述者，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很多是不识字的农民，是牧人，是小市民，是小人物。但他们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有一种非常明确的信仰，他们相信自己传递的民间传说中所包含的信息。

　　民间讲述者是怎么相信他们所讲述的故事的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读过一个人类学者的田野考察报告。他长期从事史诗研究。这个学者收集了新疆地区一支蒙古人的传说故事，是以史诗演唱的形式流传的。我对他整理的文本没有很大兴趣，而对史诗演唱情境方面的东西比较感兴趣。这与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有关。这些说唱艺人都坚信他所演唱的东西是确有其事的。这与迷信不一样。他们都是一些没有文化的人，全凭记忆来演唱。他不会告诉你这是跟某一个老师学的，而是会把史诗的来源神化，会告诉你是在一个梦里，一个神人把他的肚子剖开了，放了很多书进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就会唱了。有人甚至会说，就是故事中的英雄———如今已成为神人———在梦中新授的，所以他就会唱了。这些人觉得自己与神灵达成了某种默契———人与神订约，是一种危险而刺激的关系。因为言说者深信自己所讲述的故事中透露了这个世界的某些秘密。这种透露应该是有某种限度的，神给了准许，却又未曾告诉明确的界限起于何时终于何地。于是，这种界限就成了言说者心理上的一种虚设的尺度。有了这种虚设，对言说者而言，言说活动本身成了一件很刺激的游戏———庄严的，却又挑战着某种看不见的禁忌的心理本身。这使得言说者本身获得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最终会传达到听众那里，并且成为作品力量的一个有效的组成部分。

　　在口传史诗演唱中，还有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每个人讲述的同一个故事都有一些变化，都局部性地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与演绎。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所讲的故事深信不疑，认为自己讲述的是历史。在同一个关于史诗的考察笔记中，被访问者一直强调自己讲述的是真的历史。这种对自身使命与讲述内容的双重信心可能是今天写小说的人所不具备的。今天写小说的人总是自感无力与渺小，甚至于，其作品中所传达的东西也未必就是自己深信不疑的。这必然会削弱作品的感染力。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缺失。所以，民间讲述者获得故事的途径虽然荒诞不经，但他们的“信”，以及从“信”中所获得的力量，正是我们应当学习的。道理非常简单，一部作品要以情动人，要有感染力，并不全部来自于作品本身，也与作品背后那个讲述者息息相关。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这样的自信和感觉。我最不喜欢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文学已经边缘化”了。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处于中心？有什么东西是处在边缘？对于作家来说，写作就是中心。对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讲，世界上所有一切东西，不就是为写作而准备的素材吗？你不就在中心吗？你不是像上帝一样正在构建一个想象的世界吗？那种始终想到中心去的迫切愿望，其实强烈地传达了我们对所从事的职业、对所从事的职业的价值缺乏一种起码的自信。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在民间，在辛劳地工作之余，仍然在讲述故事的人，那些对所讲述的故事内容有坚定信念的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