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胡适的民间文学论说（下）

……顾先生的主要观点在于研究传说的经历。……其实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gary)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庖牺的故事，汤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1][1][/url]

胡适首肯和推崇顾颉刚在“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下创立的研究古史传说的方法，并把它归纳为“历史演进法”。胡适并指出这种方法“在于研究传说的经历”；“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即“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他所以如此肯定和推崇历史演进法，在于他看到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如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庖牺的故事，等等，故他认为，演进是古史传说变迁的一个普遍现象或规律。应该说，胡适的这翻论述，既是对顾颉刚提出的研究方法的首肯，也是对他提出的研究方法的一个补充。
五年后，杨宽对胡适的古史传说演进的方法提出了商榷。他写道：

胡适尝分别考辨古史传说演变之方法为四步骤：
（1）将每一事之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次第排比。
（2）研究此一事在每一时代有如何之传说。
（3）探索此一事渐次演变之迹象。
（4）遇可能时，解释其每次演变之原因。
其方法偏重时间性之探讨而略于地方性之注意，犹为未达一间！胡氏又尝分析古史传说之来源与演变之程序：
（1）由简单变为复杂。
（2）由地方的变为全国的。
（3）由神话变为史实，由陋野变雅驯。
（4）由寓言变为事实。
就中古史传说以神话变为史实一例最为普遍，古史传说之初相几无非为神话也。[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2][2][/url]

杨宽认为胡适提倡的古史传说方法，偏重于时间性之考察，而忽略地方性的考察，故而是片面的。他则主张古史传说—神话演变的“分化与融合说”，即：“中国古史传说酝酿与写定，在商周之世，盖无非东西二系神话之分化与融合而成。”

（五）滚雪球与箭垛式

在为俞平伯点校的《三侠五义》写的序言里，胡适通过对包拯这个人物形象的历史演变，论述了所谓“箭垛式的人物”和传说演变规律的问题。他写道：

历史上有许多有福之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包龙图。上古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后人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只好都归到黄帝的身上，于是黄帝成了上古的大圣人。中古有许多制作，后人也不知道是谁创始的，也就都归到周公的身上，于是周公成了中古的大圣人，忙的不得了，忙的他“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
这种有福的人，我曾替他们取个名字，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就如同小说上的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一样，本来只是一札干草，身上刺猬也似的插着许多箭，不但不伤皮肉，反可以立大功，得大名。
包龙图——包拯——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的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的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了。[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3][3][/url]

早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胡适就曾把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概括为“历史的演进法”，并说：“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庖牺的故事，汤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箭垛式的人物”这个名词或概念的提出，显然与他早先提出的“历史的演进”法有着渊源关系，既适用于古史传说，又适用于人物传说。胡适把宋代以来九百年间，特别是元明两朝时期的包公传说的来龙去脉作了历史的钩沉，厘清了传说演变的线索，并对不同时代民间流传的故事和文人笔下（主要是杂剧和小说中）的故事里所包含的情节元素进行了比较研究，找出哪些元素属于包公传说的核心——“母题”，那些元素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被附会上去的或新创作的，他不但发现了包公传说在宋元之间就已在民间盛行，也发现了这个人物传说是民众按照自己的愿望把种种折狱的奇闻和材料加诸于他的身上，于是包公就成了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就包公这一形象的演变而言，他从诸多的记载中发现：“《宋史》本传记载他的爱民善政很多，大概他当日所以深得民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故。不过后世传说，注重他的刚毅峭直处，遂埋没了他的敦厚处了。”[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4][4][/url]从刚毅到敦厚，是由无数个细节的累积和叠压而成的，既闪现着脚步匆匆的历史的留影，又浸染着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民众的愿望。“箭垛式的人物”不失是中国学者原创的传说论学说。
到明清间杂记体小说《包公案》（又名《龙图公案》）问世，在《桑林镇》一节中记述了包公断太后的事，从而牵出了李宸妃的传说。从元代起就流传于民间的李宸妃的传说，成为包公传说的一个重要构成情节。胡适说：“李宸妃一案也堆到包拯救身上去了。”（第669页）包公传说的“粘连”和“堆积”越来越丰富，作为传说中次要人物的李宸妃本身，因而自然进入了胡适的传说研究的视野。李宸妃的传说之外，“五鼠闹东京的神话”也粘连进了包公传说，而且五鼠后来成为五个义士，玉猫后来成为御猫展昭。胡适说，“这又可见传说的变迁与神话的人化了”。（第669～670页）
宋仁宗生母李宸妃的故事，在当时是一个大案，后世演变成一大传说，又渐而由传说演为杂剧和小说，到清代，又把“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情节也粘连进来，成为连台几十本的大戏。故胡适认为，李宸妃传说的演变，也颇有研究的价值。他以洞幽触微的观察力捕捉李宸妃故事中的若干因素，从中追索这个故事所以能流行和传播的原因。他指出：“前条说民人繁用迎着张茂实的马首喊叫，后条说民间传说诛冷青时京师昏雾四塞。这都可见当时民间对于刘后的不满意，对于被她冤屈的人的不平。这种心理的反感便是李宸妃故事一类的传说所以流行而传播久远的原因。……李宸妃的一案，事实分明，沉冤至二十年之久，宸妃终身不敢认儿子，仁宗二十三年不知生母为谁，及至昭雪之时，皇帝下诏自责，闹到开棺改葬，震动全国的耳目：——这样的大案子自然最容易流传，最容易变成街谈巷议的资料，最容易添枝加叶，以讹传讹，渐渐地失掉本来的面目，渐渐地神话化。”[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5][5][/url] 他认为，到小说《三侠五义》里的“狸猫换太子”故事，“是把元明两种故事参合起来，调和折衷，组成一种新传说，遂成为李宸妃故事的定本。……这个故事有两种很不同的传说，不像是同出一源逐渐变成的，乃是两种独立的传说。”（第681页）
胡适从包公传说、李宸妃传说的研究中得出了下列有关传说这种体裁的结论：

我们看这一个故事在九百年中变迁沿革的历史，可以得一个很好的教训。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平话家的敷演，经过吸取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这个故事不过是传说生长史的一个有趣的实例。此事虽小，可以喻大。包公身上堆着许多有主名或无主名的奇案，正如黄帝、周公身上堆着许多大发明大制作一样。李宸妃故事的变迁沿革也就同尧、舜、桀、纣等等古史传说的变迁沿革一样，也就同井田禅让等等古史传说的变迁沿革一样。[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6][6][/url]

写于1925年3月15日的这个结论，包括了他的关于传说的构成与演变的两个思想：“箭垛式的人物”和“滚雪球”式的传流与传播方式。他的这个表述与他于1923年2月25日提出的“历史演变”说是一致的，但比先前的表述更完善了。胡适在传说故事方面还做过一些其他的研究与阐述，如关于井田制与禅让传说的研究，曾导致了他的“历史演变”说的形成，恕不赘述了。

（六）《〈歌谣〉复刊词》——新的纲领

北大歌谣研究会停止活动、《歌谣》周刊停刊十年后，胡适受命于1936年4月将歌谣研究会复会，《歌谣》周刊同时复刊。
《歌谣》周刊作为北大歌谣研究会的机关刊物，自1922年12月17日创刊到1925年6月28日停刊，共出版了97期，外加一期校庆纪念增刊。《歌谣》停刊后，将歌谣研究会的歌谣征集与研究文章，归并到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但在其影响上，后者与前者是无法相提并论的。由于时局等原因，歌谣研究会的一班朋友们转移到了各地，歌谣研究会也停顿了。《歌谣》周刊一停就是十年。1935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聘请周作人、魏建功、罗常培、顾颉刚、常惠、胡适为歌谣研究会为委员。1936年4月4日，《歌谣》在胡适的主持下复刊。
胡适为《歌谣》的复刊写了复刊词。《复刊词》说：

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诗三百篇的结果，最伟大最永久的影响当然是他们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虽然我们至今还可以用他们作古代社会史料。我们的韵文史上，一切新的花样都是从民间来的。三百篇中的国风《二南》和《小雅》中的一部分，是从民间来的歌唱。《楚辞》中的《九歌》也是从民间来的。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辞都是从民间来的。这些都是文学史上划分时代的文学范本。我们今日的新文学，特别
[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ref1][1][/url]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胡适文存》二集卷一，第153～157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版；又见《古史辨》第一册第192～1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ref2][2][/url]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七册（上），第107～1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ref3][3][/url] 胡适《〈三侠五义〉序》，《胡适文存》三集卷六第661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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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file:///D:/My%20Documents/%E6%B0%91%E9%97%B4%E6%96%87%E5%AD%A6/%E3%80%8A%E5%8F%8C%E9%87%8D%E7%9A%84%E6%96%87%E5%AD%A6%E3%80%8B%EF%BC%88%E5%85%A8%E6%96%87%EF%BC%8C2-14%EF%BC%89.doc#_ftnref6][6][/url] 胡适《〈三侠五义〉序》，《胡适文存》三集卷六第685～686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三版。

宁锐

胡适胡不识，中华一大儒，你要搞研究，不能绕过去。老元戎是个有心人，他来叫你认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