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写在田兵先生百年诞辰之际（2）

刘锡诚

（三）第一部《苗族文学史》的前前后后

1958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来京参加“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的各自治区及有少数民族聚居的省的部分代表和北京有关单位，座谈并决定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向建国10周年献礼，进而在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基础上，编著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多卷本《中国文学史》。同年中宣部下发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提出编选各地歌谣选、各地民间故事选和民间叙事长诗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提出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由中宣部批准实施，后来俗称“三选一史”。《纪要》中规定的第一批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是：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朝鲜族、哈萨克族、锡伯族、白族、傣族、纳西族。接受编写任务的省区，展开了有组织的民族文学（主要是口头文学）的调查采录和整理工作。

根据中宣部批转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三选一史”计划，编著《苗族文学史》落在了苗族聚居最多的省份贵州省。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决定由中国作协贵州分会筹委会承担这一工作，时任贵州作协分会筹委会副主任的田兵被委任为编纂主持者。既是《苗族文学史》的执笔者之一，又是这部书的总纂和统稿人。
说实在的，那时，写文学史，条件并不十分具备。搜集资料和专业人员等都面临着诸多不足和困难，而以口头文学为主要史料形态的苗族文学史，还有散居于不同省区的苗族资料的取舍运用、两种民族文化在文学史上的评价、远古神话与汉族神话的关系、口头文学的分期定位等不少重大学术问题，需要研究和讨论，甚至没有先例可援。田兵还是责无旁贷地担起了这副担子。一方面搜集资料需要投入大量人力，一方面当年时兴集体创作之风，初稿的执笔者有多人参与，一人分工撰写一章，最后由田兵负责统稿，前后花费了三年时间。1961年3月26日—4月17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京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选择《蒙古族文学简史》、《白族文学史》和《苗族文学史》三部文学史作为讨论的重点，就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学术研讨。专家们最后审稿时，不得不推倒重来，重写的任务落到了田兵和苏晓星两人身上，他们又花费了四个月的时间。改写稿于1961年底完成。写作中遇到的许多学术问题，田兵在《绪论》中都提纲挈领地、实事求是地作了记录和阐释。接踵而来的十年浩劫，出版被无限期延迟了。据资料，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写，田兵、刚仁、苏晓星、施培中执笔的《苗族文学史》于1981年8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仍然是我国“三选一史”计划中的多部少数民族文学史中的头一部。

（四）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贵州卷的普查和编纂

作为“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委员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主席的田兵，主持、参与和指导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贵州卷的普查和编纂工作。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下达《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陆续在全国各省区启动。三套集成的普查、编纂、出版，是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先后有几百万人参加普查搜集、其成果是由4000多卷县卷本和298卷省卷本组成的大型民间文学丛书，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前无古人的。田兵既是总编委之一，又是贵州卷的总负责人，他主持了全省范围内的民间文学的普查和编纂指导工作。他是《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贵州卷》（出版于2004年）和《中国谚语集成·贵州卷》（出版于1998年）的第一主编。
贵州各地市州县出版的资料卷本，是前述72种《贵州民间文学资料》之后，于80年代从讲述演唱者口头上记录下来的活态文本资料，显示着贵州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口头文学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样相，其史料价值、时代精神和文学价值是无可代替的。我手头没有可靠的统计材料，据中国民协口头文学数据库工作组提供的材料，贵州省编印的地县卷本入网该数据库的是271本，去掉《贵州民间文学资料》72本，应是199本。（有待于贵州有关方面发表准确的统计材料。）据金黔在线记者吴一文2004年2月17日讯，各县参与调查记录的人数达8000人，县卷本的总字数2500多万字。

（五）苗汉神话的互渗与交融

田兵不仅是一位民间文学工作的组织家、带头人，而且也是一位卓有造诣的民间文学学者。他写的《民间文学工作三十年》（写于1986年秋，《今日文坛》1987年5期；《南风》1987年5期）和《瞬息四十年未曾顾到的——民间文学的前前后后》（《南风》1990年6月第3期（总第58期）；收入钟敬文主编《中国民间文学的新时代——中国民间文艺学四十年》，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3月），不仅记述了贵州民间文学工作走过的艰难历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实事求是、毫不掩饰地倾诉了历史局限和个中甘苦。更为可贵的是，他以一贯的“诤言”者的脾性和责任感，指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民间文学工作中那些“未曾顾到的”、实际上是我们在民间文学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指导思想上带有倾向性的失误，即对“有些一触即逝的民谣，在当时当地的特定条件下，有讽刺时弊的意义，甚至是十分尖刻的”不予收集。回顾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很短的时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曾经以“内参”的方式向中央领导有选择地报送过一些社会上流传的讽刺性时政歌谣，以便中央领导了解底层百姓的意见。这是有意识地沿袭古代王者所创立的采风制度，设立采诗之官，让他们从民间采集歌谣，呈送给统治者看，以便“观风俗，知得失”，改善朝政。后来因没有反应，就悄悄地终止了。田兵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批评我们的搜集采风工作，把民间流传的讽刺朝政的时政歌谣给过滤掉了。因其发人所未发，发表了别人没有谈到的新见解，被钟敬文先生看中，收入到他所主编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新时代——中国民间文艺学四十年》这本书中。
田兵在苗族神话/古歌研究上，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试论苗族神话与东方民族的关系》是《苗族古歌》一书的《前言》，该书出版于1979年，文章很长，融入了作者一些经过长时期思考、甚至考证的观点和立论，是否单独发表过，我没有查到。可以肯定的，这是一篇较早地论述苗族古歌、神话、民族起源、发展、迁徙、文化变迁与文化融合的论文，旁征博引，有理有据，观点明晰，触及了此前一些修养有素的神话学者在古典神话研究上存疑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故而被钟敬文先生生前在不同场合赞誉过。譬如，田兵写道：

从这个故事（兄妹结婚故事）梗概看来，好像比汉族中形成文字的故事要早，那就是说故事的流传要早于楚国时代。好像在远古时期，就似乎汉、苗两族的先人同在一个大部落联盟里面，或者两个部落住地很近，经历着共同的自然灾害，有着共同的神话传说。

今日的苗族其先人住在楚黔中地区，地近洞庭，因之不仅是当时楚国民族之一，也有很大可能是古代三苗民族之一。所以汉、苗两族的文化交流，华夏文化也就在各兄弟民族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融合。秦统一全国后，更派五十万人守五岭，同当地人杂居，从此岭南个兄弟民族，不仅在文化上有更大的交流，而且在孝敬先人等伦常的心理状态，也都好像大体接近了。因之今天的苗族古歌，有着同汉族及西南个兄弟民族类似统一母题的传说，也就不奇怪了。只是根据地区和民族的不同，传说各有其特点和风格就是了。（《苗族古歌》第3—4页）

他对众说纷纭的兄妹结婚神话母题的渊源问题，从苗汉民族的历史渊源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六）诗学：五言体与盘歌

特别值得一提的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作者对苗族古歌五言体的形成及文学史意义的阐述。他说：“ 这部古歌全都是五个音节一句的，也就是说全部是五言体的。从汉族文学的发展看，《诗经》是四言体，集神话大成的《楚辞·天问篇》也是四言体，到汉朝文人的诗开始才有五言，但《乐府》多是五言，也就是说汉朝民间的诗歌主要是五言的（也有的是七言）。苗族因为没有文字，全部是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因此，这部古诗歌，尽管故事内容是古远年代的，但形成这种五言体的样子，若从汉文学的发展借鉴来看，最早似不能超过汉朝，只能往后不能往前。因为再往前，就是《诗经》形式的、或者类似苗族古歌神话的《天问篇》形式的四言体了。但由于苗族地处偏远的南方，经济发展与汉族不一样，也不能和汉文学作形式主义的类比。”“至今黔东南地区，五言体的诗歌，仍是民间最擅长的形式。”学界一般认为，最早见于记载的的五言体诗，是汉高帝时代的《戚夫人歌》（《汉书·外戚传》）、汉武帝时的《李夫人传》以及《汉书·贡禹传》所载民谣《何以孝悌为》、《汉书·五行志》所载民谣《邪径拜良田》等。但汉代文人的五言诗产生在何时，却一直存在着争论。田兵关于苗族古歌的五言体的论述，为五言体诗的起源与发展问题提供了别一种思考的维度。今天看来，仍然是有意义的。2008年6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把安徽省桐城市申报的“桐城歌”纳入其中，就是因为桐城歌是五言体诗歌的一个代表，桐城市也因而成为五言体民歌的发源地之一和国家认定的保留地。
从五言体的话题延伸开来，田兵又提出了民歌文体的另一个问题：盘歌。“这部古歌还不仅是五言体的，而且几乎全是问答式的，像是巫师、理老、歌手，或是当时认为德高望重的有学问的老人，遇到一起，互相盘问古事的‘盘歌’（不过这只是有些盘歌遗迹，不尽相似）。从这种留有盘歌遗迹的形式看，也可能说明，在盘歌以前，是有古远年代的故事存在着的，不然就无从盘问起了。”据我所知，盘歌这种诗歌形式，不仅苗族古歌里有，其他一些民族的古老口头文学中也有，却很少引起学界的注意和论述。《天问》里提出的那么多问题，也是盘歌，我想并不是作者屈原的忽发奇想，而是来自于已有的民间口头文学和楚人先民的原始思维。田兵提了出来并作了一些论述，但好像说的并不充分。
田兵还以苗族的口头文学、特别是古歌所提供的史影和观念为材料，写了几篇有关苗族族源、民族迁徙、民族关系、文化变迁的探究性的论文，如80年代中期写的《从<苗族古歌>看古代南人与东人的关系》（《南风》1987年第6期）。这里就不多谈了。
远逝的田兵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14年11月26日于北京

张润平

叶涛

1987年3月，中国民俗学会在贵州召开“首届全国民俗学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也是田兵先生具体组织的，会议期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还专门宴请了钟老。那次会议，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出席会议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后来成为中国民俗学界的中坚力量。
田兵先生是山东兰陵人，是沂蒙山区走出去的革命前辈。
深切缅怀田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