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文化的历史记忆与民间书写
————试述何钧佑锡伯族长篇口承叙事中的动物崇拜
隋丽
摘要：何钧佑锡伯族长篇口承叙事是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锡伯族历史与文化的“活化石”，其文本中呈现出浓郁的山林文化特征。动物崇拜现象是山林文化的核心表征，何钧佑长篇口承叙事中所展现的锡伯族动物崇拜古老而神秘，既有对山林动物的文化认知，也有独具特色的叙事模式，兼有原始性与宗教性，是研究锡伯族民族心理和族群发展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关键词：何钧佑家传叙事；锡伯族；山林文化；动物崇拜
锡伯族民间口头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蕴藏，从上个世纪 80年代开始，就已经陆续整理出版了多部民间文学作品集。①这些民间口头文学作为历史的承载者，在锡伯族民众中世代相传，对于了解锡伯族历史与文化、探究锡伯族的民族心理变迁具有珍贵的价值。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07年，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的文化部门发现了一位时年83岁，保留有多部锡伯族长篇口承叙事的锡伯族老人何钧佑。何钧佑出生于沈阳北部平罗镇一个锡伯族聚居村落，其家族在清朝时为官宦之家，祖父官至盛京得胜营骁骑校，其家族中世代保留着锡伯族的讲古传统。何钧佑自小听着故事长大，他的故事主要受承于祖父、大爷（祖父的大哥）和三姑，现在这些故事已经整理成《喜利妈妈西征英雄传奇》、《黄柯氏神医传奇》、《勃合大神传奇》、《石刀石锥历险记》等长篇叙事出版。这些长篇叙事中保留了大量锡伯族先民时代的生存状况和生活习俗内容，显现出浓厚的原始风貌和古朴气息。何钧佑家传叙事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2010年，入选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笔者近几年曾参与何钧佑家传的这些锡伯族长篇叙事的采录和调查，在采录和调查中深深地为这些叙事作品中所包含的古老的渔猎文化信息所触动，尤其是其中所保存的动物崇拜现象令人惊叹。动物崇拜是锡伯族原始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锡伯族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体认的外化形式，也是锡伯族渔猎文化的突出表征。何氏家族传承的长篇叙事中的动物崇拜现象是一道古老的文化景观，为我们探讨不同历史阶段锡伯族民众的精神世界与信仰体系开启了一扇别样的窗口。
一、锡伯族的动物崇拜观念
何钧佑家世代相传的锡伯族长篇叙事主要讲述了锡伯族先民鲜卑人部落时代的生活，围绕着锡伯族保护神喜利妈妈、海尔堪大神、黄柯氏神医、勃合大神等英雄，反映了锡伯族先民鲜卑人的部落征战、祖先功绩、部落迁徙和族群发展史。鲜卑古族独具特色的信仰习俗塑造着锡伯族先民的行为方式，也传承并渗透在锡伯族民众的当下生活和精神世界中。
锡伯族尽管在历史上曾经四次南迁，但是在长期的生活中，其生活的区域基本上还是以北方为主，早在 17世纪中叶以前，锡伯族就繁衍生息在大小兴安岭的深山里和广阔平坦的松嫩平原上，很早就从事渔猎、畜牧的生计。历史上这里气候寒冷，森林浩瀚，平原广阔，生存条件恶劣。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时代，锡伯族民众需要不断地同大自然进行斗争，获取生存资源，因此与很多动物建立了紧密的依赖关系。围绕着人的生存和食物所确立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逐渐形成为一种精神印记，烙印于民俗信仰之中。在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影响下，锡伯族先民形成了对动物的崇拜观念。在锡伯族的动物崇拜中，出现的动物多为在东北山林中生活的动物，如熊、狼、虎等。这些动物崇拜具有浓郁的山林文化特征。虽然锡伯族经过几次迁徙，生计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在民间叙事中，这种山林文化的遗迹被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在何钧佑的家传叙事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种原始动物崇拜思维的遗存和表现。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说:他看世界时，风俗和思想“谁也不会以一种质朴原始的眼光来看世界，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方式的剪裁编排，即使在哲学探索中，人们也未能超越这些陈规旧习，就是他的真假是非概念也会受到其特有的传统习俗的影响。”动物崇拜观念已经内化在了何钧佑的讲述活动以及叙事中，或者说讲述人尽可能还原了祖辈的讲述内容以及习俗观念。何钧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爷爷他们那会儿就是这么讲的， 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2012年2月7日访谈)
动物崇拜现象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于凶猛的、具有攻击力的动物的崇拜，这种崇拜多是由于对动物的危险性与攻击力的惧怕而产生的。锡伯族先民惧怕老虎，把老虎威胁人类生活太多的情况称为“闹虎灾”。何钧佑故事中是这样讲述“虎灾”的：
就是老虎太多了。一般他们打围时四五望内没有老虎。老打围，老虎也怕他们，就撵走了。这回老虎凑到跟前来了。听老百姓说有三大群。每一群里头就有公虎二三十只，母虎七八十只，小虎 上百，那说明这三群起码有三百只老虎上下。
在何钧佑故事中，还有许多描述人虎大战、人狼大战以及除蛇害、除熊害的情节。如《喜利妈妈西征英雄传奇》中就有喜利骑兵与狼群、熊群、虎群的大战，场面颇为壮观：
看那么几个士兵往南山上一跑，狼群马上就跟上来了，跟上来形成一个包围战。四面都站好了，狼跑到圈里来了，一点火，它还往哪里跑啊？这时候狗起的作用最大，上千只狗围着咬。有狗对付，再加上人，这一下子这些狼伤的伤、死的死，剩下的都往回跑了。这个狼啊，叫唤的声音最难听。‘鬼哭狼嚎’一点儿不假，狼叫唤都是求救的声音……
除了狼、虎、熊外，蟒也是锡伯族动物崇拜的对象，它身上同样具有令人畏惧的攻击力量与神秘气息。
动物崇拜的另一种情况是对于在生产生活中发挥助手功能的动物的崇拜，这些动物多是与锡伯族先民生活关系密切，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并在生产中能够辅助人类的，比如狗和鹰。它们是锡伯族先民的朋友，被锡伯族先民同样奉为神明。
“鲜卑瑞兽”是这类动物崇拜的核心表现。“鲜卑瑞兽”是锡伯族崇拜的一种图腾，在一些记载中有过这样的描述，“《魏书 帝纪·序纪》谓献帝邻命诘汾南徙，先行引导，‘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历年乃出。’此神兽似鲜卑。东胡人以此兽状铸刻带钩之上，即所谓‘鲜卑郭洛带’，译言瑞兽带，或神兽带。”现在在锡伯族民间还流传着神兽的传说，说神兽在鲜卑族南迁时曾经引领族众走出大兴安岭，受到鲜卑人的崇拜。也有学者认为“鲜卑瑞兽”糅合了马和猎狗的形态，体现了从渔猎文化到畜牧文化再到农耕文化的过渡痕迹。还有学者认为神兽其实是产于大兴安岭的一种家狗，锡伯族人狩猎时经常带着它。关于“鲜卑瑞兽”的种种揣测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是鲜卑人动物崇拜的核心，“鲜卑瑞兽”体现了鲜卑人与动物之间紧密的关系。
何钧佑家传叙事中对此也有着生动的展现：喜利妈妈在家里养的小狗为家里打猎出了很多力，并且在征战中也立了功劳，后来被称为神犬。喜利妈妈在西征的路上，在猎犬的帮助下战胜了狼群、虎群还有熊群。因此，喜利妈妈下令鲜卑人从此不许吃狗肉。
喜利对大家说：“我们鲜卑人离不开猎犬，今后我们无论生活怎么样，都不能吃狗肉。”所以锡伯族无论生活什么样，或是困难到什么程度，都不吃狗肉，因为狗对锡伯族的帮助太大了。这也成了一个风俗习惯。
可以想见，在以狩猎为主的山林生活中，狗对于鲜卑先民的重要意义，因此对狗的信仰与崇拜也就不难理解。同样，对于马的崇拜，也是基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征战中的座骑、农耕中的畜力，是不可缺少的。
鹰崇拜也是锡伯族先民动物崇拜的一个主要内容。在原始狩猎时代的人们看来，鹰高超的飞翔能力和迅猛的捕食本领仿佛是神灵所赐，因此，人们崇拜和信仰鹰，祈愿获得同鹰一样的神力。随着驯鹰技术的提高，鹰在日常的狩猎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重要的劳动助手。鹰在我国北方民族包括锡伯族民间叙事中是常见角色，并且往往都以保护神和救助者的形象出现，基本情节模式也多是“英雄遇难————杀巨蟒、救雏鹰————得到神鹰的帮助————英雄在神鹰帮助下达到目的”。
何钧佑讲述的《海尔堪大神传奇》就有相似的情节模式。海尔堪出生后被一个跳神的陷害，被抱到江边要冻死，幸亏两只神鹰相救，一只鹰叼起海尔堪就飞走，另外的一只鹰啄瞎了恶人的眼睛。后来海尔堪成为驯马英雄，被尊崇为锡伯族的畜神和家庭保护神。这些流传于民间的故事情节反映了锡伯先民们与这些动物之间的紧密关系。对于这类动物崇拜的动机，弗雷泽在《金枝》他认为：对于原始的中给予了精辟的分析，“我们在人和低等动物之间所划的严格的分界线，野蛮人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在他们看来，许多动物跟他们是同等的，甚至比他们优胜，不仅在勇气方面，而且在智力方面都为优胜。”因此对待动物应该是尽量避免引起动物及其同类的反感和报复，通过谢罪或者表达敬意的方式来免除惩戒。弗雷泽认为，对动物的崇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崇敬动物，既不杀伤，也不食肉；另一类是由于一贯杀戮食肉，故而对之崇敬。“两种情况下的崇敬，都因原始人期望从动物身上获得积极或消极的好处”。在何钧佑的家传叙事中，动物崇拜的动机也没有脱离出这两类模式。
二、对山林动物的文化认知
对动物的认知是锡伯族山林文化最为直接的体现，既反映了锡伯族先民山林文化的生境特征，也反映了自然崇拜
形成的基础。在何钧佑家传叙事中保留了大量的狩猎知识。
一般来讲，打猎的鲜卑族对什么动物都知道得详细。老虎洞在夏天的时候就能看见，黑瞎子洞一般在夏天没有，黑瞎子一般在哪个旮旯呆着就行，它不进洞。他进洞的时候都是冬天，黑瞎子进洞以后就把洞门口封上，一般看不见。老虎洞是常年敞着的。凡是老虎洞的周围都没有树木，但是离它不远有树木。老虎洞还有个特点，老虎洞出来的地方都是平坦的地方，它挂着（想着）出来方便。但是老虎一旦在这儿住了，小野兽谁也不敢来，也都怕它。另外，它这洞一般都是斜坡的。
在狩猎的过程中，鲜卑民众对于这些猛兽的生活习性有了很多的了解，也积累了很多对付这些猛兽的办法。比如打虎时使用的方法就很独特：
把小头盔搁枪上挑着，它要是真咬枪，很容易把枪拽出来扎死它。另外它一咬住，牙就粘住了。它要是咬你脑袋呢，也行。……把山里头挖的山薯，缠上这个细树皮的东西，扔给狼，咬住了把它疼得翘叫唤，它甩不掉。老虎也是一样，只要它有獠牙这东西，挂上没治，没有獠牙的一般挂不上。獠牙空隙大啊。
每个头盔里还得搁点生切的肉片，搁点肉，叫它闻着有味。
狩猎知识的丰富说明锡伯族先民们狩猎行为的惯常性，这看似与动物崇拜的信仰矛盾，而实质上，也正是因为这种以猎取的动物为食的生活方式，使锡伯先民们反而更强化了对动物的崇拜与信仰。通过选择以猎取的动物的同类作为崇敬的对象，以免除所猎食动物的同类对他们的报复与惩罚，这也是是锡伯先民们在生存焦虑中维护精神和心理世界平衡的途径。
动物不仅是锡伯先民的食物来源，同时随着对动物的了解的增加，动物的皮毛、骨头等也逐渐变成武器、器物、服饰或者游乐品，慢慢地融入到锡伯先民的日常生活中。
在何钧佑的家传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具有原始气息的生活场景：
他那屋里头铺的都是黑瞎子皮，这黑瞎子皮比狍皮还好，隔热。但黑瞎子皮少。因为他有那么大势力，抓来的东西多，当然是虎皮豹皮都有。他坐的是一个虎皮椅子，这个虎皮椅子也是能工巧匠给他做的，一般老百姓都没有这样的椅子。那时候就觉得这个椅子挺威风，他还供了一个他的祖先，他说自己是狼的后代，把一个狼脑袋挂在上面。当时俺们这个民族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是狼的后代，狼是图腾啊。也有的人认为自己是虎的后代。
黄月亮还会做牛筋甲，用牛筋编的甲。鱼皮晒干了就能做甲，但不是现在那种鱼。在古代，先把鱼皮扒下来，不等干的时候，也就是里面还有黏液没干的时候，把牛筋编好，牛筋就挺结实，把鱼皮往上一粘就晒干了，那一般刀枪就扎不进去了。
《喜利妈妈西征英雄传奇》介绍了锡伯族欻嘎拉哈的来历，说喜利妈妈西征归来留下了几个规矩，其中一个就是过年过节欻嘎拉哈。对这个习俗，何氏家族是这样解释的：
这是因为当时三个大战时，把老虎、黑瞎子、狼打死不少，骨头拿不了，就拿那些嘎拉哈。嘎拉哈就是它那膝盖骨，以后过年大人小孩儿都要欻嘎拉哈，就是庆祝胜利的意思。后来锡伯族人多了，还有不打猎的，家里就没有狼、虎、熊的嘎拉哈了，就用羊和猪的来代替，为了庆祝一年的丰收和勇敢。
锡伯族山林文化的历史记忆也折射在时间的建构上，这种时间建构方式也体现出了鲜明的山林文化特征，保留了大量的山林狩猎生活的遗迹。在何钧佑的家传叙事中，时间的计量单位往往与山林中的动物紧密相关。如比较短的时间，会用“烧烤一只麻雀的工夫”来表示；稍长一点的时间，用“烧烤一只野兔的工夫”来表示；再长一点的时间，用“烧烤一只山羊的工夫”或“烤一只野猪的工夫”来区别。到了炖食时代，时间计量单位也变成了“炖一只羊的工夫”，等等。
这种语言表述习惯使故事的讲述别具风格，蛮荒与古朴的原始气息扑面而来。如：蜀古刚学完猛虎叫唤，不到烧一只黑瞎子的工夫，山堆之前发现了公虎，至少也有几十只，往前挪的话拉哥还得细看看，奔着树根底下了。
他们走到离东门不太远的地方，喜利一看还是进不去，得越过战壕。越过了战壕，还是用原先的办法，背后打来他没有防备，就把这个大门点着了。没用多长时间，也就是烧烤一只羊的工夫，围子的四面门都被打开了。
他不知道有埋伏，刚一出来，这一千人不到炖一顿羊肉的工夫就被吞并掉了，乌苏和莽格都被抓住了。
何钧佑故事中还用另一个时间单位“气”来表示时长，第一气就是烧烤一只野猪的工夫，第二气时长是第一气的一半，也就是烧烤半只野猪的工夫，上午第一气是上午劳动时间的三分之二，第二气是三分之一。下午第一气也是劳动时间的三分之二，下一气是三分之一。如：每天上午两气，下午两气。先把人挑好，凡是学骑马的，首先是
不能怕摔下来……
与时间的计量方式相同，重量的计量方式也以动物的重量作为基本单位。如：
父亲告诉哥俩儿，不能给他们做超过三头羊重的弓，一般的弓都是两头羊重的，三头羊重的都是强弓。
相对于情节或者母题而言，语言的表述习惯和习惯用语更能直接地反映民族文化的基因和密码。尽管锡伯族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但在民间叙事的口语中完好地保留了这些计量习惯，这是对祖先山林生活一种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这种古老的文化符号是锡伯族祖先山林文化的有力见证。
三、锡伯族动物崇拜的民间叙事特征
何氏家族世代传承的长篇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口头文本，其中的动物崇拜现象反映出锡伯族独特的民族心理和山林文化记忆，并且呈现出独特的叙事特征。
首先，人神（指动物神）互易是何钧佑长篇口承叙事中动物崇拜现象不容忽视的一个特征。在何钧佑的长篇民间叙事中，人神同体、人神互易的现象非常明显。这些动物神灵逐渐摆脱了动物属性，已经高度人格化和世俗化，人和动物神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并且动物神所具有的超常神力在英雄神面前很有限。
这类情节在何钧佑讲述的《勃合大神传奇》采访何钧佑时，“中四中尤为明显。何钧佑说：《勃合大神传奇》个国王就是动物，吉林扶余县的老村长说有个老太太记着一个节日，叫‘四王升天日’，我说应该是送‘四王进山日’。”（2012年2月7日访谈）“四王进山”即出自《勃合大神传奇》。《勃合大神传奇》是何钧佑故事中动物崇拜观念最为典型的一个长篇故事，讲述的是鲜卑的一个分支乌洛厚国大木石部落的英雄勃合的传奇故事。勃合是乌洛厚天神的第123个儿子，降生于人间。他四处漂泊，遍访人间的神仙，得到点拨，历尽千辛万苦打败四个贪婪残暴的国跋（国王），最终建成了天堂国。“四王”指的就是《勃合大神传奇》中由四种动物变成的国跋，分别是黄金国国跋勒富，铜枪国国跋达恩怀、铁枪国国跋每河、美女国国跋居哈。④这四个国王生性残暴、祸害百姓，最终被勃合打败，后来勃合大神把这四个国跋放回了山里。何钧佑是这样讲述的：
勃合把勒富放进大山里，他走进大山以后就变成一个大熊，向大家点点头就走了；把谋士术崇放回了老家；把达恩怀放进东北的大山里，他变成了一只老虎，也向大家摇摇尾巴表示再见；把每河放回西北的大山里，每河变成一只大蟒，走时抬抬脑袋摇摇头，钻进山洞里了；把居哈放进西北的大山里，他变成了一只灰狼，“今后天下再没走进山洞前也摇摇尾巴。最后大家都高兴地说：有称霸的了。”
人神互易的情节具有多重象征和隐喻意味。比如国跋战败与熊、老虎、灰狼、蟒进山反映了锡伯族先民们对于自然、动物以及社会的复杂情感和态度，既包含对动物与自然的敬畏和恐惧，也隐含着远离压迫与暴政，获得自由的社会理想。在何钧佑的家传叙事中，还经常出现很多暴君和恶鬼的形象，而这些形象或是某种恶兽变成的，或者
干脆就以大熊、恶狼为其名字，或者被直呼为狼心国王、狗熊将军，同样也隐含着丰富的象征意味。通过动物崇拜所折射出来的民众的民间记忆作为小传统的文化，某种程度上，能够更为真实地反映民众的情感和心绪。
其次，在何钧佑家传叙事中，是动物崇拜中一个普遍的母题，“动物报恩”并且这种报恩母题往往和英雄成长结合在一起。在通常情况下，民间叙事中的英雄往往都有着奇异的出生，根据不同的自然生境和文化类型，出生情节各有不同。而英雄出生后得到动物的庇佑，则在锡伯族民间叙事中非常普遍。在何钧佑家传叙事中，英雄人物的成长模式几乎相同，即“童年遇难————动物搭救（抚养）————获救后成为英雄”，其中有些情节模式也或插入“其父母救动物————动物报恩————其子年幼遇难————动物搭救（抚养）————获救后成为英雄”。
比如在《喜利妈妈西征英雄传奇》中，喜利是锡伯族的保护神，传说在她小的时候，母亲救了一只老虎，老虎为了报恩，在部落兵来抓小喜利的时候，蹲在帐篷门口保护小喜利，使这些武艺高强的锡伯兵都不敢靠前，然后把小喜利叼走抚养，后来小喜利的母亲从虎窝里抱回了小喜利。这样的情节模式在何钧佑锡伯族长篇口承叙事中其他几位主要英雄人物身上也极具普遍性。在锡伯族民众的观念中，虎、狼等动物虽然有凶残的一面，但是一般情况下它们并不伤人，而且知恩图报。
在锡伯族民间叙事中，动物在英雄成长的过程中，往往会充当保护神的角色，帮助英雄度过难关，成就大业。例如，喜利在西征过程中，在与狼群、虎群和熊群大战时，对怀有幼崽的动物手下留情，结果这些被释放了的动物在喜利与其他动物大战的危机关头，前去助阵，以报不杀之恩。
在锡伯族民间叙事中，“动物报恩”母题体现了锡伯族民众独特的民间思维，反映了人们希望通过对动物的敬畏和尊崇，获得动物神灵保佑的集体心理，这也是民众通过民间习俗和信仰获得生存安全感的一种方式。通过动物崇拜祈愿保佑以及获得安全感的心理也体现在锡伯族人养育后代的习俗上。人们相信，在人的婴幼儿时期，凶猛的动物能够起到辟邪的作用，如今锡伯人依然有为小孩穿虎头鞋的习俗，希望这些凶猛的动物能够阻挡邪恶的入侵，保佑孩子顺利长大，另一方面也希望孩子能够承接动物身上的勇猛力量
和精神。
四、锡伯族动物崇拜与萨满教的关系
研究锡伯族的动物崇拜现象，不能回避其与萨满教之间的关系。锡伯族有信仰萨满教的习俗。萨满教是一种古老的宗教信仰，在中国北方很多以渔猎为生的民族，如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和朝鲜族等民族中比较流行。萨满教是“以万物有灵为思想基础，在内容上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是一种通过巫术控制超自然力量或通过与精灵世界的直接接触，对它加以控制来达到目的的宗教实践。”在锡伯族的萨满教体系中，动物崇拜是包含于萨满教的自然崇拜之中的，天地、日月星辰以及动植物都是萨满教供奉的对象。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锡伯族著名的萨满教神本之一《祈告祝赞祷告神歌》中，前后记载了十余种动物神灵，如虎神（塔斯胡里，分公虎和母虎两种）、狼神（尼胡里）、金钱豹神（雅尔哈）、野猪神（爱杜罕）、骆驼神（沙尔旦驼）、蟒神（扎宾）、龙神（穆舒鲁）、雕神（岱木林）、鹰神（安初兰）、银鹡鸰神、木臣鱼神、黄鱼神、野马神等。它们都是锡伯族萨满供奉的副神，萨满在遇到危险或与病魔搏斗时就呼唤它们，以求帮助自己战胜危险或病魔。
萨满教中保留的大量动物神灵多是来自先民自然崇拜时期的动物神灵，这说明在萨满教形成之初，这些原始的动物崇拜现象早已根深蒂固，对萨满教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按照原始宗教信仰发展的历程来看，最初的动物崇拜中的动物神更多地保留了其自然属性，其后，这些动物逐渐被神圣化，具有了人格特征，甚至成为新的神祇，逐渐摆脱了动物属性。锡伯先民相信虎神、狼神、犬神、蟒神的存在，这些动物神祇已经逐渐人格化。锡伯族先民坚信这些动物神能够保佑他们的平安，能够帮助他们逢凶化吉，体现了原始自然崇拜中趋吉避凶的民众心理，也表现了原始的动物崇拜与宗教的逐渐融合。
在何钧佑家传叙事中，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情节：喜利在西征的过程中，每当危难之际，总能请来动物神帮忙。比如西征路上，喜利部队遇到了狼群，她摸摸脑袋，就把狼神请来了，狼神就告诉喜利怎么去做。但是，狼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狼，它已经从动物的“狼”逐渐转变为“人格化”的神灵。动物神慢慢褪去了它的动物属性，成为人间供奉的神祇，这也是原始的动物崇拜与宗教融合之后发生的变化。因此喜利妈妈在击退了狼群之后，盘问狼神：
喜利说：“是不是你先叫它们来的？”
狼神说：“没有，我是狼神，我不管这事，人间的狼我不管，我也管不着啊。”
喜利说：“那可真得谢谢你，我们走了。”
在讲述这一情节时，何钧佑插入了一句评论：实际上狼神和狼不是一回事。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锡伯民众的观念中，已经将动物和动物神区别对待了，他们意识到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的差别了。但是锡伯族的动物神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具有超强的神力。在锡伯族萨满教中，“很多早先独立的动物神就逐渐演变成附属于人物神的精灵，成了人物神的侍奉者或帮手，动物神的地位和神力所及的范围已远非远古时代那样与人们的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无论多么凶猛的动物神，在神界都有制约它的人物神，在人间都有能使其降临附体的高明萨满。”萨满教中动物神只是副神。在锡伯族的萨满教中，萨满的主神只有一个，动物神和其他诸多副神主要担负着辅助主神的职责，因而神力有限。在何钧佑的长篇叙事中，动物神的神力确如上述分析一样，具有有限性。比如《勃合大神传奇》中的“四王”，最终还是被乌洛厚天神的儿子勃合大神打败，并被放归山林。《喜利妈妈西征英雄传奇》中帮助喜利大军获胜的狼神，也并非神力无边，承认有些事情“管不着”。这些动物神在故事中都是佑护和帮助英雄的保护神，并且对英雄总是表现得很顺从。比如喜利西征时遇到狼群，摸摸脑袋就能把狼神、虎神、熊神请来。这些动物神对喜利妈妈很顺从，并且要忍受喜利的责难：“是不是你先叫它们来的？”民间口头叙事中动物神的地位印证了在萨满教中动物神的副神职能。
尽管从民间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锡伯族的动物神已经具有了神格和人格化特征，逐渐褪去了动物属性，但是如果将锡伯族的动物崇拜与萨满教的神祇崇拜等同，似有不妥。有学者曾对锡伯族的动物崇拜与萨满教自然崇拜的文化意义进行了比较，认为锡伯族的动物崇拜虽然与萨满教关系密切，是萨满教的文化基 础，但二者之间的区别
也是很明显的。“从人与神的联系途径以及动物神在神界的位置方面来考察，萨满信仰与古老的自然崇拜还是存在着差别，至少锡伯族从古至今对动物的信仰观念演变过程显示出了这方面的差异。”萨满教中人与神的联系需要萨满做中介，并且在萨满教的神祇系统中，动物神往往是具有固定的神位，充当副神，并且往往有相关的神话。而从锡伯族民间叙事来看，动物与人的沟通不需要萨满做中介，并且缺乏有关动物神祇渊源的神话，这也是锡伯族萨满教中的自然崇拜与其他通古斯民族萨满教不同的地方。
在何钧佑的家传叙事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差异，虎神、熊神、狼神和蟒神等动物神可以不借助于萨满的中介，自由往来于锡伯先民的生活中，给予人们庇佑和帮助。此外，何钧佑长篇口承叙事中的虎神、熊神、狼神和蟒神的神格特征并不是固定的，仅仅是一个虚指，这些动物神非萨满教中有固定神位的动物神，它们总是以不同的面目出现。
另外，在锡伯族的动物崇拜中萨满教的宗教特性不够鲜明，动物神保留了较多的动物属性，体现出明显的世俗性。这与萨满教等级严密的神祇体系和神圣性特征是截然不同的。比如在何钧佑家传叙事中，虎、熊、狼等动物都具有灵性（并非仅仅是萨满教动物神祇），能够懂得知恩图报，于危难之中拯救儿童或者英雄。比如喜利妈妈幼年时被老虎所救，喜利西征中不杀带崽的动物，动物感恩相助等情节。由此可以推断，锡伯族的原始动物崇拜观念是被纳入到萨满教体系中的，并且由于原始动物崇拜在民众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原始动物崇拜的特征被较大程度地保留在锡伯族的萨满教之中。因此，锡伯族的动物崇拜兼具原始性与宗教性，有别于其他民族萨满教的自然崇拜，并较多地保留了锡伯族先民原始山林文化的诸多信息。
锡伯族是一个在文化发展上比较晚熟的民族，文字出现较晚，关于锡伯族族群的起源及其先民生活的情况很难从史书资料中获得，而由何氏家族世代传承的长篇锡伯族民间叙事为我们生动地保存下了锡伯族山林生活的文化景观。锡伯族民众经过世代迁徙以及与周边民族的不断融合，在历史上曾经经历了多个文化形态，山林文化、畜牧文化、农耕文化都在其不同的历史时期留下了深浅不一的文化烙印。山林文化作为锡伯族文化的原生形态，构成了锡伯族的文化基因，奠定了锡伯族整体文化的基础。何钧佑锡伯族长篇口承叙事为了解锡伯族山林文化和族群发展，探究锡伯族民众心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进而为研究东北族群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收稿日期］2012-02-21
［作者简介］隋丽（1974～），辽宁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电邮：suili2001＠sina.com。沈阳 11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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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于：西北民族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