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神：被遗忘的信仰与神话
——欧洲访学的视觉日志（下）
叶舒宪
检查日报 2010年6月4日
陕西华县出土汉代熊抱一陶罐，2009年9月摄于首都博物馆“中华文明起源展”
合肥出土西汉金熊
旧石器时代的洞熊骨骼，2010年4月摄于瑞士苏黎世人类博物馆
在东亚地区自古没有狮子的生态环境中，最能代表当地远古人群的原生态信仰的神圣猛兽，自然要数熊和虎二者。
古朝鲜的檀君建国神话始于一熊一虎的竞争故事，最后神熊有幸成为开国君王檀君的母亲，也就是今人所说的“国母”。
而日本至今仍然保留着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熊本”、“熊野”等地名，以及以神熊为祭拜对象的熊野祭祀一类民间礼俗。
中国人则在有关华夏民族共祖黄帝的文化记忆中，最突出地保留着远古的熊崇拜或熊图腾神话的遗迹。自司马迁《史记》记载黄帝号“有熊”以来，没有人能够明确地告诉华夏子民:黄帝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兽类的名号?今人则大都沉醉在莫须有的圣物“龙”的传人之迷梦中，而不求甚解。
在讲述炎黄大战的神话叙事中，作为黄帝一方主力部队番号的，居然还是以熊为首的几种陆地猛兽。《史记·五帝本纪》所谓“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两千多年来根本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即便是在学术史上考据癖大蔓延的乾嘉时代，注解古书讲究“无一字无来历”的完善境界，却依然丝毫没有推进对“有熊”圣号所以然的理解，以及黄帝大军猛兽番号之谜的解读。现在至少可以明确的是，黄帝的主力军“熊罴貔貅貙虎”，共计六种陆地大猛兽，其中的前面四种皆与熊有关。现代东亚人奉为百兽之王的虎，只是屈尊排列在最后一位的。
而20世纪以来的疑古派史学家们，受到西学东渐以来的“历史科学”之理想化、客观化研究目标的误导，干脆将所有难以解释的上古历史记忆统统划归到虚构神话的领域，从而使得本来就“烟涛微茫信难求”的华夏文明起源，深锁在重重迷雾笼罩下的历史古层。
1983年，在辽宁建平县的一个小山冈牛河梁，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座五千多年前的女神庙，庙中供奉的除了泥塑女神雕像以外，还有一具真熊的头骨!民族学的大量证据表明，狩猎民族有以熊为图腾祖先的信仰，并虔诚地供奉熊头骨，作为图腾转世和再生的神圣象征物。参照五千年前的华夏先民崇拜熊神的出土遗物，上古国家的官方文献《周礼》中记载的傩礼，有“方相氏掌蒙熊皮”的细节规定，也同样是千古以来没有得到解释的哑谜。如今这个哑谜似乎也透露出一线解谜的曙光。
从已经发掘的遗址看，女神庙长22米，宽5.3米，分前、中、主、耳和后室。室内遗物以泥塑神像和陶器为主，泥塑人像相当真人大小，也有个别的为真人尺寸的一至二倍。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具女神泥塑像残损的头部，居然用两块绿色的玉片来镶嵌出女神的眼睛。牛河梁女神庙号称是继上世纪70年代秦始皇
兵马俑发现以来，中国雕塑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发现。室内发现的女神头像是女神庙中成群排列塑像中的一件珍品。女神庙周围千余米范围内的山梁分布有大型积石冢群。在冢群中心的大墓中，随葬有大件精美玉器，其中最具有神话想象力的玉器形象，莫过于放置在墓主人胸前的两只玉雕龙。辽宁考古所的考古工作者先将其命名为“猪龙”，随后经过仔细分辨又改称“熊龙”。可以说，这是足以让一切黄帝有熊氏的后代子民们欢欣鼓舞的圣物。红山文化女神庙的真熊头骨及玉雕熊龙的再现，作为东方神熊崇拜的史前渊源，虽然不及环地中海文化中的狮子造型那样久远，却依然是东亚地区史前宗教信仰内容和制作偶像之崇拜形式的最显著实物证据。
如何针对中国考古学提供的这种前无古人的新证据，作出及时的系统梳理和谱系研究，再参照民族学的活态文化，给古籍文献中类似黄帝“有熊”雅号的由来问题，提示新的解谜尝试，应该是当前中
华文明探源课题的一个诱人的探索方向。
一个曾经崇拜狮子的西方文明，借助于全球化的文化传播动力，如今已经将其原始崇拜物的形象推广普及到世界上一切没有狮子的国家和地区。
一个曾经崇拜神熊的东亚古老文明，在沧海桑田的文化变迁作用下，本土文化之根发生断裂和失传的现象，导致全民性的文化大遗忘。当年的圣物，今日已经蜕变为“泡泡熊”和“小熊维尼”之类的卡通和商标。此种失忆现象，恰好应验了古人的成语“数典忘祖”。
去年12月在台湾中兴大学召开的“新世纪神话学的回顾与反思研讨会”上，我斗胆提交的论文题为《从“太初有熊”到“太一生水”——四重证据探索儒道思想的神话起源》，就是想针对长沙出土楚国帛书中的“太初有熊”神话叙事，作出中国式宇宙发生论的重新解读。
但愿新出土的熊龙偶像，不只是在古董玉器收藏界和文物拍卖市场上掀起滔天巨浪，也能够激发炎黄子孙的自觉寻根意识，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本土图腾及其神话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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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放牛班的课堂 于 2010-9-25 19:43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