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勃

冯骥才在第二届传统节日论坛上做主旨发言 建议采取措施重建全民自发性节日文化

冯骥才：传统节日文化衰微 别让“国宝”丢了“魂”

来自人民网 2009年04月08日14:08  来源：《今晚报》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国务院参事冯骥才，昨天（4月3日）在第二届传统节日（寒食、清明）论坛上做主旨发言时说，面对传统节日越来越淡化的现状，需要政府、学术界、文化界、商家等多方共同努力，让传统节日重新成为全民自发性的文化节日。

　　冯骥才是4月2日傍晚抵达文化底蕴深厚、以“奇、险、秀”闻名遐迩的绵山风景区的。汽车沿着险峻的盘山公路迤逦而上，时而春雨纷飞，时而雪花飘飘，正令冯骥才体验了一把“清明时节雨纷纷”的久违诗境。尽管雨中观赏当地的民俗歌舞表演湿透了衣衫，他仍感到“无限畅快”。

　　清明节是我们的“国宝”

　　绵山，被誉为“中国寒食清明文化之乡”，昨天上午，冯骥才参加了隆重的清明祭祀（介子推）仪式后表示：抓住文化，就抓住了一个地方的“魂”。

　　在随后的主旨发言中，冯骥才阐述了节日文化在整个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节日有政治性的，如国庆节、五一节、八一节等；有部分人的，如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等；有传统节日，如清明、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是历经数百年、上千年，一个民族不断积累、约定俗成的生活的高潮，终极价值观的载体，是一种全民参与的文化创造。比如清明节。清明节是我们的国宝。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们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批获得批准的节日之一。一个民族精神的DNA，特别鲜明地表现在节日文化中，其他文化形式——戏剧、歌舞、年画、剪纸等也有这些特点，但不如节日文化这么强烈、集中，它是一个民族凝聚力、亲和力的“具体表现。”

　　传统节日为何日益淡化

　　“但我们的传统节日越来越淡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冯骥才话锋一转。昨天，他向与会的专家和媒体散发了一份表格，分析了七个传统节日的主要方式、崇拜目标、相关民俗、饮食、新形式和内容等，从中得出一个结论：春节是目前状态最好的传统节日，全球华人都过，而且增加了春晚、电话（短信）拜年、订年夜饭等新内容。清明、中秋的状况也较好，而七夕和重阳被整体淡化，甚至遗忘了。而且，所有崇拜对象已不复存在，相关民俗也七零八落了，只有饮食保存下来。冯骥才分析了传统节日淡化的五点原因：一、传统节日与农耕文化有关，在向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关系疏远了；二、在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信息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和冲击，疏离了人们对传统节日的意识和情感；三、传统节日皆为农历，现在的年轻人不大会进行农历和公历的换算；四、从“五四”到“文革”对历史的否定和割裂不是轻易能衔接起来的；五、我们自己也缺乏历史情怀和文化情怀。

　　重建全民自发性节日文化

　　冯骥才认为，淡化的传统节日不是仅仅靠政府和专家的提倡便能改变的，更需要全民的自发参与。他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重建传统节日文化——

　　一、媒体要大力营造节日氛围。近年来，在恢复和弘扬节日文化方面，媒体以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做了大量舆论引导工作，应继续坚持和加大力度。二、节日文化要从娃娃抓起，社会和家庭都要培养孩子的节日情怀，节日教材要进小学，但不要考试，要让孩子有兴趣和乐于接受。三、社会各界要开展各种公益活动，弘扬推广节日文化，公益可与市场结合，如西方人过圣诞节和情人节时，商家都开发了大量与之有关的产品，还可拉动内需。四、节日文化的创造，必须符合时代需求和艺术规律。冯骥才最后说，营造传统节日氛围，重建节日文化，政府、学术界、文化界和商家必须齐心努力，联合打造，变成一个全民的自发性的文化节日，未来才可能发挥作用。

（责任编辑：黄维）

张勃

安德明：当代中国节日传统的生产与再生产
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2009年04月08日15:16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对于节日，学术界通常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定义。狭义的定义把节日看作从过去生活中保留下来的传统节日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确立的新节日，例如，春节、清明节、中秋节、以及劳动节、国庆节等。本文的讨论所要采用的，是广义的节日定义，那就是把节日视为一个社会群体按照相对固定、统一的主题周期性地重复举行庆祝活动的特定日期。其中除了包括狭义节日中的所有内容外，还包括传统庙会和当代新产生的文化节等。

　　根据这个定义，本文将通过几个地方的具体实践的个案，来对当代节日传统的生产与再生产问题做初步的分析，总结其中的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希望能为今天会议的主题——在当代社会形势下如何弘扬传统节日贡献自己的思考。

　　今天各地流行的节庆活动，其中有不少是在各种现实力量的促发下生产或再生产出来的文化传统，从我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的看，它们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根据现实需要生产创造出来的新的节日，二是对原有节日传统的传承、发展或改造。

　　第一个类型的主要案例，是甘肃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在当地行署（后来的市委）的直接倡导和组织下，庆阳从2002年端午节前后当地政府开始举办文化节。其目的是“要以香包这个在当地具有久远传统和深厚民俗基础的民间工艺品为载体，结合当地其他传统民俗事象，来提高庆阳的知名度，带着庆阳走出甘肃、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活动期间，除了大型开幕式、文艺表演等之外，主要的是以香包为主的各种民俗工艺产品的展销。通过邀请政界、学术文化界人士和多家媒体参与，包括同民俗学会等各种学术团体联系，获得种种命名，等等各种方式，主办者进行了精心的组织和宣传工作。

　　迄今已经成功举办六届。不仅展示了庆阳绚丽多彩的民俗文化，还挖掘整理出了一大批民间文化资源，从而把庆阳的民间民俗文化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极大促进了庆阳香包生产的产业化，拉动了全区经济的发展。当地宣传中称之为“由庆阳市创办的国家级民俗文化节”。

　　另一个例子是浙江的宁海县。他们把徐霞客日记第一篇日期5月19日定为开游节，举办了两届的活动，并正准备促成5、19为国家旅游日。

　　在这个过程中，主办者出于发展地方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目的，在地方传统民俗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发掘，创立了一个节日。其中主导的力量是政府，包括民俗学者在内的学者和文化界人士，对于它的合法性的确立和文化地位的提升，起到了辅助的作用。从目前来看，这个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的确达到了一定的预期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民间传统文化起到了保护作用。但是，它究竟能否变成一个长期的地方节庆活动，其中还存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地方。这主要表现为，如何使活动从政府主导向民众自发参与主动组织转换的问题。

　　目前当地的活动主要由政府倡导组织，缺乏调动民众主动参与或自发组织的内在因素，缺乏一种具有身后历史积淀的文化传统的有力支撑。因此它只是一种政府的节日，而不是地方全民的节日，对地方民众而言，这种节庆活动除了能够为个别人带来一定的商机之外，大多数人都只是处于旁观者的状态，既无意也没有可能自发融入活动中去。这样，这种活动很可能会在行政力量略有淡化的情形下迅速沉寂。另外，可惜的是，这一文化节的组织者没有充分利用现有的端午节资源，没有使文化节同端午节密切结合起来。在时间的安排上，有一定的随意性（有时在端午，有时在9月）。当然，也许假以时日，在地方政府的长期努力下，一种新的有关这个文化节基于商业或娱乐等目标的内在需求会逐渐在当地人中被培养起来，并形成相应的民间组织，直到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被生产的新的节日文化才会在当地更加有力地延续下来。

　　第二种类型，是对原有节日传统的继承、发展或改造，从其运作方式看，主要包括这样几个亚类型：一是以地方文化精英和民间组织为核心，在一批来自学院的学者推动下，逐渐壮大起来的传统节庆活动。二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由学者配合而不断扩大影响的传统活动。三是主要以民间力量为主体，相对自足运作的传统节庆。

　　一、河北范庄龙牌会。

　　位于河北赵县的范庄，每年农历二月二期间都会举行龙牌会。龙牌是范庄村和方圆数十里地区的民众供奉的具有地方保护神性质的一个牌位，上面写有“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神位”，平时由范庄村中固定的19户（曾经是21户）人家轮流供奉，每年二月二期间，村人会在村中广场搭建巨大的神棚，悬挂近二百幅神像，并在中心位置供奉龙牌。二月初一的活动、初二为主祭日，初一前来助兴的各路花会仍要来进行广场表演助兴。这样的活动持续到初四。初四下午举行送龙牌仪式。初一请龙牌仪式上的各路花会又一次出现在神棚前，龙牌从神棚里请出按原路送入原会头家，在那里供奉两天后，二月初六，再将龙牌送入下一位当值的会头家中。
据说，之所以供奉龙牌爷，是因为地处华北平原的范庄一带干旱少雨，靠天吃饭的农民为求雨就供起了龙牌并向龙牌许愿：若七天之内下了雨就世代供奉它。果然，四五天之内范庄一带就下起了雨。人们信守承诺，世代供奉起龙牌爷来。

　　但经过知识分子的不断阐释和建构，这个活动被说成了纪念勾龙。事实上，当地人不知勾龙为谁。

　　合法性的建构

　　今天，已经从一个地方传统变成了知名的文化事象。从一个参与者经常担心被定为迷信的活动，变成了一个以龙文化博物馆等得到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公共文化。进入了河北省非遗名录。申报国家名录。

　　二、河南淮阳人祖庙会

　　二月二－三月三。纪念人祖爷。烧香许愿还愿。县里地方政府从九十年代起恢复之，重建了庙，重修了伏羲女娲像，搞了中华民族公祭大典。想发展旅游。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下了很大功夫，进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新的问题突出：

　　名录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外地游客（香客）多了门票贵，干涉了老百姓原来的传统。

　　名录和相应的传承人的认定，在促进当地民众自豪感和自觉传承意愿的同时，对当地的民众关系造成了影响。

　　那么，对于淮阳的人祖庙会以及相应的各种民俗文化传统来说，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一件好事，但并不意味着是一件绝对有益的事。

　　三、街亭村的上九节和元宵节。

　　位于甘肃省天水市，是街子乡的乡政府所在地，也是方圆二三十里的经济文化中心。每年正月初九和正月十五，这里都会有盛大的社火表演。由各村自发组织的马社火、高台（抬阁）等各种形式，装扮成传统戏剧或传奇故事中的经典场面，沿着主要街道游行，并到当地著名的庙观群崇福寺－杏林观敬拜玉皇大帝等神衹。这两天是当地人民的狂欢节，方圆数十里的村民都会赶来观看社火表演，村中街道往往水泄不通。

　　主要是民众自发组织的活动。由每个村子的传统民间组织负责人会长和一批热心社火事物的村民负责组织。年复一年，成了当地人表达自我、协商文化认同、地域认同的资源和重要途径，正是通过组织和表演社火，人们展示和交流了自己的信仰观念、他们对于传统的理解、对于时间的理解、对于集体的理解、对于村落关系的理解、以及对于欢乐的理解。这种内在需求的满足是这种活动得以周期性举行的重要动力。

　　地方政府没有直接参与。最多只是协助维持秩序（比如利用村政府的喇叭宣传）。但在大概十年前，由于市文化规划部门的统一决定，十五基本中止。这是当地政府对这一节庆活动最大的干预。

　　需要注意的是，当地的上九节却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既没有学者的参与也没有参与申报遗产等活动，反而在当地蓬勃地传承着。

　　通过以上的案例，我首先要说的是，节日在整个国家并不是一种均质的标准化的文化现象，而往往具有地方的多样性。在不同地区，人们会根据自己特有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条件，来进行地方性的节日安排，来保证生活的节奏性，而不必严格按照标准化的全国统一的节日时间安排。而这些节日的生命力有时可能会远远大于统一的节日。当然，在这些节日当中，各地的人民通过自己的方式在表达着大体相同的认识，这种认识，无论是在各地庙会当中，还是在如二月二这样的节日时间，都有一种总体上的共同的表达。那就是对于神灵的信仰，对于特定时间段的特定处理，等等。所以，对于目前的节日现状，不必过于忧虑。有的节日，在有些地方可能表现得比较衰落，但在某些地方可能大有生命力。某些大的节日，可能在全国范围显得有些沦丧，但在个别地方却仍然保留着强大的力量——当然，也许，某些节日从来就没有形成过全国性的普遍繁盛的局面——那或许只是一种想象。

　　其次，与此相关，不同的节日具有不同的传统内涵和特定的历史适应性。失去了适应性的节日，自然地要发生变化甚至消亡。

　　第三，传统是被不断发明、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过程，现有的传统并非一成不变地来自于过去的某个原点，其中甚至常常融入当代的内容。今天出现的文化现象，实际上也正在为促成向后世延续的传统增加新的因素。就新生产出来的这些节庆活动，倘若能够真正扎根于民间，真正内化为民众的精神信仰及其他各种日常生活活动的组成部分，就能够引起民众自发参与的热情，能够真正成为具有生命力的传统。

张勃

2009年04月08日15:48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摘　　要】中国传统节日是在数千年的民族发展中形成的岁时文化，作为生活需要的反映和民族精神的表达，成为中华民族特色鲜明的文化标志之一。造成其步入困境的因素包括建设性破坏、自然力破坏、相关知识的匮乏、外来文化的干扰和文艺作品的误导等，而其机遇在于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两大文化工程的深入开展、作为危机中树立信心的坚实基础和全民节日保护意识的增强。大力发展节日文化和节日经济是传统节日在困境与机遇中永续传承的基础。

　　【关 键 词】传统节日；基本类型；困境；机遇；发展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

　　一、中国传统节日的基本类型

　　中国传统节日是在数千年的民族发展中形成的岁时文化，作为生活需要的反映和民族精神的表达，它经过长期的共同的自然探索、生活需要和信仰追求的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特色鲜明的文化标志之一。中国的传统节日不仅在中华民族中传承，它早已远播域外，对日本、朝鲜、越南等汉字文化圈中的国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源流清晰。

　　中国传统节日满足着多重的功能需要，在不同的生活层面展开，并形成固定的期日、特定的节物、多趣的风俗和相关的传说或信仰。就类型而言，它包括农事性传统节日、纪念性传统节日、宗教性传统节日、游乐性传统节日等基本类别。

　　所谓“农事性传统节日”，即产生于农耕社会，服务于农耕生产，满足着农民或全社会生活需要的各种乡土节日。这类节日和相关的民俗事象有：立春日“鞭春牛”劝农重耕；除夕“响卜”判年成；元日看云卜丰歉、称江水占水旱；正月十五“点田蚕”；二月十二日“百花诞辰”，给花木挂红祈繁茂；等等。这些节日、节物、节事来自农耕社会，并始终以农田生产、作物丰收、农家情趣为其存在的前提。

　　所谓“纪念性传统节日”，即以历史人物的追祭、历史事件的纪念为主旨，表现民族的价值观、道德观、人伦观和审美观。这类节日有：被认为纪念介子推的寒食节；纪念诗人屈原，或大将伍子胥，或越王勾践，或汉女曹娥的端午节；四月初二瓦木工纪念鲁班的鲁班节；二月初八纪念祠山张大帝的张王节；上海郊区正月二十纪念黄道婆的“棉花生日”；贵州苗族六月二十四日纪念孟获的“花米饭节”；等等。这些节日以史事或传说与原有的岁时节日相联系，赋予它们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寄托怀念、崇敬、褒美和怜惜的复杂情感。

　　所谓“宗教性传统节日”，即主要来自道教、佛教等人为宗教的节日活动，以及其他来自民间信仰的以敬神祀鬼、趋吉避凶为追求的岁时节日。它们以宗教的内容与民俗的形式相结合，成为既神秘又通俗的宗教民俗现象。这类节日有：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的送灶日，二月二日敬祭土地的土地诞日，二月初三求读书做官的文昌帝君诞日，六月六日的火神诞日；四月初八的浴佛日，六月十九的观音菩萨成道日，七月半祭祀孤魂野鬼的“盂兰盆节”（中元节）；等等。这类节日反映了信仰与精神的因素在岁时文化中的深长投影。

　　所谓“游乐性传统节日”，即以满足功能为追求，以游戏、交欢、踏游等活动为主的民俗节日。这类节日有：三月三日女子头插荠菜花、下河游戏的祓褉日，七夕女子陈针巧、看巧云的乞巧节，九月九赏菊花、吃米糕的重阳节，南京人正月十六的“上城头”日，等等。这类节日往往脱去了信仰的、神秘的仪式因素，以户外的群体活动，展现轻松开朗、入世乐生的生活场景。

　　上述类型是着眼于民俗功能的划分，就具体节日而言，其文化功能的展现层面往往不是单一的，类型间存在着交叉、叠合的关系，反映着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丰富多彩。

　　二、中国传统节日步入困境之由

　　不可讳言，中国传统节日在当代已步入困境，需要加以研究、保护和利用，以发挥其特殊的文化价值和资源价值，留住民族的记忆，增进民族团结，发展节日文化产业。

　　导致当今传统节日的弱化乃有着多重的因素。从客观讲，社会的变革，生产的发展，城乡的巨变和生活的更新等，都使节日文化的功能发生了转移，农业不再是唯一的产业和全民自养的手段，宗教与民间信仰也不再主导国人的精神生活，传统的游乐方式也随生活的变迁而发生新的选择。这样，传统节日从整体上呈现式微状态自有其合理的方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对造成传统节日急剧衰退的某些人为的与自然的因素加以洞察和防范，培养和增强全民的传统节日保护意识已成为当务之急。归纳起来说，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尤其突出，值得我们注意和应对：

　　1、建设性破坏

　　所谓“建设性破坏”，是一种因城市化推进的需要或某种建设目标的追求，不顾历史、文化传统而盲目进行的街区与村落的大规模改造，从而造成城乡记忆的缺失和个性特征的消亡。其中有强拆造成的毁损，也有乱建酿成的破坏；有规划方面的失误，也有政绩观带来的干扰。例如，一些城市曾发生过的拆城墙、填河道等建设工程，使元夕前后登城走桥的岁时游乐习俗受到了阻碍。建设性破坏对于传统节日的传承来说，主要是改变了节日文化的传习空间和特定气氛，加快了原地民俗主体的流动和分散。

　　2、自然力破坏

　　相对于拆城墙、填河流、改造老街、翻建古村落、侵占文保单位红线等人为的破坏，自然灾害对文化遗产也带来了无情的摧毁，诸如地震、洪水、干旱、火山、海啸、瘟疫、泥石流、龙卷风、沙漠化等，往往造成某地或某种文化的破坏和湮灭，其中当然包括对传统节日文化的影响。大沙漠对楼兰古国的吞噬，泗州古城被洪水的淹没，使我们看不到它们昔日的繁华，也无从了解那里居民原有的节日生活。去年汶川地震对羌寨的破坏，又警示我们在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不可忽视自然力的影响。

　　3、相关知识的匮乏

　　由于普遍缺少传统文化和民俗知识的教育，我们的年节文化符号和功能意义已被很多人所曲解或淡忘，不少人盲目跟风，人云亦云，使节日习俗产生了明显的异变。诸如，说春节倒贴“福”字为“福到”，除夕年夜饭先请老人饮酒，说元宵节吃元宵是为“团圆”，端午节贴门神，把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鹊桥取名为“七巧桥”等，都反映了由于知识的缺失而造成了对传统节日事象的妄说。这些妄说经过新闻媒体、广告设计、旅游产品等的推动，在社会上又放大了对传统节日的扭曲。最近有人提出恢复“五一”长假，取消清明、端午等民俗节日的假期，就反映了文化知识与保护责任的缺失。

　　4、外来文化的干扰

　　当今来自西洋的基督教文化和来自东洋的日本文化已进入我们的节日生活，有的作为新的节日补充到岁时活动中，有的则渗透到我们传统的节日里，甚至被不少人误认为是自己的传统。前者主要指西洋节日，诸如圣诞节、万圣节、情人节、感恩节等；后者主要指东洋日本的节日风俗，如12月31日夜到寺庙听“新年钟声”。所谓的“除夕听钟声”活动，传入我国不过三十年的历史，但在一些城市的寺庙已从罗马历的除夕延伸到夏历的除夕，由服务日本游客转为吸引本国民众，俨然成为我们传统的节日风俗，不仅一般百姓搞不清，而且一些旅游、宗教、文化部门有时也积极参与，对我国的传统节日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淆和挤压。

　　5、文艺作品的误导

　　当今的某些文艺作品，由于编导和其他创作人员对中国民俗文化的不甚了了，常常出现知识的错误，这些作品的广泛传播又误导着广大的受众，给我们传统节日文化带来了麻烦。例如，歌曲《卖汤圆》说吃了汤圆“好团圆”；在电视剧《大明宫词》里，元夕街上人人带着面具、到处火树银花；在话剧《秦淮人家》中，端午节贴门神、晚上聚餐过节；等等。这些想当然的错误随作品而扩散，对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也产生了一定的干扰。三、中国传统节日的传承机遇

　　我们的传统节日虽然一度受到了挤压和淡忘，但在困境中又不乏希望，可以说，在重视软实力打造的今天，传统的节日文化也迎来了新的传承机遇。驱动节日文化传承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以下几点值得一说：

　　1、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并强调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当今的中国，文化建设已作为国策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一起成为国家的建设任务。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大政方针的提出，为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带来了春风雨露，给传统节日的复兴注入了活力。清明、端午、中秋去年增设为法定的节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将在今年或明年审议、颁布，传统节日必将迎来传承、发展的新机遇。

　　2、两大文化工程的深入开展

　　所谓“两大文化工程”，指由中国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开展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和由文化部组织开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这两大工程经数年的推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杰出传承人名单，而且出版了一批重要的成果，诸如《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中国民间剪纸集成》、《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县卷本）等，同时还编辑出版了以中国传统节日为研究对象的《我们的节日》丛书一套四种。与文化遗产相关的这两大文化工程使传统节日又重新受到重视，不少节物、节事得到恢复，甚至变得更为兴盛。山西省所举办的寒食节与清明节活动，江苏省所举办的中秋民俗节活动，以及各地节日文化庙会的复兴等，都是两大文化工程带来的显著成果。

　　3、面对危机树立信心的坚实基础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已造成国际性的经济危机，我国在危机面前则强调树立信心，共克时艰。信心来自哪里？除了来自改革开放30年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也来自我们上下七千年的悠久文化。文化是知识，是素养，是民族精神的凝聚，也是民族复兴的基础。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是强大的精神力量，也是战胜一切危机的信心根由。我国传统的节日文化中蕴含着阴阳相转、天人合一的深刻哲理，蕴含着顺应天时、坚忍执著的务实精神，蕴含着乐而忘忧、开朗豁达的生活激情，蕴含着彼此关爱、上下同心的和谐伦理。开展中国传统节日活动，拉动民众的节日消费，并打造节日文化品牌，这本身就是信心的表达，也是信心的标志。

　　4、全民节日保护意识的增强

　　近年来，我国的传统节日保护意识已普遍增强，民众参与传承、保护、利用的积极性日益高涨，传统节日作为全民的节日成为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方面。拿今年春节来说，各地都组织了文化庙会和民俗活动，使牛年的大年最为红火。例如，北京市组织了32项大型活动，其中庙会活动就有15个，吸引数百万群众前来参与，仅地坛公园的七天庙会就吸引了120多万人，创历届庙会之最。再如，南京夫子庙的春节灯会也越做越大，陆上的灯会已向秦淮河水上延伸，仅元宵节一晚就吸引了当地市民和外来游客40万人。民众的积极参与，是对传统节日传承与保护的最好支撑。很多民众在享受节日文化盛宴的同时，还对一些背离传统、错乱开发的项目提出批评，反映了全民节日保护意识的明显增强。

　　总之，国家的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经济危机中拉动消费的迫切需要，文化遗产意识的普遍增强和全民的高度关注，为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带来了机遇，我们的节日文化和节日经济必将迎来新的发展。

　　四、大力发展节日文化和节日经济

　　节日文化与节日经济本相辅相成，在当代生活中它们更是无法剥离。面对困境与机遇，传统节日必须在传承、保护的同时，有所利用和发展。为了“我们的节日”，当前我们应当注意做好以下的工作：

　　1、普及传统节日文化知识，加大教育与宣传的力度。可借助书刊、广播、影视、广告、课堂，介绍我国传统节日的悠久历史、丰厚内涵、文化地位和现代价值。尤其应注意相关公益性广告的制作，动漫手段的利用，以及市民讲坛、公益讲座的开设，让民众对自己的传统节日既知其然，又知所以然，并由知之、爱之到传之、护之。

　　2、推进普查、调研工作，加强节日文化的学术研究。传统节日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在56个民族中长期传承，因地理条件、历史状况、民族生活、行业差别等因素，相互间有所联系，又有所区别。把握区域的与整体的节日风貌，找到其个性与共性间的文化联系，需要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和长期而精细的学术探究。研究不仅能使节日理论深化，也能引导节日应用的实践。

　　3、拓展节日文化旅游，打造特色鲜明的旅游产品。中国传统节日往往有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的附丽，有特定的仪式或其他动态的事象，有岁时性节物为象征符号，并有诸多各具寓意的节日食品。此外，传统节日作为民俗节日，总能呈现出喜庆、祥瑞的气氛和欢快、乐观的情调。这些元素都可以用来打造节日旅游产品。它们以参与、体验为中心，充分发挥节日文化的满足功能，通过放大、转移、重构，以使寻常的岁时生活成为发展旅游业的特殊资源和特色产品。

　　4、加强区域间和国际间的节日文化交流，在更大的空间里提升传统节日的地位。文化是传承的，也是能传播的，它不仅在相邻的地域间传播，也在不同的民族间、国度间传播。归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都曾接受了中国的传统节日，不少节日元素和相关符号至今犹存。如果在中日间共同开展七夕节活动，在中韩间共同开展端午节活动，以及在东北亚、东南亚开展中秋节、中元节等节日文化交流，对提升传统节日地位、促进国际合作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5、开发节日产品，发展节日文化产业。传统节日的产品开发是一个发展节日经济的新课题，除了节日食品、饰物、礼物、服装、玩具、贺节晚会、贺岁电影等，节日旅游、节日书刊、节日动漫、节日休闲、节日体育、节日教室（节日期间的有关艺术、技艺、其他专业知识的短期培训）等，都能构成节日文化产业的发展领域。节日文化产业的发展与传统节日风俗的传承可以并行不悖，不一定构成前者对后者的破坏，而是一种对节日文化生活的适时补充。把“产品”、“产业”与“传统节日”相提并论，既顺应了时势的需要，也体现了文化创新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传统节日将摆脱面临的困境，在新的机遇中永续地传承和发展。

　　【作者简介】陶思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勃

　2009年04月08日16:37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摘要：21世纪初，中国传统节日处于复兴过程中。传统节日的节俗传统可以归结为物质、社会、精神三大层面，同时也可将传统节日习俗提炼为信仰、人伦、传说、饮食与娱乐五大要素。传统节日在传承文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传统节日中蕴蓄着重要的德育资源与伦理价值内涵，其中家庭伦理、社会伦理、自然伦理都是我们应该开掘利用的重要节日文化资源。建议在中学教育中融入传统节日教育，使年轻人感受、体会传统文化，适应新型国家公民必要的人文素养需求。

　　关键词：传统节日 资源 开掘 利用

　　小引：找回“我们的节日”

　　近年来，“找回我们的节日”成为一句文化复兴的口号。“我们的节日”是指与我们民族文化血脉相连的传统节日，它不是圣诞节、情人节，也不是其他西方节日。众所周知，1911年中国发生了一场伟大的革命。在辛亥革命时期，我们推翻了封建王朝，开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在推翻传统政体，告别传统社会的时候，有些东西做的不是十分妥当。比如说在使用公历、废除旧历的时候，对附着在传统历法上面的一些传统节日缺乏必要的照顾，或者是简单地将传统节日时间挪移到新的历法时间中。甚至要废掉传统节日。在民国时期，曾经有一段时间政府不让百姓过农历新年。将农历新年“元旦”的名字给了公历一月一日，将我们本来的新年改名春节。农历新年改为春节在今天看来也很好，也是一个新变化。但是在近现代百年史中，我们传统节日没有得到社会主体的积极传承与有效利用，社会主流观点认为传统节日是旧的落后的文化现象，是应该抛弃的东西。这样就造成了我们节日传统的断裂。

　　今天我们处在全球化的时代，面对全球化过程中以商品经济为唯一模式的时代，我们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我们中华文化要想在世界多元文化里赢得一席之地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抛弃传统，反而应该去传承与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近一百年来，长期自贱的民族心理应该得到矫正了。我们中国人要找到文化自信，要找到自己的文化地位，一定得到民族本土文化传统中去找，那么传统节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我们对传统节日在凝聚民族情感、传承民族精神方面特殊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感觉到传统节日的珍贵。所以在经历了几乎一百年的历史之后，我们需要重新发现传统节日的价值，需要“找回我们的传统节日”。

　　中央政府近年来在恢复与重建传统节日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2005年6月17号，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就发布了题为“关于利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的通知，号召大家尊重传统节日，而且它这里面对学校的教育提出了特别的要求。通知中说，“传统节日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宝贵资源”。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有具体的措施和办法贯彻传统节日教育。

　　2005年韩国申报端午祭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刺激。在媒体的作用之下，中国人突然觉得我们的宝贝被别人抢走了，虽然这令国人心痛，但客观上是促成中国传统节日重新为世人重视的契机，它推动了我们国家文化政策的变化。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把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七夕、重阳等节日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传统节日终于成为国家文化遗产。但是文化遗产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博物馆的陈品，它既是遗产、也是资源、也可以变成文化资本，就看我们怎么开发与利用它。 所以节日的遗产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说明国家对传统节日的重视。其实我们保护传统节日也是为了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世界文化都是欧美文化有什么色彩呢？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是对世界文化也是一个贡献，我们保护传承民族文化节日的时候，我们实际是保护世界文化遗产。

　　2007年，国务院经过长期的调研，确定把清明、端午、中秋、春节作为法定假日，在2008年开始实施。传统节日历经近百年的坎坷之后，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我们政府对传统文化态度积极而重大的变化。

　　一、节日传统的三大层面与五大要素

　　中国的文化是在农业社会中养成的，所以中国的文化有很强的农业性。长期的农业社会中形成其精神文化传统。这个精神文化传统就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有人说“和合”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所以我们在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时可以在传统文化里找到很到根源，和谐是中国人一向的追求。中国人认为最高的智慧就是中庸，就是处事中道。不仅指的是天人的和谐，还有一个人事的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先王之道最美、最有价值的就是“和”。节日传统正是这样一个文化大传统中形成的小传统，是从传统节日文化中凝练出来的精神要素，节日传统具有超越地域、阶层、时代的意义。节日传统可以总结为下面几个层面。

　　第一，节日物质生活层面的传统。节日物质生活层面的传统，最重要的就是饮食传统。我们每一个节日都有一个特定的食品。春节吃年糕、吃饺子，正月十五吃元宵，清明节吃青团，端午节吃粽子，中秋吃月饼，重阳节吃重阳糕，冬至节吃馄饨。这些节日的特定吃食，与我们节日祭祀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传统社会我们用这些节令食品给神灵献祭。祭祀不是迷信，祭祀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是对神灵的致谢与对祖先的感恩怀念。同时在民俗生活中，我们节日食品还具有适应时令、平衡阴阳、祈福求祥的功用。比如端午节吃粽子。因为端午节依傍的节气是夏至，夏至是阳气到了极点，阴气开始上升的季节。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需要顺气，就是什么气是上升的，我们就要顺它做事。我们在节日吃的节令食品就是顺气或助长生气的食品。端午节的时候是阴气上升的时候，粽子叶是阳性的，里面包的肉是阴性的，当我们剥开粽子的时候，阴气就自然的发散出来，这样阴阳二气就能协调。冬至吃馄饨，与夏至相反。冬至吃馄饨的时候要释放阳气。因此，我们的吃是有文化依据的。年糕、元宵、年夜饭的菜肴等都有吉祥寓意，这些节日食品美味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的象征意义。

　　中国人非常重视饮食，在节日传统中也有着非常深刻的体现。以“饮食亲宗族兄弟”是自古以来的礼仪，通过吃饭的惯制来加强我们家人之间的亲情关系。中国人不喜欢分餐制，中国人喜欢围着大桌子一起吃的共享氛围。中国人表面看好像一盘散沙，但关键的时候众志成城。这是天然形成的么？不是，它是我们很多细微的社会文化因素在唯系它、在传递它。就像在自然灾害面前，中国人会团结在一起。所以我们说节日是有着文化内涵的。节日食品不仅仅是物质产品，同时是文化创造物。每一个节日食品都负载着民俗的情感，围绕节日食品形成了丰富的民俗传说。节日食品不单是节日的美味，更多是一种心情的表达。节日食品的献祭、馈送与集体分享，构成了中国节日物质生活的重要传统。

　　第二，节日社会层面的传统。

　　中国节日生活既是家庭的，又是社会的。从中国的传统节日看，大多是以家庭为主的内聚性节日。所以中国传统节日很多是家庭型的节日。但是我们看到节日也有它两面性。传统节日活动注重家庭成员间的团聚与交流，将节日看成培育家庭意识与强化家族人伦的民俗时间。同时传统节日还是社会团结的机会，传统的节日对我们的社会人心凝聚带来了重要的机会。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传统节日活动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进行或一个家庭在进行，是以一个群体在进行。那我们在群体进行的时候就看到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团体。比如看龙舟赛，划龙船的时候有十几个人在一起划，有敲锣的、打鼓的、指挥的、划桨的人等等，都是来自于很多不同的家庭，他们利用这个划龙舟的机会而聚在一起。有人说“一颗心是孤单的，两颗心是爱情，更多的心是力量”。其实，我们的民俗节日就是把更多的心聚集在了一块。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自然情景，唤起我们同样的文化感觉，这个意义非常深远。我曾经专门对中国最早的岁时节日文献《荆楚岁时记》进行了研究，此书写成的时代是南北朝时代。这个时期是中国的分裂时代，中国南北分裂了近四百年的时间。但在《荆楚岁时记》中，我们看到南方和北方过同样的岁时节日——虽然分离了四百年，但是节日习俗却是基本相同的，这就是社会文化的力量，是社会聚合的强大动力。

　　第三，节日精神生活方面的传统。

　　节日是文化的节点，是民众精神生活的集中体现，是人们沟通、调节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以及安抚、表达人们内在情感的时机。我们从岁时信仰、节日传说、节日娱乐中可以提炼出节日民俗的精神传统。就是我们的节日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生活，不仅仅是社会成员的交往，我们还有个重要的精神的传递。比如灶神信仰，我们在灶神年画中看到灶王爷与两位夫人并坐的图像，民间流传有关灶王爷的传说，告诉人们要和睦家庭，不要浪费家财。 我们看到在传统的节日民俗中可以经常发现有祭祀的仪式。这些祭祀都是选择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来和神灵对话，其实这就是与自然的对话。节日传说构成了民众精神生活历史的核心。民众通过节日化妆的巡游、节日锣鼓的声响、节日竞技的展演等形式，抒发内心的情感、期望，显示自己的生活地位，加强村落社区成员之间的情感依赖与精神联系，从而促进民俗共同的内聚意识、保证民俗共同的内部和谐，所以我们看到传统节日里有很强的精神意义。

　　总的来说，传统节日的三大层面也可归结为五大要素：信仰、人伦、传说、饮食、娱乐。

　　信仰是节日发生与传承的重要动力，节日信仰包括自然信仰与人鬼信仰两大部分。在传统社会中，节日信仰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化，它由节日形成初期的绝对支配地位演进到节日成熟期之后的逐步退隐的状态，随着节日文化的发展，节日信仰由浓郁趋向淡化，但是节日中的信仰成分仍然在节日因素中居主导地位，所不同的是后代的节日信仰形态发生变化，人们将信仰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人事方面，人们更看重情感与人伦，是与世俗密切关联的生活信仰。古代年节“蜡祭百神”，以自然神灵为重点，今天人们在庭院中拜祭天地、在堂屋拜祭祖先，以祖先为重。

　　人伦是节日社会运行秩序原则，中国传统社会是强调伦理原则的社会，节日是人伦集中体现的时机，中国传统节日充满了人伦色彩，直到今天社会，节日中的人伦因素仍然鲜明存在，虽然有所淡化。传说是节日民俗的解释，传说因为附着在节日之上，而世代流传；节日习俗因传说获得生命的活力，从而也为节日习俗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力量。人们不断地通过节日传说接续节日传统，使节日在历史社会中始终保持着新鲜与完整。

　　饮食是节日的物质象征，是人们满足口腹之欲，表达民俗信仰与情感、体现人伦的重要方式。

　　娱乐是节日活跃的灵魂，所有的节日都跟娱乐分不开。我们传统节日发展到今天，尤其要注意节日娱乐，首先让大家从感性上喜欢传统节日。很多人不是不喜欢传统节日，而是觉得传统节日太贫乏、东西太少。其实我们传统节日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只是我们没有有效的发掘它。我们以前把很多传统节日习俗被当作包袱抛弃掉了。今天我们应该把传统节日丰富的内容还给我们的节日，这其间包括鞭炮。本来中国人天性就喜欢热闹，我们闹新年、闹社火、闹元宵，所有的民俗活动都是在热闹的气氛中度过，鞭炮是非常助兴的一个民俗物品，是“辞旧迎新的文化象征符号”，“它可以使人更加深切地体验到旧与新的区别，使生活更加富于艺术美感”。 但是我们以城市生活与人身安全的理由，相当程度上禁止燃放鞭炮，我们的春节曾经较长时间是静悄悄、冷清清的。这些烘托气氛的民俗物象被抽掉之后，它对中国人感情伤害很大。万幸的是我们从2006年开始去掉了完全禁止鞭炮禁令，将禁放改为限放，虽然一字之差，却体现了中国社会的重大进步。春节燃放鞭炮，是民众情感的表达，是普通百姓祈福的方式。在民间生活中传承的民俗是不能随意禁止的，否则就会对社会群体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



　　二、传统节日在传承文明中的地位与作用。

　　传统节日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遗产，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传承文明的功用。

　　首先，传统节日是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我们平时生活里跟传统距离比较远。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工厂、公司的职员，过着现代的刻板生活。但是当我们在传统节日期间，就可以脱离日常的时间的安排，进入一个特殊的时空里面，这个时间就是民俗个体生活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我们看到传统在起作用，传统在这个时空里表现的十分充分。假如我们有时间在四月初一至四月十五上京西妙峰山，就可以看到妙峰山庙会里那种传统景象。所以，传统节日承载、传递着传统文化。人们利用传统节日定期进行传统的表演与传统的教育，使传统在民众生活中得到延续与加强。

　　其次，节日最大特点是周期性复现。传统节日在年度时间中循环，人们可以不断地脱离日常世俗时空、回到神圣的历史时空中，直接面对自己的祖先，反复重温传统、体味传统，从中汲取新的文化力量。传统节日保守（保持坚守）并强化着传统。我们不能说传统就是过去，我们的身上有传统、有现在、也有未来，传统在过去、现在、未来都可能在我们身上有联系。而且今天在全球化时代加强文化本位、文化自信的时候，更需要传统。传统节日为我们复兴与重温传统提供了重要时间保证。

　　第三，传统节日给传统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机会。我们的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变化也是在传统节日中实现的，它不断地增添新的内容。比如说看到庙会里面有许多的民俗风情出现，有些民俗风情并不是我们的社会所固有的，而是外来的东西。比如鲤鱼旗，它是08年北京春节地坛庙会的一个标志物，但它实际上不是我们的，它来自日本。日本端午节的时候挂鲤鱼旗，家里有几个小孩就挂几条旗。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节日的新变化。当然，传统节日，无论它怎么变，它的核心就是服务大众生活、服务社会，强调社会成员的联系。我们传统节日的创新，最终要服务于人民的生活需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对自我的精神调节，在传统节日中有着全面的体现。

　　三、传统节日的德育资源与伦理价值内涵

　　中国传统节日是祭祀日、庆祝日与亲情日的复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传统节日的伦理意识特别浓厚。传统节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伦理文化。伦理文化是讲人际关系的文化，传统节日中有很多的道德理念。从传统节日德育资源的角度，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开掘。

　　第一，家庭伦理的养成。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对家庭伦理是非常重视的。布什总统在某一年春节对华人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很大，其中一个贡献就是家庭伦理。家庭伦理是传统节日的一个重要概念。家是社会的细胞。我们说爱家爱国，保家卫国，家是每个人最基本的落脚点。假如家庭不和谐、家庭不稳定，怎么能实现社会稳定？在中国社会里，一定强调家庭的建立、家庭的伦理。中国的传统节日大都是围绕家庭的伦理来展开的。中国的传统节日多是内聚性的家庭节日，所谓内聚就是家庭成员以家庭为精神情感中心。

　　我们看到中国的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都是家人团聚、长幼同欢的团圆节，家人团圆是最大的幸福，这是中国传统幸福观的体现，这是最基本的幸福观。传统节日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回归家庭的良机，所以亲人都积极珍惜团聚机会，血缘关系、亲情关系都在回归中得到强化。家庭稳定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春节是中国第一大节日，春节回家是社会永恒的主题。春节有许多增强家庭伦理的习俗，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在春节的时候要送礼物，一般是晚辈要给长辈送上礼物，祝福新年。在传统社会，媳妇要给公公婆婆送新鞋垫新鞋祝福长寿。年节中给尊长送节礼，这是后辈对长辈的感情的表达和物质的馈赠，是尊老伦理的要求。长辈同样在新年时要关爱幼辈，关爱的方式是给压岁钱。早期的压岁钱是一种象征物，是特制的钱币。人们用它“压岁”，所谓岁，在早期是说鬼祟的“祟”，希望小孩得到所在家族长辈力量的保护。这个压岁钱的给予与接受在本来是一种亲情的表达和关怀，它有利于家庭伦理的增强。

　　同时，我们看到这个节日不仅是家人之间的交流、伦理关系的加强，而且也是跟亡故祖先对话的机会。因为传统节日里，祭祖的内容非常重要，春节祭祖、清明祭祖，端午祭祖、冬至祭祖，传统节日大多都要祭祖。节日不仅是跟世间家人的团聚，其实跟祖先的对话也是为了加强建设家族的团结。清明更是加强家庭伦理的机会。清明是祭扫的节日，人们通过祭祀祖先，感恩先人，加强家庭的凝聚力。今天我们过清明要强调这样的意义，不仅说要从情感上怀念我们的祖先，同时要对我们的祖先表达感恩之情，是祖先给了我们生命，是祖先的许多文化创造，让我们今天享受着生活的便利。我们虽然没有美国人那样的明确固定的感恩节，其实，清明也是一个感恩节。我们看到日本人感恩的意识比较强。有的人把他用过的物件都要埋在一个地方，并且做一个墓，定期去祭祀，他认为这些用过的东西都是给人服务过的都是贡献过的，我们应该学习这种感恩的意识。这种意识是应该提倡的，我们应该尊重自然、尊重生命、爱惜物体，目前我们对物没有形成尊重意识。清明节在养成中国人感恩意识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端午，也称女儿节，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享受家人的关爱。中秋节是团圆节，家人团聚，同时吃月饼赏月。吃月饼还有一个吃法就是家里有多少人切成多少块，一人享受一块，如果有人在外回不来就把这一块留下来，等他回来吃。重阳节是敬老节，中国人敬老有着悠久的传统，这是中国农业社会所决定的。大家知道早期社会在汉朝的时候，普遍都认为老人是财富。我们农业社会需要他们的指导，老人是财富，所以老人一向受到尊重。而中国的九九重阳节恰好就是适应这个需要建立，当然早期不是这个意义，后来有了变化。开始有了九九长久的意思，希望老人身体长久。这样的敬老，我觉得在今天也是一种财富。我们的社会就要进入老年社会，我们仅今天年轻但都是未来老年社会的一员，对老人的不尊重，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伤害。所以重阳节这个敬老传统应该弘扬。这个弘扬不仅仅是感情问题，实际上也是为未来社会做出贡献，因为情感的关怀和物质的馈赠是敬老传统的弘扬。老人是社会的财富，为家庭社会做出过贡献，重阳节应该强调这一点。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和谐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我们在日常教育活动中要把这个意识加强。学校要去教育学生怎么去表达孝道，学校应该通过一些细小的东西让他自己去做去感受，自己教育自己。

　　第二，社会伦理的培育。中国人善于利用传统节日开展乡里合作与增强社会团结。以春节拜年来说，虽然先是家族内部互拜，但是逐渐拜邻里，拜亲人，拜社区。假如说春节是一台大戏的话，从腊月二十三拉开序幕，到正月十五元宵谢幕，这正是从家庭向社区的拓展过程，由此我们看到的是各层面伦理意义的展开。我们邻里之间的关系在过去一年中可能不大和睦或磕磕绊绊，但在过年时见了面总要问声“过年好”，这句话犹如春风化雨能把一年的疙瘩给解开，节日就有这样的功效，节日就给人们这样表达与增强伦理关系的机会。我们看到很多民俗活动都是在一个群体或几个群体的协作过程中完成的，这样就实现了民众之间的互惠互利，实现了民众之间的整体协调，它有利于培养民众之间的整体文明，实现社会团结。其实在中国现代社会里，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传统节日来加强群众交往，加强社会伦理的培育。比如说元宵节，元宵节在我们的传统节日中要进行公共的社火表演。如果说其他节日是家庭型的，元宵节就是要进行整个社会的交往机会。之前的时间段不让出门，但元宵节可以出去看灯、看人、去进行社会交往。我们今天都市化的社会里面，很多邻里都不认识，我们要加强社区之间的来往，可以充分利用元宵节这样一个机会来开展活动。端午节也是一样，而且我们看到民俗活动里的一些竞技表演，很多都不是仅仅决出一个胜负，更多的是为了交流。我们看到在这些活动里面，比赛的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体社区之间在同一场所进行共同的表演活动，以此增进彼此之间的社会联系。这种民俗活动跟体育竞技有不一样的地方，体育竞技的一二三名，要金牌银牌铜牌，而民俗活动它对胜负并不太在意，关键是大家相互之间的协作、群体之间的交流。有的传统节日也是一个社会伦理的教育节。比如说七夕，七夕是牛郎织女相会，讲的是牛郎织女的爱情忠贞，这个爱情忠贞本来是天经地义的。在封建社会，男女婚嫁是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但是它强调忠贞。就我们今天社会来看，男女之间的情感关系就已经大大弱化。年轻人流行语：“只求一朝拥有，不求天长地久。”从两性伦理上看，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那我们借七夕这个传统节日来做一个爱情忠贞、情感忠贞方面的教育，是非常有效的，这也是一个社会道德的伦理教育。 七夕节告诉我们青年男女，对待他人应该有相互的忠诚与责任感。七夕节中人与人之间互相情感忠诚的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是历史伦理的教育。我们传统节日有非常深厚的伦理内涵，历史伦理教育在中国传统节日占有一定的比重，它主要表现在清明与端午两个节日上。我们说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伦理结构，我们利用这个结构做我们的伦理教育。清明节是祖先祭祀的日子。

　　其实在古代祭法中，除了家族祖先应该祭祀外，还祭祀对人类群体的生存发展有特殊贡献的人物。比如重要的文化创制者（黄帝、伏羲等）、能够抵御大灾大难的重要人物。我们今天尤其能深刻的体会到大灾大难对人类的摧残，这些积极抗灾抗难的重要人物都是我们尊重的对象。还要祭祀抵御外敌而献身的先烈。因此清明节，除了对家族祖先的纪念，还要对许多有功德的人进行纪念，对这些人物的纪念都体现在清明节的祭祀活动中。在历史时代对这些人物的纪念都选择在一个特殊的时间，但现代社会把这些祭祀都浓缩到清明节，这是一个新的传统，也是一个创造性的发展。比如清明公祭黄帝。民国时期，孙中山专门祭祀了黄帝。祭祀黄帝的意义非常重大，民国建立之初，需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支柱，于是找到黄帝。孙中山在民国初年发表《祭黄帝陵文》指出：“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世界文明，惟我有先。”这是当时的情况，我们讲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是就是从从黄帝说起。毛泽东在1937年祭祀黄帝，写了《祭黄帝陵文》长文，动员民众抗击外敌。希望黄帝能保佑中华子孙。每当民族危难的时候，举行黄帝祭祀尤为重要，祭祀的时间都是在清明节。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有过中断，现在是由国家副委员长来主持国家公祭。还有海峡两岸的共同举行的公祭。其他如伏羲、女娲、大禹等都有相应的祭祀仪式，不一具述。

　　清明节除了祭祀先祖之外也有对先烈的祭祀，我们看到在建国后对先烈的祭祀也是非常重视的。清明节的扫墓我们印象很深。中宣部通知：“节日期间，要突出纪念先人，缅怀先烈的主题，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革命传统，慎终追远，珍惜幸福生活。”实际上就是教育我们要有感恩的心情，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我们的先人给我们留下的基业，是我们的先烈给我们开辟的太平。端午节同样是一个追念先贤的节日，我们一般称端午节是“粽子节”、“龙舟节”，但是还有称“诗人节”。所谓诗人节就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屈原的祭祀不是一直就有的，是在南北朝一个分裂的时代里出现的。为什么要在分裂的时代来祭祀屈原，因为屈原有非常高尚的人格，有伟大的爱国情怀。大家知道，以前端午节祭祀的不仅是屈原、还有伍子胥等，但所有的人物比起来，屈原的人格最符合历史伦理的需要，所以我们在节日发展的过程中，就想起了屈原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传统节日传承到今天的时候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主题。我们今天弘扬爱国精神，就应该强调对屈原的祭祀、对屈原的纪念。屈原忠诚国家的高尚品质，具有很强的历史伦理意义。 在追怀屈原爱国的情怀时，我们可以受到教育。所以说传统节日里面的历史伦理教育，有利于培养人们乐于奉献、勇于为国牺牲的高尚的情操。我们不能低估民俗节日的这些祭祀内容。其实这些教育会潜移默化在人们的意识之中，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假如我们在这个方面不作为或者是轻描淡写，那就是我们的失职。我们不要批评年轻人不懂规矩、忽视伦理，其实责任在我们年长的一辈身上，我们曾经破坏或者中断了这样的文化传承，现在是我们反思并补偿的时候。

　　第四，自然伦理的建立。在我们的传统节日里，自然伦理在我们平时的节日里表现的不太明显，但这正应该是我们未来节日发展所要有所遵循的。我们应该利用传统节日这样一个机会跟自然沟通，建立跟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关系。实际上我们传统节日里面也有这样一些因素，比如传统节日强调天时与人时的协调。什么是天时，就是自然的时令、季节。我们最开始所有的节日都是依据天时的。我们的春节是靠近立春，我们的端午是靠近夏至，我们的中秋是靠着秋分，我们的腊八是靠着大寒。每个节日都基本靠近一个节气时令，以四季时令为基础。传统节日常常有向天地万物神灵祈福的内容，这些神灵其实都是自然的化身，人们对神灵的礼敬，也就是对自然的尊重。人们通过对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的神灵祭祀，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同时我们顺时而动，因时耕作播种，使人的生产生活节奏与自然节律协调。在节日中人们可以通过登高、踏青等野外活动来建立良性的天人关系。让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在传统节日中表达尊重自然、敬畏生命、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情感与观念。

　　我们希望能充分开掘传统节日文化资源，有效培养情感忠贞、志向高远、道德高尚的中华文化传人与新型国家公民，也就是既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担当，也有新的科学思想的“新人”。梁启超在上个世纪初提出“新民”说，我认为在当代中国也应将培养“新人”提到应有的历史高度来认识。

　　[作者简介] 萧放（1960-），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民俗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文化艺术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张勃

2009年04月08日16:13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传统节日的研究在基本立场和具体方法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大都和现代化、全球化有关。本文立足文化多元化原则，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全球、民众与精英等对立概念之间来展开我对节日研究的一些看法。

　　文化在本质上是人类生活方式以及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表达。由于各地自然环境和特殊历史机遇的差异，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集团形成了适应不同环境的不同文化。所以，人类文化本来就是多元的。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人们逐渐突破了本族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开始追逐以先进国家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从而实现了全球化，各民族固有文化逐步被妖魔化，所有民族的文化之间趋同现象越来越严重。那么，原本的多元的人类文化是否应该以现代化的名义归于一统？这是当前很大的一个问题。

　　根据文化多元化原则，全球化固然有促进各民族、各国家人民之间交流的作用，但是，它包含着文化不平等、妨害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入理解。因此，文化全球化危害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减少了人类未来文化发展可资利用的传统文化资源，抹杀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减少了人类应对不同环境的可能性。依照这个原则来看我们的传统节日研究，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对传统与现代、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关系的反思

　　研究传统节日，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评价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在文化上就是西方文化和本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完全以西方文化作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并且把中国传统文化置于现代化的对立面，加以批判。9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与发展，另外一种相反的思潮在学术界兴起，那就是站在传统立场批判以西化为主要诉求的现代化。二者虽然口号相反。但是，在对立传统与现代化方面，倒是一致的。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回顾历史是必要的。晚清以来，一直以中央之国自居的中国遇到了来自西方的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发生全面危机。于是，晚清时代接触了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发动了所谓“新文化运动”。五四以后，越来越激进，以至于要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全盘西化。态度激进的鲁迅主张“青年不要读任何中国古书”。连温和的胡适也是主张“全盘西化”。为什么这些人物在这方面都不约而同地反对传统文化？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社会局面除此之外似乎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落后、政治专制、个人缺乏自由，这些都阻碍现代化的实现。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是所有后进国家都必然面对的一个关于现代化的问题，并非中国知识分子“得天独厚”。日本、韩国的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之初，都有过类似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活动。所以，新文化运动之初，人们反对传统文化是有道理的。今天，我们反思新文化运动不能全盘抹杀它的正面意义。

　　不过，新文化运动全面否定传统文化是不符合事实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并不完全对立，剔除了迷信、专制之后，传统文化可以和现代化相互协调。另外，传统文化作为丰富多彩的人类自由创造的文化模式之一，自有其独特价值。即使其中有阻碍现代化的因素，也不能全面否定。我们不能因为传统文化和西方模式不同而否定其价值。在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有必要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思。

　　随着以学习西方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在世界范围的不断展开与深化，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完全西化的现代化是有局限性的。对物质世界的全面征服和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并没有给我们这些非西方文化的后进国家带来“现代化”所许诺的精神生活的独立与自由，而是相反：随着“西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们逐步丧失了自己的精神独立，从服装到语言，越来越没有民族特色；人文学术研究，越来越沦为西方学术的附庸。其实，严格说来连附庸也说不上，只是一个紧跟在西方学术之后的影子——没有自己的生命力，没有文化独立性，更没有文化自由。作为中国人的所有文化标志几乎都在衰亡之中。这是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带来的一大弊端。

　　目前，批评这种西化倾向的人很多。但是，我以为这些批评中存在一些误区。比较突出的错误是站在维护传统的立场上来批判新文化运动，这跟林琴南当时反对白话文的立场性质相同。新文化运动固然有缺陷，极大伤害了中国文化。但是，这个牺牲也换来了世界观念，以及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比如个性独立、比如人的自由与平等。没有新文化运动，我们就看不到世界其他文化的价值，还停留在“中央之国”的幻觉中，更谈不上对自己文化的改造与创新；没有新文化运动，我们今天也无法认识到人的主体性，无法论证文化独立的价值。

　　今天的批判，不能从中国文化自身的立场出发，而应该从中国文化作为全世界人类文化独特一员的立场出发，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价值平等的立场出发来立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个公约就是基于文化多元化原理，目的是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具有这样的文化相对主义的眼光，而不是完全退回到清末文化保守派的顽固立场，仅仅从保护传统立论来批判新文化运动。


　　二、对民间与精英关系的反思

　　在一个民族文化的内部，存在着两种文化传统。一个是精英知识分子代表并传承的大传统、一个是民众传承的小传统。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各自适应着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的不同生活方式。尽管，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一个精致、高雅，一个粗犷、通俗。但是，作为民族文化的两翼，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从文化多元化原则出发，它们之间是平等的，并不存在何者更为优越的问题。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直以民众导师自居。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知识分子动辄以民众的教师爷自居，口口声声要对民众进行文化启蒙。这是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优越感的表现。民众尽管受教育程度不高，民间文化更多地采用口头语言来表达、靠言传身教来传承，而不是采用文字来表达和传承。这在掌握着文字表达的某些知识分子眼中，就成了落后的表现，是“没文化”。这是把文字当成了文化传承的唯一工具，是错误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对民众进行启蒙，因为民众有自己的口头传承的文化——换成今天流行的词汇，就是“非物质文化”。这就和民众没有权利对精英文化进行指责一样。文革时期，政治家利用民众文化指责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也同样是不对的。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不可或缺的两翼，各有各的意义。

　　具体到节日文化来看，每个民族的节日文化都有两个载体，一个是民众的节日生活，节日习俗；另一个是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字记录。对于民俗学研究而言，我们面对的材料有两种，一个是田野材料，另一个是文献。可是，目前的相关研究绝大多数都以古典文献为主要材料。这是一种偏差，是忽视民间文化的表现。习俗，特别是节日习俗，本来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对于节日习俗的研究应该以直接的生活实际为对象。古典文献中的节日材料虽然也是从民间调查来的，但是往往很不完整。由这些本身不完整的而且是第二手的材料来论证节日习俗是很冒险的事情。最好，还是到民间生活中去调查节日习俗比较可靠，也更加生动。

　　在近代知识分子忙于西化，或者忙于反对西化的同时，生活在乡野之中、远离文化中心的广大百姓在天威涉及不到的地方，完全按照自己的实际需要自觉不自觉地做着文化传承、文化创造的工作。在全盘西化观念、经济崩溃和政治干预的三重打击下，中国传统节日在过去100年严重衰落。

　　近年来，传统的乡村社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逐步恢复了自己的传统文化生活，传统节日在农村比城市要活跃得多。这是值得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一直遭受激进知识分子的摧残，是民众而不是自称“精英”的知识分子保护、传承了传统节日。难道，我们不应该转变过去的偏见，把主要研究努力放在民间节日习俗的调查和研究中吗？

　　一些论著在研究民间节日的时候，经常批评民间节日的某些内容落后、不科学、不符合历史事实、迷信等等。这都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让民众充分享受自己的文化生活。

　　也许有人反对我的看法，根据是古典文献记录的传统习俗比较古老，价值高。这话的确有一些道理，因为既然研究的是传统，当然越古老越好。不过，判断传统习俗的价值不能单单依据时间的古老，还要看它的流传范围和流传时间。很多极其古老的习俗后来都失传了，它的价值就大打折扣。比如根据杨慎所说，宋代有基于女娲补天神话的天穿节。当代某些农村地区也有所谓“扫晴娘”的崇拜，可能是天穿节的遗存。但是，总体上这个节日早已经消亡，传统早已经中断，成了博物馆中的死文献。它已经不能继续作为当前中国节日习俗的一部分。所以，还是把当前民间日常生活中的节日习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比较好。

张勃

刘宗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2009年04月09日14:01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介子推焚死绵山的故事，自古相传，对此一故事的风俗文化背景及其与寒食节之间的关系，学者已多有阐释，此不赘述。但是，介子推故事中，有一个重要环节，即介子推作《龙蛇歌》一事，似乎一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这一说法在战国时期即见诸文献，在《韩诗外传》、《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刘向《新序》和《说苑》、蔡邕《琴操》等战国两汉文献中俱有记载，其说大同小异，《乐府诗集》中并有托名介子推所撰《士失志操》（即龙蛇歌）四则。这些记载足以表明，介子推与龙蛇歌这一故事在上古一度广为流行，并且是与寒食节故事和风俗一同流传的，因此，认识这一故事的来龙去脉，对于我们了解寒食节的来历以及介子推故事的文化内涵至关重要，这里仅就早期文献中关于这一故事的记载略作抄撮，呈诸同好，至于对此故事之深考，则请俟异日。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 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内外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 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 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 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 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庄子•盗跖》）

　　晋文公反国，酌士大夫酒，召舅犯而将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万。介子推无爵。齿而就位。觞三行，介子推奉觞而起，曰：“有龙矫矫，将失其所。龙既入深渊。得其安所。蛇脂尽干，独不得甘雨。此何谓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过也。吾为子爵与，待旦之朝也。吾为子田与，河东阳之间。”介子推曰：“推闻君子之道，谒而得位，道士不居也，争而得财，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国者，子也。吾将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闻君子之道，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则不敢当其后。为人臣而不见察于其君者，则不敢立于其朝。然推亦无索于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为之辟寝三月，号呼朞年。（《韩诗外传•二十三章》）

　　晋文公反国，介子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槁）死于中野，悬书公门，而伏于山下。”文公闻之曰：“嘻！此必介子推也。”避舍变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万。”或遇之山中，负釜盖簦，问焉曰：“请问介子推安在？”应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见而欲隐，吾独焉知之？”遂背而行，终身不见。（《吕氏春秋•季冬纪•介立》）

　　介子歌龙蛇， 而文君垂泣 。（高诱注：介子推从晋文公重耳出奔翟，遭难绝粮，介子推割肌啖之。文公复国。赏从亡者。子推独不及。故歌曰：“有龙矫矫，而失其所。游蛇从之，而啖其口。龙既升云，蛇独泥处。”龙以喻文公，蛇以自喻也。于是文公觉悟，求介子推，不得而号泣之。）（《淮南子•说山训》）

　　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尽行赏，周襄王以弟带难出居郑地，来告急晋。晋初定，欲发兵，恐他乱起，是以赏从亡未至隐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至死不复见。介子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史记•晋世家》）

　　晋文公反，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将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万。介子推无爵齿而就位，觞三行，介子推奉觞而起曰：“有龙缫缫，将失其所，有蛇从之，周流天下，龙既入深渊，得其安所，蛇脂尽干，独不得甘雨，此何谓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过也。吾为子爵，与待旦之朝也；吾为子田，与河东阳之间。”介子推曰：“推闻君子之道，谒而得位，道士不居也；争而得财，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国者，子也，吾将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闻君子之道，为人子而不能成其父者，则不敢当其后；为人臣而不见察于其君者，则不敢立于其朝，然推亦无索于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为之避寝三月，号呼期年。……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谓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新序•节士》）
　文公即位，赏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与若俱隐。”至死不复见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反其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文公出见书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其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表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晋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侨去虞而从焉，文公反国，择可爵而爵之，择可禄而禄之，舟之侨独不与焉，文公酌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为寡人赋乎？”舟之侨曰：“君子为赋，小人请陈其辞，辞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一蛇从之，周流天下，龙反其渊，安宁其处，一蛇耆干，独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请待旦日之期；子欲禄邪？请今命廪人。”舟之侨曰：“请而得其赏，廉者不受也；言尽而名至，仁者不为也。今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曲草兴起，莫之能御。今为一人言施一人，犹为一块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历阶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终身诵甫田之诗。（《说苑•卷六》）

　　（周）举稍迁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注：《新序》曰：晋文公反国，介子推无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龙，星，木之位也，春见东方。心为大火，惧火之盛，故为之禁火。俗传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后汉书•左周黄列传》）

　　《龙蛇歌》者，介子绥所作也。晋文公重耳，与子绥俱亡，子绥割其腕股，以救重耳。重耳复国，舅犯、赵衰，俱蒙厚赏，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遂遁入山。其章曰：“有龙矫矫，遭天谴怒，卷排角甲，来遁于下。志愿不与，蛇得同伍，龙蛇俱行，身辨山墅。龙得升天，安厥房户，蛇独抑摧，沉滞泥土。仰天怨望，绸缪悲苦，非乐龙伍，惔不眄顾。”文公惊悟，即遣求得于绵山之下。使者奉节迎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火荧自出。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哀之，流涕归，令民五月五日，不得举发火。（蔡邕《琴操》）

　　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琴操》曰：晋文公与介子绥俱亡，子绥割股以啖文公，文公复国，子绥独无所得，子绥作龙蛇之歌而隐。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绥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举火。又周举《移书》及魏武《明罚令》、陆翙《邺中记》，并云寒食断火，起于子推，《琴操》所云子绥即推也。又云五月五日，与今有异，皆因流俗所传。据《左传》及《史记》，并无介推被焚之事。周礼司烜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注云：为季春将出火也。今寒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则禁火，盖周之旧制也。（《荆楚岁时记》【宝颜堂秘籍本】）

　　《琴集》曰：《士失志操》，介子推所作也，一曰《龙蛇歌》。《琴操》曰：文公与介子绥俱遁，子绥割腓股以啖文公。文公复国，咎犯、赵衰俱蒙厚赏，子绥独无所得，乃作《龙蛇之歌》而隐。文公求之不肯出。按《史记》：文公重耳奔狄，其后反国，赏从亡，未及介子推。子推欲隐，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文公出见之，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亡入绵上山中。於是文公环绵上山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是也。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反其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於中野。有龙矫矫，遭天谴怒。三蛇从之，一蛇割股。二蛇入国，厚蒙爵土。馀有一蛇，弃於草莽。有龙矫矫，将失其所。有蛇从之，周流天下。龙既入深渊，得其安所。蛇脂尽干，独不得甘雨。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乐府诗集•卷五十七•琴曲歌辞》）

　　按：《龙蛇歌》所吟当源自古代民众龙星纪时的知识，龙指苍龙，五蛇、四蛇云云当指组成东方苍龙星象的诸宿，未能升天的一蛇（比喻介子推）当指苍龙的最后一宿尾宿。上古时期，东方苍龙的升沉见伏周期正与一年四时的循环相吻合，因此古人观龙星而纪时节。龙星初春黄昏升起于东方，标志春天的开始，当季春之月，龙星的整体大都升起，只有最末之尾宿尚隐于地平线下而不可见，此时正值春末夏初，是雨季开始之际，也是农作物生长需要雨水的时候，因此古人常于此时为庄稼祈雨，祈雨的对象就是东方苍龙。所谓“龙见而雩”（《左传》）是也。

　　介子推割股的故事大概也由此而来（股喻尾），与此有关的还有广为流传的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后一故事亦与请龙祈雨有关。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张勃

2009年04月09日14:06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一、将生死并置：清明节俗的结构

　　1、扫墓与踏青并存

　　自清明节作为一个独立节日从唐代诞生开始，它的核心节俗就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悼亡的扫墓，一是示生的踏青、蹴鞠、斗鸡、荡秋千等活动。这两部分内容不仅在同一时间分属于不同的人群，甚至在节日里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早在唐代扫墓时，就已然如此。唐高宗在公元7世纪颁布的一份诏书中就说：“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近世的相关记载就更多。且举一例，据地方志记载，在民国时期的北京一带，“清明日，男女簪柳出扫墓，担樽榼，挂纸钱，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以纸钱置坟岭。既而，趋芳树，择园圃，列坐馂余而后归。”

　　2、扫墓活动本身是生者到亡者的栖息之所的拜扫，是生者与死者在同一个时空中的共在。

　　二、将生死并置：清明节的意义

　　1、清明节将生死并置，必然强化生者与死者的联系。

　　如果我们综合考虑清明节人们的扫墓祭祖行为，可以发现人们所祭之祖实际上处于不同的层面，有一家之祖，有一族之祖，有一地之祖（贤），像成都清明放水节祭拜李冰父子，有一国之祖（贤），如对炎黄的祭拜。清明节里，那么多人不约而同地来祭拜亡灵，为什么？因为我们记得他们，没有忘记，他们有的给了我们生命并将我们抚养成人，有的用自己的发明创造、有的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有的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创造了维系了我们现在赖以栖身的家园，我们是他们的后代，是他们恩惠的受益人，对他们存有一份感恩的心。而在扫墓祭拜的过程中，我们强化了这份联系。记住他们就是记住了历史，就是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历史。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一定是懂得感恩的民族！

　　2、清明节将生死并置，必然强化生者之间的联带感、归属感和认同感。

　　我和你和他为什么在同一个时间来到同一个地点对同一个人表达我们的敬意？是因为我和你和他有所共享有所共担，因为我和你和他都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来自同一个家庭、同一个家族、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国家。不同层面的祭祖行为，让人们在不同层面具有了彼此之间的联带感，也拥有了不同层面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清明节将生死并置，必然促使生者对生命的思考。清明节将死生并置，是将“向死而生”这个永远都无法解决的矛盾赤裸裸摆开了给人看。常日里，死人的坟墓总与活人的生活相隔甚远，活着的人总会以为死亡是在自己触摸不到的距离。但清明节里，这边厢是在杨柳风杏花雨中欢歌笑语的血肉之躯，那边厢是一丘坟土下默默无言的枯骨一把。这边厢就是自己的现在，那边厢虽是别人的现在却也正是自己的未来。相信任何一个置身于其中的正常人都不会无动于衷。他会悄悄计算属于自己日子，“该怎样活着”必然成为他的追问。而这种思考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在以后的生活态度。已经有人指出：死亡将导致我们毁灭，但对死亡的察觉又能拯救我们！

　　宋代有个叫高翥的诗人，作过一首很名的《清明日》，诗云：“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出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这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的感叹不正是扫墓后对生命进行思考的结果吗？这是一种珍爱生命享受生活的态度。而人们在扫墓之后总是沉醉于荡秋千、放风筝、斗鸡、蹴鞠、踢毽子、踏青等各种富有生命力的活动，也是因为它们都是对参与者生命力的张扬，甚至吃青团、插柳条等唱响的也是生命之歌、青春之歌。

　　4、清明节将生死并置，必然促使生者对死亡的思考。

　　有人说，死亡有两种，一种是有准备的死亡，一种是没有准备的死亡。一年一度的清明节不断提醒生者死亡的不可避免，不断让生者与死者近距离接触，它令人直面死亡，让人死得有所准备。有所准备地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能够冷静地回忆自己的过去，规划自己的未来，能够学会坦然地面对他人的和自己的死亡，能够以更加超然的心态和智慧面对世俗的种种纠缠。
同样重要的是，清明节让人看到了死者所能受到的来自生者的尊重。人的一生不仅包括有尊严地生，也包括有尊严地死和死后被有尊严地对待，在清明节的祭拜亡灵中，一个人知道了，正像他在纸钱鲜花中感受到祖先曾在这个家族家庭里真实存在过并受到尊重一样，将来有一天自己长眠，自己也会被子孙怀念、尊重和祭奠，自己不是无依无靠的，而是有所归属。这样，当死亡的脚步一天天逼近时，他便不会发出“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般绝望孤独的天问，而能安详坦然地闭上眼睛。

　　总之，将死亡与生命并置，让人们在生中感受死，在死中感受生，于现在感受过去，于对过去的回忆中感受现在与未来。清明节让我们明白自己的责任，让我们尊重先人，尊重过去，帮助我们建立对过去、现在、未来关系的正确认知……

　　也是从这里出发，我认为清明节在当今的死亡教育领域有可能会发挥十分独特的作用。

　　死亡不可避免，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坦然面对他者之死与自我之死，都能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更重要的是，并非所有人都知道要善待生命、珍爱健康，自杀问题在当下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05年9月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全球每年因为自杀而死亡的人数近100万，这个数目是因暴力死亡人数的两倍。15岁～25岁青少年自杀率呈上升趋势。在中国，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如何加深青少年对死亡的认识并将其转化为珍惜生命、珍爱健康的强大动力，有意识地提高生命质量，我们需要死亡教育。

　　现在许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死亡教育的重要性，但在如何进行死亡教育上还存在许多争执。据说美国的一些小学校里开设了别具一格的“死亡课”。在教育部接受过专门训练的殡葬行业从业人员或护士走进课堂当起教师，跟孩子们认真地讨论人死时会发生什么事，并且让他们轮流通过演剧的方式，模拟一旦遇到亲人因车祸死亡等情形时的应对方式，体验一下突然成为孤儿的凄凉感觉，或走进火葬场参观火葬的全过程，甚至设计或参加一台模拟的“向亲人遗体告别”仪式等等。在我国，也有人用写遗书、墓志铭、到火葬场的方式进行死亡教育，引起了很多争论。我个人认为，这些方式可用，但也不免显得突兀，我们有清明节，这一传统节日是进行死亡教育的最佳时空。希望家长、学校、社会能将其利用好，明确将其作为死亡教育的课堂，将正确的死亡观念、人生观念融进清明扫墓和举行各种相关活动中去，引导孩子在参与活动中去思考生命，理解死亡，体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将清明节作为死亡教育的重要时空，可以视为传统节日应对社会问题、在当代传承的新的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