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月二起源于唐代，与中和节的创设有密切是关系。元明以后的二月二则是在继承前代节俗的基础之上，根据二月的节气、物候、月令宜忌不断丰富发展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它吸纳了既有节日——惊蛰和春社的传统行事，从而成为一个活动多样、内涵丰富的春天的节日。其文化意义有：(1)“二月二，龙抬头，大囤尖，小囤流”：对农业丰收的企盼；(2)“二月二，围墙根，蝎子蚰蜒不上身”：对人身康宁的热望；(3)“二月二，敲门枕，金子银子往家滚”：对生活富裕的追求；(4)“二月二，接宝贝儿”：(4)对社会关系的协调；“二月二，不干活，坐下来，吃大馍”：(5)休闲时间；落了天灯好上工：年节终了、常业开始的标志性时间。
[关键词]二月二；龙抬头；起源；流变；文化意义
作为我国一个重要的民间传统节日，“二月二”因为节期在农历二月二日而得名。关于二月二的起源和流变，目前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其中吉成名的《龙抬头节研究》，通过对文献的征引和分析，得出“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是从惊蛰节和春社日发展而来的”，“惊蛰节和春社日是龙抬头节的前身”的结论。该文对龙抬头节的研究相当深入，笔者也十分认同他关于“至少在(唐)德宗时期还没有流行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的说法。[3]此外，吕红艳的《二月二节俗流变考析》、雪峰的《生的盛宴——二月二东北节俗文化心理探源兼论龙的实质》也探讨了二月二的起源问题。前者认为：“‘二月二’节日由来已久，是从先民们对土地的崇拜中形成、发展而来的，社日节俗起源于上古时代，至唐代有了确定的日期及相关的习俗记载，而‘二月二’龙抬头节最早形成于北方地区，形成时间为元代。”后者将二月二视为“一个与龙有关的节日”，“源于远古龙崇拜观念”。[4]但从现有资料来看，看不出二月二的起源与土地崇拜或者与龙有关。二月二成为一个与龙、土地崇拜有关的节日，是后来发展演变的结果。
一、二月二节日的源起
在中国传统节日体系中，二月二是个较为晚出的节日，其之为节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与中和节的创设密切相关。
目前所见有关二月二日最早的记载出自李林甫等撰成于739年的《唐六典》，书中提到当时有中尚署令每年二月二日向皇上进镂牙尺及木画紫檀尺的做法。[5]而这些尺子会被皇帝赏赐给大臣。开元贤相张九龄就得到过唐玄宗的赏赐，并写下《谢赐尺状》表达激动和感恩心情，唐玄宗则有《答张九龄谢赐尺诗批》，对赐尺仪式的象征意义做了简短但不乏深刻的表述，表达了希望臣子们秉公办事、正当行使权力、权衡协调好各种关系的良好愿望。[6]
唐朝二月二进尺赐尺的做法其实是对《月令》传统的遵循。据《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7]也即二月是“日夜分”，即昼夜长短差不多等同的月份，这时要对“度长短”的尺、“数多少”的量、“示轻重”的衡等日常生活必备之物进行确定和校正。之所以选择“日夜分”的时节，是因为正如有些人解释的：“形而上者谓之道，而阴阳之气运焉；形而下者谓之器，而阴阳之理寓焉。道则体乎天，器则用乎人。体乎天者，既适其中矣，用乎人者，可以失其中乎?此同度量之类所以必在乎日夜分之月也。”[8]“人之所用当须平均，人君于昼夜分等之时而平正此当平之物”，正符合我国传统社会崇尚和践行的顺天应时这一法则。值得注意的是，《月令》所载“同度量，钧衡石”的活动原本只是在仲春之月，并没有明确的固定日期，可是到了公元7世纪中叶，这一活动已固定在二月二日[9]，这无疑表明二月二日在当时的时间制度中已经较为特殊。但此时它只是官方进尺赐尺仪式举行的时间而已，尚未成为一个节日。
二月二在此时尚未成为节日的一个重要证据是中和节的创设。
关于中和节的创设，史有记载，其中曾慥《类说》引李繁《邺侯家传》“中和节”条所述最详：
德宗曰：“前代三九皆有公会，而上巳与寒食往往同时，来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乃春无公会矣。欲于二月创置一节，何日而可?”
泌曰：“二月十五日以后虽是花时，与寒食相值，又近晦日，以晦为节，非佳名色。二月一日，正是桃李开时，请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其日赐大臣方镇勋戚尺，谓之裁度。令人家以青囊盛百谷果实相问遗，谓之献生子。酝酒，谓之宜春酒。村闾祭勾芒神，祈谷，百僚进农书，以示务本。”
上大悦，即令行之，并与上巳、重阳谓之三令节，中外皆赐钱，寻胜宴会。[10]
此外，《旧唐书》和《新唐书》亦有记载。《旧唐书·德宗纪》云：(贞元)五年(789)春正月“乙卯，诏：‘四序嘉辰……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宰臣李泌请中和节日令百官进农书，司农献种稑之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问遗，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以祈年谷，从之。”[11]《新唐书·李泌传》的记载则与《邺侯家传》的记载极其相似。[12]
由上述记载可知，新节之设乃唐德宗的动议，李泌担当了设计之任，并做出如下设计：(1)节期在二月一日；(2)节名中和；(3)节日当天举办各种活动。这些设计得到了唐德宗的首肯，遂有贞元五年(789)正月颁布诏书如下：
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崇上巳，晋纪重阳。或说禳除，虽因旧俗，与众共乐，咸合当时。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同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13]
由此，中和节便通过颁布政令的方式在全国推行开来，成为时人节日生活的一部分。
从中和节建构的来龙去脉来看，它是唐德宗试图增加公会时间、“欲于二月创置一节”的结果，这清楚地表明在唐德宗发出设节动议的时候，还不存在二月二这个节日。因为如果已有此节，便不会有二月设节的动议。
二月二成为节日当是在中唐以后。就笔者所知，有关唐代二月二为节的资料，也是二月二为节的早期资料主要有白居易的三首诗、李商隐的一首诗以及李淖《秦中岁时记》、韩鄂《岁华纪丽》、庞元英《文昌杂录》中的相关记载。详见下表：
资料提供者 | 相关资料 | 资料出处 | 诗文表现的节俗 | 备注 |
白居易（772—846） | 明朝二月二，疾平斋复毕。应须挈一壶，寻花觅韦七。 | 《二月一日作，赠韦七庶子》，载《全唐诗》卷453。 | 聚会宴游
| 大和九年（835）作于洛阳。[14] |
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 | 《二月二日》，载《全唐诗》卷456。 | 踏青出游 | 开成元年（836）作于洛阳。[15] |
众皆赏春色，君独怜春意。……何日同宴游，心期二月二。 | 《和梦得洛中早春见赠七韵》，载《全唐诗》卷459 | 聚会宴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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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 | 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 | 《二月二日》，载《全唐诗》卷539 | 出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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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淖（晚唐人） | （长安）曲江采菜，士民游观极盛 | 《秦中岁时记》 | 采菜、出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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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鄂（晚唐人） | “巢人乞子以得富”注：“昔巢氏时，二月二乞得人子归养之，家便大富，后人以此日出野田采蓬叶，向门前以祭之，云迎富。” | 《岁华纪丽》卷1 | 采菜，迎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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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元英（宋朝人） | 唐岁时节物，元日则有屠苏酒、五辛盘、咬牙饧，……二月二日则有迎富贵果子…… | 《文昌杂录》卷3 | 吃“迎富贵果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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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节日定义为“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某种风俗活动内容的特定时日”，[16]上述资料表明，二月二在中唐以后已然是一个民间节日，其主要民俗活动就是上表第四列显示的寻花采菜、踏青宴游、迎富(包括吃迎富果子)等。
那么二月二何以成为一个节日呢?如果考虑到二月二在中和节创设之后不久即已被文人记录(自中和节于789年出现到白居易835年将其入诗，还不到40年的时间，鉴于文人记录又一般晚出于记录对象出现的时间，二者出现的时间间隔会更短)，考虑到中和节与二月二在时间上的前后相继以及节俗方面的某些关联，考虑到唐朝人热衷于过节娱乐的社会风气，那么我们思考二月二起源问题时，是很难不将其与中和节联系起来的。
号称“海内雄富”的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也是我国节日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雄厚的经济实力、安定的政治环境、开放的社会风气以及唐人对精神自由、个性解放的普遍追求使得唐朝人形成了热衷于过节的社会风气，他们延续前代已有的节日尚嫌不够，还不时“自我作古”创设新的节日；他们热衷于在节日里进行户外活动，放歌纵酒、郊游野宴、游戏玩乐，从而把一个个原本富有信仰色彩的节日推向娱乐，推向狂欢。[1]这种风气在整个唐朝都是盛行的，而德宗朝尤其如此。经过安史之乱的战火，人心思安。“德宗在779年中期人们期望恢复唐朝力量和光荣的热烈心情中登上了皇位。”[2]经过十年的努力，国家经济力量增强，社会趋于稳定，这种背景之下，以皇帝为首，社会上兴起一股世俗享乐之风，正如陈寅恪先生曾经非常正确地指出的：“贞元之时，朝廷政治方面，则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德宗方以文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社会方面，则久经乱离，略得一喘息之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3]而时人热衷于过节是趋于嬉娱游乐的最重要表现。中和节也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中得以创设出现的，它的出现反过来又体现了这一社会风气在当时的普遍和浓烈。
如果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有理由猜测，当中和节以国家颁布政策的方式设立以后，对于嬉娱游乐的偏好令人们(至少一部分人)并不满足于仅在二月初一这一天开展活动，他们还会把活动延续到第二天。当一个地方的一些人以相同的方式度过特定的某一天并以年度周期为单位进行重复时，这特定的某一天也就演变成该地方的一个节日了。
从唐代二月二的节俗活动方面考察，也确实与中和节有明显的关联。贞元五年正月颁布的诏书强调，“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同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也就是说二月是各种草木发芽的时候，人们应该俾其昭苏，助其畅茂，创设中和节的目的即在于此。就“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而言，可以说没有比踏青、挑菜更好的手段了。
大概正因为二月二与中和节的密切关系，所以一些后人述及二月二时，甚至会以“中和节”来称呼它。如《奉天通志(二百六十卷·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就说：“(二月)初二日‘中和节’，俗称‘龙抬头日’，以惊蛰率在此节前后，故云。”[4]又河北《南宫县志》(二十六卷·民国二十五年刻本)云：“(二月)二日，曰‘中和节’，亦曰‘挑菜节’。”[5]
当然，二月二日为节还当与我国节日多重数的状况有关，吉成名已经注意到此点：“龙抬头节为什么定在二月初二呢?笔者认为，人们定在这一天，不是定在初一，也不是定在初三、初四，很可能是考虑到二月初二双‘二’重叠、便于记忆的缘故。人们对数字重叠的日子，历来偏好。”[6]笔者也相信，对重数节日的偏好有助于人们对新的重数节日的认可。或者说，当一月一日的元正、三月三日的上巳、五月五日的端午、七月七日的七夕、九月九日的重阳共同构成了一个很有特色的重数节日序列以后，人们会比较乐意在这个序列中再增加一个二月份的重数节日。至于唐代以后，“中和节”这个官方建构的有着令名的节日反不如由它而起的二月二盛行，部分原因大概也可以从这里来寻找。
二、 二月二的流变
自唐代到今天，二月二在时间长河里经历了它的流变过程。大致说来，这一流变过程可以分为唐宋时期、元明时期、清代民国时期和20世纪中叶以来等四个阶段。
1、唐宋：发生发展期
二月二为节始于唐代，是一个以踏青、挑菜、迎富为主要习俗活动的节日。宋代依然如此，在节日流行范围和热闹程度似乎比唐代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宋代文学作品中，“踏青”、“挑菜”两词屡屡出现，比如贺铸《薄幸》中有“自过了收灯后，都不见，踏青挑菜”，吴潜《望江南·忆江南》中有“挈榼携壶从笑傲，踏青挑菜恣追寻”，陆游《水龙吟·春日游摩诃池》中有“挑菜初闲，禁烟将近”等，都说明踏青、挑菜习俗的普遍。宋人魏了翁有《二月二日遂宁北郊迎富故事》，诗道：“才过结柳送贫日，又见簮花迎富时。……里俗相传今已久，谩随人意看儿嬉。”[7]展示了遂宁一带的迎富习俗。又《太平寰宇记》卷149提到万州和忠州之地的风俗时，都提到迎富之俗。比如写到忠州风俗：“夷獠颇类黔中……二月二日携酒郊外迎富。”[8]看来不仅汉人，连少数民族也加入了迎富、过二月二的队伍。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二月二还有了挑菜节、踏青节、迎富节等专门称呼。
张耒有《二月二日挑菜节诗》：“久将菘芥芼南羮，佳节泥深人未行。想见故园蔬甲好，一畦春水辘轳声。”诗作描写了作者在节日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题目便直写“二月二日挑菜节”。祝穆《方舆胜览》记载梧州容县一带景物，其中有迎富亭：“与沧浪亭相对，容俗以二月二日为迎富节，因以丨丨名丨。”[9]可见二月二又有迎富节的称呼。
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游蜀江”条引杜氏《壶中赘录》提到：“蜀中风俗，旧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读到时人过此节的热闹场面：
都人士女络绎游赏，缇幕歌酒，散在四郊。历政郡守虑有强暴之虞，乃分遣戍兵于冈坡冢之上，立马张旗望之。后乖崖公帅蜀，廼曰：“虑有他虞，不若聚之为乐。”乃于是日自万里桥以锦绣器皿结彩舫十数只，与郡僚属官分乘之，妓乐数船，歌吹前导，名曰游江。于是都人士女骈于八九里间，纵观如堵，抵宝历寺桥，出宴于寺内。寺前创一蚕市，纵民交易，嬉游乐饮，倍于往岁，薄暮方回。[10]
蜀地二月二的游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有些怕出问题的官员不得不出兵来维持秩序。当后来一位官员采取“聚之为乐”的措施后，“嬉游乐饮，倍于往岁”，二月二越发热闹了。
其时不仅民间重视二月二，宫廷中也很重视，这一天要举办挑菜御宴。只是宫中的挑菜与民间的挑菜颇不相同。在民间，挑菜不过是寻找挑挖新鲜的野菜，在宫中，挑菜就变成了一种好玩的游戏。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详细描写了宫中挑菜游戏的做法和赏罚：“二日，宫中排办挑菜御宴。先是内苑预备朱绿花斛，下以罗帛作小卷，书品目于上，系以红丝，上植生菜、荠花诸品。俟宴酬乐作，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篦挑之。后妃、皇子、贵主、婕妤及都知等，皆有赏无罚。以次每斛十号，五红字为赏，五黑字为罚。上赏则成号真珠、玉杯、金器、北珠、篦环、珠翠、领抹，次亦铤银、酒器、冠鋜、翠花、段帛、龙涎、御扇、笔墨、官窑、定器之类。罚则舞唱、吟诗、念佛、饮冷水、吃生姜之类，用此以资戏笑。”皇宫中的这一游戏，对挑中红色书写的野菜名的人给予奖赏，对挑中黑色书写的野菜名的人进行惩罚，十分有趣，引得“王宫贵邸，亦多效之”，[11]同样以此为乐。
总体看，唐宋时期的二月二是个充满着快乐的节日，其活动主要是在户外进行踏青、挑菜和迎富等，体现着时人对大自然的亲近热爱以及对富有的追求。
2、元明：转型期
元明时期，唐宋时期二月二的踏青、挑菜、迎富习俗在一些地方仍然传承不废。元·谢应芳《二月二日漫兴》诗云：“时俗喜逢迎富日，老夫羞作送穷文。”[12]《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卷“熙朝乐事”中云：“二日，士女皆戴篷叶，谚云：“蓬开先百草，戴了春不老。”[13]可视为踏青挑菜的证明。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新的节俗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二月二已与龙联系起来，并已有关于撒灰和禁忌的明确记载。元代末年熊梦祥《析津志·岁纪》载：“二月二日，谓之龙抬头。五更时，各家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糁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男子、妇人不用扫地，恐惊了龙眼睛。”[14]元代《朱太守风雪渔樵记》杂剧中一段对白云“我直到二月二，那时可是龙抬头，我也不敢抬头”，也是二月二已被称作“龙抬头”明证。
到了明代，与龙、撒灰相关的习俗记载明显增多，比如沈榜《宛署杂记》第十七卷载“二月引龙”，并在注中进一步解释：“宛人呼二月二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委婉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15]嘉靖年间纂修的《河间府志》和《雄乘》、《莱芜县志》、《淄川县志》等地方志书中也都有“引龙”的记载。如《雄乘》卷上云：“仲春之月厥二日，以灰糠画龙于井，以青灰引至瓮下或仓库内，曰引龙。”[16]
此外又有其他习俗活动出现。比如《宛署杂记》有宛平一带的人们“用面摊煎饼，燻床炕令百虫不生”的记载[17]。又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中提到：“二月二日曰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薰床炕，曰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也。”[18]隆庆《赵州志》卷9载当地：“以灶灰围房屋，辟百虫，具鲤鱼猪脯馈新归之女，曰开素。”嘉靖《雄乘》卷上载：“是日也，将鲤席逆女，仍以礼馈之。”嘉靖《夏津县志》载：“仲春之月，二日用灶灰围屋避虫鼠。”又嘉靖《隆庆志》载：“二日以元宵日留糕食，耕夫谓之不打铧。”此外，嘉靖年间的《莱芜县志》和《淄川县志》中有“填仓”的记载。嘉靖年间修浙江《淳安县志》中有以二月二为花朝，乡间祭里社的做法：“花朝，二月二日，东西坊市为会，务以华丽相高。其间有露台甚奇巧，然亦观上人好尚而为之。乡间于是日祭里社。”
从上述资料来看，二月二的重要节俗如引龙、填仓、驱虫、迎女、祭社等此时都已经出现。这些节俗活动的出现和举行，大大改变了二月二原有的节日性质，使其从一个内容相对单调、娱乐色彩浓厚的节日转化成为一个内涵十分丰富以崇龙祀土、驱避害虫、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生活康宁富有为核心内容的复合型节日。二月二节日性质的改变，主要缘于它对惊蛰日、春社日传统行事的吸附与发展，以及人们在传统文化的作用下将其与龙紧密联系起来。
惊蛰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岁时广记》卷一引《三统历》云：“惊蛰为二月节，春分为二月中气，惊蛰者，蛰虫惊而始出也。”[19]惊蛰节气到来的时候，就是各种虫子(包括蛰伏的)蠢蠢欲动的时候。这些虫子当中，有许多因有害于人类而成为被想方设法消灭的对象。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已有用灰、烟熏除虫的做法，《周礼·秋官·司寇》还记载了专门负责除虫的人：“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虫。蝈氏掌去蛙黾。焚牡菊，以灰洒之，则死。以其烟被之，则凡水虫无声。”[20]唐代孙思邈《千金月令》则格外强调了惊蛰日的撒灰：“惊蜇日，取石灰糁门限外，可绝虫蚁。”二月二与惊蛰节气相距甚近，遂挪移了惊蛰日撒灰驱虫的做法，由此成为许多地方驱除虫害的特定时间。后来更发展出形形色色的驱虫方式，成为二月二节俗的核心内容之一。
对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物质进行崇拜是原始崇拜的重要内容，土地是人类居住生活的场所，是人类获取生存资料所需(衣、食、住等)最重要的源地，对土地的崇敬和膜拜在我国早已有之。后来随着原始崇拜向人格神崇拜的转变，对土地的原始崇拜便转化为对社稷(土谷)神的崇拜。在中国传统社会，对社稷神的祭祀历来有官社和民社之分，官社有不同的级别，分别由相应级别的官方代表人物组织并参与，民社则主要由一个社区的居民组织和参与。无论官社和民社，一般都是一年举行两次，即春社和秋社。春社和秋社时间一般分别在二月和八月，至于具体日子，魏晋以前各朝有各朝的规定，[21]隋唐以后官方制定祭社礼，多以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时间，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为秋社时间。社日源远流长，起源于三代，传承于汉魏，发展到唐宋时期已十分盛行。春社日，是在春耕开始之际人们祭祀土谷神以祈求他们保佑风调雨顺、庄稼丰收的日子，同时也是一个放歌纵酒、禁忌作活、有着特殊饮食以及其他多种习俗活动的节日[22]。据《岁时杂记》，社日，“人家旋作鏊饼，佐以生菜、韭、豚肉”，又“小学生以葱系竹竿上于窗中触之，谓之开聪明。或又加之以蒜，欲求能计算也。”又“社日学生皆给假，幼女辍女工，云是日不废业，令人懞懂”。[23]但是元代之后，社日节日趋没落。至少到明代时，一些乡村已将二月二视为土地公公的生日，春社日的种种传统行事也移至二月二进行，其重农务本、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节日内涵也成为二月二的节日内涵。
二月二之所以与龙紧密联系起来，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二月星象、物候、气候及其之间关系的认知有关。农业在我国出现很早，农业生产最讲究不误农时，所以中国人特重时令，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发现特定星象的方位在不同时间各不相同，因此根据其所在方位，便可以判断当时的季节。根据《尚书·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等记载，说明最迟商末周初，我国古人就已取得观测天象以确定四季的天文知识。古人将天上群星分成二十八组，叫做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又按东西南北四方分为四组，即所谓四象，即东方苍龙、南方朱鸟、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其中东方龙星的出没周期和方位与一年中的农时周期相始终而格外受到关注。春天春耕开始时，黄昏时龙星开始显露头角；夏天农作物生长时，黄昏时龙星高悬于南方夜空；秋天庄稼丰收时，黄昏时龙星开始掉头向西方下行；到了冬天万物伏藏之时，龙星则隐没身影。龙星现身则春天来临，农耕开始的认知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常识，二月二形成之后，伴随着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地位的上升，由于时属仲春，正是龙星经历了隐没潜伏之后重新显现的日子，便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龙抬头”。这一新的命名，突显和强化了二月二与季节转换和农耕生产之间的关系，使二月二在农耕社会中的标志性意义增强。不仅如此，由于“龙”在中国还是一种凝聚着无数人的想象力和情感认同、能够“潜景九渊，飞跃天庭，屈伸从时，变化无形”的神奇动物，被视为司水神祇，神仙坐骑、吉祥瑞兽和君权象征，[24]因此，二月二被命名为龙抬头就为与龙有关的节俗活动的生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这正是清代二月二兴盛的重要原因所在。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元明时候，二月二尚不普遍。以上海书店影印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所收方志而言，诸多省份如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海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各地方志中多有写及当地节日的，但提到二月二的只有嘉靖年间修浙江《淳安县志》。二月二在我国南方方志中的普遍缺失，固然有方志撰写方面的因素，但主要的怕还在于这个时期二月二在南方尚不普遍的缘故。
3、清代民国：兴盛期
清朝和民国时期是二月二的兴盛期，不仅流播空间大大扩张，节俗活动也更加丰富。丁世良、赵放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25]一书将明清以来，尤其是清朝以来各个时期编修的地方志中的民俗资料汇集成册，为我们了解二月二的节俗活动及其在全国各地的流播情况提供了颇多方便。
这部资料集显示，全国三十多个省级行政区划，除了新疆、西藏和青海以外，其余均有关于二月二节的记载，也即都有二月二节。同时，它也显示了清代和民国时期各地二月二丰富的节俗活动，总体上来看，这段时期二月二的节俗活动主要有撒灰、祀神、占卜、迎女、剃头、踏青、迎富、击房梁炕沿、照虫烛、制作驱虫物品、带龙尾、试耕、种菜、饭牛、吃犒劳酒、开笔取兆、上坟等，并形成了特定的节日饮食和节日饰品，也有不少禁忌。
必须明确的是，就某一个地方而言，并非所有上述节俗活动都会有所呈现，事实是，某一个地方往往中有其中的几项，甚至只有其中的一项活动。但总体上看，在清代和民国时期，二月二继承了元明时期从前朝继承而来的以及新发展出来的节俗活动，继续围绕着崇龙祀土、驱避害虫、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生活平安富有等展开但更加多样，并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可和实践，成为时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我们说这一时期是二月二节日史上的兴盛期。
4、20世纪中叶以来：衰落期
20世纪中叶以来，二月二进入了它的衰落期。笔者曾在《从传统到当下：试论官方对传统节日的干预》一文中对中国传统节日在20世纪以来普遍衰落的原因进行过分析，认为个中原因多多，社会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挑战(传统节日是生长成长成熟于传统社会、农业社会的)、历法的变更(公历作为正式历法对农历的取代)、传统节日的合法性和价值被贬抑、西方节日的冲击等都负有责任。[26]这个分析基本上适用于二月二。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二月二的许多节俗活动普遍而迅速地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今，二月二原有的诸多节俗活动，如领龙、驱虫、祀土地、填仓、占岁、佩戴龙尾等都已变得不再常见，相关禁忌也较少被遵循。吉国秀、詹娜、李阳等人用“记忆碎片化”和主体缺失来概括东北地区二月二节日的现状。[27]
然而，二月二又毕竟曾经是一个重要的、节俗活动多样、内涵丰富的民间节日，其节俗活动在今天仍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功能，更何况在其兴盛期出生、长大的还大有人在，兼以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民俗文化正处于复兴之中，故而二月二的节俗活动仍有存留，即如填仓，在今山东菏泽、江苏邳州一带仍然有行之者。至于炒麦豆、爆玉米花、摊煎饼、吃春饼、水饺、撑腰糕等食俗也时有所见，以龙、土地、文昌等神为祭祀对象的二月二庙会在不少地方依然盛行，二月二洗头理发的做法更是风行全国。
二月二到底还能走多远，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三、 二月二的文化意义
以上大致勾勒了二月二的生长演变史。笔者以为，二月二起源于唐代，与中和节的创设有密切是关系。元明以后的二月二则是在继承前代节俗的基础之上，根据二月的节气、物候、月令宜忌不断丰富发展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它吸纳了既有节日——惊蛰和春社的传统行事，从而成为一个活动多样、内涵丰富的春天的节日。其文化意义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1、“二月二，龙抬头，大囤尖，小囤流”：对农业丰收的企盼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农业生产的丰歉直接关系着国计民生。二月二时处仲春，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春耕生产即将全面开始的季节，二月二的许多节俗活动便围绕着农业生产而展开。
(1)填仓
填仓，又叫画仓、打灰囤、围仓等，是二月二最重要的习俗活动之一，尤其流行于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安徽和东北三省等地。仓囤是人们储存粮食的地方，初二一大早(有的地方在初一下午)用灰(常常是庄稼秸秆的灰)画成大大小小的仓囤，仓囤往往还要画成多圈以表明粮食多得仓囤放置不下，只有在上面添加其他的器物才令粮食不至于流溢出来；有的囤外再画上梯子，以表明囤是如此之高大，只有登上梯子才能放置或取到粮食。人们在打灰囤的时候，口里还往往念念有词，如“二月二，龙抬头，大囤尖，小囤流”、“青灰摺子圈连圈，圈套圈，大摺满，小摺流，今年又是大丰收”等等。在耕作尚未开始之时，人们就在模拟和描述五谷丰登、仓囤盈满的景象，足见其对农业丰收的渴望是如何强烈。而填仓活动中往往还有占岁的活动，比如有的地方，人们会在画好的仓囤中挖一小坑，将谷子、豆子、玉米、小麦、芝麻等各种粮食放置其中，埋好，看过几天哪种先发芽来判断各种农作物的收成好坏，其中包含的仍然是对丰收的关心和热望。
(2)引龙祀土
农业生产基本上是靠天吃饭，风调雨顺是农业丰收的前提和保障，而春耕时节最需要的是雨水，在春雨贵如油的北方更是如此。在民众的心目中，龙是司雨的神，秋冬之间往往潜入水中蜇伏不出，到春天才会重新醒来，二月二是龙抬头的日子，这一天有不少活动便是围绕龙而进行。要想让龙行云布雨，首先就得将它从睡梦中唤醒，设法让它抬头升空。所以有些地方的人二月二一大早就会用棍棒击梁头，以敲醒他们担心还在沉睡的龙；也有的地方摊煎饼、煎焖子，以烫醒沉睡的龙。更多的地方会撒灰(或糠、水)蜿蜒成龙形到那些俗信龙在的场所(井、河)将龙小心翼翼地引回。而在江苏邳州，人们还会用灰撒成龙的形状，人们对它顶礼膜拜，以祈祷保佑今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为了让龙顺利抬头，完美愉快地升空，人们还千方百计地讨好龙，把水饺叫龙耳，把春饼叫龙鳞饼，把面条叫龙须面等，并举行一些祭祀活动，还设下种种禁忌，如妇女不准动剪刀针线，怕戳了龙眼，穿了龙头；又忌刀切，怕砍了龙头；不能用磨，怕压了龙头等。所有这些节俗活动，都是在对龙崇拜信仰的基础上进行的，旨在获得农业生产得以丰收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风调雨顺。而祀土谷神的一个重要目的亦在于祈求土地神保佑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祀土谷神之外，一些地方的人们还祭祀仓神，仓神就是保管粮食之神，对他的祭祀同样是希望借助神的威力以获得粮食的丰产。
(3)驱害虫
对于农业丰收而言，各种虫害也是极大的敌人。所以驱除害虫避免虫害就成为农业丰收的一个重要条件。俗话说：“惊蜇过，百虫苏。”在这个时候，通过一些象征性行为驱除危害庄稼生长的害虫就成了比较常见的现象。江苏海州一带人们会在农田中燃火把驱除蝗虫；邳州的人们则会在围仓龙(填仓)时把五谷杂粮放到褶子中令鸡啄食，认为可将害虫消灭；湖南兴宁等地则将糍团插到田间以糊住鸟嘴可令其不吃庄稼苗；青海农村二月二吃土炒大豆叫咬虫儿、认为咬死了虫儿庄稼就不生虫害了，等等，都是驱虫以避免虫害的仪式行为。
(4)试犁、种菜、饭牛
人们还往往在二月二试犁、种菜、饭牛，从而使其成为农事生产开始的标志性时间。
如果说填仓、引龙、祀土、驱虫等诸多仪式是渴望农业丰收的民众表达内心愿望并希望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这一愿望的努力，它们更多带有信仰甚至是巫术的色彩，那么试犁、种菜、饭牛就是通过实实在在的劳动和精心准备去开拓那条通往农业丰收的道路。这些节俗活动虽然形式各别，操作逻辑也颇多不同，但它们无不包含着人们对于农业丰收的强烈企盼，也无不是保证这企盼得以实现的方式和手段。
2、“二月二，围墙根，蝎子蚰蜒不上身”：对人身康宁的热望
俗话说：“立春三日草芽青，惊蜇一过虫子生。”那些出动的虫子(有时也包括野兽)其实不仅会危害庄稼，也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侵扰。在科技昌明、杀虫剂、灭鼠灵层出不穷的当代社会，蝎子、蚰蜒、蜈蚣、蚊子、苍蝇、老鼠、毒蛇等害人的例子尚且屡见不鲜，传统社会里，毒虫攻击人身造成伤害的事情更加普遍。由此在虫子初生的季节人们通过一些特殊的活动希图消灭它们就成了二月二节俗里十分重要的内容。
明清以后，二月二撒灰除虫相当普遍。人们把灰撒到墙边、门槛、香台等处，边撒还边唱一些歌谣，如“二月二，围墙根，蝎子蚰蜒不上身”、“围墙根，蝎子不蜇光腚妮，围香台，蝎子不蜇光腚孩”等，这些歌谣明确表达了撒灰的动机所在。
除了撒灰驱虫外，驱除毒虫还有多种方式。其中之一便是把二月二的各种饮食活动都冠以驱虫的名目，比如河南一带把摊煎饼叫“熏虫”，辽宁新民一带把烙春饼叫“烙虫虾”，陕西米脂一带把吃黄米馒头叫“咬蝇子”，山西芮城一带吃油条叫“咬蝎尾”，宁夏一带把炒麦豆叫“炸臭虫”，山东一带把炒豆子叫“炒蝎子爪”，并有“吃了蝎子爪，一年不挨蝎子蜇”的说法。再一种常见的方式就是用棍棒、扫帚或者鞋子敲打梁头、墙壁、门户、床炕等处，击打时也多伴着歌谣，比如“二月二日打炕沿，蝎子蚰蜒不见面。二月二日打炕头，蝎子蚰蜒全不留”、“二月二，拍瓦子，蝎子出来没爪子。二月二，拍大床，蝎子出来不螫娘。二月二，拍大辙，蝎子出来不螫爹”等等，驱虫的意蕴由此表露无遗。另外，人们还会以燃香、火照虫烛的方式驱虫，或者使用一些俗信对害虫有威慑力的物品如符图、葫芦、剪刀形状的剪纸、绵鸡等。比如江苏常州一带的人们就会张贴蜒蚰榜，上面倒书“诸虫蚂蚁直入地”七字，并用红笔勾上。
概括而言，在虫子初生尚不能为害于人的季节，人们无论是使用煎、爆、炸、烤、熏、击、拍打等种种可以恐吓虫子以及对虫子造成伤害乃至置其于死地的方式，还是运用语言的特殊力量去诅咒虫子得病、死亡，或者制作并使用一些能够镇压、消灭虫子的物什，其实质都是建立交感、模仿基础上的一些巫术手段。虽然难以奏效，却表达了人们避免毒虫危害、人体安康的良好愿望。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一些行为方式还在一些地方被解释为驱邪避瘟、不得疾病的手段，比如山西永和撒灰时会撒成弓箭的模样，意在驱除邪气。翼城的村民们到各家门口，向院内洒以米羹，门前撒以石灰，称作“禳瘟”，旨在将瘟疫禳解并驱散之；保德等地用过年烧的旺火灰将房舍圈围起来，可以防止野狼侵害。上海、江苏、浙江等许多地方，二月二要吃“撑腰糕”，俗信吃了可以强筋壮骨，不腰痛；河北新河一带有“二月二，吃灯盏(以油煎之)，吃了灯盏不发眼(指眼睛发炎)；二月二，吃枣花(即馍馍之有枣者)，吃了枣花不长疮”的说法；而在浙江城乡郊区，节日期间多吃“芥菜饭”，据说可以明目，不生疮疖。在辽宁本溪县沙河沟村，俗信二月二“洗龙头”、“剪龙头”会让人一年内都会头清目爽，聪明灵俐，发丝黑壮。当地还会用高粱杆串成“龙尾”缝在孩子的后衣襟上，令其连续佩带三五日，以为如此可辟邪驱凶，令孩子在新的一年内健康成长。显而易见，所有这些节俗活动突出的都是对远离病害、生活康宁的美好期待。
3、“二月二，敲门枕，金子银子往家滚”：对生活富裕的追求
人生在世，无不希望丰衣足食，生活富裕。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尚书·洪范》在总结人生有“五福”即“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的时候，也将富列作其中之一，并排在五福中的第二位。然而，富有并非人人可得，时常处于贫困又渴望摆脱贫困的人们也便不断表达着对富裕的向往与追求。我国至少在魏晋时代就已有正月晦日“送穷”的习俗，而当二月二在唐朝出现时，三项重要习俗之一便是“迎富”。随着二月二的传承，“迎富”这一习俗也延续下来，到近代，陕西华阴一带的民众还会携鼓乐到郊外朝往暮回，沿路吹吹打打地去“迎富”。
当然，在二月二，人们还会以另外的形式表达对财富的追求。比如不少地方，尤其是山西一带往往把二月二的引龙叫做“引钱龙”，举行仪式时一定用钱。以山西忻州地区为例，“鸡鸣担水辘轳响，水洒街心把钱龙拖”的现象曾经十分普遍，届时，人们将红线拴着的几枚“乾隆”铜钱，放在打满水的桶里，担回家倒在水瓮里。家中的大小水瓮，在太阳出山前都要担满，表示财富似水，财源滚滚。这里，人们对所引之龙的一个重要期待就是它能把钱引到自己家中。还是在忻州等地，二月二要将留存下来的大年初一供灶君神的枣山吃掉，俗称“开山”，意味着“这个汇聚了财源、财富的供神枣山，随着龙头的抬起而初启开，财富从此而聚积。”[1]又如山东定陶一带，二月一日晚上，人们会在屋里挖一小坑，将几枚钱埋进去，若不挖坑就用瓦片盖上，到第二天早上，由小孩子扒出来。俗信这样做可以引来钱财。在河南淮阳有二月二拍墙头和石滚的做法，人们一边拍还要一边唱：“二月二，拍墙头，金子银子往下流。二月二，拍石滚，金子银子往下滚。”其对财富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
4、“二月二，接宝贝儿”：对社会关系的协调
在许多地方，二月二还是社会交往的特定时间，其中，接出嫁的女儿回娘家是相当普遍的做法。本世纪初，吴索园曾撰写一首《扬州竹枝词》：“二月初头祀典重，土地祠壁彩泥封。女儿尽作归宁计，响屣香车处处逢。”并附小注云：“二月二日，土地生日。街头巷侧，凡有土祠处，其墙壁皆以彩笔绘戏文……又称是日为龙抬头日，凡己嫁之女，母家必备酒食，迎其归来，故是日自朝至暮，车水马龙……”可见扬州二月二接女回家习俗的盛行。而这并非特例。北京有俗话说：“二月二，接宝贝儿，接不来，掉眼泪儿。”在这里，闺女不回来，娘家爹妈就会想得哭，若在江苏南通，女儿不回娘家，就得挨骂，不仅女儿挨骂，女婿也脱不了干系，当地歌谣这样唱道：“二月二，家家人家带女儿。女儿不来是烂腿儿，女婿不让她来是肉龟儿。”在从夫居社会里，回娘家，是对女子与娘家人因异处生活而积聚的思念进行疏通的渠道，是出嫁女儿对原有生活空间和原有社会网络的回归也因此总是一种心灵的回归，同时，它还是外甥与舅家确认和强化关系的方式，是具有姻亲关系的两家人互相交往、密切关系的理由和途径。一句话，出嫁女子回娘家，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维护、强化和更新，二月二回娘家也不例外。在一些地方，二月二娘家接女儿时还要送给女儿婆家一些礼物，如河北赵县，要在二日备好鲤鱼和猪肉送给新出嫁的女儿，俗称“开素”，其对社会关系进行协调的意义一目瞭然。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强调“二月二，接宝贝儿”女子要回娘家，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格外禁止这一行为，俗有“吃了娘家花，死老大伯全家”、“吃了娘家虫，回家搭灵蓬”、“过了二月二，回家死小叔”等说法。这种禁忌其实也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协调，只不过采取了另外的思路和逻辑。如果说二月二让女子回娘家更多协调的是女子与出嫁前原有的生活空间、社会网络的联带关系，那么二月二不让女子回娘家更多协调的则是女子与出嫁后新有的生活空间、社会网络的归属关系。
当然，二月二协调的社会关系并不止于基于血缘和姻缘形成的，它还协调基于地缘而形成的。在许多地方，虽然家家都会摊煎饼，或者炸糖糕，或者炒麦豆，但还是要把自家的送给别人家，从而形成一个社区内的居民互相馈赠节物的现象。这里固然有借助他人力量以求得农业丰产、生活康宁的意图(如大家一齐把虫子咬死)，但更重要的是籍此建立、维护和强化彼此之间互助互惠的友好关系，并确立礼尚往来的行为规范。而这种互助互惠的友好关系和礼尚往来的行为规范在日常的生活生产中是十分重要，甚至是不可缺少的。
5、“二月二，不干活，坐下来，吃大馍”：休闲时间
如果我们把休闲认为是在非劳动及非工作时间内以各种轻松的方式达到生命保健、体能恢复、身心愉悦的一种生活，那么毫无疑问，在不少人那里，二月二就是一个休闲时间。许多地方的二月二都有若干禁忌，如不能动针线，不能用刀剪，不能用磨，所有这些都让二月二成为一个合法的非劳动非工作时间，对于整日与针线刀剪打交道的传统社会的女性而言，更是如此。这一天，她们携子将雏，有的可以回娘家，有的可以到郊外踏青、挑菜，即便在家，无活一身轻地与邻居好友拉拉家常也不失为一种休闲方式。
许多地方在二月二开展有组织的活动，也为民众提供了宽广的休闲空间。其中庙会是十分重要的一种。在我国的许多地方二月二都有庙会，本课题组的调查地点多有庙会可以视为二月二庙会在全国普遍存在的表现。不管庙会的性质如何，是以信仰为主还是以物质交流为主或者兼而有之，庙会上总会有引人耳目的事物景象纷纷呈现，像甘肃岷县秦许过会必唱三天四夜大戏，庙会上有套圈、青蛙游戏、押大小点、摇奖、枪打气球、放风筝等各种好玩的游戏，江苏邳州白龙埠曾经有唱拉魂腔、说莲花落、唱渔鼓、说评书、走高跷、跑旱船、耍狮子等各种表演，广西贺州黄田祀神庙会上既有舞龙、舞狮、唱戏、抢炮等活动，又有瑶族人表演上刀山、过刀梯、香火烧身、过火炼等民间绝技。山西省平顺县的豆口二月二庙会上有扭秧歌、踩高跷、弄拳术、骑竹马、跑旱船、耍龙灯、栓高台等数十种民间文艺节目。等等。人在庙会中，目之所睹，耳之所闻，身之所触，甚至鼻之所嗅，舌之所尝，无不异于常日，而所有这些，也都为身处其中的民众带来了身心愉悦的感受。事实上，庙会的休闲娱乐性功能早已成为民众和学界的共识。当然，庙会的功能是综合性的，休闲娱乐功能只是其中之一，二月二庙会也不例外。比如山东惠民县皂户李乡火把李村有泥娃娃庙会，买泥娃娃叫“拴娃娃”，有求子的寓意。这意味着赶二月二庙会的人可以从庙会上满足更加多样的需求，只是囿于这里的话题不便于展开。
而对于孩子而言，二月二更是快乐的时光。二月二的许多活动都允许他们参与其中，他们可以在大人打灰囤时高兴地跑来跑去，可以在仓囤里埋粮食，可以唱着歌谣围着墙根撒灰，可以拿着炒豆爆玉米花与同伴交换、攀比、斗输赢，马光亭在江苏邳州进行调查时格外关注了节日中的孩子，描述了小学生用炒豆做游戏的方式和快乐。《山东民俗》中记载，济宁一带，各家孩子们吃过晚饭，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木棍，去敲门枕、门框等，边敲边唱一些歌谣，他们还会跑到胡同里或大街上比赛，看谁敲的、唱的花样多。种种富含象征意义的节俗活动在孩子们那里都成了获得快乐的游戏方式。
6、落了天灯好上工：年节终了、常业开始的标志性时间
年节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也是一个由众多不断推出的节日组成的系列，其节期在许多地方甚至长达近两个月之久。俗话说：“腊八，祭灶，年下来到。”年节的序幕自腊月初八拉开，到二月二才最终落下。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二月二是年节系列中的最后一个节日，是年节终了、常业开始的标志性时间，从此人们要停止以娱乐消遣、社会交往、祈祷神灵为中心内容的生活，步入日常生活、生产的常态。过去人们在二月二这天还可以互拜新年，过了二月二便不可以了，十分鲜明地宣布了二月二作为年节终了的标志性意义。而各地流传的一些习俗活动也表明了这一点。比如在江苏盐城，人们要在二月二晚上落下高悬了整个正月的红灯，叫做“落天灯”。在辽宁本溪沙河沟村，当地满族村民在大年三十之前都会在院内竖起“灯笼竿”，此后每天都要在黄昏之时点燃灯笼，让其彻夜长明。这个灯笼竿要在二月一日清早放倒，因为当地人认为：“二月二，龙抬头了，那家里首先就得把灯笼竿子放倒，这就表示‘年’已经正式过完了。”[2]又如在我国不少地方有留存大年初一或者元宵节的某些食物到二月二食用的习俗，比如山东微山湖区人家会将元宵节时留下的豆面龙灯切碎了杂在饭中吃掉，龙口人则把过年时蒸的糕留一块这天吃，陕西绥德、米脂一带也要食用过年时做的黄米馒头。福州人要把正月里尚未吃完的食品都混在一起，加上糯米，煮成稀饭，全家人围在一起把它吃完。这些吃光年节食物的做法有时被当地人解释为具有“驱虫”的意义，但它实际上也是象征性表达年节至此结束的一种仪式。
辽东一带二月二吃猪头，不仅标志年节终了，还兼具起始的意义。当地过年习惯杀年猪，猪肉的享用没有刻意的时间规定，但猪头一定要在二月二食用。据调查，这样做的原因是：“‘头’就表示新的一年开始了，新年就都得以头为准，所以就吃猪头肉、洗头、剃头，这样会预示新年有个好的开始。”[3]当然，二月二吃猪头的地方并非只有辽东一带，二月二洗头、剃头更是全国范围内都十分普遍的做法。中华民族是十分讲究时间伦理的民族，对标志着起始的时间格外重视，也赋予更重要的价值。起始就是开端，就是头，希望“一年吉利从头始”的人们在“龙抬头”的日子里从事着种种与“头”相关的行为，正表明了二月二作为起始的性质。而二月二所起始的正是日常生产、生活的常态。所以在清朝民国时期的许多地方，在这一天，孩子要去上学，开笔取兆；农民要起农作，择田试犁；扛活的长工也开始上工，主家则会备好酒宴，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和睦相处，互助互济。
以上是对二月二节的文化意义所作的几点概括。必须说明的是：
第一，上述概括是主要在分析汉族二月二节俗的基础上得出的。事实上，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如苗、壮、布依、畲、黎、满、侗、赫哲、鄂温克、水等也以二月二为节，其节俗活动有些与汉族相似，有些则相去甚远。比如二月二前后三天是浙江、福建一带畲族的会歌节和会亲节。每届此时，歌手们就到山间对唱会亲，热闹非凡。云南罗平县的布依族在二月二也有歌会。黔东南一带的苗族把二月二作为敬桥节。节前各个苗寨纷纷整修桥梁，二月二这天则敬桥接龙。祭品为公鸡或鸭一只，鸭蛋三个，鲤鱼三尾，酒一壶，米一升、粑粑、糯米团一个，还有香、纸、钱、鞭炮、纸娃娃、五色彩钱等。祭桥时巫师会一边烧香纸，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桥是我架，桥归我祭。桥供人走，桥给友过。可走西方，可下东方。客人过桥，我家得富，朋友过桥，我家繁衍。兴旺发达，万代千年。”念完咒语，要由一个兄弟多的男孩去踩桥，从新架的桥上走过，就意味着主家今后有子女。祭过桥后，还要在桥头聚餐。返家时，主人会用一根五色线从桥头牵到自家堂屋中，意为将子孙引到了家。[4]壮族多在这天祭祀土地或土地婆，以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又以二月二为花朝节或花婆节，节日里，各村寨姐妹姑嫂汇集在一起，杀鸡敬花王，祈求花王馈赠孩子并保佑儿童健康成长。而在广西德保、靖西、东兰等地的壮族那里，二月二还是孩儿节。在东兰，这天凌晨鸡啼头遍时分，儿童们便在自家门前燃放鞭炮，并举火把到泉边喝“仙水”。天亮后，他们在家长的带领下，带着红鸡蛋等食品到村外山坡上尽情游玩。认为孩子们过了孩儿节，便会更加聪明伶俐。这意味着上述对于二月二文化意义的概括只是其主要方面。
第二、上述意义的概括主要是以二月二盛行时代(清朝民国时期)的节俗为基础的。显而易见，节日的意义是蕴含于节俗活动之中并通过对节俗活动的实践体现出来的，节俗的变迁往往意味着意义的变迁，更何况即便节俗形式没有变化，时代的变化也会令对其的意义阐释发生变化，那么，当二月二从唐宋时期一路走来，发展演变到现在，其意义便是变动不居的，上述以清代民国节俗为基础对二月二文化意义的概括便只是那个时代的，既不等同于其前的唐宋元明，也不等同于其后的当代社会。当代社会，一方面，尽管二月二还在节日体系中占据一定位置，理发的习俗甚至还在全国范围内流行，但整个上处于主体缺失、节俗衰落的状态，其意义也呈现出整体性的弱化；另一方面，一些节俗活动虽然继续传承，但由于所处语境已经发生变化，其意义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在山东济南泰安一带，二月二时人们还会吃炒豆，但由于蝎子、蜈蚣等害虫已不多见，很少人会把吃炒豆与驱虫联系起来，人们更看重它的口感、营养价值和情感价值(对一些人来讲，吃炒豆意味着重温一段过去的生活)。
第三、上述意义是在基本上忽略了空间因素的情况下做出的，它所呈现的意义处于宏观和抽象的层面。但正如前面已经有所揭示的，二月二节俗活动具有比较鲜明的地方性特征，这不仅体现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节俗形式，而且体现在即使节俗形式一样，在不同的地方、不同地的人那里也会有不同的解释，这意味着节俗活动的意义还必须被作为地方性知识、放到特定的空间中去理解。事实上，把节俗活动与特定的空间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节俗对于其俗民的意义，也助于我们理解节俗的地方性差异是如何形成的。比如引龙的做法为何在北方十分流行而在南方较为少见?如果将其与北方春季干旱少雨的气候特征结合起来就能得到理解。再比如为何别处引龙时叫引龙而山西一带多叫“引钱龙”并以钱引龙呢?清朝民国年间晋商的发达也许能提供一些解答的线索。
(本文发表在《民间文化论坛》 2012年第5期 注释见附件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