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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1年10月13日 16:03　来源：新华日报


　　民国元年定都南京的曲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各省各地军政府相继建立，迫切要求组建全国统一的共和临时政府。

　　11月30日，全国11省代表23人在汉口英租界举行筹建临时政府的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传来了汉阳失守的坏消息，但也传来了江浙联军光复南京的好消息。晚清时，南京为两江总督府所在地，管辖范围包括江苏、安徽、江西，于是各省代表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相约齐集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12月29日上午9点，全国17省代表45人在南京江苏谘议局礼堂，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16票当选。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上海乘火车来到南京，当晚11时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正式举行，亚洲第一个共和民主国家的临时中央政府在南京宣告诞生。

　　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13日，根据事先南北双方约定，孙中山前往临时参议院，提交临时大总统辞职咨文。在辞职咨文中，孙中山要求临时参议院“速举贤能，来南京接事”。

　　2月14日，临时参议院审议定都一事。投票表决结果是，28票中20票主张定都北京，只有5票主张定都南京。这令到会的孙中山不满。同盟会会员、临时参议院院长林森决定：由于孙大总统有异议，本院次日进行复议。15日上午参议院表决结果，27票中19票同意定都南京，6票主张定都北京。参议院决议以南京为民国首都。

　　当日下午2点，总统府举行了隆重的南北统一共和成立大会，孙中山发表演说：“今日参议院选举总统，若袁公当选，余深信必能巩固民国。至临时政府地点，仍设南京。”很快，参议院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立即致电北京向袁世凯祝贺，并要求他南下就职。

　　但袁世凯不愿离开经营多年的北京。以蔡元培为特使的迎袁专使团到达北京后，袁世凯表面上并不拒绝南下，暗地里却指使部下发动兵变，策动外国军队入京“护卫”使馆与侨民，使蔡元培觉得“袁世凯尚未离京，已经闹到这个样子，若真离京南下，恐酿大变”，南京临时参议院只好同意袁世凯在京受职。

　　民国元年的生活新气象

　　从1912年1月1日起，至1912年3月30日止，民国元年年初的这几个月，南京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都所在地，除旧布新气象万千。第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一下子过了两次年。民国成立，舍农历，用阳历，同时废前清皇帝纪年，用民国纪年。原来农历正月初一称为元旦，现在阳历1月1日被定为元旦。是元旦，就放假，两个年让南京的市民切实感受到了民国的到来。

　　民国到来，最直接的变化从身体开始。

　　首先是男人们的辫子不见了。“编发之制”是清王朝异族统治的一个重要标志。武昌起义后，各地有人开始剪辫。南京作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界市民纷纷以剪辫相庆贺。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全市组织了集中剪辫活动。几乎是一夜之间，南京街头已经很少再见拖长辫子的男子了，新锐的剪成了时髦短发，保守的剪成了齐耳短发，极个别遗老把辫子盘起来戴上礼帽。

　　其次是女人不能再缠足。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通令中明确指出：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南京其时为首善之地，通令要求：已缠者令其必放，未缠者毋许再缠，倘乡僻愚民，仍执迷不悟，则或编为另户，以激其羞恶之心，或削其公权，以生其向隅之感。

　　再次是严厉禁吸鸦片禁止赌博。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发出严禁鸦片令：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年，沉溺通于贵贱，流衍徧于全国，失业废时，耗财殒身，浸淫不止，种姓沦亡，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为此，其有饮鸩自安，沉湎忘返者，不可为共和之民，当咨行参议院于立法时，剥夺其选举权被选举权等一切公权。孙中山还特别要求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摒绝恶习，共作新民，永雪东亚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晚清民初，有“三鸟害人”之说，三鸟为“鸦”（即鸦片）、雀（即麻将牌）、鸽（即六合彩之类）。民国临时政府要求：凡人民宴会游饮集合各场所，一概不准重蹈赌博旧习。其店铺中有售卖各种赌具者，即着自行销毁，嗣后永远不准出售。责任各地方巡警严密稽查，倘有违犯，各按现行律科罪，以绝赌风而肃民纪。

　　还有就是改变称呼。辛亥革命反对封建制度一切的不平等，因此民国官民之间、上下级之间、人民之间，如何称谓，孙中山非常重视。他专门以总统名义颁布命令：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孙中山还提出废止跪拜礼，规定正式相见为脱帽一鞠躬即可，最高级礼节为三鞠躬。普通见面，则以握手相代。

　　衣食住行，衣冠文物，衣为首位。孙中山结合日本陆军士官服、学生装及欧美西服的特点，要求上海最有名的“荣昌祥”服装店设计新服，上衣为关闭式八字形领口，前门襟上钉纽扣9粒，直翻领，有袋盖四贴口袋。此服简朴庄重，很能体现中国传统与世界潮流，经孙中山试穿后，迅速推广开来，被称为“中山装”。正式场合，中山装渐渐取代长袍马褂，穿西装洋服的也不少，成了南京城里的流行符号。

　　个人取名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每个男子，有名、有字、有号，名分谱名、常用名。谱名大多两个字，其中一个字是同一辈人所共用的。常用名则大多单个字。字往往不止一个，号则可以更多。现在民国了，新国民了，大家觉得以前取名太复杂，不便于交际，不便于称呼，于是开始流行取两字名，不再取字。

　　民国元年的教育新潮

　　民国成立后，一批仁人志士鼓吹“新民”，即“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当时号称中华四万万人，但接受教育的不足千分之二。教育，成了民国开国的大事。个人职业选择的变化，体现在立志献身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民国成立后的首任教育部长是蔡元培，他力主教育普及，引得各地新式学堂纷起如雨后春笋，给新式知识分子提供了舞台。

　　1911年的鲁迅在绍兴感受了革命光复的历程，民国成立，他受蔡元培邀请到教育部视事。1912年2月，鲁迅来到南京出任教育部部员。民国成立，百废待兴，教育尤其如此。在南京的几个月，鲁迅的工作非常繁忙。3月22日，临时政府北迁，鲁迅随部北上，一直工作到1926年8月。

　　1912年，叶圣陶中学毕业，原本他或许像父亲一样经商，以求生活富足，或者做个小官光宗耀祖，但民国新生，他选择了进新式学堂当孩子王。从那时起，叶圣陶历任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把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

　　与其经历相似的还有钱穆。1911年，钱穆在南京一所私立中学读书，武昌一声炮响让学校关了门，钱穆避难回到无锡乡下。不久，民国成立，钱穆觉得培育人才、培育合格公民最重要，于是在无锡乡下做了一名小学教师。后来一口气做了10年乡村小学教师、8年中学教师，又去北大、清华教书。

　　湖南的毛泽东，武昌起义后，曾当兵半年，后来觉得新生的民主共和国家，更需要的是建设，建设更需要的是人才，为此他弃武从文，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准备将来当个乡村教师。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上海同日诞生了一家新式出版机构——与民国同名的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早在武昌打响第一枪时，就敏感地意识到，革命必将成功，而一旦政体改变，旧日商务所印教科书必因封面飘扬晚清大龙国旗而不被新政权所容，于是，他立即着手夜以继日地编辑体现共和精神的教科书。在此期间，汉阳失守，一旦革命失败，私编新式教材的事泄露，是要掉脑袋的。但他坚定不移。1912年1月19日，民国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陆费逵赶制出来的、封面飘扬着标志“五族共和、民主平等”精神的民国五色国旗的初小教材5种40册、教授书（即教师用书）3种24册，高小教材8种33册、教授书6种28册，中学、师范用书27种50册，立即占领了民国元年的新式学堂教科书市场。陆费逵绝非唯利是图的商人，他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表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兹将本局宗旨四大纲列下：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重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

　　上海《时报》1912年3月5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叫《新陈代谢》，十分形象地概述了民国元年多种领域的新气象，其云：总统兴，皇帝灭；新内阁兴，旧内阁灭；新官制兴，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拜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现代中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在南京翻开了崭新的第一页。 马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