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岁时记》岁首占候风俗的文献考辨
李道和
内容提要 今传宝颜堂秘笈本《荆楚岁时记》记有古代岁首诸日特别是人日的年日称谓和占候习俗，对此，学者或以为其反映了失传的七日创世神话，或以为是岁占风俗，但是我们若从文献聚散及其反映的民俗传承历史加以考辨，可知《荆楚岁时记》原本并不具有占候文字，岁占民俗主要在宋代以后发展起来，隋唐以前的岁首诸日也基本是作为年日而存在的。
关键词 荆楚岁时记；人日；占候；文献
从《荆楚岁时记》可知，约从魏晋时起，古人已将正月岁首数日跟人畜诸物相联系，使岁首各日成为人畜的年日，其中最突出的是正月初七的“人日”;后来又有岁首诸日预卜人畜盛衰的占候风俗。对这种岁首诸日特别是人日的风俗，学者们或以为它具有创世神话性质，或以为属于占候之俗。其实我们可能忽略了记载这类民俗的文献的时代及其真伪性质，事实上，在我们作出有关判断之前，还有必要先从文献聚散和民俗传承的历史加以考辨，才有可能进而论证岁首诸日风俗的功能和性质。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说:“正月七日为人日。”隋杜公瞻注云:“董勋《问礼俗》曰:‘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杜注尚称隋时诸日有招呼牛马或不杀鸡猪等俗，此不具引)需要注意的是，《荆楚岁时记》原本及注本早已亡佚，今传本主要为明万历二十年(1592)刻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万历四十三年(1615)刊陈继儒《宝颜堂秘笈》本二系，均属辑本。上引文句出汉魏本，而秘笈本则有所不同，如董勋语猪羊顺序倒置，作“三日为羊，四日为猪”，更为重要的是，在“七日为人”后尚有“以阴晴占丰耗”一句，亦似杜注引董勋语。根据《初学记》卷4、《太平御览》卷30这些相对较早的文献引录，可知汉魏本此节文字是可靠的，而秘笈本则有疑问。
“以阴晴占丰耗”一句，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于《荆楚岁时记》的文本，今人谭麟、姜彦稚、宋金龙、王毓荣续有辑校和注释 ，但基本是各据一本，对校他本，并未辨证其文本的是非优劣，不能解决宗懔时代、杜公瞻时代文献原貌和民俗实情的根本问题。其中宋、王二校所据为《宝颜堂秘笈》本，自然有占候之词，王氏校注甚至以《东方朔占书》、《月令占候图》释人日为岁占日。这样的文本差异关系到文献的聚散历史，也反映了文献所载民俗的传承史，还牵涉着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岁首诸日风俗的功能和性质的判断，或是对相关文学作品的理解，于此我们还得首先从文献角度加以考辨。
关于中国人日与西方《圣经》创世神话的类似性，早已有袁珂、饶宗颐、王红旗、刘城淮提及，而后又有叶舒宪的专论 。但此说遭到胡文辉、傅光宇的质疑，以为应属占候风俗，尤其是傅文考证辩驳最为有力 。暂且不论中国人日是否原为造人之日，或为岁占之俗，从文献传承和民俗传承的视角，我们却可以看到在古代中国，有关年俗人日尤其是岁首各日以阴晴占验人畜休咎丰耗之说应是相对晚起的风习。
岁首诸日占候风俗包含数日别称、依日占候两个层次，从逻辑上说，应是先有各日与人畜相联的年日称谓，而后才有相应占验的信仰，至少占候观念也应与以岁初为人畜年日的习俗同时产生。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日书》甲种有多种“人良日”，也还有马、牛、羊、猪、犬、鸡、蚕、市、金钱等良日。或以为人良日即七日为人、七日作人之“人日”，可是《日书》人良日及马良日等相互并列，是关于出入休咎的选择，人良日实指买卖奴隶的时日，与后世人日风俗没有关系 。而且《日书》良日乃各种干支日，有别于正月一日、正月七日那样的固定序数日。当然早期也有正旦、二至、二立之类固定时日的占候之说，如《史记·天官书》记正旦岁占:“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始也。”又说汉有魏鲜，“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知汉世正旦岁占主要是风占。《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有《泰壹杂子候岁》22卷、《子赣杂子候岁》26卷，其详已不可考。
与《荆楚岁时记》相似的是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111引《京房占》:“正月初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八日为谷。和调不风寒，即人不病，六畜不死亡。”此前文献未见京房此说，跟《荆楚岁时记》不同，《京房占》不仅多出“八日为谷”一句，尤其是多出诸日占候之说。京房为西汉元帝时人，《隋书·经籍志》有京房撰风占、易占、杂占等著作十多种，至有《晋灾祥》这种时代错乱之书，颇疑《开元占经》所引《京房占》乃后人增饰伪托。
与《京房占》差不多的还有《月令占候图》，但其书未见历代书志著录，《太平御览》引数则，然多为夏至、立秋及晦朔占候，惟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9“占禽兽”条引曰:“元首至八日占禽兽。一日鸡，天清气朗，人安国泰，四夷远贡，天下丰熟。二日狗，无风雨即大熟。三日猪，天晴朗，君安。四日羊，气色和暖，即无灾，臣顺君命。五日马，晴朗四望无怨气，天下丰稔。六日牛，日月光明，即大熟。七日人，从旦至暮，日色晴明，夜见星辰，人民安，君臣和会。八日谷，如昼明夜见星辰，五谷丰稔。” 也是多出“八日谷”及详细的占验说辞，亦属可疑。《京房占》和《月令占候图》所出甚晚，若果出唐宋以前，为何不见征引?故其伪托的可能性不小。退一步说，即使京房等人著作有岁首占候之说，但其说并未见诸岁时专书或五行数术之外的其他文献的引录，也就是说并非社会普遍流行的民间风俗。
最早相对完整记载岁首数日别名的可靠文献是北齐魏收《魏书·自序》:“帝宴百僚，问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对曰:‘晋议郎董勋《答问礼俗》称，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魏收答帝问事在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至四年(544-546)间 ，而
魏收引据的董勋是魏晋间人 ，可知作为民俗的“人日”之称至迟始于魏晋时代。
魏收之后，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卷1称:“七日，名为人日。……人日者，董勋《问礼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马，六日为人。’未之闻也，似億语耳，经传无依据。”杜氏以为此说乃億语即臆度之辞，其实也可借其下文引《安民峰铭》(魏东平王时)所谓“正月元七，厥日惟人”，来证成魏晋之际已有七日为人之说，其侄公瞻注《荆楚岁时记》即是如此。这可能是他一时疏忽，或是他所见董勋语乃作“六日为人”而非七日人日，后一可能性相对较小(五日六日二句应有脱误)，因为他已先言七日为人日，又引董勋语以明之，惟以经传无据而有所怀疑。杜公瞻对七日为人的俗说虽加肯定，但对隋代民间一日至七日不杀与古乃磔鸡的矛盾表示“未知孰是”，又说各日招呼牛马之俗“未知所出”(“正月一日”条注)，或数日中独重一日、七日“此则未喻”(“正月七日”条注)。杜氏叔侄的语气似乎暗示了隋世学者对人日性质的模糊认识，自然也就难以进一步论断隋世已有岁首占候的风俗。
尽管杜氏叔侄对人日之说不免疑惑，但考虑到魏晋之际的董勋之说被包括正史在内的各种文献引及 ，又魏晋之际东平王曹翕时《安民峰铭》有“正月元七，厥日惟人”句，知魏晋时已有人日风俗是可以肯定的。据杜公瞻注，也可知隋时又有岁首不磔不刑、招呼牛马之俗，只是不磔不杀虽然可能具有护生祈福的用意 ，甚至招呼牛马、置粟令来也可能具有六畜兴旺、人丁繁衍的意味，但至少隋前岁时文献(特别是《荆楚岁时记》)或非五行数术著作没有提到岁首八日及其阴晴占验的候岁风俗。
在社会上相对流行的岁占民俗，可能要到宋代才逐渐见诸文献记载。北宋中后期陆佃《埤雅》卷3记:“又旧说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日占其日，以知其登耗，所谓人日以此。”“登耗”之“登”当指五谷丰登，或径为“丰”(豐、豊)字形讹。陆佃没有提及正月八日，故前半确为“旧说”，后半“日占其日”则为新说;与他大致同时的高承在《事物纪原》卷1即有岁首八日各为占候的全新说法:“《东方朔占书》曰:‘岁正月一日占鸡，二日占狗，三日占羊，四日占猪，五日占牛，六日占马，七日占人，八日占谷。其日晴明温和，为蕃息安泰之候;阴寒惨烈，为疾病衰耗之征。’故杜子美诗曰:‘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盖伤时之言也。推此，当由汉世始有其义。”这或许是最早引用杂占异书《东方朔占书》并借以解释杜甫《人日》诗者，但高承书自身的可靠性也不够确定 ，似不能遽断汉世有其义。
从文献的可靠性来看，相对确切地引用《东方朔占书》来理解杜诗的人是刘克。北宋末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卷4“人日”条引《西清诗话》言其事:“都人刘克者，穷该典籍之事，多从之质。尝注杜子美诗‘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唯杜子美与克会耳。起就架上取书示之，《东方朔占书》也。岁后八日，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阴则灾。少陵意谓天宝离乱，四方云扰，幅裂人物，岁岁俱灾，此岂《春秋》书‘王正月’意邪?深得古人用心如此。”
就是这一《东方朔占书》与岁时专书《荆楚岁时记》直接关联，因为黄朝英即据以批评宗懔:“又案，宗懔《荆楚岁时记》云:‘正月七日谓之人日，……。’求之经典，罕有此事。唯魏东平王仓(翕)为《安仁峰铭》云:‘正月元七，厥日惟人。乘我良驷，陟彼安仁。’载在名集，此为证矣。又《北史·魏收传》云:……然《东方朔占书》有‘八日为谷’，而魏收所引董勋之语止及于七日，何邪?然《安仁峰铭》所用，亦云七日为人，而宗懔指此为证，盖宗懔又未尝见《东方朔占书》，而妄为之说也。”其实指安仁峰铭为证者实出杜公瞻，由此可知黄氏所见《荆楚岁时记》已是宗懔正文与杜注混淆，宗懔枉被其责。进而言之，即就杜公瞻言，也不能据《东方朔占书》有“八日为谷”及阴晴占验而指斥宗、杜仅及七日为妄说，因为占书内容可能出自后世增益，而杜公瞻乃至宗懔何从得见占书，当然不能甘受其责。此外跟隋杜台卿叔侄类似，黄朝英对人日的疑问，也可能暗示了北宋学者对人日意蕴尚无确切理解。
黄朝英所据的《西清诗话》，为两宋之际的蔡絛撰于北宋末徽宗宣和五年(1123)以前不久 ，其中所记刘克博识，知见《东方朔占书》，并借以释杜诗意，此当为蔡絛亲闻刘克说或是时人言刘克事 。刘克的这种解释不仅为宋代注杜诸家继承，且到南宋称引《东方朔占书》的学者亦非只刘克而已。如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杜诗元日至人日”条:“杜诗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盖此七日之间，须有三两日阴，不必皆晴。疑子美纪实耳。洪兴祖引《东方朔占书》谓:‘岁后八日，一鸡，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其日晴则所主物育，阴则灾。天宝之乱，人物俱灾，故子美云尔。’信如此说，谷乃一岁之本，何略之也?”不必皆晴之论已与《东方朔占书》矛盾，但其强调谷为岁本跟洪迈的郑重指陈殊为相似:“《东方朔占书》:岁后八日，一为鸡，二为犬，三为豕，四为羊，五为牛，六为马，七为人，八为谷。谓其日晴，则所主之物育，阴则灾。杜诗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用此也。八日为谷，所系尤重，而人罕知者，故书之。”(《容斋三笔》卷16“岁后八日”条)
《东方朔占书》究为何书?《汉书·艺文志》有《东方朔》20篇，《隋书·经籍志三》有《东方朔岁占》1卷、《东方朔占》2卷、《东方朔书》2卷、《东方朔书钞》2卷、《东方朔历》1卷、《东方朔占候水旱下人善恶》1卷，又梁有隋亡者《东方朔占》7卷。《旧唐书·经籍志下》、《新唐书·艺文志三》并有《东方朔占书》1卷。虽说宋人刘克乃至硕学如黄朝英、洪兴祖、洪迈者对《东方朔占书》信誓旦旦，指此为证，但此书实在可疑。《四库全书总目》卷110据浙江天一阁藏3卷本说:“原本前后无序跋，所载皆测候风云星月，及太岁六十年丰凶占验之法，其词皆鄙俚不文。”即如隋唐书志所载朔书，“古来杂占之书托于朔者甚多”，不必认真。馆臣不单怀疑此一藏本，进而质疑刘克所指本，因为刘克引语不见今本，且先前魏收据董勋而不言出东方朔，故“刘克所见之占书已出依托，此又伪本中之伪本也”。
魏收不据东方朔是一重要反驳，我们确实还可指出:若其书果为西汉东方朔所撰，且并见隋唐书志，何以“在麟趾殿刊定群书”的宗懔(《周书》本传)、作著作郎纂修《魏书》的魏收，以及“博览书记”“请修国史”“拜著作郎”的杜台卿、“少好学，有家风”的杜公瞻(《隋书》本传)，在言及岁后数日风俗时只字未提东方朔书而仅及董勋语?我们正可借用黄朝英语，判断宗懔或杜公瞻确实“未尝见《东方朔占书》”。魏收引董勋只说到七日，虽可以有帝问人日的前提，而事实上董勋也当只能说到七日，就是说魏收甚至杜台卿、杜公瞻引董勋都只及七日亦非巧合。黄朝英以东方朔占书比对董勋语，而对董勋止于七日有所疑惑并进而责怪宗懔(杜公瞻)都是没有道理的。周必大疑惑杜甫忽略作为岁本的八日之谷，也是因为杜甫所知者可能亦仅止七日。因为在文献上只有到唐《开元占经》才引录到所谓《京房占》，或到北宋刘克才有所谓《东方朔占书》，或是南宋陈元靓才引有《月令占候图》，三书之八日为谷及岁首占候之说方才见其端倪。所占“丰耗”正该主要就谷物而言，由此也可知八日为谷与阴晴丰耗的占验，是唐代特别是宋代以后五行数术类文献增益的内容。
即使有宋人的指证，但对杜诗“人知其一，不知其二”;或是对东方朔之书“人罕知者”，也说明是少见稀闻的异说。《事物纪原》卷1据《东方朔占书》推断，这种俗信“当由汉世始有其义”，遽然推测，稍嫌草率。对性质类似的《京房占》、《月令占候图》的相关内容，我们也可据《东方朔占书》之例推定其为伪托之辞。我们当然也可以假设包涵这种俗信的这类数术占书虽为人所罕见，自然也可能存于民间，但在没有发现新的文献材料(包括出土文献)前，我们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们关于岁首占候文本的真实性。退一步讲，它们至多也只出现在五行数术领域，与社会普遍流行的民俗尚无关联，特别是不能据以断定《荆楚岁时记》的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东方朔占书》这类新文本的出现恰恰反过来窜乱了先已传世的岁时文献，如董勋《答问礼俗》。南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15所引又多出“八日为谷”一句。旧题唐韩鄂撰《岁华纪丽》卷1“人日”注引董勋《问礼俗》乃多“以阴晴为丰耗”一句。今本《岁华纪丽》即使不出明胡震亨伪托，也当有宋人改乱处(参明王士禛《居易录》卷6、《四库全书总目》卷137)，由董勋居然有岁占之说亦可看出此点。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董勋语又为杜公瞻引，一变俱变，所以现存最早的《荆楚岁时记》节录本也已多出八日谷及岁占的文句。南宋曾慥《类说》卷6录:“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八日为谷。以阴睛占丰耗。”朱胜非《绀珠集》卷5录:“正月七日谓之人日者，董勋《问礼俗》曰:正月一日鸡，二日狗，三日猪，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阴晴，兆其丰稔。”这就不仅窜乱了董勋《问礼俗》，也改变了杜公瞻以前的《荆楚岁时记》文本。
我们以为即使《类说》、《绀珠集》所录《荆楚岁时记》是现存最早的节录本，就岁后数日风俗一段而言却是不可靠的。它们与《初学记》卷4、《太平御览》卷30所引文本相较，显然是因为《东方朔占书》这种伪托的杂书的窜乱所致。北宋末的蔡絛、黄朝英著书举证《东方朔占书》，而南宋初年的曾慥《类说》(初刻于绍兴六年1136)、朱胜非《绀珠集》(绍兴七年1137王宗哲序)录《荆楚岁时记》竟有八日谷及以阴晴占候丰耗之文，充分说明《荆楚岁时记》文本在《东方朔占书》出现以后随即就新增了内涵。曾慥、朱胜非以后，南宋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6录李厚注引《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谓之人日，以阴晴卜丰耗。”虽不称八日谷，但岁占之说仍同 。这些新的因素尽管可能是宋代的情形，但绝不可能是宗懔、杜公瞻乃至董勋时代的民众风俗。
再看黄朝英，他在北宋哲宗绍圣(1094-1098)后举子，其《靖康缃素杂记》成于北宋末到宋室沦陷前，也即宣和五年《西清诗话》以后的数年间。我们大致可将黄朝英作为一个中界点，他所见《答问礼俗》、《荆楚岁时记》中尚无八日谷及岁占之说，并以《东方朔占书》疑惑《答问礼俗》、《荆楚岁时记》，责难宗懔，而在黄氏之后南宋初年的《类说》、《绀珠集》中即已有类似《东方朔占书》的内容，那么我们也确实可以反过来说，董勋《答问礼俗》及宗懔、杜公瞻《荆楚岁时记》文本在南宋初年以后增加了八日谷和阴晴占验文字，即可反证《东方朔占书》之类杂占书籍相似内容的伪托也应发生在宋代以后。从这个角度似乎还可看到，一是《荆楚岁时记》此节的汉魏本应是原本，而秘笈本则当是据宋代以后文献辑录;二是《荆楚岁时记》文本的散佚时代还可能从学界所谓“元明之际”提前，即使在唐宋没有亡佚，也当存在各种不同的注释本、增改本 。
从文学作品看，唐人咏人日诗多怀人、庆赏主题，即使是杜甫“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表面似有以阴晴占岁之意，但实际也只是渲染出一种萧疏冷清氛围，并未直接指称阴晴占候之意，这是跟唐诗人日题材意旨相同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南宋作品中则有不少写到人日的占验俗信。如陆游“新岁逢人日，……霁景丰年象”(《人日》，有注云“今年元日至人日皆晴”)、赵蕃“元日虽晴人日阴，……未忧盈室无储粟”(《人日》)、方岳“年丰已卜晴人日”(《人日》之二)、魏了翁“天公只解作丰年”([朝中措]《和刘左史光祖人日游南山追和去春词韵》)、“祈麦祈蚕，来趁元正七”([醉落魄]《人日南山约应提刑懋之》);牟巘“老天着意尤端的”、“看年年、天际不曾阴，真奇特”([满江红]《寿赵枢密》);王沂孙“人日更多阴”([一萼红]《初春怀旧》)。这些南宋作家人日阴晴占候之作恰与唐人不同，反而跟北宋末、南宋初兴起的岁占风俗相互印证。
宋代以后这种俗信自然长期流传。如明高濂《雅尚斋遵生八笺》卷3:“岁朝一日为鸡，……七日为人，八日为谷。是日日色晴明温暖，则本事蕃息安泰;若值风雨阴寒，气象惨烈，则疾病衰减。以各日验之，若人值否，思预防以摄生。”直至近代这种岁首占验的风俗仍在传承，但究其根源也应是宋代以后渐兴，不必在隋唐前乃至西汉时代即有其说。
总之，就现存可靠文献说，岁后诸日增加八日谷名称及其阴晴占验俗信，当在两宋之际以后屡见称说。这样说来，秘笈本《荆楚岁时记》“人日”节注有“以阴晴占丰耗”一句，当然就是不可靠的文本。人日之说早有，惟其性质相对模糊，至于岁后诸日的占候更是晚兴之俗，因而我们要是由今本《荆楚岁时记》或伪本《东方朔占书》(及《京房占》等)，不顾时代更替、文献聚散和民俗传承历史，就笼统判断中国古代人日属于岁占风俗，则结论亦似嫌过早。在董勋、宗懔、杜公瞻的时代即隋甚至唐以前，以人日为代表的岁首诸日，可能既非占候之日，也非创世神话的纪念，而基本是人畜生物的“年日”，可能具有一定的吉庆、护生、祈福意蕴。当然，隋世不磔不杀、招呼牛马的行事，也确实可能为宋代以后阴晴占候的观念留下生发演变的基础。但在文献依据上，董勋《答问礼俗》、宗懔及杜公瞻《荆楚岁时记》的原本，并无八日为谷及阴晴占验的文本。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8年第01期
来源：中国文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