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春神句芒论考（未定稿）-3

土牛的浮与句芒的沉

论说句芒，就不能不说到与句芒有关联的另一民俗事象，即“出土牛”。“出土牛”的风俗起源甚早。《礼记·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孙希旦《集解》：“出土牛者，牛为土畜，又以作之，土能胜水，故于旁磔之时，出之于九门之外，以穰除阴气也。”“出土牛”的民俗活动，是以象征的方式别严冬、送寒气。古人说的“出土牛”的“出”字，其实就是“作”的意思。至于为什么用“出土牛”来象征别严冬和送寒气，古代学者们的解释，大都是说“丑为牛，牛可牵止也”，却一直不能令人满意。起码不大符合南宋罗愿在《尔雅翼》一书里所说的“形著于此，而义表于彼”、西方人（如索绪尔）所说的“能指”和“所指”的象征原则。[1]
宋·高承撰《事物纪原·岁时风俗部》：“《礼记·月令》曰：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注云：若立春在十二月望，则策牛人近前，示农早也；月晦及正月旦，则在中，示农平也；近正月望，则近后，示农晚也。其周制乎？《后汉·礼仪志》曰：季冬，立土牛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昏建丑，丑为牛。寒将极，故出其物为形象，以示送达之，且以升阳也。” [2] 他对出土牛的象征含义说得比较准确。
周人“季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气”的习俗，到了两汉，“送寒气”的意涵却变得踪影不见了，仪式之功能大变，演变为在立春之日“鞭春牛”以迎春、劝农的仪式了。《后汉书·礼仪志（上）》里所记的仪式是：“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土牛还是周朝的那个意义上的土牛，只是多了一个“耕人”——其实就是从事耕作的农民，注疏者说，此“耕人”的站位前后左右都有讲究，显然是因此而增加了“劝农”的一层意思。此外，鞭打（打碎）土牛致其破碎，老百姓便哄抢土牛肚子里包着的东西（象征意义上的“牛肉”），又附会上了这样的一种象征含义：“土牛之肉宜蚕，兼辟瘟疫。”等等，等等。送寒与迎春固然有逻辑上的关系，但作为习俗，二者却压根儿是两回事。到北宋年间，鞭春习俗已普及全国，成为包括官方和民间在内的全国性的迎春、劝农重要民俗仪式。
这个变化过程是怎样出现的，学界似乎并没有人说清楚，因为大家所看到的材料，不过是历代朝廷的相关文件、诏令，而风土记的作者们所提供的“活”的民俗材料实在是非常有限，有些甚至是抄袭前人的而不是本朝的，叫人无法得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但有一点是引起我们注意的：从腊岁前一日“出土牛送寒气”到立春之日“鞭春牛迎春”的仪式这一过渡过程中，土牛的功能和意义一再被强化，特别是官方文件《土牛经》的出台（宋仁宗朝），大大强化了土牛在迎春仪式中的分量和劝农的意旨，从而把此前华夏各族信仰中的春神句芒，排除在了迎春仪式之外。至于苏轼在立春祭文中提到的句芒之神，无论是《立春祭土牛祝文》中的“敢昭告于勾芒之神……”，还是《祭勾芒神祝文》中的：“夫帝出乎震，神实辅之。兹日立春，农事之始。将平秩于东作，先恭授于人时。乃出土牛，以示早晚。惟神其佑之。春委既应，农事将作。爰出土牛，以为耕候。维尔有神，实左右之。雨旸以时，螣不作。以克有年，敢忘其报。”似乎都看不出诗人所生活的时代，在迎春仪式上还有句芒的地位，而他提到句芒之神，不过是诗人的信仰的记忆和企望而已。
南宋有两部比较重要的风土志流传至今，一部是吴自牧的《梦梁录》，一部是周密的《武林旧事》。两书的通行本中所述“立春”一节，都没有留下关于句芒的只言片语，而《古今图书集成》版的《武林旧事》中有这样一句通行本中没有的、但极端重要的文字：“立春作土牛，迎市以芒神置前。”[3]由于两书要么是“缅怀往事”之作（吴自牧），要么是“从遗老得其梗概”之“先朝旧事”（周密），而不是当朝的实地采录之作，故其所述民俗事象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大可怀疑。如果当年的南宋京城临安在立春之日的迎春仪式中，确实设置了芒神的神位和造像的话，那么，是否说明南宋王朝在某种程度上改弦更张，改变了北宋时就已开始的把迎气弱化、把迎春和劝农强化、把句芒淡出迎春仪式的礼制？句芒出现在南宋时期的迎春仪式上，并改称芒神，其形象若何，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想的是：南宋王朝的首府临安及其周围地区，原本是吴越之地，也是东夷遗民的流徙之地，从族源和文化上说，吴越与东夷间有着丝丝缕缕的血缘关系，句芒信仰原本就是相对深入民心的，而宋王朝南迁之后，自觉不自觉地让东方之神、春神句芒走进当地的迎春仪式，自然不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而且在其走进迎春仪式的同时，句芒其神也被充分世俗化了，变成了一个其地位与土牛几乎是平起平坐的俗神了。当然，无庸讳言，南宋在文化和信仰上的这一变化，客观上也适应了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曾经的大皞的佐官、东方之神、春神的句芒，一旦作为一个小小的俗神加入到立春之日举行的迎春仪式中，并改称为芒神之后，那一系列显赫的神圣身世，便被民众遗忘了。以鞭春为主要内容的迎春仪式，自然也宣告了以迎气为主要内容的礼制仪式的结束。以土牛和芒神为神偶的鞭春礼俗，在南宋起步，而于元、明、清相沿而下。（元）《析津志辑佚·岁纪》：立春当天清晨，“司农、守土正官率赤县属官具公服拜长官，以彩杖击牛三匝而退。土官大使送句芒神入祀。”（明）《大明会典》：“每岁有司预期塑造春牛并芒神。”（清）《大清通礼》：“省直迎春之礼：先立春日，各府州县于东郊造芒神、土牛。……届立春日，吏设案于芒神、春牛前，陈香烛果酒之属，案前布拜席。”一路下来，历经三代，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在梳理句芒的嬗变史时，我们意外地却发现，明清两代的著名画家们以句芒为主角的画作，异常繁荣。如明·蒋应镐《山海经图绘全像》中的句芒图、清·萧云从《钦定离骚图》中的句芒图、清·汪绂《山海经存》中的句芒图等。

（图—9 [明]蒋应镐《山海经图绘全像》中的句芒图）

（图—10   [清]萧云从《钦定离骚图》中的句芒图）

（图—11  [清]汪绂《山海经存》中的句芒图）

这些明清画家笔下的句芒形象，依然是那个鸟身人面、素服、玄纯，人面四方，乘两龙的五帝之一的太皞之佐官、少皞之子、名叫重、管理草木生长的春天之神句芒，而与上述官方的历律典章中的规范却大相径庭。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取材自《山海经》、《礼记·月令》、《淮南子》以及《离骚》中的古老的记述。结果，史籍中的句芒，呈现出了令人无奈的二元性：画家/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记忆中的句芒，和现实俗信中的句芒，完全是两回事。这也使我们对宋代大诗人苏轼为什么写出那样的与现实生活中的俗信脱节的关于句芒的祭文，有了些许理解。

句芒的现代命运

民国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立春之日的鞭春仪式，特别是春神句芒的信仰习俗，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而逐渐式微，甚至成了遥远的记忆。回到本文的开头，2009年6月初，笔者应邀到浙江省衢州市参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时，看到了衢州郊区柯城区九华梧桐祖殿供奉的勾芒神像展板及其说明，内心一阵激动，从神话中的人物走向俗信中的春神句芒的信仰，竟然在这里还保存着、传递着！于是我们发出了呼吁，推动了当地的“申遗”。衢州九华梧桐祖殿供奉勾芒的习俗，成为全国21世纪之初仅存的一处保存着句芒习俗信仰的地方。

（图—12  衢州柯城区九华梧桐祖殿句芒神像，网上照片，丰收摄）

这座梧桐祖殿的建庙史不清。只知道1933年曾重修过一次。最近一次毁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原址被一木材加工厂占用。只保存下来一些匾额和木拱等。2005年村民自筹资金、自发重建。当地的文化馆干部汪筱联提供给笔者一份材料说，重建祖殿的动议，是一位住在庙旁的青年龚御龙发起的：“龚卸龙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农村青年，就住在梧桐祖殿旁边，因从小就受春神庙、梧桐老佛的耳濡目染，也受父辈的影响，所以对梧桐祖殿及立春祭祀和中秋酬神祭祀（秋社）相当了解。人也相当聪明，有木雕手艺，也会修理各种农具电器。在梧桐祖殿作为木村加工厂时间，村民的迎春接福活动是在家里举行的，龚卸龙家中也藏着神像，偷偷的私地里供奉。当地村民见加工厂迁出梧桐祖殿，相当拥护支持龚卸龙承包修葺春神庙的行动，即自发捐款修葺梧桐祖殿。这是自民国二十二年（1933）梧桐祖殿经过一次大修后，整整七十年后的唯一的一次维修。2005年2月4日，农历甲申年十二月廿六，丑时(1时43分)立春，梧桐祖殿在40年后第一次举办立春祭祀活动。祭祀活动完全是民间自发的，从城里请来戏班，自立春前夜起演戏三天，以示酬神。”
尽管这座祖殿是旧有的，春神信仰也是旧时民间的俗信，但现在这座重建后的庙里的句芒神像造型，却不是历史上传下来的，而是汪筱联根据民众要求，参考古籍中的句芒资料提供的造型方案，由龚御龙等木工雕刻而成的。新的句芒雕像是：人脸、鸟身、穿白衣、驾两条飞龙；手里拿着一个圆规；国字脸、浓眉、凤眼、柱鼻、大嘴、厚唇、长耳垂肩。自2005年以来的五年间，每年都要在此举行春神祭祀仪式，这个春神句芒神像，也已被当地民众认可。与在庙里祭祀春神同时，村里的民众在立春这天，还有一些其他的民俗活动，如迎春牛、咬春、吃春盘、尝春等。
句芒神像及其迎春祭祀活动与信仰习俗，何以能在衢州九华这块地方保存下来？老百姓的信念是：“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凤凰非梧桐不栖。句芒鸟身，原是凤鸟氏族，凤鸟就是凤凰。衢州地处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四省的结合部。夏、商、西周三代为越国。春秋初为姑蔑国，而姑蔑国本东夷之属。雍正《浙江通志》卷四十八《古迹》十衢州府引《元丰九域志》云，姑蔑城“在縠水南三里东门临薄里溪也，今东阳大末县”。注引《名胜志》：“龙游县北五里縠溪上有姑蔑城。”彭邦本在《姑蔑国源流考述》一文中说：“夏亡以后，（姑蔑国）除部分逃徙东北外，豕韦氏族群的相当部分同黄河流域多数居民一样，降服商人，并成为这一新共主麾下众多国族构成的天下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地区的韦或曰豕韦部族，终有商一朝与徐、奄、熊、盈等东夷混居，逐渐接受了东夷的风俗，因而在商周之际，已被人们习惯性地视同东夷，并进而将整个东方地区的韦或曰豕韦部族视为夷人。正因为如此，《后汉书·挹娄传》就径直将豕韦后裔挹娄归诸东夷。而《礼记·明堂位》亦云“东夷之乐曰昧”，乃将姑昧人的音乐也‘名从主人’，并归入东夷文化范畴。此所谓居于华夏则华夏之，居于夷狄则夷狄之。”[4]如果说，流徙到东北的豕韦氏族群以豕（猪）为图腾的话，那么，流徙并定居在浙江衢州一带的姑蔑族的这一部，应该就是以鸟为图腾的鸟夷或改而信仰鸟的族群。了解了姑蔑部族的源流，我们就明白了衢州一带的民众何以一直坚守春神句芒的信仰，并非无源之水，而应是渊源有自的。
句芒信仰习俗是一个以创世神话和造物神话为支持的历史久远的民间信仰习俗，如今已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国家层面上得到保护。希望这个在我国唯一的民间信仰习俗能传之永远，让这个美丽的神话和珍贵遗产，留给世拾代代的华夏子孙！
脱稿于2010年10月18日

[1] 见拙作《中国象征文化丛书·总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2] 宋·高承撰《事物纪原》，金圆、许沛藻点校本，第425—426页，中华书局1989年。

[3] 转自简涛《立春风俗考》第86页。

[4] 彭邦本《古蔑国源流考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