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到了纽约，无法不去的地方是位于百老汇大道与第十二街相交的Strand书店。像上次来一样，人还没进去，就被店堂门外在人行道上摆着的十几架廉价书（一至五美元一本）吸引。在这些店外廉价书中有关艺术类的，不少是历年来各种特展的图录，其实就是专题策划下的专题论文与丰富的图录资料，有很强的专业性。认真翻寻，也有些大部头的哲学、政治学和史学着作，这回找到一本《意大利文艺复兴》，作者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和文化史家J. A. Symonds。该书原有七卷，完成于1875至1886年，是他在学术上的代表作。可惜的是，手头找到的仅是第二卷，1935年纽约版。售价两美元，一瓶可乐的价钱。又有好几本想要的书，但想到行李超重，只好先放下。在二楼找到的《创造性的复制：从米开朗基罗到毕加索的绘画解释》（作者E. H. Begemznn，纽约大学艺术史教授），来源于作者与博士生的专题讨论课，最后成为1988年纽约绘画中心的一个意义独特的展览。它展示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许多艺术大师是如何通过复制而走向创造性的艺术道路的。另外，有一本图录出自1977年大都会博物馆主办的一次日本版画对法国十九世纪绘画影响的展览，也是带有类似的性质，但是更增添了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与交流的内涵。其他淘到的十几本书大多也是专题性的展览、研究报告，比较激动人心的是《墨西哥与现代版画：图像艺术中的革命，1920至1950》（J.Ittmann主编，费城艺术博物馆与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从墨西哥版画中的革命左翼题材与艺术风格中，可以看到艺术作为被压迫阶级的一种反抗力量，以及在审美上可能达到的深度，同时也可以与中国左翼美术的主题内容与风格特征作比较。
关于革命与节庆的记忆，究竟是谁最先淡出了我们的生活？恐怕人们都会说是前者。但是至今我在生活中看到的是，节庆没有了（现在只有“假日经济”），“革命”却使它偶尔归来。虽然瞬间即逝，但却货真价实。我住的小区内有一间很不错的小学，多年来每逢重大节日或放假前小学生都要排练节目，然后就是演出。这些节目中竟然还有我们这一代人都熟悉的“红歌”，今年春节前的排练还唱起朝鲜电影歌曲《卖花姑娘》，当那熟悉而凄婉的曲调在空中飘荡的时候，真的是“黑老子一跳”，恍如隔世。在没有节庆的日子，一首“革命”的歌就把节庆的亡灵轻轻地召唤了回来。我相信这很可能只是某位管文娱活动的老师有点怀旧，所以那些“革命”与“节庆”的幻影会偶尔飞翔而至。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当现实中有不公不义的时候，如果红歌的口号极其嘹亮、雄壮地回荡在城市的上空，什么人会更害怕、更恐慌呢？难道底层的人们真的再也没有了登场的欲望与冲动、再不需要任何令自己燃烧的仪式和歌声？就拿被某艺人说是自我贬损的“吊丝”来说吧，节庆中的狂热与幻觉难道就不是一次盛大的逆袭吗？
读莫娜·奥祖夫《革命节日》（刘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7月），发现谈法国大革命的节日还没那么复杂，谈我们自己对革命与节日的记忆则会更麻烦。作为“人民”，我们既失去了显着的性格特征，也失去了想象力。作者在“中译本前言”中认为，法国革命张扬了一种唯意志论和一种激进观念；时至今日，这两点还是法国人性格的显着特征。因此，我们都可以理解法国大革命与节日的关系；但我们自己却会被勾起一种追忆，在看清楚和反思过革命狂热浪潮中的所有暴力、野蛮、黑暗之后，我们是否仍然会有一种惘然若失之感：节日美感本身都是错的吗？尽管狂热过后就是失望，但是那一刻的狂欢难道真的没有任何精神上的价值吗？在权力与财富的双重壁垒夹击之下，想象一个可以暂时虚幻地扬眉吐气的乌托邦又有什么大错呢？
节日的到来一点都不困难，只要有王子，就可以上演哈姆雷特。“人民登台亮相：这是节日的第一个形象，是证明一个节日出现的首要条件。人民是以某种未经安排的、不假思索的方式出场的；没有人在实际指挥他们，他们的行动先于任何号召。他们既不听从某种法律，也不受制于某种制度，甚至也不会协调一致。”“人民在前进，这就足够了……”（第30页）我们可以说，有时候的确需要为了行动而行动，为了前进而前进；实际上人们并不需要战斗，只是亮相就够压迫者喝一壶的了。作者在注释中引述了佩吉（Peguy）在《克里奥》（1932年）中的精彩描述：“没有人是被命令去攻占巴士底狱。没有人被要求，被预想去攻占巴士底狱。总之，历史说，我就在那里。大家都知道攻巴士底狱是如何发生的。当然，这是发生在7月14日。那是一个晴朗炎热的日子。在烈日下，古老的巴黎愈益炎热。善良的人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想要做点事情。”（第30页）米什莱的《法国大革命》也说，“他们实际上想做什么呢？想走走。他们想集合行进，暂时忘却自自己的困苦，聚集在一起，在晴朗的夏日，来一个公民大散步。对于他们，允许聚集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个节日。”（第31页）无论如何，我还是会被这种描述所感动。
奥祖夫的这部着作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研究中的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准确来说，它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最早在美国史学界出现的法国大革命节日研究以来最有代表性的着述。在它对法国大革命与节日的关系做全面研究的努力中，主要面对三个基本问题：一、在革命节日里是否有全体人民的情感交融？二、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史研究对解释节日的能力。三、革命节日给暴力赋予了什么位置？这些问题是在同情与敌视法国大革命的二元对立史学阵营之上的理性思考中产生出来，希望直接面对节日、考察节日实际展现出来的东西（第46页）。“为了给这些问题寻觅答案，我们现在需要深入到法国革命的史实之中。”（第53页）
由于热衷、相信和信奉“统一”这个革命的图腾，因此反对地方性、特殊性、具体性，这仿佛是所有革命者的共性。因此在节日问题上，因为追求统一而需要删繁就简，因为追求统一而需要在时间上有新的开端、在空间上有整齐的规划，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新元素具有美学上的节奏感和力量感。这是一种被认为可以取代旧宗教的新的普世性，其中必须渗透着团结、共同情感、意义认同等核心价值。对个人来说，这样的节日就是最好的公民教育；对社会来说，这样的节日是一种自己教育自己的管理方案。这样的一种节日诉求必然有着无法回避的历史与未来两个维度，因此而产生继承与断裂、复古与开新的矛盾。
在我们所接受的政治文化语言中，革命的节日总是与“盛大”联系在一起，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但是过去的“盛大”意指造反与自发的狂欢，所谓“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是也；今天的“盛大”是指奢华，完全是两码事。“文革”末期有一部没有完成的中国大片，就叫《盛大的节日》，谢晋导演的。据他的讲述，结尾有这样的镜头：海关大楼的钟声响起，红卫兵在钟楼上撒下漫天的传单，黄浦江上的汽笛响了，戴着柳条帽红袖标和梭镖的几千名工人和红卫兵小将向资产阶级发起了最后的总攻……红旗如海，在近似《国际歌》的雄伟音乐中，再次推出片名……那是虚幻的1976年的中国。
来源：东方早报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3-03/31/content_75307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