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勃

　

　　研究民俗的人都喜欢谈春节，可是要说过年的个人感受，我缺乏信心。因为中国人好古，有点儿闲钱就想搞收藏，有点闲工夫就发思古之幽情。这个传统很可爱，但是不利于我谈今天的题目。余生也晚，按现在的说法是“六O后”。想象中传统社会黄金般的“元日”，连个尾巴也没见着。对古代春节没有体验，没有发言权。那么退而求其次，谈今天的春节呢?可我早生华发，对过节的感受淡漠了，也不好谈。我只能退而求其再次，讲讲自己少年时代(1970—1977年)在河南洛阳过“革命化春节”的印象。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1966—1976)在北方已经颇有成效，春节也变得富有革命色彩。当时多是平房，家家贴春联。由于大字报的流行，很多人会写大字，所以春联都是自己写。可是百姓水平不高，传统的春联不能写，常见的都是革命口号，比如“狠抓革命工作，大促生产建设”之类的。时间一长，基本都忘记了。印象深的是一位同学的爸爸的春联。我们是街坊，同学的爸爸在法院工作。这一年，他领头带了一批人去同是街坊的法院院长家贴大字报，要“批倒批臭”人家。我们这些学生都凑到跟前看过热闹。结果，院长没下台，反而把他狠狠修理了一番。街坊们都担心他这个年不好过。三十儿了，同学的爸爸亲自出来贴春联。大家一看，红纸黑字，上联是“任凭风吹浪打”，下联是“胜似闲庭信步”，横批“极目楚天舒”!这副春联，句子全是选自毛泽东诗词，可是很能表现他此时的心态——牛气冲天。

　　在这样的革命气氛中，传统春节的祭祖、祭神，自然都列入“封建迷信”，被横除一空。我在河南农村的亲戚因为年三十儿在家偷偷烧香祭祖、祭神，被半夜翻墙进入的民兵抓走，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我的父母是五好公民，坚信无神论。我作为学校教育出来的“革命小将”，对于农村过春节还要磕头、烧香、祷告，也觉得十分可笑。因此，我家过年没有遇到过信仰方面的困扰。我家过年的最大问题是物资供应不足问题，邻居们的情况大体都是如此。

　　当时的领导只顾抓革命了，可这革命能否促进生产，当时是个未知数，现在看来大概是个负数。革命的结果是，五谷杂粮、肉食禽蛋，无不凭票供应。食用油，成人每月一斤，中小学生，每月半斤(或者是六两)。够不够?我当时只知道妈妈平时基本不炸食品，只在春节才炸一点麻叶(即北京所谓的排叉)和油香(类似油条，但较短、较硬)。所以，春节对我的吸引力之一就在于能够吃油炸食品。

　　可是，人是越饿越想吃，越饿越怕吃不上。因此，当时洛阳的春节习俗很铺张。节前，必须备齐各种食物，保证至少在正月初五之前不需要再出门去买。据说这样表示“年年有余”。年前，各家都得买上十几斤、乃至几十斤的肉——把平时积攒的肉票全都用上。所以，会过日子的少数民族兄弟都觉得汉族人又开始犯傻了。问题还不限于此，大家都要买肉，可肉店只有那么几个国营店，因此买肉的人总是排着长队。父母都是工人，正月初一才放假，没时间，而我正好放寒假，于是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总是落到我头上。早上三四点钟去排队，已经有几十人了。站在肉店门外的大街上，零下十度的寒风一吹，能透过棉衣棉裤，让你骨头都觉得冷。八点开门，正常情况九点钟应该能买到。但那些身强力壮的年轻工人或无业游民总来加塞儿，一般都得十一点才能买到。买完肉，还得买鸡蛋，最后还得买鱼(冷冻的、很不新鲜的带鱼)。当然，这些都得下一次再来排队。

　　这样一说，有点儿像是在“痛说革命家史”，是在诉苦。出于诚实，我得补充说明一点：当时这样艰难得来的吃食，确实香。我当时完全不能吃肉，不知道那时候猪、牛、羊肉是什么滋味，无法跟现在比较。但是我能吃带鱼。每次我洗带鱼，父亲总是说太臭——的确已经不新鲜了。只能吃油炸带鱼段，而且事先必须用大量五香粉搅拌，以压住臭味。可是，至今我仍然觉得那时的带鱼比现在的新鲜带鱼香!仔细想想，也的确应该更香：那时候，洛阳只在五一和春节供应两次，把全家的带鱼份额都给我，也总共只有六斤，平均每月半斤。这就难怪我的舌头犯贱，把臭鱼吃出香味了。穷困，反而让春节更有“滋味”了。

　　最后，1976年，四人帮倒台了，次年的革命春节革出了一点新花样——火烧四人帮!正月十五晚上，在市政府门前的广场树立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四人的半裸泥塑跪像，高约两丈。样子都很丑，要不是胸前写着他们的名字，根本不知道是谁。每个塑像肚子里装满煤块，烧得通红。塑像的七窍往外直冒火苗!围观者无数，还不断有人高声叫好。这大概是革命家们批判四人帮的新方法吧。可是，父亲告诉我，这种活动是洛阳的老习俗。我当然不信，过去哪里有四人帮呀!父亲说，以前洛阳元宵节都是火烧秦桧和他老婆王氏，现在只是换了几个人名而已。

　　从火烧四人帮这件事来看，文化的力量还是很强大。尽管物质缺乏，尽管时事激荡，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还是会使用那些传统的文化符号来度过春节这个最重要的节日。
                           来源：作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