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空间构建与传统节日保护
关 昕
（北京民俗博物馆，北京 100020）
摘 要 文化空间是中国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如今构建型的文化空间已成为都市民俗活动的一种常见现象，这种文化空间本身并非是民众自发举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域，而是由精心设计和组织，在特定空间内展现一定文化内容的场域。在这一类型节日文化空间的塑造中，应注意分析该节日与人们生活的结合形态，打造核心象征物，并进行不同程度的创造性革新，从而使之有助于改善传统节日和民众生活的关系。
关键词 文化空间；节日文化遗产；北京东岳庙
作者简介 关昕（1978-），男，北京人，馆员，主要从事北京历史民俗研究。
当今时代，对传统节日的保护和传承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关注。有学者指出，在节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要注意加强对文化空间的保护。［1］文化空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一个关键概念。《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对其定义是：“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把节日的保护纳入文化空间的范畴，说明人们越来越注重对于节日的整体性理解。但同时，在文化空间概念的引入伊始，就被纳入到主体的实践层面，国家政府以及各种社会主体都将它作为一个可操作的对象。构建型的文化空间已成为都市民俗活动的一种常见现象，这种文化空间本身并非是民众自发举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域，而是由精心设计和组织，在特定空间内展现一定文化内容的场域。在当代社会，构建特定节日文化空间无疑也成为当前传统节日保护的一种常见模式。
北京东岳庙的传统节日活动是构建型节日文化空间的典型个案。它的主办者是坐落于庙内的北京民俗博物馆。活动时间主要在春节、端午、中秋、重阳。春节民俗活动主要是庙会活动，目前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因为它具有深厚的传统渊源性，与其他三节活动的策划有所不同，在此不展开讨论。北京东岳庙端午、中秋、重阳三节活动的策划最初是源于东岳庙春节庙会活动的延伸，出于活动系列化、品牌化的考虑，将其他传统节日纳入了视野。由于没有历史渊源，这些传统节日活动实质是将原有相对松散的生活习俗移植到一个特定的文化空间里去展示，同时也根据环境和现实需求对传统节俗进行了适当的转化。
本文将以北京东岳庙端午、中秋、重阳三个传统节日带有主观构建性性质的活动作为研究内容，通过对这种民俗活动的探讨，本文拟讨论此类型文化空间的构建对传统习俗的利用、转化的程度和方式，以及对传统节日在民众中的传承所起到的作用和意义。而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也可以为我们对传统节日的保护理念和方式提供启示。
一、基本操作模式：从生活习俗到文化展示
统节日作为人们生活模式的重要节点，其习俗表现更多的呈现为生活场景。老北京的端午、中秋、重阳习俗都是有着丰富地方情境的生活场景，与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大有关联。如今北京人的生活场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迁，许多“老北京”习俗渐渐流失消散并上升到知识性的层次，昔日的生活场景日益碎化。
在这种情况下，若是为了保护节俗而保护民俗生活场景，我们得保护什么才能让这个场景行之有效呢？这个工程应该浩大到什么程度为宜呢？因此，当传统节俗在民众的生活状态中逐渐脱离为“文化”时，与之相对应的是，需要在“保护”时对之进行抽取重组，从“生活事象”转化为“文化事项”。在这里，我们选取了从2004年至2008年年来北京民俗博物馆举办的端午、中秋、重阳节民俗活动内容略作分析：
其一，习俗体验。体验“老北京”节日习俗，比如端午节动手包粽子、斗百草，中秋节描画兔儿爷、拜月台拜月等，通过游客们的亲身实践来感受传统习俗。其二，场景复原。端午节院中设摆雄黄酒、艾草、菖蒲等物，中秋节复原老北京人祭月场景、“兔儿爷山”，重阳节复原“九花塔”。其三，社教类活动。包括节日习俗展览、知识竞猜、节俗知识讲座、节俗主题征文等。其四，应节物品进行商品售卖。比如五彩粽、长命缕、香包、粽子、兔儿爷等。其五，烘托节日气氛的其他传统活动类。多指拉洋片、抖空竹等传统娱乐活动和“跟我学”传统手工艺制作、民间花会表演等。
或许源于主办方是博物馆，北京东岳庙的“三节”活动在主要内容和方式上依旧是博物馆式的。将“老北京”节日习俗的事象性模本直接转化为事项性的文化展示，是北京东岳庙节日活动策划的主要模式。主要内容之一的展览、讲座以及其他宣教，属于知识教育的范畴。即使已经具备相当互动性、参与性的场景复原如兔儿爷山、拜月台、摆雄黄酒等项目也具有浓重的文化展示意味。在这里，“老北京”的节日习俗模式被作为一种过去时，一种遗留物，作为一种文化文本来对待。游客们把北京的传统节俗当作知识进行消化学习，或抱着怀旧的心理进行品味，从而强化了对于传统节日的认知。
二、民俗活动策划与节日传承
在保护传统节日的社会热潮中，人们普遍关注传统节日如何与现代社会生活融合，以促进其传承与发展。但这已不是传统的社教方式所能容纳的，而需要更具参与性的活动方式，在节日活动中营造民众的实践，使民众成为活动内容的主体，从而增强传统节日在民众生活中的影响。
北京东岳庙的传统节日活动既以促进节日传承为目的，因而几年的活动策划也很注重参与性和实践性。这些策划既体现了现代城市社会传统节日所具有的不同衍化形态，也体现了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下面我们结合其不同节日的代表性活动略作分析。
（一）端午节
端午节，老北京人称之为“五月节”。其主要的节日内涵是“恶五月”里的避瘟禳灾。习俗模式也多与消灾避疫有关。随着时代科技和医学水平的发展，时令及环境的更替对人们的影响作用减弱，端午节的心理诉求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注重“五月避忌”了，甚至将这种“避忌”心理等同于迷信。在这种情况下，端午节旧有的精神内涵已经基本属于过去时。其习俗模式因为没有精神内核的依托也逐渐丧失了民众基础。当代北京的端午节在精神内涵上强调“保健”而非“避邪”，注重纪念屈原的爱国主义传统。但目前，二者都更多地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而较少转化为群体的民俗行为。相比较，粽子在民众中间始终具有影响力，但同时包粽子的传承却不容乐观。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常说，“端午节只剩下吃了”。这话语的背后是对节俗流失的忧叹，似乎也在说明，在精神意蕴转换的过程中，尚没有产生出可供民众消费的生活民俗。
有学者认为，端午节俗在现代社会具有发展价值，尤其提出端午习俗中的赛龙舟可以在城市空间中进行推广，可以带动民众对于端午节的认同，促进节日的复兴。［2］在全国许多地方，在端午节期间，办的相对红火、传承的情形相对较好的也正是赛龙舟。但赛龙舟多在南方地区具有地域传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民俗心理的依托。北方的端午节并没有赛龙舟的传统，赛龙舟对于环境的要求也有所限定。在更广阔的城市空间内，端午节活动何所依凭？但选择这样竞技性的项目方式对于促进民众的参与，加强群体的认同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就端午节活动而言，全国各地以社区为单位组织的“包粽子大赛”屡见不鲜，或以“邻里节”为名。在这种背景下，北京东岳庙的端午节活动也选择了竞技性项目“包粽子大赛”作为活动的突破口。2004年以来，东岳庙每年都在端午节以北京市朝阳区42个街乡为参赛单位，举办社区包粽子大赛。在比赛的模式下，“包粽子”从过去的家庭行为，通过集体竞技的方式转化为公众行为。在“抢救”、保护传统节日的热潮下，过节方式仅限于物质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能够生发体现节日社会性、文化性的因素。在人们习惯于购买市场上、超市里的粽子之时，“包粽子”的行为本身具有了“留存传统”的可贵意义，而且“包粽子大赛”的热烈场面也潜在地表现了民众对于传统节日的热情。
（二）中秋节
中秋节，也是老北京三大节中的传统节日之一，当地人俗称为“八月节”。中秋节俗初源于月亮崇拜，生成了祭月习俗，月饼、兔儿爷等次第附生出来。明清以来，世俗性加强，月饼、兔儿爷渐渐脱离祭祀主题，而增添了生活色彩。团圆是中秋节俗的核心意义。“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人心共赏时”，中秋的团聚之意出自满月意象。其节俗表现形式亦多限于家庭内部。当代北京人的中秋节，祭月等仪式性的习俗早已不存在，兔儿爷等代表物也渐为少见，其习俗内容有很大的流失。但同时，中秋节“团圆”的传统意蕴依旧存在于民众心里之中。与端午节的“避瘟”不同，中秋节核心的精神意蕴并没有散失，丢掉的只是部分形式，有充裕的心理空间可以“经营”。
在中秋节期间，北京东岳庙举办的是中秋主题游园，中秋节习俗并没有较易操作地转化为竞技式活动的内容，所以主要是以展览陈列为主，包括对于兔儿爷山、拜月台的模拟陈列，以及中秋节的文物展、节俗知识展，能够体现一定互动性的则有描画兔儿爷、诗歌朗诵等。其中，相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活动内容是兔儿爷山。
在老北京，中秋节街头商贩售卖兔儿爷，商摊上设数层木架，按尺码摆设兔儿爷，人们把这种楼梯式的货架形象地喻为“兔儿爷山”。在清末民初的北京，“兔儿爷山”如同西方的圣诞树一样是节日的象征物，“瞥眼忽惊佳节近，满街争摆兔儿山”。诗中形象地勾画了街巷中布满了兔儿爷的节日盛景。活动主办方将这一情景夸张化，在院内搭设数米高的台子，摆满几百个大小不一、造型各异、诙谐有趣的“兔儿爷”，极具视觉冲击力。昔日的节日民俗因为属于民众的生活，它更多地体现为事象性，而缺乏现代社会的事件感和效果。而经过形象“变异”的兔儿爷山，将生活层面的习俗景观化了，它对于节日的象征意味因形象的夸张变得更加突出，从而具备了社会媒体炒作传统节日的要素。从2004年起，每年东岳庙搭起的兔儿爷山都会成为中秋节《北京晚报》等京城社会媒体的重版新闻图片。这里面传达着传统节日到来的信息，与之相配合的则是稻香村的月饼脱销、公园赏月酬宾之类的消息。
经过变异的“兔儿爷山”以显著的体量预示着老北京中秋节的到来。除了在媒体上的频繁出镜之外，它也颇受市民和游客的青睐，多于此拍照留影，并购买兔儿爷馈送亲友。据一些游客说，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老北京”过节的感觉。每年的兔儿爷山出镜之后，也会招来大批来此购买兔儿爷的市民。他们中既有老北京人，也有外地人。从心理上说，买个“兔儿爷”可以用来怀旧，它具备一定的工艺性，而且蕴涵了外地没有的历史文化，是一个有一定档次的“拿得出手”的地方工艺品。在中秋节，买个兔儿爷送给家人朋友，应时应景，其实是一个不坏的选择。兔儿爷山显然也被外地人作为老北京中秋节的代表象征物来看待了。
（三）重阳节
重阳节俗的中心内容是登高野宴，还附带有饮菊花酒、佩茱萸、吃重阳糕等。明清时期，北京地区登高颇盛，《燕京岁时记》云：“京师谓重阳为九月九。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提壶携楹，出都登高。南则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域等处，远则西山八处。赋诗饮酒，烤肉分糕，询一时之快乐也。”［3］重阳的原始含义也是出于驱邪求吉，“登高”类于端午节的“熙游禳灾”，是秋寒新至具有仪式意义的行为。后渐有祈盼长寿的意蕴，如唐宋诗文中就有“兹辰采仙菊，荐寿庆重阳”之佳句。但重阳节从“登临高山到宴会台榭，由远足之劳到口腹之乐，重阳节俗由动趋静，由神圣转向世俗，表现了中国传统节俗表现的一般趋势，也表明了人们节日感觉的衰减”。［4］与其他节日相比，重阳节在人们的生活中所处的角色地位相对较弱。
随着时代的变迁，重阳节的文化内涵也在渐变。在当代，主要有几种阐释方式。其一，由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而推及重阳的思乡意义，“又是九月九，重阳节，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便是述及此义。其二，登高野游，取娱乐健身之意。其三，敬老节，呼唤全社会发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现代的重阳节活动，在意蕴上多取于几者之间。但后者渐成主流，并被国家意识形态所涵化。在1989年，我国把每年的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北京市政府将重阳节定为登山节和老人节。但在举办登山活动时，也往往以老年人为宣传对象。
登高作为老北京重阳节的典型习俗至今尚在民众中传习，但因为北京东岳庙地点的局限，在其节期“登高”作为节日的传统习俗形式自然无法进行，需要在新的场合里设计新的活动内容。首先让我们看看北京东岳庙的重阳游园会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和方式？历年来，主要有三项活动：提供义诊，这是社会扶助老年人的常见方式；老年人健身表演，贴近“登高”健身的意蕴，又展现了老年人健康的心态；敬老爱老主题征文，唤起公众对老年人的关爱热情。敬老爱老成为活动的主题宗旨。对于旧日的重阳习俗，主办方除了在近两年依照《燕京岁时记》所载布置了“九花塔”的景观之外，一般仅仅陈列露天展览进行介绍。
如果观察一下重阳节在现代社会的衍化形态，或许会发现这样的策划体现了节日的时代变化。随着传统节俗的淡出，关爱老年人已基本成为了社会上重阳节活动的主题。从内涵上看，重阳节“敬老”的节日意蕴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为孝亲。逢节日来临，各大商家纷纷打出老年人商品促销的旗号，拉动节日消费。其中隐含的逻辑即是针对节日的孝亲心理。但在当代中国的节日体系中，还有两个以外来文化传统为背景的节日“母亲节”和“父亲节”在内涵上与之意蕴重合。而且“母亲节”和“父亲节”与后者相比，更贴近社会个体的情感需求，在现代都市人群中具有更广泛的市场。把重阳节的“老人节”阐释为私人家庭领域针对亲情长辈的关爱，会与已经形成社会影响力的“母亲节”、“父亲节”形成语义重复。一为公益性“敬老”。实际上，每逢节期，除了商家的炒作之外，社会上的活动所常见的已多为免费体检、看望孤寡老人、老年艺术节等公益活动，也就是说，更注重社会层面的“关爱”。
几年来，北京东岳庙重阳活动便体现了上述“敬老”意旨的多重内涵。2004年起布置的《敬老节与中国传统孝道图片展》，重点对“二十四孝”进行介绍，体现了孝亲的主题，宣传家庭的孝道；义诊、健身表演等则为侧重为社会上的老年人提供关爱以及展示自身魅力的空间。与端午和中秋相比，重阳节的活动弱化了传统性，而更加强调现代社会公益性。
三、几点思考
通过对以上节日活动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对传统节日的保护工作中，构建节日文化空间所可能采取的方式和策略。
首先，构造具有核心象征意义的节日代表物。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提出，文化空间中的关键意旨为“具有核心象征的文化空间”，而核心象征是指一个社会因其文化独特性表现于某种象征物或意象———通过它可以把握一种文化的基本内容。有核心象征的文化空间应区别于一般的文化空间，它具有集中体现价值的符号，并被成员所认知，是共同体的集体意识的基础。［5］这种具有核心象征意味的代表物在节日文化空间中的表现，在北京东岳庙的端午节活动中体现为竞技类型，如“包粽子大赛”，在中秋节活动中体现为代表性景观，如兔儿爷山。这种象征物既是传统节日的代表内容，同时又成为新时代构建节日空间的代表内容。这种具有渊源性核心象征的节日代表物的塑造对于传统节日文化空间的构建来说，往往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可以为民众传递一种明晰的节日讯号，打造一种浓厚的节日氛围，从而使相关传统节日在民众生活中留下崭新的文化记忆烙印，并传播久远。无疑，这种核心象征意义的节日代表物将是传统节日活态传承的关键内容之一。
其次，需要对传统节日习俗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革新。一方面，在活动的具体策划上需要对节俗事象的形式有所变异。比如北京东岳庙中秋节日活动中的兔儿爷山，是从“老北京”的传统节俗中找资源，但又是在传统的形象基础上根据环境有所变异而成，从而有出人意料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保护节日的习俗模式要与保护节日的文化意蕴相结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下，节俗活动策划在内容上可能更多体现为复兴传统的习俗模式，但是这种保护方式的出发点是针对“传统”习俗本身，往往体现为为保护而保护，而忽略了现代人们的需求。我们以为，保护传统节日不仅仅等于保护传统的节日形式，在节俗实践中更需要注意结合当下社会节日的存在形态和演变脉络。在民俗活动的策划中，昔日的民俗传统是并不作为约束性的，而是我们自由选择与之发生关联的。在营造节日文化空间时，不能固守形式，而要根据民众的需求和节日的状态探寻传统文化与时代交融的过节理念和过节方式。相比之下，北京东岳庙重阳节活动的理路倒是并没有完全拘泥于“老北京”的节俗形式，而在节日内涵中注入了政府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突出了“敬老爱老”社会层面的现代内涵，加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照，这种创新也体现了传统节日可资借鉴的发展路径。
总之，节日文化空间的构建，应注意该节日与人们生活的结合形态，重视从观念到形式的全面创新，在尊重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在脉络和规律的基础上，顺应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的需求，从而使之有助于改善传统节日和民众生活的关系。
参考文献
［1］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2）：98-100.
［2］高丙中.端午节的源流与意义 ［J］.民间文化论坛，2004，（5）：23-28.
［3］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79-80.
［4］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M］.北京：中华书局，2004.210.
［5］关昕.“文化空间 ：节日与社会生活的公共性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民俗研究，2007，（2）：265-266.
本文载于《文化学刊》 2009年9月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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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狄道流珠 于 2012-4-12 11:05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