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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敏华]发掘恢复更多年节文化元素

[翁敏华]发掘恢复更多年节文化元素

发掘恢复更多年节文化元素

翁敏华

新华网 2009年01月23日 08:28:08  来源:文汇报



    在诸多传统节日里,国人过得最认真、传统保存得相对完善的,要数一年之首的年节。翻检年节的传统,有许多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元素,值得复兴和发扬。传统节日作为平台,在它自身得到保护传承的同时,应当发掘和恢复一些健康的传统仪式。同时,只有相关的礼仪文化得到发扬了,传统节日的内涵才能显得丰厚     

    在诸多传统节日里,国人过得最认真、传统保存得相对完善的,要数一年之首的年节。人们大扫除、贴春联、放鞭炮,除夕之夜阖家团聚吃年夜饭,欣赏春节晚会兼守岁,给小辈发压岁钱,大年初一出门拜年……近年又有利用年节长假外出旅游的,可以看作传统节目“走三桥”、“走百病”的现代演化。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年节是中国人的第一大节;海外华人,甚至欣赏中华文化的一些外国人,也都十分重视它。这里的“第一”之谓,既因为它在一年的时间序列中排在最前面,更因为它规模最大、人们最看重。     

    中国年节文化中,有欢乐成分也有忧患元素  

    翻检年节的传统,有许多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元素,值得复兴和发扬。     

    首先,中国的年节文化中,不光有欢乐吉祥的成分,也有忧患的元素。在民间,人们传说“年”是一头头上长角的怪兽,岁末会出来吃人。各地的这一传说还各有地域色彩:有山的地方说年兽“住在山上”,除夕夜下山来祸害人畜;靠海的地方说年兽“住在海底”,快过年了爬上岸来残害生灵。所以过年又被叫做“过年关”,人们除夕不敢睡觉,要“守岁”,守住自己的年岁就是延续自己的生命。给小孩子“压岁钱”,是因为孩子人小力薄,靠自己的力量不行,需要大人帮他们“压”住年岁。贴门神、挂桃符、行傩祭、放鞭炮等,都是为了吓走年兽。第二天大家再见,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互相道贺,“恭喜恭喜”,言下之意是恭喜你还活在世上。民间俗信层面上“年”的说法和“应对”的做法,表现了人类一种忧患意识:人生在世,不会只有吉祥没有灾难。人们在年节这个时点,给自己和大家提了个醒。巴赫金说:“死亡和再生、交替和更新的关头总是节日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这一点,在年节习俗里体现得特别明显。     

    其次,我们现在过年,是不是过于重视吃而忽视穿了?如今,年节和平时吃的东西虽然没太大区别,但吃的气氛更欢快更热闹,而穿衣实在是没什么两样了。过去中国人过年是吃穿并重的。元代赵孟頫\《题耕织图》诗云:“田家重元日,置酒会邻里。小大易新衣,相成未明时。”民谣里也有这样的新年歌:“穿新衣,戴新帽,老太太要花,老头儿要炮。”这样的传统在今天似乎衰微了。其实服饰是更加外在、更加一目了然的文化标识。我们缺乏节日盛装,缺乏穿盛装过节的意识,缺乏很有民族特色的让人们有普遍认同感的服饰。韩国人穿韩服过年,日本人穿和服过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自己的民族服装?笔者提倡文化上的“拿回主义”,是不是可以从和(唐)服里取回一些传统元素,糅合进现代服饰之中?眼下,可以穿汉装、唐装或旗袍,最好是丝绸的、锦缎的,繁华、灿烂,体现我们中华丝绸王国的特色和韵味。     

    可以恢复的传统礼仪里,作揖最帅气、最卫生     

    第三,可以恢复中国传统的作揖礼。传统节日作为平台,在它自身得到保护传承的同时,应当发掘和恢复一些健康的传统仪式。同时,只有相关的礼仪文化得到发扬了,传统节日的内涵才能显得丰厚。作揖礼是最帅气、最卫生的。     

    中国的作揖礼远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它分三类:其一叫“天揖”,来源于敬天的祭祀,然后才用于人事,先对天子用“天揖”,再推而广之,对家长、对老师,对所有值得尊重的人。天揖的手势是:稍稍地往上举,曰“推手小举”。其二叫“土揖”,与天揖正好相反:“推手小下”,亦源于自然崇拜,由大地崇拜过渡到对人表示敬意,如老师对学生就可以行“土揖”。其三,时揖,“平推手”,用于平辈之间。时揖,对时间作揖,对时间表示敬重。天揖和土揖是空间之揖,时揖是时间之揖。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小小的一个作揖礼,亦包含了这一世界观。汉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一项密码。“揖”字,提手旁,一个口,一个耳,表明作揖要用手、用口,还要用耳。除了抱叠双手做动作,还要加上恭敬的用语,同时谦逊地倾听,不能漫不经心,人家在说话不带耳朵。三合一,三者都到了,这才是“揖”,这礼节才算到位。     

    “春晚”把民众变成“看客”,所以大家不尽兴     

    第四,改革“春晚”。20多年来,央视的春节晚会,已经成为全中国年节的一大重心和主角。它曾给中国人带来莫大的兴奋和快乐。但近年来,与其说是人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口味越来越刁,不如说“春晚”这种形式本身存在缺陷——民众成了“看客”,“看节”取代了过节。日本人过年也有类似我们“春晚”的电视文艺晚会,叫“红白歌会”,一支红队一支白队,斗歌,斗整整一夜,唱的都是老歌。民众则一边看电视,一边自己也“斗”,单位同事、学校师生,甚至家里人,统统分作两派,有的喜欢红队,有的支持白队,有的喜欢到广场、公园看大屏幕,边看边唱甚至手舞足蹈,嘻嘻哈哈,吵吵闹闹,欢声雷动。这样就有参与感、狂欢气氛,就不会是局外人了。中国古代除夕夜的“乡人傩”,全民参与性就非常强,“一国皆如狂”(孔子语)。中国民间一些地方至今如此。如山西某地乡村,过年表演关羽“过五关斩六将”,全体村民都跟着高头大马上的“关公”,转悠五六个村子。安徽贵池傩有“喊断”,“年首”在上面喊,村民在下面应,真所谓一呼百应。     

    巴赫金说:“狂欢节没有演员和观众的分工。它甚至没有萌芽状态的舞台,舞台会破坏狂欢节。人们不是消极地观看狂欢节,他们就在其中生活,大家在一起生活,因为从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我以为,现在人们对春晚的不满主要不是节目内容,而是不知道怎么参与进去。不妨学学日本,把20多年积累的好节目,特别是群众中耳熟能详、流传甚广的好歌拿出来重唱,把群众中有影响的艺人请出来亮相,照顾各年龄层次和社会各界的人,让大家都有张得开嘴、舞得开手脚的机会——这年过得肯定更尽兴。(翁敏华/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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