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神句芒论考（未定稿）-2
五行观念下的句芒
如果说周秦王朝对东夷部族发动的战争、灭国、迁君、移民等等，加速了东夷部族与华夏部族的融合，从而导致了原本属于东夷本土神的句芒的功能和形象发生了剧烈变化的话，那么，东西两大部族集团融合之后，五行观念的盛行，又成为促使句芒的功能和形象发生巨变的一大因素。
五行观念（水、火、木、金、土）在我国兴起很早，大约在春秋时代就已形成了，到了秦汉，中原地区普遍流行，衍生出了五方（东、西、南、北、中）、五色（青、黄、赤、白、黑）观念，并与五行观念相配合。晋太史蔡墨与魏献子关于五行之官与社稷五祀的对话，说的就是五神与五行的对应配合：“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当魏献子问及“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时，蔡墨答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而秦襄公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在栎阳作畦畤，祠白帝（《史记·封禅书》）的记载，则见证了五帝配合五行、四方、五色的盛行。《礼记·月令》中对大皞、句芒与五行、五祀关系所作的阐述，乃是对这一时期的观念和风俗的简要而明白的概括。清代朱彬撰《礼记训纂》作了这样的《注疏》：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此仓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大皞，宓戏氏。句芒，少皞之子，曰重，为木官。《正义》：“蔡邕云：‘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后立帝，立帝然后言佐，言佐然后列昆虫之别。物有形可见，然后音声可闻，故陈者，有音然后清浊可听，故言钟律，均声可以章，故陈酸膻之属也。群品以著，五行为用于人，然后宗而祀之，故陈五祀。’……句芒者，主木之官。本初生之时，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大皞在前，句芒在后，相去县远，非是一时，大皞木王，句芒有主木之功，故取以相配也。[1]
朱彬这段话说得很清楚，句芒和大皞（太皞）并非一时之人神，而且在时代上两者相去甚远，句芒本来寓意草木抽芽、形似弯曲之状的芒角，故名之曰句芒的，因其管理草木有功，被奉为春神。到了五行观念盛行起来之际，便把本来不属于同一时代、同一辈份（“相去县远，非是一时”）的句芒拉来与五帝之一的大皞对应（“相配”）并举，成为祭祀对象。五行观念起初是用于人事，后来逐渐用于祭祀，故有五祀之谓。在五行、阴阳观念等的支配性影响下，自汉代起，句芒的功能和形象，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在汉代的画像石中，我们举出东（徐夷地区的沛县）西（陕西神木）两个地区的例证来对照研究。东例是徐州沛县栖山石椁画像。
（图—7 徐州沛县栖山石椁画像石）
这幅刻画在石椁上的东汉早期的西王母图画，研究者认为“体现了死后升天的主题”。[2] 就画面的形象和内容而论，笔者宁愿认为是一幅向西王母献寿的画。自玉山上那个“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嘯，蓬发戴胜”（《山海经·西次三经》）的洞穴山神西王母，到“梯几而戴胜，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海内北经》）的部落王者的西王母，[3] 再到周穆王西征，趋访并在瑶池与之欢宴的部落联盟女首领的西王母（《穆天子传》、《汉武帝故事》），曲折地反映了华夏东西神话乃至中国文化兼并融合发展的一段脉络。这幅汉画里的西王母端坐楼上，楼下有侍者三青鸟为其送食，右边分别有射鸟者、捣药者和献舞、建鼓、斗鸡者。紧靠楼边的，是四位献寿者，分别是人身蛇尾、马首人身、鸟首人身（或为鸡首人身）和戴冠者。研究者认为，第三位鸟首人身者，或应为东方之神句芒。由于画面的漫漶不清，无法分辨其是否“方面”。有助于确认他是句芒的身份的，至少有两个理由：一，栖山汉墓地处徐州沛县，而徐州地区是古东夷土著世居的地盘，把东夷人记忆中的东方大神句芒，与仙人思潮普泛化时代里的西王母联系起来，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二，形貌和行迹有点儿像《墨子·明鬼下篇》所记秦穆公在庙中见到的那个“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正方”的句芒（惟不见“面状四方”），且有“锡寿”的特殊功能，而具有这一功能者，即使是“鸡首人身神”，在文献中未见有其他人神可以代替，故而也不妨暂定其为向名声赫赫的西部部落联盟首领兼仙人的西王母献寿的一员。
有鸟首人身者形象的西王母图像，除了徐州的栖山外，在山东南部古东夷居地的早期汉墓中，也还有几处，如微山、藤县、嘉祥等。这说明，到东汉，尽管东夷已不复存在，发达的东夷文化也早已变为历史的碎片，但它毕竟还是群体的一种顽强的记忆。
西例是一幅出自陕西神木大保东汉墓的墓门右侧石柱上的刻画。
（图—8 陕西神木大保东汉墓的墓门石刻画）
发掘报告认定这是一座不晚于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的汉墓，墓门两边石柱上的画幅，右侧画的是蓐收，左侧画的是句芒。报告者描述如下：
画面左侧为一人面、人身、鸟足、兽尾神像，头戴冠，上插三羽，羽毛涂墨彩向后飘扬，冠红色，似为红色织物缠于头顶，两根黑色冠缨翘于颈后。方脸，面涂粉彩，五官以墨线勾绘，红唇，长须。身着红色宽袖衣。右袖前伸，手持曲尺形矩。胸前以墨彩勾绘日轮，中间涂红彩，红彩中央用墨绘三足乌。下身着鸟羽裙，其上有红、墨彩绘的椭圆形羽毛，下端及两侧羽毛较长。蛇状长尾自身后经胯下绕至左腿前端。双腿直立，三趾。其左端刻一升龙，弓身展翅，作腾空状，执一曲尺形物。龙身以红、墨彩相间绘鳞甲。最下端刻一走龙，昂首张口，展翅作飞奔状。身涂墨彩，唇、翼涂红彩，身上以红彩绘鳞甲。画面左边框涂红彩，画底为较规则的麻点。[4]
神木大保东汉墓之左墓门石柱上的这幅画像，是一幅句芒图无疑。描述文字中的“头戴冠，上插三羽毛”，似应为“芒”。将句芒与蓐收相对应，并非没有意义，而是有来历的。他们是少皞帝的四个儿子中的两个，一东一西，“东方句芒，身鸟人面，乘两龙。”“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一为春神，一为秋神。墓门石柱上刻画的句芒像，其左所刻之“升龙”，其下（实际上是鸟足之下）所刻之“走龙”，看似独立而与句芒无关，其实不过是“乘两龙”意象的变形图而已。我们注意到，神木句芒图的独到之点是，“手持曲尺形矩”，“胸前以墨彩勾绘日轮，中间涂红彩，红彩中央用墨绘三足乌”。杨宽根据新华社1997年1月9日从北京发出的有关陕西北部神木县汉墓新出土画像石电讯稿认为：“这两幅画像，就是依据四季之神的创世神话而创作的。”“新出土的春神句芒和秋神蓐收画像，分别手捧日轮和月轮于胸前，就是表示他们在创世工程中主持‘日月之行’。《山海经·西山经》讲到蓐收之神居于泑山，‘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员，神红光之所司也’。这是说蓐收之神用他的‘红光’在掌管‘日之所入’，也是说蓐收发出红光使日轮运行的气象圆通。新出土的句芒和蓐收画像分别手执规矩，与《淮南子·天文训》记载相同，因为他们既是创世者，又是造物者。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以蓐收为秋神，与《月令》相同，而和楚帛书所说‘玄司秋’不同，该是依据中原流行的神话。”[5] 杨论甚确，当可采信。
至于本来属于东夷之地的本土神句芒，在东汉早期，多出现于古东夷之地，何以会在大致相同的或略晚的时间段上，同时出现于陕西北部的神木的墓葬石刻画中？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只能从上面论述的东夷与华夏两个大的部族或部落集团的融合中寻找答案。何况秦的先祖，就是东夷人呢！
对于句芒的嬗变史来说，汉代应是一个转折的时期。汉章帝时成书的《白虎通》，是一部国家经学之大成的书，在《五行》篇里构建了一个五行、阴阳、四季、四方、四色、五音、五帝、五神相配的庞大宇宙观和意识形态体系。这个体系是：“少阳见于寅，寅者，演也。律中太蔟。律之言率，所以率气令生也。盛于卯。卯者，茂也。律中夹钟。衰于辰。辰者，震也。律中姑洗。其日甲乙。甲者，万物孚甲也。乙者，物蕃屈有节欲出。时为春。春之为言偆，偆动也。位在东方，其色青，其音角者，气动跃也。其帝太皞。太皞者，大起万物扰也。其神句芒。句芒者，物之始生，芒之为言萌也。”[6] 这个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为核心内容的宇宙观和意识形态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在以青帝、句芒为主要祭祀神祇的“迎气礼”的基础上，催生了、甚至导致了向“迎春”和“劝农”为指归的理念和仪式的过渡。
皇家举行“迎气礼”始于东汉，但究竟始于哪一年？简涛在《立春风俗考》里说：迎春礼仪创始于东汉永平年间。[7] 我们看《后汉书》的记载：
是岁（引者案：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始迎气於五郊。（《显宗孝明帝纪》）
迎时气，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礼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阳四方。
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勾芒。车骑服色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祭祀志（中）》）[8]
这段话里记述了同时并存的两套既有密切关联、又互有区别的祭祀仪式：一是迎时气，即迎气礼，这套仪式系“采元始中故事”[9]，是渊源有自的，但它的创立，乃是统治者为顺应天时而采取的措施，因而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为迎接立春、立夏、先立秋十八日、立秋、立冬这几个季节的到来，在京城洛阳都要由朝廷举行迎接新季节的礼仪活动，而每一个迎接新季节的礼仪，都有一个与该季节相对应的神祇享祭，立夏是赤帝祝融，先立秋十八日是黄帝后土，立秋是白帝蓐收，立冬是黑帝玄冥，而在迎春礼仪迎气礼中接受享祭的乃是青帝。二是立春之日举行的迎春仪式，而立春仪式远在周朝就有了，在立春这一天举行的迎春仪式中，祭祀的神祇，除了青帝而外，还有句芒。我们看到，东汉时期，春神句芒是迎春仪式中必不可缺少的享祭角色。同时，在举行迎春仪式时，王朝还往往要借这个机会，向农民们发放赈济，敕劝农桑。
中央政府的迎春礼仪之外，《后汉书·祭祀（下）》还记载了这样的洛阳之外的县邑迎春仪式的场面：“立春之日，皆青幡帻，迎春于东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东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则迎者拜而还，弗祭。三时不迎。”[10] “县邑”是洛阳以外的小地方，虽然还是官方，却已接近民间了。在这个县邑举行的迎立春仪式中，为了给祭祀者们以春神的真实感而不是虚幻感，同时也增加一些活跃的气氛，往往事先要布置一“童男”装扮成穿春神藏匿于野外，等待祭献者们到来时，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代神（假装）享祭。这个被装的春神是何许神，文中没有明说，应该就是句芒，确否不得而知。
东汉时期，五帝、五行、四时（四季）、四方、五色，形成一整套完整的宇宙观系统。我们注意到，在原始的四季（四时）系统中，在立春和立秋之间，又出现了一个不成其为节日的节日——“立秋前十八日”。《祭祀（中）》：“先立秋十八日，迎黃灵于中兆，祭黃帝后土。”因为五行中有土，黄帝就不能忽略，而且自然位居中央，色为黄色，于是就创造出一个叫黄灵的神来，与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四个四季神相并列，以达到五行的圆满与协调。当然，五行系统是不断变化的，正如《孔子家语》里孔子与季康子的一段对话所说的那样。[11] 在四个季节中，相对于立夏、立秋、立冬这三个迎接新季节的节日，立春是最受重视，其礼仪也最为隆重的一个节日。祭青帝句芒之俗，从东汉永平年间起，或在东汉时期，也借助于迎春礼仪而大为兴盛起来。这样，以春神句芒为角色的图像，屡屡出现于东汉早期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墓中，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论者尝说，唐宋很好地继承了前制（包括立春迎气之仪式），对礼仪制度非常重视。但句芒在唐代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却似乎模糊不清。按官方的《开元礼》的《皇帝立春祀青帝于东郊》规定，所祭祀的对象，只是青帝太皞（太昊），而春神句芒则从王朝的立春（迎春、迎气）仪式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12] 至于其他材料，一是没有看到唐代有什么相关的句芒画幅，二是风土记作家留下来的生动记录也十分鲜见，即使有，如韩鄂的《岁华纪丽》，也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帝称太皞，神曰句芒。”显然并不是从现实生活的观察中所作的风土记录，而大半是抄袭或沿袭前代人已有的成说。盛唐出现了那么多大诗人和名诗作，也有不少关于立春迎气的作品，关于春神句芒，笔者则只在阎朝隐的诗里找到一句“句芒人面乘两龙，道是春神卫九重。”何以如此？也许用《新唐书》编者在《韦挺传》里写的一句话来概括唐代民俗传统的衰落最为恰当、最为到位：“风俗薄恶，人不知教”。[13] 研究者说：“唐人过节，一方面保持了许多传承而来的仪式，因而显然并未脱尽这些节俗所包含的原初意义，特别是皇家在这些节日举行的祀典，其保守的性质更为明显。但在广大民间，这些节日原有的祷祝、祭祀、信仰、禁忌方面的含义，固然并未完全消失，实际上却在日益淡薄。与此同时，节日的游艺娱乐性质却呈日益加强之势。这种变化的趋势，并不始于唐代，也不限于中国，是一个很早就发生的世界性现象，只是到唐代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所以令人格外瞩目。”[14] 句芒的身影在唐代的式微，也许是句芒作为东方之神和春神的生命濒临终结的一个预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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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彬撰《礼记训纂》（十三经清人注疏本），中华书局1998年12月第1版第2次印刷，第215页。
[2] 李淞《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第76页。
[3] 关于神话中的西王母原相，笔者撰有《神话昆仑与西王母原相》一文，见《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后收入拙著《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神木大保当第11号、第12号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9期，第28页。
[5] 杨宽《楚帛书的四季神像及其创世神话·附记》，《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后收入《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371—372页。
[6] 引自[清]陈立撰《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8月第1版，上册，第174—175页，
[7] 简涛《立春风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23—24页。
[8] 《后汉书·祭祀中》，见《二十五史》第2卷第8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9] 简涛认为
[10] 《后汉书·祭祀下》，见《二十五史》第2卷第8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1] 季康子问于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天有五行，木金水火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改号，取法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也。故其生为明王者，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少皞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土。”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也？”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东方也，万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作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则以所生之行转相承也。”康子曰：“吾闻勾芒为木正，祝融为火正，蓐收为金正，玄冥为水正，后土为土正，此则五行之主也，而不称何？”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也。五行佐成上帝而称五帝，太皞之属配焉，亦云帝，从其号。昔者，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该，曰熙，曰修，实能理金木水火土。使重为勾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颛顼氏之子曰黎为祝融，共工氏子曰勾龙为后土，此五者，各以所能业其官职，生为上公，死为贵神，别称五祀，不得同帝也。”
[12] 参见简涛《立春风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58—59页。
[13] 《二十五史·新唐书》第6卷第45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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