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神句芒论考（未定稿）（1）
拙文脱稿未几，尚未仔细推敲定稿。待定稿后再在纸质期刊上发表。溯源在网页上发了一篇论句芒兼与刘锡诚先生商榷的文章，故而先行在此发表出来，作为讨论、兼作答复吧。关于五行问题，是个甚为复杂的课题，拙文写作时，不是为溯源文章而写，故非专门讨论五行与句芒的关系。特附笔说明。欢迎多多拍砖、指正，以便修改得更好。文中有12幅图，我发不上去，拟另文刊出，能否成功，不得而知。
刘锡诚
句（勾）芒是一个原型为半鸟半人的神话人物，也是一位民间信仰中守护春天的春神。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立国、耕稼时间很长、农神信仰发达的国度里，句芒原本应该是一个身份显赫、威力无穷的大神，但在历代文献和俗信实践中，他的身影却总是三言两语，若隐若现，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难于理清、因而也难于回答的问题。2009年6月初，应浙江省衢州市文化局的邀请参观衢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展示会并出席座谈会，在参观展览时，偶然间看到衢州市郊的柯城区九华梧桐祖殿供奉的句芒神像及其展板说明，这位难得一见的春神及对他的信仰，引起了我的好奇和兴趣。嗣后，衢州市柯城区的句芒立春习俗被列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名单）。于是，才有了笔者对句芒的探索之旅。
多重神格的句芒
中国神话中的人物和民间信仰中的神祇，多重神格的神（人）并不是很多，而句芒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既是参与开天辟地整顿宇宙的创世神和造物神，又是掌管东方方位的东方神；既是掌管万物生长的木神，又是主管和守护春天的春神；同时，他还是能赋予神、帝、人以寿数长短的生命之神。这种多重神格，使句芒在中国神话和民间信仰中独具风采。
（1）创世神和造物神
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楚帛书，四周绘制着十二个月和四季神像，中间部分是两组颠倒的文字，一组被称为甲篇（又称天文篇）、一组被称为乙篇（又称神话篇）。乙篇（神话篇）的内容，是在战国时代楚地流传的一则创世神话。全文如下：
曰古□熊雹戏（伏羲），出自□（ ）（上雨下走），居于○（ ）囗。○田渔渔，□□□女，梦之墨墨，亡章弼弼，囗囗水囗，风雨是於，乃取○○囗子之子曰女皇，是生子四□是襄，天践是格，参化法兆，为禹为万（契）以司堵（土），襄晷天步，□乃上下朕断，山陵不○，乃名山川四海，□熏气魄气，以为其○，以涉山陵，泷汨渊漫，未有日月，四神相代，乃步以为岁，是为四时。
长曰青□榦，二曰朱□兽，三曰翏黄难，四曰□墨榦。千有（又）百岁，日月夋生，九州不平，山陵备○，四神乃作至于覆，天方动扞，蔽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思保，奠四极，曰：非九天则大○，则勿敢蔑天灵，帝夋乃为日月之行。
共攻跨步，十日四时，□□神则闰，四□毋思，百神风雨，震晦乱作，乃逆日月，以转相□息，有宵有朝，有昼有夕。[1]
（图—1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上的创世神话）
这段写于战国时代的文字，说的是伏羲创世的神话。大意如下：
古时候，天地混沌，风雨如磐，大水横流。伏羲娶女娲，生了四个儿子（神），并命令四个儿子协助禹、契治理洪水，使日月分明。并以步测时，确立四时和一年。千百年之后，又发生了混乱。日月夋生，九州不平，山陵备缺。青□榦、朱□兽、翏黄难、□墨榦四神重整山河，恢复宇宙秩序，种植青、赤、黄、白、墨等各种林木。炎帝又命祝融降四神定“三天”和“四极”。帝夋负责恢复日月的运行。
据杨宽对帛书中间的文字和周边的图像所作的对照研究，认为伏羲四子中的青□榦，就是图像中之“秉司春”神。“帛书三月‘秉司春’的像，面状正方而青色，方眼无眸，鸟身而有短尾，即所谓‘青□榦’。这个春季之神，很明显就是《月令》所说春季东方的木神句芒。”[2] 青□榦和其他三兄弟在参与了平定洪水、确立四时、奠定四极之后，又参与了第二次创世的工程，重整河山、恢复秩序、种植作物等伟业。而句芒之所以称句芒，就是由于他主管草木五谷的生长。句芒既是参与创世的创世神，又是一个造物神，或称“文化英雄”。《淮南子·天文训》：“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意思是说，除了管理春天而外，句芒还“执规”造物，造物乃是他的一个特长和特点。
（2）东方之神
《山海经·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淮南子·时则训》：“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扶槫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尚书·大传》：“东方之极，自碣石东至日出，槫桑之野，帝大皞，神句芒司之。”
在前述伏羲创世的神话中，春夏秋冬四时和东西南北四方的观念就产生了。“乙篇”文字中的四子（神）中的老大青□榦，即图像中的“秉司春”，亦即神话载籍中的东方之神句芒。在早期（先秦）文献中，如《山海经·海外经》，四方神句芒（东方）、祝融（南方神）、蓐收（西方神）、禺强（北方神）是与四方相对应的。到了西周以后，《礼记·月令》，周人在殷人四方帝的基础上，加入了人王中央帝，成了五帝，于是，殷人的四方神，要与五行观念下的五帝、五神、五色等观念发生重组，以达到相配合相协调。句芒是神话中的五帝之一、青帝大皞（太皞）的佐官，自碣石东至日出，槫桑之野，万二千里的地区，都归“帝大皞、神句芒司之”。所以，神话中称其为“东方句芒”。在五行观念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背景下，句芒的东方之神的信仰理念始终没有发生变化。
（3）木官之神
《礼记·月令》：“其帝大皞。其神句芒。”郑玄注：“句芒，少皞帝之子，曰重，为木官。”朱嘉注：“太皞伏羲，木德之君。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木官之臣，圣神继天立极，先有公德于民，故后王于春祀之。”《吕氏春秋·孟春》：高诱注：“句芒，少皞之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为木官之神。”
句芒是为木神，是有来历的。丁山说：“《左传》说社稷五祀的来历，曰：‘木析曰句芒。’又云，‘少皞氏有四叔，使重为句芒’，芒之为言萌也。《月令》言‘孟春之月，……草木萌动。季春之月，……句者毕出，萌者尽达’，似即句芒之确诂。由是言之，句芒者，春神也。句芒名重，重即东方之人也。《管子·五行》，‘昔者黄帝得奢龙而辩于东方，故使为土师；是故春者，土师也。’异于《周礼》所谓‘春官大宗伯’，而与秦始皇帝改正朔，以十月为岁首之事相应；故房玄龄注谓，‘土师，即司空也。’然，‘奢龙辩于东方’，则又密合《天官书》所谓‘东宫苍龙’。意者，东方之神，周曰句芒，秦曰奢龙，汉曰苍龙，宗周以往则谓之木正，或曰析木，在殷商则谓之析。……可见‘东方甲乙木’之说，殷周时已立了根柢了。”[3]
（4）春神
《礼记·月令》：“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升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孔颖达《礼记正义》：“句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时，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白虎通义·五行》：“其神句芒。句芒者，物之始生，芒之为言萌也。”《三礼义宗》：“五行之官也，木正曰句芒者，物始生皆勾屈而芒角，因用为官名也。”句芒之得名，即取意于草木萌动之时、草木初生之貌。
（5）生命之神
《墨子·明鬼》：“昔者，秦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玄纯，面状正方。郑穆公见之，乃恐惧，奔。神曰，无惧！帝享汝明德，使予锡汝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繁昌，子孙茂，勿失郑。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神名？曰，予为句芒。”袁珂说：“郑穆公，郭璞注《山海经·海外东经》引作秦穆公，汉王充《论衡·福虚》、《无形》同；作秦穆公是也。据此，则句芒乃司命之神。”[4] 句芒是司命之神、生命之神、福神。
东夷部族的祖先神
句芒是神话中的东方大神，又是守望春天的春神。但他的渊源及演变若何，由于历史上留下的材料少且零碎，故而不易弄得清楚。下文中笔者希望通过现有的材料的梳理与分析，探讨一下句芒的渊源。
在前文引用的文献里，句芒的形象是：鸟身人面，素服，玄纯，且人面呈四方形。他是主宰“东方”的帝君太皞之佐官、少皞之子，名字叫重。他的职责是管理草木生长，因有公德于民，而被尊为春神。“治春”所使用的工具（法器）是“规”。此外，他还有能使人锡寿。当然，这些文献所记述的句芒，虽然还保留着某些较早阶段上的特性，如作为“四季神”之一，却也已经并非是原始形态的句芒，而是帝系化了的上古神话中的句芒。
句芒的鸟身人面的形象，给我们一些启发。如果剥掉后来加诸在他身上的“乘两龙”等元素，再剥掉盛行于魏晋两汉的五行观念，句芒的原始，应该是古老的东夷部族中某些以鸟为图腾或以鸟为先祖的部族或方国的祖先神。更具体地说，可能是居住在东部沿海一带的徐夷和淮夷族群中以鸟为图腾祖先的部族的祖先神。
杨宽在研究了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楚帛书上的十二月神像中所包括的四季神后论述说，作为春神的句芒，来源于东夷部族中的淮夷徐戎：“（图像中）‘秉司春’的神像人面鸟身，是有来历的，原是东方夷族的淮夷徐戎，他们是崇拜‘玄鸟’（即燕，亦即凤鸟）图腾的。东夷的郯子曾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左传》昭公十九年）据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脩、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秦原来是东夷而西迁的，《史记·秦本记》称其祖先之后有郯氏、徐氏、蠃氏，可见秦原与郯、徐同族。秦穆公既然在宗庙中见到句芒，可知句芒正是秦的祖先之神。《秦本记》称秦的远祖是伯翳，亦即伯益，伯益原是传说中玄鸟的后裔，其后代又有‘鸟俗氏’而‘鸟身人言’。据说他主管草木、五谷、鸟兽的成长。”[5]
（图2—楚帛书上的十二月神像和四季神像）
《淮南子·时则训》说：“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扶槫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春秋时代，东夷势力很大，文化也很发达，其所占地域，为山东东部沿海地区和江苏北部沿海地区，以至朝鲜。居住在山东东部的，大约为莱夷和淮夷两部。居住在江苏北部的，大约主要是徐夷，部分是淮夷。这样“万二千里”的广袤地域，都是太皞和句芒的势力范围，都是这个与华夏不同的大的部落联盟的民人和后裔。太皞、句芒不仅是他们的实际领袖（甚或是部族的称号），而且应该是他们的部落或部族的祖先神。
《尚书·费誓》：“徂兹，淮夷徐戎并兴。”淮夷徐戎（或称淮夷徐夷）的文化“在古老的中国文化系统中应属独立的一支，它的影响不仅成为春秋以后的吴、越、荆、楚文化的重要来源，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春秋时代的‘齐、晋文化’，并且在秦始皇统一文字的系统中发挥很大的作用。”[6] 徐夷所处的地方，大约相当于今安徽省泗县以北，到今江苏徐州一带，北邻大彭、郯、莒诸国，东南与淮夷毗邻，史上被商人称为“虎方”，自称“虎族”；而淮夷则是居住在淮、扬两府而滨海地带的部族。“根据当时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的小有差异，徐（夷）似乎和以少昊氏为其祖先的奄、莒、郯、邾为同一部族。”[7] 而在此四个小方国中，郯子又是史上记载以鸟为族徽和图腾的部族。郯族是以鸟为族徽的“鸟夷”，是没有疑问的。以少皞为祖先的，还有爽鸠氏族或部族，也是鸟部族。“少昊（皞）爽鸠氏，帝少昊（皞）之司寇也，帝以鸟名命官，司寇主击盗贼故名。今昌乐营丘是也。”[8]
至于奄族，也应是以鸟为图腾的部族。《诗经·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诗中的“奄有九有”，所指应该是被商汤征服了的以“奄”族为头领的“九夷”，而不是有的研究者所解释的“九州”。“九夷”者，“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后汉书·东夷传》）这九夷之中，居住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沿海一带的，多为“鸟夷”或称“岛夷”；而居住在今山东曲阜一带奄国（族），就是这些以鸟为图腾的部族中“鸟夷”之一。《左传·昭公元年》：“周有徐、奄。”《史记·周本纪·集解》：“郑玄注：奄在淮夷之北。”淮夷在藤州，那么奄就应在曲阜。《括地志》：“兖州府曲阜县县东奄里即奄国之地也。”何光岳考证说：“由于奄人位于东夷中部聚居的山东半岛，因此，也以鸟为图腾，如商人以燕子为图腾一样，奄人则以鹌鹑为图腾。”[9]《古本竹书纪年》里有“南庚迁奄，阳甲居之”的记载，东夷势力的增长使周王朝感到很大的威胁，从而导致了周成王率大军东下，翦灭了奄国和郯国，而周王朝的君主南庚迁奄，是奄国灭亡的必然结果。周对奄的惩罚，是迁君、灭国而不毁社，分散其遗民以归伯禽管辖。留下的奄人做了周的奴隶，逃跑的奄人（如逃到南方去的，在常州南郊20里处建立了“淹城”），保留了奄族的鸟信仰。而南庚迁奄之后的奄，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商奄”，商祖玄鸟，商奄自然也就是鸟信仰的部众了。
包括郯、奄在内的以鸟为图腾的淮夷部族，都是太皞氏的后裔，其地也在‘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之内，句芒作为这些部族或方国的祖神，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由于战争频仍，屡遭灭国之灾，文籍湮没，尚难找到确证而已。
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的连云港将军崖的岩画，给我们追溯句芒更早期的形象、身世和东夷人的信仰，提供了一条线索。将军崖岩画，位于海州锦屏山南麓桃花涧的将军崖下的一个隆起的山包上。自1980年起，断断续续对这些岩画进行了多次考察，正式的调查报告有1981年第7期《文物》发表的《连云港将军崖岩画遗迹调查》，2008年第3期《中国美术研究》发表的《将军崖岩画的第二次调查》。除了这两次正式调查外，还有不少学者探访踏察，综合看来，对岩画刻绘的时代，学界至今分歧甚大。3000年说（俞伟超）、4000-5000年说（汤惠生、盖山林、陆思贤）、6000-7000年说（王大有、李伯谦）、8000-10000年说（高伟、骆琳），其说不一，至今没有一个比较一致、甚至接近的断代结论。在岩画的功能和性质上，也是各说各话，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将军崖岩画是东夷部族——少皞氏及其后裔——留下的遗迹。具体说来，或认为是农业氏族的社稷祭坛（社祀说），或认为是（句芒族和少皞氏族观测天象的）星象图（天书说）。将军崖岩画所在之地区，即《史记·秦始皇本记第六》“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10]中之朐，即朐县，亦即《山海经·海内经》之“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的郁州。何光岳说：郁州即今连云港附近的云台山，为郁夷人所居。[11] 春秋时期的朐县以及郯国等地，都属于青州辖区范围，在这个很大的地理范围内的土著居民，统称隅夷（《尚书•尧典》中的“嵎夷”）[12]，《史记•五帝本纪》里称“郁夷”）。[13]《尚书•禹贡》云：“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14]其实，嵎夷（隅夷）也好，郁夷也好，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而是对居住在海岱之间的青州辖区内的东夷部族的统一的习惯称谓。这其中，既有以鸟为图腾和族徽的郯部族、奄部族，也有“朐界”中的郁夷（或部族？）。
连云港将军崖岩画群的发现与解读，有助于对句芒的渊源研究的深化。其第一组画幅中右上方的一个方形人面像，被当地专家们指认为是句芒的形象。[15]
（图3—将军崖岩画第一组图像）
（图4—将军崖岩画第一组之方形人面图像截图）
王大有在实地考察了岩画后所作的认定意见是：“将军崖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太昊、少昊氏族历代族民观测日、月、星辰的天文观测灵台。……勾芒像在第一组岩画中的右上方，是一个方面的刻画。勾芒又可以写作句芒，左边添上月字，古音仍读‘朐’（勾），海州朐山古读‘勾山’，就是因为勾芒氏族和世居此地的常羲部族合婚而形成新的氏系。常羲部族是一个观月的氏族。他们是十二月太阴历的发明者，而勾芒氏族是十月太阳历的发明者。这两个部族的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氏系，这就是‘朐’部族。左面的月字代表常羲，右面的句字即是勾芒，朐山就是朐族生活过而以部族名称名山的确证。”[16]他把将军崖认定是“勾芒氏族在东方设立的观测木星以及太阳运行的古代观象台”，而第一组岩画中的“方面人像”是勾芒。笔者以为，他对岩画第一组右上方“方面人形”的图像的解读，不失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解读方式；如此，句芒在极端匮乏的东夷文献中陡然增添了一份证据。但他把“朐族”认定为是土著常羲氏族与勾芒氏族通婚而融合为一个新的氏族联盟——“朐族”——的意见，似乎还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如果说土著，也应该是“郁夷”，而非什么“常羲氏族”，况且对这个新的氏族联盟与文献上所说的“郁夷”等是何关系，也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解答。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有这样一段话：“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包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第二年，即僖公二十二年春，伐邾国，夺回须句，并恢复其君位。八月，邾又出师攻打僖公，两军战于升陉，僖公因不备而败绩。这段话讲的“须句”，就是前文所说的“朐族”，既是大皞的封地，又是同为风姓，也可能有血缘关系，故受到周、秦王朝的保护。丁山说：
秦、郯两国，既然不同种姓，为何同以少皞为民族大神呢？管见以为，郯国郊祀少皞似与风姓诸国郊祀大皞不但是相因为名，也可能有血缘关系。郯子称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官。凤鸟之凤，甲骨文作以下诸体：……此数字实皆假借为风字，显见少皞氏以凤鸟名官，也即以风神为民族图腾，郯国应与大皞之后任、宿、须句诸国同一种姓。换言之，郯国应是风姓诸国的分族，……风夷祖大皞，至周代派衍出来郯国，又祖少皞，大皞如可释为‘大风氏’，那么，少皞就是‘小风氏’。从种姓上看，自不能说定少皞不是因大为皞名的。”[17]
丁山的分析是可以采信的，不仅给了我们一把解开须句（朐）与句芒的关系，同时也是解开将军崖岩画中方面人头像的内涵的钥匙。少皞“邑于穷桑”（《尸子·君治》），而穷桑的地望，似在今曲阜之北某地，其势力所及，西北达包括奄和郯，东南达东海部的须句（朐）。须句（朐）族（郁夷之一部）以少皞为祖，以风为姓，以凤鸟为名官、为民族图腾；闻一多说“玄鸟即凤皇”（《离骚解诂》），丁山说“商祖玄鸟，故可确定是句芒的化身”（《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社稷五祀·句芒即玄鸟》），故在其先祖少皞体制下并为其服务的句芒，无疑也是须句（朐）国（族）的东方大神——春神。如果这一考论成立，那么，将军崖岩画中的方面人头图像被认定为是句芒也就是可信的了。
夷夏交融与句芒命运
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东西南北四边环绕着绘有十二个月的彩色神像，其中包括主管春、夏、秋、冬四季的四个神像。在四周所画的十二个神像的中间部位，排列着两组互相颠倒的文字（题记）。如前所说，被称为“乙篇”的一组文字，叙述了一个开天辟地、创世造物、区分四季的神话：雹戏（伏羲）四个儿子的青□榦、朱□兽、翏黄难、□墨（黑）榦，在天地开辟、秩序整顿、四季和十二个确立之后，分别管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即图中所标示的“秉司春”、“叡（且）司夏”、“玄司秋”、“ 上荼下土（涂）司冬”。“秉司春”之神“青□榦”就是句芒。
（图—5 秉司春——头上有芒的句芒像）
从帛画的神像画面看，这四个神与每一个季度最后一个月份相匹配、相对应，即四季之神，同时也是四时之神。这四个神又是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相匹配的。四方配四季、四时的观念，是与先秦时代的风俗和学说相适应的。
上古时代，东夷部族与华夏部族是两个大的部落联盟或集团，一个居东，一个居西，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化。南方还有一个苗蛮集团，其势力也非常强大。所以史家徐旭生有“三大集团”之论。其时，东夷部族已经拥有很高的文化。从殷商开始，继而周秦，都把东夷看作威胁自己的敌人，故而多次发兵予以讨伐。事见前文，这里就不赘述了。这种通过战争实施讨伐的残酷历史现实，加速了东夷部族的华夏化，使东夷本土的文化和观念，逐渐与华夏文化相融合，反映到东方之神句芒的身上，也留下了的印记。一方面，作为头上长着大抵只寓意“木初生之时，句屈而有芒角”（《礼记·月令·孔疏》）的东夷族的本土神——木德之神句芒，被外来的胜利者、统治民族、华夏部族所接受，华夏族这种在文化上的宽容开放态度与政治上的灭国迁君的严酷政策恰成对照；另一方面，句芒这位东方大神的脚下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增加了华夏部族的图腾族徽——龙，而且是两只脚都踩着的飞龙，即如《山海经·海外东经》所写的“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从此，句芒成为一个复合型的春神，也出现了头上有芒、脚下乘两龙的复合型的神像。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句芒与龙复合型的句芒图像，是江苏省淮阴市高庄战国墓出土的铜匜、铜箅形器上的刻纹。[18] 句芒图像的这种范式，成为东西两大集团融汇而成为统一的华夏民族春神信仰的代表性符号之一，成为一个融汇了多元文化而形成的文化个体，如同龙凤——东夷西夏两大集团的图腾族徽同时被融合统一后的华夏民族所承认、所传承一样。
（图6—江苏省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的铜匜铜箅形器上的刻纹）
高庄墓铜器上刻画的句芒纹，被断为战国初期遗物，显示出东西两大部族集团各自代表性的文化标志的复合，这种图式一直被延续了上千年之久，虽各有简繁嬗变，其基本构图与文字记载却未有断流，直至清末。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