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勃

　　3、端午成为全国性节日
　　隋朝时期，南北重新统一，中国社会文化逐渐走向更大区域和更高水平的交流与整合。唐宋时代，随着南方经济持续稳步发展，南方文化在全国的地位也不断提高，并开始出现了对北方的“文化反哺”现象，原本仅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端午节逐渐向中原传播，在唐代成为得到国家认可的一个重要节日，到宋代更成为一种全国性的传统节日。
　　隋朝国祚短促，端午风俗尚未实现北传，“端午”或“端五”之名亦未得到公认。所以《隋书》仍称之为“五月五日”，相关节俗依旧只流行于南方地区。《隋书》记载了若干未尝见于前代文献的风俗，例如京口一带的“斗力之戏”、宜春等地盛行的“聚虫畜蛊”等，逐渐融入了端午风俗;[1]其中有一段关于“竞渡”的记载很值得重视，从中可知“竞渡”在当时的荆楚地区更加盛行，与屈原的关联也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该书《地理志》云：
　　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五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舡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鼔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檝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
　　端午节由一种地方性的节日发展为中国南北共有的节日，唐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据《唐会要》记载：正是在这个时期，五月五日(中唐以后称端午)和元日、冬至、重阳、寒食和降诞日(皇帝生日)等一起，成为朝廷认可的“国节”;也正是从唐代开始，原先仅流行于南方的若干重要端午习俗如“竞渡”、“踏百草”、采艾、食粽等等逐渐传播到北方，至少在长安、洛阳及其周围地区相沿成俗。
　　唐代王公大臣、达官贵人在端午节要举行各种“欢庆事”，大臣给皇帝上节日贺表已成一种惯例，各级官吏为了邀功受宠，向皇帝和上司大量进贡节日贺礼，朘削百姓，聚财敛物，恶风陋习盛行，以致有时皇帝也不得不下诏予以节制;[2]端午节皇帝也恩赐给宠信近臣一些端午节物，包括衣物、食品、扇子、彩丝百索(又称寿索)及其它物品;[3]朝廷官员的节日食料供应有“五月五日粽饐”。[4]皇帝有时还在宫中设宴，与群臣同贺嘉节，诗歌唱酬，唐玄宗时就举行过这样的宴会并留下诗咏。[5]李隆基《端午三殿宴羣臣探得神字并序》云：“五月符天数，五音调夏钧;旧来传五日，无事不称神：穴枕通灵气，长丝续命人;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方殿临华节，圆宫宴雅臣;进对一言重，遒文六义陈;股肱良足咏，风化可还淳。”张说《端午三殿侍宴应制探得鱼字》云：“小暑夏弦应，徽音商管初;愿赍长命缕，来续大恩余;三殿褰珠箔，群官上玉除;助阳尝麦彘，顺节进龟鱼;甘露垂天酒，芝花捧御书;合丹同蝘蜓，灰骨共蟾蜍;今日伤蛇意，衔珠遂阙如。”两首诗中“续命”、“九子粽”、龟、蝘蜓(守宫)和蟾蜍等，均是端午的应节之物。在民间，晚辈要向长辈敬奉寓长寿之意的“续命物”。《太平广记》卷298《赵州参军妻》引《广异记》载：赵州卢参军新婚之妻于五月五日到市场上购买“续命物上于舅姑”，卷451《王璇》引同书载一只狐狸化为美女媚惑王璇，“每至端午及佳节，悉有赠仪相送，云新妇上其郎某娘续命”。故事本身虽然荒诞，但民间于此节向长辈敬赠“续命”之类礼物，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俗。另据《开元天宝遗事》卷2记载，当时京城还流行“射团”之戏，其称：“宫中毎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食也。都中盛于此戏。”这一活动不见于前代文献记载，可以相信是唐代京师人的发明。
　　文献记载反映：与前代相比，长江中下游水乡地区的端午竞渡活动更加普遍流行，气氛更加热烈，《全唐诗》收录了多首诗歌专门记咏竞渡风俗。如卷275张建封《竞渡歌》咏赞道：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巳被红旗引;两岸罗衣破晕香，银钗照日如霜刃。鼔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干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蜺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五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路权相持，不思得岸各休去，会到摧车折檝时。
　　又，卷356刘禹锡《竞渡曲》云：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謡振檝从此起。杨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雨鬐鬛动，螮蝀饮河形影联。刺史临流褰翠帏，掲竿命爵分雄雌。先鸣余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彩旗夹岸照蛟室，罗韈凌波呈水嬉。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
　　诸如此类，不能一一抄录。
　　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竞渡在北方地区难以像在南方水乡那样流行，这是可以理解的。杜台卿在《玉烛宝典》中特别提到：“在北舳舻既少，罕有此事。”不过，文献记载反映：竞渡习俗在唐代已经北传。其时，北方地区的水环境远非当代这样恶劣，长安和洛阳附近河流的水量相当可观，周围地区池泽颇为不少，曾经可以支持相当繁忙的水上运输。[6]因此，当时至少在两京地区亦有竞渡活动。我们从唐人诗文中检索到了多处记载，反映当时朝廷和官府曾在洛水和长安附近的西溪和凝碧、兴庆池举行竞渡。[7]洛阳地区的竞渡未见诗歌咏颂，但张鷟《龙筋凤髓判》卷25《五月五日洛水竞渡船十只，请差使于扬州修造，须钱五千贯，请速分付》有如下一段记载，云：
　　水衡列职，池苑分曹，既知逰观之娱，兼总铸钱之府，河堤谒者服彼贤冠，都水使司佩其苍玉，允厘舟楫肃掌陂池，陈勰之绩既深，王延之效斯重，斗柄停午，律中鵢宾，葛亮渉泸之时，田文始生之日，续命之缕，渐染成风，辟兵之缯，因循不絶。朱丝约粽，变成南楚之宜，紫艾禳灾，大启中州之俗，剪鸜鹆之舌，必是能言，收乌鹊之脑，自然懐恋。爰因此日，竞渡为欢。兰桡鸣鹤之舟，桂棹晨鳬之舸，鸭头泛滥，与青雀而争飞，鹢首参差，共飞龙而竞逐。黄头执棹，疑素鲤之凌波，白衣扬橹，类苍乌之拂浪。竞渡所用，轻利为工。创修十只之舟，费直五千余贯，金舟不可以泛水，玉楫不可以乗湍。
　　这份判文提到：官府将在端午节时于洛水举行竞渡活动，所用10只船由扬州修造，造船费用需五千余贯，负责组织竞渡的官员请求支付此项经费，立判者则认为此事糜费无益，不主张支付。虽然这只是一份铨选官员的考题，但正是由于洛水上有过竞渡活动，才出现了这样的考题。
　　根据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肯定：过端午节在唐代已不再是南人的专利，而是南北社会共有的节日，可惜由于文献记载的缺陷，我们还无法了解端午习俗在两京之外更广泛地区流行的情况。端午节的色调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原本属于消极避恶的巫术禁忌，此时逐渐蜕变为良辰节庆的象征和交流感情、彼此祝福的方式，虽然逐瘟除恶的意蕴仍然保留着，但端午节的喜庆色彩更加浓厚，娱乐气氛更加热烈，恐怖与畏惧的气息则明显减弱;传说起于拯救屈原的竞渡，在唐代差不多完全变成了一种集体竞技娱乐活动，竞技双方“迅檝争驰，棹歌乱响”，不再“有凄断之声”，亦非“意存拯溺”，观众加油欢呼之声“喧震川陆”。[8]
　　及至宋代，端午风俗进一步广泛传播，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只是我们所搜集到的相关史料记载仍然偏于南方，关于北方端午风俗的记载主要与京城汴梁有关。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8《端午》反映：北宋都城汴梁的端午节物花样甚多，有些仍因唐人之旧，也有不少新的发展。其称：
　　端午节物：百索、艾花、银样鼓儿花、花巧画扇、香糖果子、粽子、白团、紫苏、菖蒲、朩瓜，并皆茸切，以香药相和，用梅红匣子盛裹。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与粽子、五色水团、茶、酒供养。又钉艾人于门上，士庶迎相宴赏。
　　吕希哲《岁时杂记》[9]的记载比较详细，该书反映：端午节前后，汴梁设有专门市场贩卖鼓、扇、百索、天师像之类端午节物，各有不同花色;人们用菖蒲、生姜、杏、梅、李、紫苏等细切如丝，入盐曝干，做成一种名为“百草头”的果子;又有多种消暑、保健和避邪的节物，如制作用于保护食品卫生的罩子和保护小儿的睡罩、用韭畦中的蚯蚓作成治疗鱼刺卡喉的“六一泥”、用于避邪的天师像和“艾人”、“艾虎”等。端午的主要应节食品——粽子，花样繁多，名目不一。书中说：“端午因古人筒米，而以菰叶裹粘米名曰‘角黍’相遗。俗作粽，或加以枣，或以糖。近年又加松、栗、胡桃、姜、桂、麝香之类。近代多烧艾灰淋汁煮之，其色如金。古词云：‘角黍包金，香蒲切玉’”[10]又说：“端午粽子名品甚多，形制不一。有角粽、锥粽、菱粽、筒粽、秤锤粽，又有九子粽。”[11]粽子的花样不断翻新，新奇叠出，反映人们对端午节食粽子的重视。因为如此，端午节在当时被称为“解粽节”[12]。唐代已经出现的端午粉团，这时亦有所发展，同书又载：“端午作水团，又名白团，或杂五色人、兽、花果之状，最精者名滴粉团。或加麝香，又有干团不入水者。张文潜《端午韵》云：‘水团冰浸砂糖裹，透明角黍崧儿和。’”[13]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民俗重视节日饮食的特点，粽子作为端午主要节物之一的意义从此也更加突出了。
　　与唐代相比，宋代皇家的端午节日活动也显得更加丰富多样，这从当时学士院御用文人所留下的大量“端午帖子”可以看出，而由文人撰制“端午帖子”，正是宋代皇家端午节的一个重要特点。《月令辑要》卷10引《岁时杂记》云：“学士院端午前一日撰皇帝、皇后、夫人阁门帖子送后苑，用罗帛制造，及期进入。”检视这些“帖子”的内容，大抵都是咏颂宫廷内外的端午时节的风物景象，祝愿皇帝、后妃、夫人长寿安康和国运昌盛。
　　相比起来，关于南方端午节的资料要丰富得多，特别是“靖康南渡”之后，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随着政治中心南移，南方风土人情更多地进入了文人墨客的视野，诗文对端午风俗的记述也更加详细。如吴自梦的《梦梁录》、周密的《武林旧事》、梁克家的淳熙《三山志》等均有专篇记述端午。兹将诸书所载主要内容抄录如下。
　　《梦梁录》卷3《五月·重午附》载：
　　初五日重午节，又曰浴兰令节，内司意思局以红纱彩金盝子，以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师驭虎像于中，四围以五色染，菖蒲县围于左右;又雕刻生百虫铺于上，却以葵、榴、茭叶、花朵簇拥，内更以百索彩线、细巧缕金花朵及银样鼓儿、糖蜜、韵果、巧粽、五色珠儿结成经筒符袋，御书葵榴画扇、艾虎纱匹缎分赐诸阁，分宰执、亲王兼之，诸宫观亦以经筒符袋、灵符、卷轴、巧粽、夏橘等送馈贵宦之家。如市井看经道流，亦以分遗施主家。所谓经筒符袋者，盖因《抱朴子》问辟五兵之道，以五月五日佩赤灵符挂心前，今以钗符佩带，即此意也。杭都风俗，自初一日端午日，家家买桃、栁、葵、榴、蒲叶伏道，又并市茭粽、五色水团、时果、五色瘟纸，当门供养，自隔宿及五更，沿门歌卖声满街不絶，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或士宦等家，以生朱于午时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此日探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疾等用藏之，果有灵验。杭城人不问大小家，焚烧午香一月，不知出何文典。其日正是葵、榴斗艳，栀、艾争香，角黍包金，菖蒲切玉，以酬佳景，不特富家巨室为然，虽贫贱之人，亦且对时行乐也。
　　《武林旧事》卷3《端午》载：
　　先期，学士院供帖子如春日，禁中排当，例用朔日，谓之端一。或传旧京亦然。插食盈架，设天师艾虎、意思山子数十座，五色蒲丝、百草霜，以大合三层，饰以珠翠、葵、榴、艾花、蜈蚣、蛇、蝎、蜥蜴等，谓之毒虫，及作糖霜韵果、糖蜜巧粽，极其精巧。又以大金瓶数十，遍插葵、榴、栀子花，环绕殿阁，又分赐后妃、诸合大珰，近侍翠叶、五色葵、榴，金丝翠扇、真珠、百索、钗符、经筒、香囊、软香、龙涎佩带及紫练、白葛、红蕉之类。大臣贵邸均被细葛、香罗、蒲丝、艾朵、彩团、巧粽之赐，而外邸节物大率效尤焉。巧粽之品不一，至结为楼台、舫辂。又以青罗作赤口、白舌帖子与艾人，并悬门楣，以为禳禬。道宫法院多送佩带符篆，而市人门首各设大盆，杂植艾虎、葵花，上挂五色纸钱、排饤、果粽，虽贫者亦然。湖中是日游舫亦盛，盖迤逦炎暑、晏游渐稀故也。俗以此日为马本命，凡御厩、邸第上乘，悉用五彩为鬃尾之饰，竒鞯宝辔，充满道途，亦可观玩也。
　　与以上两书相比，梁克家淳熙《三山志》更多地反映了乡野之风。其卷40《土俗类》二《岁时·端午》有如下记载：
　　插艾 午日天未明，采艾插户上，以禳毒气;亦有结艾为人者，与荆楚同;乡村或采楝木叶插之，父老相传：可以禁蚊。
　　系五丝线 旧传三闾大夫语人：五色丝蛟龙所畏，故是日长幼志以五色彩系臂，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父老相传：可以辟蛇。至七夕始解弃之。
　　簮榴花 妇女竞插花，榴花为多，亦喜梧桐花。
　　饮菖蒲酒 李彤《四序总要》云：“五日妇礼，上续寿菖蒲酒”，以《本草》云：“菖蒲可以延年。”今州人是日饮之，名曰“饮续”。
　　角黍 楚人是日以竹筒贮米祭屈原，名“筒棕”，四方相传，皆以为节物。今州人以大竹叶裹米为角黍，亦有为方粽，以相馈遗。旧俗妇礼：是日上续寿衣服、鞋履、团粽、扇子、菖蒲酒。今鲜行之。
　　竞渡 楚人以吊屈原，后四方以为故事。是日竞渡以为戏，州南台江沿内诸河，皆龙舟鼔楫，钲鼓喧鸣，彩服鲜衣，共斗轻驶。士女观者，或乗潮解绊，或置酒临流，或缘堤夹岸，骈首争睹，竟日乃归。程大卿师孟《端午出游诗》：“三山缥缈蔼蓬瀛，一望青天十里平;千骑临流搴翠幄，万人拥道出重城。参差螮蝀横波阔，飞跃鲸鲵斗楫轻;且醉樽前金潋滟，笙歌归道月华明。”盖出南台观竞渡也。绍兴中，因乡村争斗杀伤，遂一切拘纳，分诸院修浮桥船，后稍稍复造。
　　采药 是日采药用之，多以为验。宁徳县安远里有午日岩，昔有邑人程公于是日入岩采药，忽然轻举，因以为名。
　　唐宋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南北社会文化整合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安史之乱”和“靖康之乱”导致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促使南方民情习俗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在一般观念中，与北人相比，南人身形短小，显得比较文弱。然而，正如《隋书·地理志》所云：其人亦曾尚武习战，号为“天下精兵”，只是后代发生了变化，而宋代正是变化的关键时代。由于宋代重文轻武，南方人民尚武之风渐衰，五月五日“斗力之戏”遂不复存在。
　　《太平寰宇记》卷146《风俗》云：
　　荆之为言强也，阳盛物坚，其气急悍，故人多剽悍。唐至徳之后，流佣争食者众，五方杂居，风俗大变。然五月五日竞渡戏船，楚俗最尚，废业耗民，莫甚于此。皇朝有国以来，已革其弊。
　　范成大《吴郡志》卷2《风俗》亦称：
　　吴之土风习俗，《隋志》详矣。……其人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皆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淳龎，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华谊《论》云：“吴有发剑之节，赵有挟色之客。”《郡国志》云：“吴俗好用剑轻死。”又六朝时多斗将战士。按诸说，吴俗盖古如此。本朝文教渐摩之久，如五月斗力之戏，亦不复有，惟所谓尚礼淳庞、澄清隆洽之说则自若，岂《诗》所谓美教化移风俗者与?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竞渡作为端午节的主要群体性竞技娱乐活动，在唐代受到官府的某种鼓励，或由官员出面组织，官员前往观竞渡、与民同乐是一种惯例，这从前引唐人的观竞渡诗可以看出。但是这一活动在宋代却屡遭禁止。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曾先后禁湖南、西川等地民众竞渡，至宋真宗时又“申命诸州禁竞渡”，违者要被拘捕。[14]这种政策直到南宋时期仍未改变，地方官一直禁止举办竞渡活动。如《宋史》卷438《黄震传》载：震“禁竞渡船焚千三百余艘，用其丁铁创軍营五百间”。据上引《太平寰宇记》及《三山志》，禁止竞渡的原因乃是这一活动“耗民废业”，且乡民之间常因此“争斗杀伤”。当然，竞渡在宋代并未完全禁绝，或者可以说是屡禁屡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经过数百年的流传发展，到了宋代，端午节已成为全民性节日，最终确立了它作为中国主要传统节日之一的地位，过端午因此成为中华民族无形文化遗产中一个内涵丰富、形式独特的重要组成部分
　　4、端午风俗的继续发展
　　然而，端午风俗并未从此固化，而是代有改易。在辽金时代的北方地区，端午风俗的变化最为明显。《辽史》卷53《礼志》六载：
　　五月重五日午时，采艾叶和绵着衣七事，以奉天子。北南臣僚各赐三事，君臣宴乐，渤海膳夫进艾餻，以五彩丝为索纒臂，谓之合欢结。又以彩丝宛转为人形簪之，谓之长命缕。国语谓是日为托卜伊能伊。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进彩扇，以粉脂囊相赠遗。
　　又，《契丹国志》卷27《端午》云：
　　五月五日午时采艾叶，与绵相和絮衣七事，以奉天子着之。蕃、汉臣僚各赐三事。帝及臣僚饮宴，渤海厨子进艾糕各点、大黄汤，下国语呼此节为托卜赛，音伊能吉。又以杂丝结合欢索纒于臂膊，妇人进长命缕，宛转皆为人像带之。
　　更为典型的变化，是“射柳”和“击球”这两种根植于游牧—狩猎文化传统的习俗，在辽时成为端午节日的重要活动。“射柳”是一种很古老的习俗，在前代文献中早已出现，但在《辽史》中的记载明显增多。不过，“射柳”并不限于端午之日，四、五、六月常有举行，其他月份偶亦行之;“射柳”的目的也不只为竞技娱乐，还含有习武练兵之意，甚至夏天遇旱还为了祈雨而举行“射柳”。“击球”在《辽史》中记载不多，亦不专在端午之日。这些习俗在金代被继承下来，并且与“拜天”相结合，在女真入主中原之前即是如此。《大金国志》卷39《初兴风土》云：“其节序：元旦则拜日相庆，重五则射柳、祭天。”(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载女真之俗同)对此，《金史》卷35《拜天》有详细描述，钞录如下：
　　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重五于鞠场，中元于内殿，重九于都城外。其制：刳木为盘如舟状，赤为质，画云鹤文，为架高五六尺，置盘其上，荐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若至尊，则于常武殿筑台为拜天所。重五日质明，陈设毕，百官班俟于球场乐亭南，皇帝靴袍乘辇，宣徽使前导，自球场南门入，至拜天台，降辇至褥位;皇太子以下百官皆诣褥位。宣徽赞拜，皇帝再拜;上香，又再拜;排食抛盏毕，又再拜;饮福酒，跪饮毕，又再拜;百官陪拜。引皇太子以下先出，皆如前导;引皇帝回辇至幄次，更衣，行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已而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南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入网囊者为胜。或曰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球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习跷捷也。既毕，赐宴，岁以为常。
　　由此看来，“拜天”、“射柳”和“击球”是金朝皇族和官僚在端午节集体进行的一组活动;民间是否也举行类似的活动则不及考证。这种习俗曾经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明代，在北京地区依然余风尤存。《明史》卷57《礼志》十一云：
　　永乐时有击球、射柳之制。十一年五月五日，幸东苑，击球、射柳，听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观。分击球官为两朋，自皇太孙而下，诸王大臣以次击射，赐中者币帛有差。
　　又明人黄佐《翰林记》卷16“赐观击球射柳”条载：
　　太宗朝端午赐观击球、射柳，宣宗时踵行之，学士杨荣等咸以诗词进。宣徳四年端午，赐扇及五色长命缕系腰等物，荣复为诗识之。自天顺辛巳，迄成化戊子，凡遇端午，辄赐牙骨聚扇，上有御制《清暑歌》、《解愠歌》及诸家绘画，金织扇袋、五色圆寿丝缕虎头条，画艾虎，学士柯潜等受赐，多为诗以志其荣焉。而所谓球射之戏，渐不复举。岂走骠骑即其流耶?
　　据姚之駰《元明事类钞》卷3《岁时门》载：元明时代，北京常见的端午活动和节物有“骠骑戏”(俗称“走解”)、“散绒绦”、“游西苑”、艾虎、彩索、牙扇、灵符、花绦、“女儿节”[15]、“击射”、“捕虾蟆”、“金叶银符”、“健人符”、“赐粽”、“钗符镇胆”、“蛇首装船”(竞渡所用)、“半黍金铃”等等，不一而足。清人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卷147钞引诸书，对北京的端午风俗进行了系统记述，从中可以看出：作为都城，当时北京城的端午节俗汇集了众多具有胡汉、南北不同文化渊源的事象，体现了多元交汇的都市文化特色，同时也显示了传统节日对民俗文化的吸附性和聚合性。
　　明清以来，地方文献特别是地方志对端午节的记载迅速增多，为考察端午习俗提供了比前代丰富得多的资料，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各地端午民俗活动的细节，更好地认识这些习俗背后的地方社会生活基础与观念意识。由于篇幅关系，我们无法大量抄录具体资料，但要特别指出两点：一、这些记载充分反映了端午节俗流传的广泛性：大体上，不论南北，凡是汉人居住的地区都重视端午，南北各地、特别是南方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也流行过端午节;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享有强势文化地位，兼以有许多人口陆续迁移海外，端午习俗还不断向东亚其他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传播，端午于是与春节、中秋一道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独特标志，并逐渐为其他国家人民所共享。二、透过地方文献的记载，我们同时还可发现：端午节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的聚合，在广泛流传的同时也呈现出这样或者那样的差异性，南方和北方、汉族和非汉族的端午习俗，节物构成、活动方式乃至内涵意蕴都往往有所不同，具有各自传承的地方性和民族性，从而使端午节日呈现出斑斓的色彩;即使是同样的活动形式，也可能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象征意义和精神诉求。[16]不用说，中外端午习俗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