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勃

　　环境威胁与民俗应对——对端午风俗的重新考察
　　王利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及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一、绪论
　　传统节日是民俗文化的盛宴，凝结着祭祀、娱乐、社交、教化、饮食、医药……许多方面风俗事象，多向度地反映一个民族和社会的历史传统、生存状态、思想观念和精神气质，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正因为如此，传统节日风俗向来是文化史和社会史家非常关注的重要课题。
　　任何一个传统节日都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离不开特定的历史环境。在这里，“环境”不仅仅指社会文化环境，同时也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事实上，许多古老节日民俗事象，在产生和发展初期更多地受到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甚至是对生态环境认知、把握和应对的产物：热烈隆重的庆典、庄严肃穆的祭礼和林林总总的巫术、禁忌与符咒，起初多与自然现象和事物有关，人文的色彩则往往并不那么鲜明。随着文化不断进化，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变得越来越自信，人文意识不断增强，节日风俗的“自然色彩”因而逐渐剥落或者被掩盖，以致今人难以辨识其本来的面貌和意义。历史学者虽以正本清源为己任，但对于传统民俗节日，向来主要关注它们的社会文化侧面，对其产生、传承、流播和变异的自然生态基础则往往不甚措意。对本文将要讨论的端午节同样也不例外。
　　端午节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最古老、最重要的传统民俗节日之一，起源很早，流传广泛。不过，在历史上并不只有“端午”这一个名称，见于文献的有“端五”、“重五”、“浴兰节”、“端阳节”、“天中节”、“解粽节”、“地腊节”、“女儿节”等10多个叫法。流播到朝鲜半岛则形成“端午祭”;传至日本后，经过世代演变，如今称为“男孩节”。
　　自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1][1]一文发表以来，关于这一节日的介绍和考论甚多，特别在最近20余年，随着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对端午节的探讨不断深入。但由于端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民俗文化聚合，且随着时代和地域变化而不断分异，关于其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至今仍然是聚讼纷纭，比如端午节的起源地究竟是华北、荆楚还是吴越地区?它究竟是源于祭神、祀祖、图腾崇拜或别的什么?论者往往各执所是。要想把古往今来众多端午风俗事象的源流一一考辨清楚，即使并非全无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之上，对这一古老民俗节日的源流再作一番考索，并试图从文化风俗与生态环境的历史关系入手，重点揭示其产生、流变的生态基础和环境背景。
　　二、端午节的源与流[2][1]
　　“端午”之名，最早见于晋代人周处的《风土记》，然其历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秦汉甚至更早时代“恶月”观念和止恶、驱邪、防疫习俗;自魏晋南北朝时代基本成形之后，端午风俗不断衍化和传播，至唐宋时代乃成为一种具有丰富内容的全国性节日，并逐渐流传到了东亚其他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
　　下面仅对它的起源及其在中国传播演变的过程略作叙述。
　　1、两汉时代的五月五日风俗
　　两汉时代尚无“端午”之名，但“五月五日”已具备了特殊的时令意义。时俗认为：五月乃是阴阳争锋、恶气盛行的时节,[3][2]其中五日尤其特殊。两汉时期，民间围绕“五月五日”逐渐形成了若干习俗，见于文献记载的主要有如下几端：
　　一是讳举五月特别五月五日所生子女。时俗认为：五月非是嘉月，五日更非良辰，生儿害父、生女害母，因此时人讳举五月五日生子。东汉王充《论衡·四讳》云：“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据称这种忌讳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著名的孟尝君田文，就曾因为出生于五月五日而被父亲弃而不举。[4][3]在汉代文献中，五月五日生子弃而不举的事例时有记载，这一风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存留;
　　二是五月五日食枭羹。《史記》卷12《孝武本纪》：“祠黄帝用一枭破镜。”《集解》引“孟康曰”：“枭，鸟名，食母。破镜，兽名，食父。黄帝欲绝其类，使百物祠皆用之。……”如淳曰：“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为枭羹以赐百官。以恶鸟，故食之。”汉“以孝治天下”，而枭和破镜这两种鸟兽却食母、食父，恶毒至极，故人必欲绝其种类而后快。皇帝在五月五日这样一个特殊日子以“枭羹”赐百官，具有特殊用意;
　　三是在门户上悬挂饰诸物，以止恶气。在门户上悬挂饰物的古俗由来已久，目的在于助阳气以使万物繁盛，子孙蕃息。汉人亦特重之，但目的主要在于驱除五月特别是五日的恶气。《后汉书》卷12《礼仪》中云：“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锺，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徳，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徳，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人们相信：这些悬饰之物，具有避邪、驱毒的神秘法力(法力来自于它们的颜色、形状和性味等);
　　四是用五彩丝系于手臂以避凶邪、防疾病，保证健康长寿。《太平御览》卷31《时序部》十六“五月五日”引《风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又云：“亦因屈原。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5][4]
　　五是采药、合药。《齐民要术》卷3《杂说》第三十引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曰：“是月(引按：即五月)五日，合止痢黄连丸、霍乱丸。采葸耳。取蟾蜍(原注：以合血疽疮药)及东行蝼蛄。(原注：蝼蛄，有刺;治去刺，疗产妇难生，衣不出。)”
　　如此看来，端午节的某些元素在两汉时期已经具备，其中包括“恶月”的观念、五月五日生子禁忌和止恶、避邪、驱毒、防疫的方法，但是完整的端午习俗尚未形成。首先，“端午”或“端五”之类固定节日名称尚未出现;其次，端午节的主要标志性风俗，如食粽、竞渡、悬挂艾和菖蒲等等，即使在南方地区亦尚未五月五日的固定风俗;其三，上述诸项习俗，充其量只是针对五月五日而消极地进行的止恶、避凶活动，而全然没有民俗节日应当具备的娱乐和喜庆色彩。
　　2、端午风俗基本成形
　　端午节风俗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基本成形的，它的形成区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
　　最早记载“端午”的《风土记》早已亡佚，但类书及其它文献曾反复征引，其中包括关于端午的一段记载。兹将诸书所引抄录如下：
　　《齐民要术》卷9《粽饐法》第八十三引《风土记注》[6][5]云：“俗先以二节一日用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夏至啖之。黏黍一名粽，一曰角黍，盖取阴阳尚相裹未分散之时象也。”
　　《玉烛宝典》卷5引《风土记》曰：“仲夏端五，方伯协极。享驚用角黍[7][6]，龟鳞顺德。注云：端，始也，谓五月初五也。四仲为方伯。俗重五月五日，与夏至同。鸭，春孚雏，到夏至月，皆任啖也。先此二节一日，又以菰叶裹黏米，杂以粟，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熟，二节日所尚啖也。……裹黏米一名粽，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尚相苞裹未分散之象也。”
　　《北堂书钞》卷155《五月五日》十八引《风土记》云：“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是日，与夏至同。先节一日，以菰叶裹黏米、粟、枣，以灰汁煮令熟，节日又煮肥龟，令极熟，去骨，加盐、豉、麻、蓼，名曰葅龟，节日啖之。黏米，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包裹之象也;龟甲表肉里、阳外阴内之形，所以赞时也。”
　　《艺文类聚》卷4《岁时》中“五月五日”引《风土记》曰：“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叶裹黏米煮熟，谓之角黍。”
　　《初学记》卷4《五月五日》第七“叙事”引周处《风土记》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
　　《白孔六帖》卷4《五月五日》十五引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进角黍。端，始也。”
　　《太平御览》卷31《时序部》十六“五月五日”引《风土记》曰：“仲夏端五，端，初也。俗重五日，与夏至同。先节一日，又以菰叶裹黏米，以粟、枣灰汁煮令熟，节日啖。又煮肥龟，令极熟，去骨，加盐、豉、麻、蓼，名曰菹龟。黏米，一名粽，一曰角黍，盖取阴阳尚包裹未(引按：应脱漏了“分”或“分散”)之象也。龟表肉里、阳内阴外之形，所以赞时也。”
　　从上可见，《风土记》关于端午的记载，诸书所引详略不一，文字颇有差异，物事亦颇有出入，其中《玉烛宝典》、《北堂书钞》和《太平御览》所引较详。但《书钞》早在宋代即非全本，世传版本多经后人“搀乱増改”，[8][7]上引此条文字即是明人陈禹谟所补;《太平御览》虽仍有完帙存世，所引当可据信，但不同版本亦颇有异同，以上引文出自中华影印宋本，四库本则作了多处改动，特别是最后一句，文意乃与影宋本正尔相反，更接近于陈禹谟所补《书钞》文字。[9][8]诸书相较，《玉烛宝典》所引似乎更为详细而可靠。
　　就是“端午”这个名词，诸书引文亦不相同，或作“端五”、或作“端午”。由于原书早已亡佚，一时无法判定何者为是，笔者倾向于“端五”。很奇怪的是，除以上诸书所引《风土记》称“端午”或“端五”之外，从现存魏晋南北朝其他文献中竟找不到这两个词，而到了唐代，“端午”或“端五”在诗文之中时有所见。这曾令笔者有些怀疑：“端五(午)”可能并非《风土记》原文，而是后人添加上去的。[10][9]但其正文为四字一句韵语，且本注又有对“端”、“五”二字的解释，应当属于该书的原文。
　　诸书引录《风土记》记载之端午食品亦颇有异同，《齐民要术》和《白孔六帖》所引仅有“角黍”;《玉烛宝典》则有角黍、鹜和龟;《北堂书钞》和《太平御览》引及“角黍”和“葅龟”;《艺文类聚》和《初学记》所引有“鹜”和“角黍”。诸书一致的地方是都有“角黍”即粽子。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得出两点判断：其一，“端五”或“端午”之名，在晋代应当已经出现，至唐代则确凿无疑地成为这一节日的名称;其二，此日吴人食用以菰叶包裹黏米和粟、枣等物做成的“角黍”即粽子，可能还烹食鸭和龟。也就是说，“五月五日”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民俗节日，做粽子食用作为这个节日的主要习俗之一，至少在长江下游的吴地已较流行。
　　凡讨论端午起源者，必引据梁·宗懔《荆楚岁时记》。确实，《荆楚岁时记》(包括本文及注文)对端午风俗有相当详细的记述，兹先逐条迻录其文，[11][10]然后再作讨论。需要说明的是，与《风土记》不同，《荆楚岁时记》的注文并非宗懔所作，据说是出自隋代人杜公瞻的手笔。[12][11]故我们对其正文和注文分别采用不同字体，以示区别。《记》云：
　　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按《异苑》云：“新野庾寔尝以五月曝席，忽见一小儿死在席上，俄而失之，其后寔子遂亡，或始于此。”《风俗通》曰：“五月上屋，令人头秃。”或问董勋曰：“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或上屋，见影魂便去。”勋答曰：“盖秦始皇自为之禁，夏不得行，汉、魏未改。案《月令》：‘仲夏可以居髙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郑玄以为顺阳在上也。今云不得上屋，正与《礼》反。敬叔云：‘见小儿死而禁暴席，何以异此乎’?俗人月讳，何代无之，但当矫之归于正耳。”
　　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踏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按《大戴礼》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13][12]《楚辞》曰：“浴兰汤兮沐芳华。”今谓之“浴兰节”，又谓之“端午”。‘踏百草’，即今人有斗百草之戏也。宗则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灸有验。《师旷占》曰：“岁多病，则病草先生”，艾是也。今人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
　　是日，竞渡，采杂药。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檝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鳬”，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盖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也。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是日竞采杂药。《夏小正》云：“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14][13]
　　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取鸲鹆，教之语。按《孝经援神契》曰：“仲夏，蠒始出，妇人染练，咸有作务，日月星辰鸟兽之状，文绣金缕，贡献所尊”。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一作百)索”，名拟甚多。赤、青、白、黒以为四方，黄居中央，名曰“襞方”，缀于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诗》云绕臂双条达是也。或问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着心前。”今钗头符是也。此月，鸲鹆子羽毛新成，俗好登巢取养之，必先剪去舌尖，以教其语。”
　　夏至节日食粽。按周处《风土记》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楝叶插五彩系臂，谓为“长命缕”。
　　根据上引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当时荆楚地区相关节俗的梗概：
　　1、其时，“五月五日”已经成为包含多种民俗事象的节日，但在荆楚地区尚未被称为“端午”或者“端五”，而是称为“浴兰节”。前已指出：除诸书引录《风土记》所载之外，遍检现存隋以前的文献，尚未发现“端午”或“端五”的叫法，直到隋人杜公瞻作注文时，方始指出“浴兰节”又称“端午”;如果类书引录《风土记》不误的话，称五月五日为“端午”或“端五”，应是吴人的发明;
　　2、当时荆楚一带的“五月五日”节俗已有：(A)踏百草、(B)采艾做成人形悬于门户以禳除毒气、(C)以菖蒲泛酒(即做菖蒲酒)、(D)竞渡、(E)采药、(F)用五彩丝系于手臂(称为“辟兵”)以防避瘟病、(G)互相馈赠“条达”之类的织物、(H)取一种名叫鸲鹆(俗称八哥)的幼鸟并教之作人语以供娱乐等项;
　　3、该书亦载有“食粽”之俗，但不是在五月五日，而是在夏至日。不过，据《齐民要术》和《玉烛宝典》所引《风土记》材料，可知当时粽子既不限于端午，也不限于夏至，而是这两个特殊日期、甚至可能是端午至夏至期间共同的应节食品;
　　4、据杜公瞻注文所言，其时，相关习俗特别是竞渡和食粽，已开始与特定的历史人物相联系，在荆楚地区与屈原相联系。关于粽子与屈原的联系，最早而典型的记载出自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太平御览》卷31《时序部》十六“五月五日”引《续齐谐记》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见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尝见祭，甚善，但常患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约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言，后乃复见，感之。今人五日作粽子，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是汨罗之遗风也。
　　不过，在吴越地区，竞渡却是与伍子胥、越王句践和曹娥联系在一起的。[15][14]
　　叙述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地区已经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端午风俗。不过，从《风土记》、特别是《荆楚岁时记》所载诸种风俗事象，我们注意到以下几点：
　　其一，前代文献所记载的产生于中原地区的五月五日习俗，不论是“恶月”的观念，还是止恶气、避凶毒的方式方法，几乎全部都被继承了下来，并与一些具有南方地域色彩的民俗现象互相杂揉，形成了包含多种民俗事象和丰富文化内涵的节日风俗。因此，我们不妨说，端午风俗虽然形成于南方地区，实际上却是北方传入文化与南方土著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
　　其二，虽然“踏百草”之戏、竞渡和教鸲鹆作人语等活动具有一定的娱乐性质，但从二书的记载中，我们很难体味出传统节日应当具备的喜庆气息，逐恶避凶仍然是这一节日的主要色调。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艺文类聚》卷4《岁时部》引梁王筠《五日望采拾诗》曰：“长丝表良节，金缕应嘉辰，结芦同楚客，采艾异诗人，折花竞鲜彩，拭露染芳津，含娇起斜眄，敛笑动微嚬，献珰依洛浦，怀佩似江滨。”不论从“良节”、“嘉辰”的用语还是从诗中所反映出来的欢乐气氛来看，相关风俗逐渐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怖畏，而是朝着喜庆娱乐的方向转变。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这种转变的不单是五月五日节俗，其它节日如三月三、九月九的节日活动和气氛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16][15]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风土记》和《荆楚岁时记》均是反映南方风俗的作品，其中所载的多种节俗，当时只流行于长江流域的荆楚和吴地而不及北土;并且吴越和荆楚地区所流行的习俗亦颇有不同之处，比如以菰叶裹粽和以竹筒作粽，不论是粽子的做法还是其所蕴涵的观念都是有差别的。
　　检索同一时代的文献，我们也找到了若干关于中原地区“五月五日”风俗的零星记载，但它们大抵仍是两汉延续下来的旧俗，如五月五日生子、入官禁忌，聚会宴饮、祀神飨祖、作五色丝和五色新盘互相馈赠以及带“长命缕”等等，并没有多少新的发展。[17][16]因此，虽然南人俗重“五月五日”可能是受到中原文化观念的影响，但端午节的主要标志性习俗如食粽、竞渡、挂艾叶、饮菖蒲酒、踏百草等等，都是在南方地区产生的，并且隋朝以前只流行于长江流域;北方人虽然知道南方有美味的粽子，甚至有时还用粽子招待南方的来客，但食粽尚未在北方地区相沿成俗。[18][17]因此，两晋南北朝时期，端午还只是一种流行于长江中下游的地方性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