傩与猎首祭
傩与猎首祭
——傩起源的文化人类学假说
海力波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桂林）
傩的起源问题是傩学研究的重要环节，傩祭——傩舞——傩戏三发展阶段论已得到研究界的公认，但在傩祭的原始形貌问题上仍存在不同看法，大致可分为三类观点：第一种认为傩是商周时形成的驱疫逐鬼的禳除仪式；第二种为傩源于图腾崇拜说，又可分为氏羌虎图腾说、猿图腾说、楚人熊图腾说，百越鸟图腾说等； 第三种注重傩与农业文化的关系，提出傩源于农业祭祀的假说。 与前两种观点相比，第三种观点无疑拓展了思路，但尚未有深入论证，本文以为傩源于中国古代南方稻作文化，由最古老的农业祭祀——猎首祭发展而来。并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这一观点。
一、稻作文化与傩文化
在我国历史上存在着两大农业系统，即北方黄河流域炎黄先民创造的以旱地种植为特征的农业文化，最早栽培的作物是粟，亦可称该农业文化为粟作文化。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域生存着号称“百越”的另一人群集团，他们是水稻的最早栽培者，所创造的农业文化可称为稻作文化。百越先民的分布，据《汉书•地理志》注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越）杂处。”这是汉代的分布地域，但战国前，百越还包括了淮河下游，山东半岛的一部份“夷”，向西南延伸至云贵高原，张光直先生指出：“史前中国的东部地区即黄河下游、淮河……这个区域居住着种稻的农人。” 不仅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人工栽培水稻技术的发源地，云贵高原也被认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距今四千年左右的云南宾川白羊村新石器遗址中就发现有稻谷稻杆遗痕和稻谷粉未 ，而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了繁荣的稻作文化的存在 ，则百越先民创造的稻作文化包括了从山东半岛黄淮下游一部、长江、珠江流域广大地区，并延伸至云贵高原。
傩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分布区域，东起苏、皖、赣、中经湘、鄂、桂、粤，西至川、滇、黔、湘交界地区。 把傩文化分布区和稻作文化区在地域上加以比较，两者大致相吻合，稻作文化的文化特质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保留最多，同时云贵高原也是活态傩文化的核心地区，傩仪、信仰保留最完整。傩文化主要流传在汉、土家、苗、瑶、壮、侗、布依、彝、仡佬、毛南、仫佬等族中，汉傩在中原地区已经衰微，只是在南方汉族中有较大影响并且与南方少数民族傩有密切联系，除此之外，壮、侗、布依、仡佬、毛南、仫佬等族皆为百越后裔，而土家、苗、瑶三族在历史上也与百越有渊源关系，贵州威宁彝族“撮泰吉”傩戏也受到当地其他民族诸多影响。从族别上看，傩主要流传在古代百越支系的后裔或与百越有历史渊源的民族中。无论从分布范围还是从族别来讲，傩文化与古代百越先民创造的稻作文化都有着极深远的联系。
二、稻作文化中的农业祭祀——猎首祭
稻作文化是以对水稻的栽培种植为基础产生的，其经济特征在《汉书•地理志》中有很好的表述：“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 窳媮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居于亚热带地区的古越人有着温暖的气候，充沛的雨水，上天的恩赐既丰厚又稳定，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生长出所需的一切的大地上，“果蓏蠃蛤”都由大地提供，土地才是人们生存的基础，对土地的崇敬是最神圣的，即原始宗教中所谓的“地母神信仰”。百越先民认为，不仅植物庄稼，就连人本身也是土地的产物，土地就是母亲，她孕育了一切。这种信仰最典型地表现在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的由土地长出植物根茎连系着的变形人面图案中，该图案反映的是古越人“土地生人”的观念，认为人与庄稼同由“地母”生出。
当古越人进入水稻种植阶段后，为了求得庄稼的丰产，必然会产生祈求丰产的祭祀活动，这是低下的生产力和越人“重巫鬼、信淫祀”的原始思维的产物。农业祭祀的对象是土地，土地被视为具有人格的母亲“地母”，要使她孕育出茂盛的庄稼，就必须让她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也是供献祭品的目的，而最好的祭品莫过于人本身，只有人的鲜血才能恢复地力，人的躯体能为地母提供栖身之躯。以人为牺牲，是古代各民族都存在过的阶段，但中国南方稻作文化中却存在着独特的人祭形式——以人首为祭品的猎首祭。 头颅因其在人体中的重要标志性而引起先民的注意，原始人类虽尚不知晓头颅的生理功能，但已能了解头颅对人体的重要性，古越人对头面的装饰如雕题、黥面、穿鼻、凿齿、儋耳等习俗就是证明，另外，如把人体与农作物相等同，则稻谷最重要的部份稻穗在形位上与人体的头部相类似，在将军崖石刻中，土地中长出的植物根茎顶端长出的并非谷穗果实而是人体头颅也正说明了古越人把稻穗和头颅视为等同的观念。
猎首祭在考古学、民族学、文献资料中多有提及，云南晋宁石寨山墓葬出土中出土的两个铜贮贝器上就描绘了猎首祭的场面。在编号为M20：1的贮贝器盖上立着由铜鼓重叠组成的柱子，柱右侧是一名滇族女祭司坐轿上，后跟拿着祭品、竹笼和棍棒的男女，左侧，是一男一女被绑缚着准备当作祭品供祭，在他们前面躺着无头的牺牲者的尸体；编号为M1的贮贝器盖上正中央立着圆形铜柱，柱右侧放着铜鼓和一女四男戴脚镣的作为牺牲的人，在其后是一名坐轿的滇族女祭司，还有持斧的行刑者和排成四列拿着笼子和成捆稻穗的女性。 关于这两个贮贝器经研究认为分别表现了当时人们播种时的祈求丰产的仪式与收获时的酬神仪式。 云南佤族直到20世纪中期仍保留着类似的猎头祭祀，分别在播种时的二三月和秋收时七八月举行，猎得的人头不拘男女，但发须越长越好，意味着农作物的繁茂。当猎得的人头拿回村中，要将它供在猎首者家中，然后轮流在各户中供奉，主妇们把肉和饭塞进人头口中祈求丰收，最后人头被放入竹笼中，挂到特制的人头桩上，全村人围着人头桩歌舞祭祀。祭祀结束后，把装着人头的竹笼挂在村中木鼓房房梁上，被视为神灵在当年的栖身之所，人头本身亦被视为神圣。 文献记载的猎首祭始见《北史•僚传》载：“性尤畏鬼，所杀之人，美胡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以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唐杜祐《通典》、《太平御览》皆记僚人猎首风俗，至明代，邝露《赤雅》卷上载：“祭枭。僚人相斗杀，得美胡髯者，则剜其面而笼之以竹，鼓行而祭，竞以徼福。”僚人为越人后裔，同为越人后裔的高山族也有猎首之俗，《临海志》记夷州民：“战得头，著首还，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清林谦光《台湾纪略•风俗》载“（高山族）性好杀人，截其头洗剔之，粘以铜锡箔，供于家。”此外，土家、彝、侗、苗、瑶亦都存在过猎首之俗，而猎首祭的目的仍以祈求谷物丰收为主，如《太平御览》卷7曰：“交广之界，民曰乌浒，东界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二州行旅有单回辈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不贪其财货也。……奉月方田，尤好出索人，贪得之以祭田神也。”又台湾高山族也出于祈丰产的目的而猎首，《明史•外国传》：“鸡笼山在澎湖屿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蕃，去泉州甚通……谷种落地则止杀，谓好事助天公乞饭食。即收获即標竹竿于道，谓之插青，此时逢外人便杀矣。”则高山族与佤族同样为春祈秋报而猎首。
猎首祭以人为牺牲的原始性说明它是最古老的农业祭祀，凌纯声等学者把猎首祭归为中国古代南方民族文化特征之一，其分布范围东起夷洲，西至印雅永昌，北抵长江流域，南至朱崖儋耳，与南方稻作文化的分布地域相重叠，是中国南部稻作文化特有的农业祭祀，并随着古越人的迁徙由大陆流传至马来半岛、中南半岛、南洋群岛等地，成为环太平洋文化圈的重要特征之一。
三、原生傩与猎首祭
傩经历了傩祭——傩舞——傩戏的发展阶段，在类别上又可分为宫廷举行的“宫廷傩”，官府举行的“有司傩”，民间举行的“百姓傩”，军队举行的“军傩”和寺庙举行的“寺庙傩”。傩舞、傩戏都是由傩祭发展演变而来，并且始终未脱离依附于傩祭并为傩祭服务的地位。而“宫廷傩”、“有司傩”、“军傩”、“寺庙傩”也都是“百姓傩”流入宫廷、官府、寺庙和军队而产生的，因此，可以说傩是一种民间举行的祭祀活动。但可以从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中看到的傩都属于次生、再次生形态，原生形态的傩祭只能从现存的傩事活动中寻找蛛丝马迹加以探究。文献记载中最早的傩事活动是《周礼•夏官》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魍魉）。”即傩在周代是由方相氏在室内和墓圹中驱疫赶鬼的禳除厌胜活动。但同时傩祭又与求雨的雩祭、敬祀有功于农事的神灵的腊祭并列为三大祭，暗示了傩祭与农业祭祀之间也存在着联系。周代每年举行傩祭活动，后人以阴阳五行之说诠释，皆以平衡阴阳二气使季节更迭为行傩的目的，其实周代的行傩活动都与农事祭祀有关，《周礼•月令》记季春时行傩：“命国傩，九门磔攘，以毕春气。”汉应邵《风俗通》云：“《月令》：‘九门磔禳，以毕春气’，盖天子之城，十有二门，东方三门，生气之门也，不欲使死物见于生门，故独于九门杀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时所生，令万物遂成其性，火当受而长之，故曰以毕春气。功成而退，木行终也。”则春傩的目的，是使“木行”于“春之时所生”，祈祷稼穑乃至万物成长，与农业祭祀中的春祈仪式相仿。同书所载仲秋之时行傩的情况是：“天子乃难（傩）。以达秋气，以犬尝麻，先荐寝庙。”如春傩为春祀仪式，秋傩则为秋报仪式，因获得丰收而向神明供奉谢恩，在秋傩中，则是把收获的“麻”（五谷之一）奉荐给寝庙中的祖先，感谢祖先的护祐使后代得到丰收。值得注意的是行傩时都要“磔禳”，即杀牲献祭，在春傩（祈）时杀犬，秋傩（报）时除以麻荐寝庙外，还要先以犬尝麻。应劭认为犬为金畜，所谓“春者阴气之终，故磔禳以终毕历气也”，即以犬为厉气象征，杀犬为终厉气的象征。如果犬确实代表着厉气，则其有害于农事，丰收时又怎会献祭于它呢？周代傩祭这一细节是应劭的观点无法解释的，也与周代乃至周以前的傩祭的本意相违背。在先民观念中，犬常常与农业有关，南方很多民族认为最早的谷种就是由犬带给人间的，因此犬常常被用作农祭时的祭品，谷物收获时要让犬先尝以报答它的功德。 这种“尝新谷”的仪式也即“以犬尝麻”的本义。季冬时的行傩情况也据同书载：“命有司大难（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即以犬、牛杀而磔禳，其目的在应劭看来是与春傩时磔犬一样，即以犬、牛为祭以达到送寒气为目的。但是，在南方壮、布依、仫佬、侗等百越后裔民族中，亦有让耕牛尝新谷的习俗，甚至有“牛王节”等专门为耕牛而举行的节日，冬傩时的出土牛其原意也当是慰劳耕牛，酬报其在农事中的辛劳之意。季春之傩与季冬之傩同以祈丰为目的，故后世至汉代，季春之傩的“磔禳”和季冬之傩的“出土牛”都合并到“立春”这一农事节令活动中，如宋何耕《录二叟语》所载：“立春日，通天下郡邑设土牛而磔之，谓之班春，所以从来久矣，其说盖微见于吕令，而详于《续汉书•礼仪志》，大振先王劝农事之遗意也。”则周代季春，季冬之傩至汉已合并为祈年之“立春”，也可作为季春，季冬之傩本为春祈仪式的反证。
傩本为春祈秋报的农业祭祀形式，还可见于南方民族现存傩仪中。如贵州安顺地戏在每年春节演出二十天左右，称为“玩新春”，至八九月间演出五天，称“跳米花神”。米花神即保祐谷物扬花的谷神，人们认为春节“玩新春”是为了祈求谷神保祐庄稼成熟，八九月“跳米花神”是为了酬谢谷神使人们得到丰产。傩祭的原生形态已有学者提出猜测，有的认为傩祭起源于七千年前良渚文化中的“祭禾魂”仪式，有的认为将军岩画中的变形人面图形，大概就是早期的“傩”的反映，最早是在野外举行的为农作物和人自身的顺利成长，祈祷太阳神和春之神的祭礼。但其论据单薄，仅从单独的某一雕饰或岩画立论，缺乏充分的论证。本文认为傩即与南方稻作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而猎首祭是南方稻作文化区内曾广泛流行的最古老的农业祭祀，傩祭的原生形态应出于猎首祭祀，最早的傩面具实为猎首活动中所猎获得人头经加工、改造而成的人头骨或人面皮面具。
首先，从傩坛内流传的起源传说来看，据湘、黔、川等地傩坛传说：古时有牧童在河边无意中拣到一男一女两个人头，牧童将人头放在竹桩上，围绕着歌唱舞蹈，并祝曰如能让牛不去糟蹋庄稼，就给以供奉，竟果如其言。村人得知，将这两个人头迎请到岩洞中供奉起来，有求必应。后人头腐烂，换用木制人头代替。一日皇女病重，医治无效，派人祭拜“头颅”而病竟瘥。皇帝大悦，封二木偶为“傩公傩母”，并赐给铜锣，玉鼓等法具，从此傩坛名扬四方。 而猎首祭的来历尚可在佤族神话中见到：远古时人类遇到天灾，谷子播种后没有收成，人和牲畜纷纷死亡，人们用各种方法供祭鬼神都无用，后得到祖先（或说是诸葛亮）的示谕，要砍人头才免于难，奏效后历代相沿，形成猎首祭之俗。佤族认为猎得的人头就是掌管谷物生长的地母“司欧布”。从傩祭与猎首祭的起源传说来看，都是为了祈求庄稼顺利成长而举行祭仪，且都以人头为供祭对象。两种起源传说十分相似。
除起源传说外，在傩祭中仍存留着人祭活动的遗俗。如湘中傩坛中有一种原始色彩浓厚的“翻叉祭”，在古时要先杀一对童男女分期供祭后才可举行，巫师用十二把钢叉向另一巫师的头、胸、胯部投掷，稍有不慎，即可丧命。在过去，如巫师失手死亡与主人家无关，赠一棺木安葬而已 ，实为远古时以在人间具有超凡能力的巫师为祭品，供祭鬼神的人祭风俗在后世的折射。傩坛中的人祭遗俗还表现在湘、黔等地傩坛“开红山”法事中，巫师用小刀敲进自己额头上，沥出血来，以作招魂用，湘中傩坛传说祖师傩神爷爷为张五郎，到太上老君门下学法，与其女吴凤相爱，老君提出三难题，一破荒：砍倒九岭十三湾大树，二烧荒：烧掉砍倒的大树，三下种，将一石二斗芝麻种撒满九岭十三湾，然后一粒不差地拾起，张吴二人无法办到，逃跑时被老君飞刀斩成三段，他们的人头便被奉为傩神爷爷、傩神娘娘。又一说为老君飞刀来时，张五郎将自己额头划破，以血滴在刀上，老君收刀见血，以为两人已死，才逃脱此难。 如摒除太上老君等一些后来渗入传说中的因素，“开红山”的传说实际上暗示了农业与猎首的关系，即由于农事的不顺利（传说中表现为下种后没能获得满意的收获）而进行猎首的活动，并把猎取的人头尊之为神明，祈求保佑。这也正是上述的傩坛起源传说与“开红山”传说的深层含义。
傩面具是傩事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份，“傩仪、面具、民俗的结合，是傩祭，傩舞，傩戏的基本特征，而傩面具的使用，则是它们区别于其它祭祀活动，祭祀舞蹈与面具戏的界定特征。” 在傩事活动中，傩面具被视为神灵的唯一表现，这是傩的重要特征，在信仰者眼中，傩面具就是神灵，神灵本身就蕴含在面具中，巫师只是面具（神灵）的载体，一旦脱下面具，巫师也就丧失了神性，即所谓的“戴上脸壳是神，脱下脸壳是人”。傩坛法师在使用面具前，往往举行迎请面具的“请神”仪式，法事结束后要举行“送神”法事把面具送回原位，关于傩坛中有关面具的禁忌和仪式已多有论述，兹不赘述，但已可从上述资料中了解傩坛中面具崇拜也即神灵崇拜。关于傩面具的起源，以往论者多以为源于图腾动物崇拜，但傩面具中极少见到兽形面具，少量的兽形面具也没有重要地位，往往只代表着某种凡间的现实动物如牛、马等，既无神性也无人格，不受到信仰者的崇拜。傩面具的起源应源于头颅崇拜，利普斯《事物的起源》一书中讲到：“死者的灵魂主要座位时常是在头部。头部获得重要的意义，成为巫术力量的中心，头骨是专心致志崇拜的对象。”“从死人崇拜和头骨崇拜、发展出面具崇拜及其舞蹈和表演。刻成的面具，象征着灵魂、精灵和魔鬼。” 在猎首祭中人头被作为神灵的化身而受到崇拜，如云南晋宁石寨山墓葬中出土的两座编号为M6：22和M3：64的铜屋模型显示，作为牺牲的人头被安放在干栏式的神屋中，受到人们的献祭和跪拜，佤族也把猎得的人头视为主管天地间一切的“木依吉”和地母“司欧布”。在猎首祭的人头崇拜中产生了面具崇拜。如僚人猎首后“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即以人头制成面皮面具。又台湾高山族“取其首。烹，剥去皮肉，饰髑髅以金”，皆以人头制成头骨面具。以人首为祭，是较野蛮的行为，故后世往往以其它材料制成人头的替代物，如明邝露《赤雅》载，瑶人祀盘瓠“先献人头一枚，名吴将军首级。予观察时，以桄榔面为之。”即以桄榔面制的假人头代替真人头。而面皮和头骨面具亦相应地发展为金木制面具。在傩坛起源传说中因人头腐烂而换用木面。暗示了傩面具亦由人头崇拜演变而来，傩面具制成后，要经过名为“点将”或“开光”等仪式才能成为神祇，巫师割破自己的额头，将鲜血点在面具的七窍上，实际上是以人面过渡到木面的中介形式。在傩坛法事中还开残留着以面具等同于首级的潜意识，如黔北傩坛戏《关公斩蔡阳》中，关云长将曹操大将蔡阳斩于马下，身首异处，扮演者将蔡阳面具掷于地，云长侍从周仓因与蔡阳有旧，抚蔡阳面具大哭。说明在傩坛表演者意识中仍把面具、首级、神灵视为一体。
从猎首祭中，以面具为崇拜物，“鼓舞祭之，以徼福利”来看，祭祀中已包含了很多歌舞祝祷的成份，它与傩祭同出于祈丰产的目的，并都以春祈秋报的形式进行，如猎首祭中的面具不是供于祭坛而是戴于巫者祭司的头部，则猎首祭也就转变为原始形态的傩祭，面具由供于祭台到用于佩戴，这一缺环在傩坛传说和法事过程中得到弥补，在黔东北铜仁土家族傩堂戏起源传说中讲到：古时一群牧童在河边捡到髑髅，戴在脸上，歌舞嬉戏，居然使瘟疫消除，后代就把髑髅面具化，沿用到祭祀演出中。 傩坛传说中，人头神偶和髑髅面具两种起源并列，而傩坛法事中傩面具除用于佩戴演出外，还被当作神灵供祭于庙堂，如湖南新晃侗族傩面具平时就供祀在庙宇中，有专人照料，人们祀拜不绝。贵州安顺苗族傩面具平时陈列在佛殿中，与神供同享香火，云南澄江关索傩戏面具平时存放在庙内，使用前傩坛巫师要举行隆重的“开箱”法事。贵州威宁彝族“撮泰吉”面具则存放在被认为是“祖先”居住的山洞里，不得轻易触动。在傩祭中傩面具兼备佩戴和供奉双重作用，正填补了从猎首祭到原始傩祭的缺环。傩面具数量庞大，但原始的傩面具形态在傩祭中仍有保留，如宋《东京梦华录•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条《舞判》中：“又爆仗一声，……继有三疲瘠，以粉涂身，金睛白面，如髑髅状，系锦绣围肚看带，手执软杖，各作魁谐趋跄，举止若排戏…。”这种“如髑髅状”的面具，当为较早的原始傩面的遗存。傩祭与猎头祭的渊源关系在《九歌》中得以体现，曲六乙先生认为：“《九歌》是原始形态的傩祭向傩歌、傩舞的过渡形态。” 《九歌•国殇》篇在整个著作中的地位一直未得到明确的理解，凌纯声先生从猎首祭祀的角度出发，在《国殇礼魂与馘首祭枭》文中指出，楚人亦有猎首传统，《国殇》实为楚人猎首以祭神灵的反映。 最早的超自然精灵是以献祭的人首来体现的，先民最初并无神鬼的区别，如瑶族就无“神”的概念，他们把所有死亡的人都认为变成了鬼，鬼就是肉体不存在而死亡者的灵魂活动的东西。黎族的观念中也无神鬼之别，所有的崇拜对象都称为“登”（鬼）。鬼是古越人崇拜的对象，其在人间的代表则是猎首祭中供祭的人头，如云南晋宁石寨山墓葬出土的铜屋模型显示当时的滇人就把供祭的人头视为死后复活的土地神（鬼）加以祀拜，佤族认为：“木鼓房似汉族的神庙供的人头是神的形象，如同汉族神庙里的菩萨，木鼓如似汉族神庙里的木鱼。”即以献祭的人头作为原始的神（鬼）的化身。僚人“信巫鬼，重滛祀”亦有崇鬼之风，以“所杀之人，……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也是把供祭的人头（面具）视为鬼。联系“傩”的字义进行分析，“傩”本为“难”之假借，“其实，“傩”“难”皆为假借，本字同“魌”。《说文》中作“傀”，音近于鬼而字更从鬼字来，则“傩”字当源于“鬼”，后世以为“傩”为见鬼而惊骇，驱逐疫鬼之义，此义当为晚出，最初先民视鬼为一切神灵的总称，对它只能以祭祀而不能加以驱逐冒犯，鬼的大小善恶并无截然区分，祭之则降福，不祀则降祸，低下的生产力和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原始阶段的先民对鬼一律加以祭奉。鬼字在甲骨文中作人头戴面具状，《说文》云：“鬼，头也，象形。凡鬼之属皆从。” 即头部的标志，同时也很可能是一个人头面具，已经有学者指出，甲骨文中的“鬼”字其原意“即为人形，四肢完备。其头部戴有尖顶高冠，面部透雕方形眼孔、两侧有对称附耳。耳下置坠饰。可见这是一个表意明朗的象征文字。前人曾作注释。孙治让谓其头；叶玉森释‘鬼’字；郭沫若也认为‘系象人戴面具之形，当是之初文’...” ，对人头或人头面具的崇拜就是“傩”的本义。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原生形态傩祭的定义：傩是源于南方稻作文化区域内，以稻作文化特有的猎首祭为前身发展而来的崇拜以人头面具为象征的鬼神，以祈丰产为目的，每年以春祈秋报的形式举行的农业祭祀活动。
四、由祈鬼到驱鬼——商周之交傩的内涵的演变
据传统观点，认为傩起源于周代方相代驱鬼逐疫的法事，但据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考释，在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傩的记载，即为后世傩祭的前身。商人居于黄、淮下游，为东夷之一部，但夷并非某一民族专名，《越绝书》卷三云：“越王勾践反国六年，皆得士民之众欲伐吴，于是乃使……习之于夷，夷，海也。”可证夷海同义，泛指居于海滨之人，《尚书•禹贡》载冀州有岛夷、徐州有淮夷，青州有莱夷，又扬州之夷亦称越，《史记•楚世家》：“熊渠伐扬粤”。夷与越通，因此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第九章云：“该族（越族）见于古籍者，自淮以北皆称夷，自江以南则曰越。”古之夷当包括了很大一部份越人，商人以玄鸟为图腾，与越人自古崇拜鸟图腾一致，亦可证商人源自百越。据考古学证明，商人在祖居地黄河下游及山东半岛的一些河谷地带已进行稻作生产 ，近年来，更有众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商文明与良渚文化有着渊源与传承关系，一部分良渚文化先民进入中原地区，与当地土著人群相融合而形成先商文明 ，随着商人入主中原，稻作生产以及与此相关的农业祭祀亦流入中原，甲骨文中关于稻的占卜有二十余例，多为祈年内容，为祈求丰产，商人以大量人牲献祭，商代甲骨文中的傩仪即为以戈斩人首祈求年丰的仪式 ，商人“重巫鬼，信滛祀”之俗与其先民古越人相同，巫源于原始的祭祀舞蹈，甲骨文中的“舞”字即为巫师双手各执一枝稻穗祈求年丰之形，商代已出现源于人头崇拜的人面形面具，商代巫师及面具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可见到，三星堆出土的二十余铜人面具虽有的眼珠突出，有的鼻镶嵌云雷纹，或鼓眼吡嘴，或定睛裂嘴，在造型上有一定夸张，但皆未脱离人面形象，与周代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月”的变形兽面面具大相径庭，但与南方现存的傩面具却有相近之处。 尤其是遗址中的大型铜面具已非用于佩戴而用于悬挂，与南方傩面具的衍生物——吞口极相近。遗址中的巫师铜像戴三尖冠，着过膝长袍，双手造型夸张，握成巨大的环状，与方相氏“玄衣朱裳，执戈扬盾”之形有区别，但却与现今南方傩坛巫师很相似，如铜像中巫师所戴三尖冠在今南通童子戏中仍有保留，童子（巫师）举行巫仪时要戴上黄元纸折叠的三尖功曹帽，唱道：“头戴三尖功曹帽，八幅罗裙齐腰身，不戴盔帽神难请，盔帽一戴召请神。”与三星堆巫师形象相似。三星堆巫师手部握成环状，似为巫师特定手势，今傩坛师公仍以特殊的手部动作来表示神秘的巫术含义，称为“手诀”，则可能为商代巫师特定手势的演变。
从商代傩祭与今南方傩的诸多相似点来看，南方傩与商代原始傩祭一脉相承。
至周代商而起，是傩发展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期。周人源于黄土高原，以粟作文化为核心，周代商，实质是以粟作文化取代稻作文化，在宗教信仰领域亦发生激变。《史记•周本纪》云：“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以死。”据学者考证纣自燔为一种巫术行为，企图死后代为商人图腾神以作祟于周王，而周王“至纣死后。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也是以“厌胜”巫术来防止商纣死后作祟。周对商的巫术斗争，亦表现在傩祭形貌上已不同于商之巫，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为周人保护神之形象，周人姬姓，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周人始祖后稷，姬字金文据于省吾先生研究，原意为熊掌之迹，即周人以熊为始祖神，传说中黄帝是熊的后代，“四目对四方”，故方相氏形象为周人的保护神，与周人同源于氏羌的白马藏人今仍保留着一种极原始的傩舞“跳曹盖”，其信奉的黑熊面具就以熊皮制成，与方相氏“掌蒙熊皮”即以熊皮为面具相同。傩原为商人信奉之神，但在周人眼中自然地转变为厉鬼，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中云：“厉，傩两字一声之转，凡《祭法》、《檀弓》及《左传》、《山海经》中所谓‘厉’者，在其它记载里则谓‘傩’…。”故周人逐“厉”也就是逐“傩”。方相氏“执戈扬盾”，就是以武力驱逐商人的“傩”鬼（神）。方相氏把驱“傩”的重点放在宫室和墓圹两处，是由于宫室为活人的居处而墓圹是死者的长眠之地，在这两处驱傩以保证傩鬼不能骚扰周人的生者和祖先。
至此，以祈求丰产为内容的商代原始傩祭转化为周人以祖先为保护神驱逐厉鬼的衍生傩祭形态，这一转化实质上亦是以周人为代表的内陆型粟作文化吸收、融合以商人为代表的南方稻作文化，占据中原华夏文化主导地位的体现。起源于西北内陆的周人崇实、理性，一反商人“好巫重鬼”的文化传统，由于以周礼及其相关信仰为核心的周文化被儒家所继承，并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周代衍生形态的傩祭成为中原文化中傩仪的正统典范，而更能体现傩的原生态内涵、与猎首、人头祭等原始宗教信仰联系紧密的商代原始傩祭则泯灭于历史的长河中，令后世难窥其形貌。另一方面，由于商代原始傩祭起源于华南的稻作文化区，其仪式、信仰与南方百越先民所创造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南方各少数民族中还存在着与原始傩仪及其信仰一脉相承的活态的傩仪、傩文化。我们采用人类学所提倡的田野调查方法，将南方少数民族民间活态傩与考古和文献资料中所记载的历代傩仪及其信仰相比较，特别是将其与商周文明伊始之时所盛行的傩祭相比较，仍然可以发现商代傩仪及其信仰内涵表现出鲜明的环太平洋稻作文化圈特色，尤其与该文化圈内古老的以“地母”信仰为基础祈求稻作农业丰产的猎首祭、头骨崇拜有渊源关系。中国古代傩祭起源于猎首与人头祭这一假说不仅为傩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发生学上的新思路，还令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中华文化的延续性与创新性的问题，令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华文明在起源上的多元性、不同族群、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碰撞、交融、互动乃至融合自文明伊始就是中华文明得以发展与丰富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