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山人

第二届海峡两岸民间文化论坛邵鸿致辞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9月21日 14:59  新浪读书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开幕式致辞
　　邵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开幕式致辞
　　来自海内外的各位先生、各位朋友，非常高兴今天来参加咱们这个会。首先我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对各位先生的莅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我今天来参加这个会，跟我参加其他会是很不一样的。从私(人)的方面来讲，今天来的一些开会的这些先生有非常多都是多年的老朋友，甚至还有几位是师兄弟；另外还有很多先生，虽然过去不熟悉，但是都心仪已久，读过他们的书，读过他们的文章，只是没有机会见面。当然还有一些新的朋友。
　　我今天带来了去年出的一个小册子，就是《张家山汉简盖庐研究》，这是汉代初年的一个墓葬里头出土的一个兵阴阳家的一个册子，过去研究得比较少，这几年把这个兵阴阳家的册子做了一些梳理。我都签好了名给大家，等一下会后工作人员会发给大家。
　　第二个方面呢，从公的方面来讲，就是咱们这个会呢，虽然已经开了多届了，学苑出版社孟社长一直在支持这个会的召开，这次跟以往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这次是我们九三学社中央以这个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名义作为发起单位，同时在经济上给予支持，而且我们也希望把这个会长期地做下去。
　　可能在座的很多朋友对九三学社有所了解，也可能有些先生不是很了解。简单地说，我们九三学社是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1945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60多年了，它和其他民主党派的不同就是九三学社是一个以科技界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个民主党派。实际上九三学社里有大量的文史方面的大家，只不过过去被科技界遮住了，因为过去的习惯是科技不包括社会科学。九三其实搞文史的相当多，所以我们一直在想：第一，我们作为一个科技的政党，我们想要加强和学术界的联系，特别是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联系。在我们参政议政的同时，参加中国政治生活的同时，为文化建设做一点具体的事情。另一方面，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和海内外(港澳台侨和国际上)广交朋友，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做一点具体的工作。同时也想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听取各方面的社情民意、意见、建议，汲取社会的智慧，为我们参政议政，通过政协、人大或其他的渠道建言献策，推动中国改革和社会的发展。我们九三学社参政议政比较集中在比如像政治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的改革、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
　　所以我们社中央这次支持这个会，并且将这个会长期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来支持。所以综合起来讲，无论于公于私，这个会的召开，我来参加，真的是非常高兴。我们也希望这个会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做好做大。真正达到我们的期望。借此机会，也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也祝各位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木兰山人

王秋桂：文化传统与民间信仰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9月21日 14:59  新浪读书

王秋桂(东吴大学端木恺讲座教授)发言


　　王秋桂(东吴大学端木恺讲座教授)

　　文化传统与民间信仰

　　当我们把文化传统和民间信仰并列时，有些学者会想到Robert Redfield所提出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我想在此说明的是文化传统和民间信仰并不是对立的现象。民间信仰及其表现于语言的神话、传说和表现于行动的仪式是任何文化传统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谈到我国的文化传统，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儒家的传统，那么《论语·乡党》里有一段就讲：“乡人傩，(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阶”。《礼记·郊特牲》里也有一段相关的记载，讲“乡人禓，孔子朝服立阼。存室神也。”《礼记·杂记下》也记载一则事情，说每年年底天子举行大蜡，其实是我们说祭这种总盟誓的神。老百姓也不参加，子贡就看这种蜡的祭典，孔子就问他“赐也乐乎”，问他看得是不是高兴？子贡就讲说“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就大家好像都很疯狂，他不能够理解这个事情，所以就高兴不起来。孔子跟他讲这个道理，说“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这个是说，我们农民经过百天的辛苦，只有一天得到这种福泽可以放松，这种道理你是不知道的。(孔子)讲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这个弄得很紧张，不放松，文王、武王他们也做不到的。“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如果轻轻松松，不做事，文王、武王也不会这样去做的。“一张一弛”才是“文武之道也”。这里的傩和蜡都是在民间举行的仪式。我们从儒家的典籍中看到孔子对这些仪式抱持恭敬而且赞许的态度。

　　四书五经及其所蕴含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一般是我国所谓的主流文化传统。美国学者Cynthia Brokaw (包筠雅)在2007年出版一本书，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讲闽西四堡的，连城县四堡镇的两家，马家跟邹家书坊所印行的书籍销售的情形。当然这些书都是比较着拙劣的版本，供应较低社会阶层的读者，种类包括通书(历书)、医书、礼书、讲数术的书，算命的、占卜的，还有唐诗、通俗小说、唱本。而占相当大的比例的是各种不同版本的四书五经跟蒙书，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我们一般把识字当成菁英社会跟我们说乡民社会分野的标志之一。美国一个学者叫James Hayes，长期在香港新界调查，他早期在1985年David G. Johnson做主编的一个Popular Culture in China的书里面有一篇文章，提到他在香港的调查在荃湾的仪式专家所拥有的文书，像族谱、通书、万宝全书、蒙书、唐诗、对联、尺牍、诉状、小说、唱本、劝善书等。他认为所谓菁英和基层社会间识字的差别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这个是我们指的文化传统，就我想到的稍微触及。

　　回过头来讲这个民间信仰，在中国民间信仰除了承袭远古的巫术信仰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揉合儒、释、道三教的教义。元末以来刊行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搜神记》以三教来区分民间诸神的种类。其实民间信仰是儒、释、道、巫四教因时、因地、因教派不同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揉合。长期以来官方往往以民间信仰不合乎正统，视为异端加以禁绝。但是当民间所崇奉的神拥有广大的信众时，官方又会加以网罗，把它列入祀典，赐予封号，有时政府还斥资兴建庙宇，令地方官吏定时祭祀。像城隍就是最显著的例子之一。

　　历来学者对文化曾提出各种不同的定义。这里我想引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诗人T. S. Eliot 在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48; 1962) 中论到文化三大主要条件的一段话：

　　The first of these is organic (not merely planned, but growing) structure, such as will foster the hereditary transmission of culture within a culture…. The second is the necessity that a culture should be analysable, geographically, into local cultures: this raises the problem of “regionalism。” The third is the balance of unity and diversity in religion—that is, universality of doctrine with particularity of cult and devotion. (P. 15)

　　这段话可以举很多中国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在此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文化是一有机体的看法。过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官方和支持官方意见的学者趋于把文化遗产分成精华和糟粕两个对立的部分，提倡保存精华而扬弃糟粕。而民间信仰一向被视为“迷信”，也就是糟粕。在第一届论坛时与会学者大都同意精华/糟粕二分法的不当，也都认为应重视民间信仰。这次我们把民间信仰做为议题在本论坛公开讨论，应可修正过去一些不当的看法。二元对立的观念如精华/糟粕，菁英/基层，以至于阴/阳，冷/热，生/熟等可能发展成很有效的分析工具，但往往扭曲文化的本质。保护文化遗产首在了解文化的有机性，才能有一整体的观照

木兰山人

赵世瑜：民间信仰研究如何推进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9月21日 14:59  新浪读书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发言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民间信仰研究如何推进？——对近期关于华琛“神明标准化”的讨论之反思

　　王先生讲的，我体会他讲了三点：

　　一点就是说民间信仰是传统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第二点讲过去曾经在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研究当中曾经被划分“大传统”与“小传统”这样的一些概念，在这个概念之下进行研究。这样的一些概念这些年来大家已经都认为不太是一个可以截然地分开的两分的概念，是强调上下层的共享；

　　第三，应该怎样反思这些概念。在中国的民间信仰的传统当中儒、释、道、巫这四类人构成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有机体。既然是一个有机体，它就不断发展延续。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问题都提出了过去在民间信仰研究当中的一些重要的成果。

　　最近正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在我看来是一个推进民间信仰研究，应该引起注意的一场争论，就是围绕着James Watson的 Standardizing the God(神明标准化)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到今天隔了20多年时间，在2007年的Mordern China上面有一组文章对Watson这篇文章拿出来重新进行讨论。有好几位学者，主要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主要是美国的，像宋怡明(Michael Szonyi)，还有像彭慕兰(Pomeranz)等一批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一些学者很多年已经不做民间信仰研究。那个专号里面也收录了Watson的一篇简短的回应，简单地回顾了当时写作这篇文章的时代学术背景。这个文章发表一年以后，我们大陆、香港有一些学者在2008年的《历史人类学刊》的第1、2期的合刊上同样发表了一组文章，对Mordern China这一组文章进行一番批评。所以我认为是掀起了一场对我们的研究非常有意义的论争。

　　民间信仰的研究这些年一直是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当然也包括民俗学关注的一个重要对象，多学科关注的对象。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欧美学者在台湾，以及后来台湾和大陆本土学者、香港的学者进行这个方面的研究以来，出现了非常多的成果，特别是在那些具体的区域性的个案上，以及发现更多的田野资料的分析上，比以往来讲丰富得非常多，也有一些非常有创见的成果。但是包括像刚才王先生提到的Redfield“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个说法，也包括中国在内的，也从Arthur Wolf(吴雅士)在1974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的宗教与礼仪》，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帝制晚期的大众文化》，包括日本学者冈田谦以及台湾学者林美容教授提出“祭祀圈”、“信仰圈”这样一些概念以来，到现在，在民间信仰当中究竟还提出过哪样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概念？其实值得反思。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在如此之多的具有共性的这种学术关注之下，是不是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跨学科的方法论上面的取向和共识？这是值得思考的。第三个，就中国大陆而言，对民间信仰的学术性的研究，还是否正在逐步地被导向所谓“对策研究”和一些商业化的考量？比如说像现在我们政府在评定一些什么项目，地方上都非常热衷，那么这个背后总是会有一些强烈的商业化的倾向和意图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候，《近代中国》(Mordern China)这个专号与《历史人类学学刊》这个专号围绕着华琛(Watson)提出来的“神明标准化”的命题，也就是说关于文化大一统和我们日趋发现的在民间信仰上体现出来的区域差异性、地方多样性这样的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就非常具有重要性。

木兰山人

高丙中：30年的民间信仰表述路向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9月21日 14:59  新浪读书

高丙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发言


　　高丙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30年的民间信仰表述路向：从他人的传统到自我的文化

　　在我们现代以来，“文化传统”在共同体的主流价值里面这个概念是不能成立的。而现代的一个有悠久文明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恰恰是一定要“文化传统”成立，并且是一个合理的成立，这样这个社会才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第一点我是从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的这个层面来谈民间信仰。是知识分子跟高技术的这些东西结合起来这样的一个层面。

　　第二点，我说的是30年，实际上讲的是30年的新变化。讲我们当代的30年的新变化，还是得从过去60年，甚至涉及到五四运动以来的90年。这个很巧，30年。五四(运动)是1919年，到1949年是30年；1949年到1979年是30年；1979年到现在是30年。大概是说有这样3段。

　　第三点，我们现在是高度分化的一个社会，它要内部能够商量办事就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没有这个共同的文化传统，这个民族分裂啊、阶级跟阶级之间爆发这个政治革命啊，这个就会是必然的选择。

　　“传统”跟“文化”，究竟是一个东西，还是两个东西？这两个名词，即使是同一个东西，也代表不同的一些语义。两个概念，在我看来，中间起码有些东西是重叠的，从一句话里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两个概念的重叠的关系。说“这是我们的文化”，当你说“这是我们的文化”的时候，你把它换成“这是我们的传统”，这是能够成立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说“这是我们的传统”，再换成“这是我们的文化”，也是都能成立的。这是一个理念，正是因为这个，它是可以重叠的。而在我们近代以来，我们的社会实践当中、历史过程当中，它恰恰总是分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个概念通过历史的很粗的一种对应，把它说一下。

　　第一个阶段， 1919年前后，以它为标志，中国恰恰开始形成知识分子这样一个队伍。知识分子的形成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就是说在整个一个国际格局里面，西方是代表着现代，我们中国是代表着传统。中西对立，现代跟传统的一个对立，用中国的知识分子把它转化成，他所代表的一个群体跟大众形成一个对立。他(知识分子)代表现代，然后大众代表传统。我们中国是有一个传统，但我们知识分子不认这个东西了，不是“我的”了，是“你们的”。知识分子开始分，“传统”跟“文化”，分成两个不能协调的东西。

　　第二个阶段，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代表的这个“文化”，跟国家、跟政党，向里面转。共产党经过这个社会改造，它有全社会的这个动员能力，它才能够真正地把这个，就是这种“我的文化”跟“他的传统”，才把这个东西落实到整个社会，搞成像我们看到，就是说，从早期的我自己有印象的，什么“社教”啊、“文革”啊、“批林批孔”啊，所有的这些东西，不管是这个民间的，还是旧的读书人代表的这样一些传统，都是“他人的”。其实我说“他人的”就是“他信的”，就是他自己不认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都是经过所有的这些运动呢，把“文化”跟“传统”彻底地给分开了。

　　第三个阶段，1979年思想解放之后，改革开放造成社会自由的局面，社会的控制变弱了，大家有了自由的时间、自由的空间、自由的资源，所以民间的东西能够复兴，有信仰这样一个东西产生。因为信仰是要一个集体行动的，要修庙，有参拜，要举行仪式活动，它一定要有社会空间，一定要有资源。就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传统复兴、民俗复兴、民间信仰复兴、宗教复兴。在这样一些事实里，学术界做了一些工作，它很多时候是面对着政治压力的一个修辞。就是说，它(学术界)把这个东西要说出来，但是它又没有办法用肯定的、正面的这样一些词来说，它(学术界)就必须用批判的、提醒的这种。但是呢，不管它(学术界)怎么样子说它(民间信仰等复兴)坏，或者是说它(民间信仰等复兴)该批判还是很鄙视它。不管它(学术界)有什么样的态度，但是它(学术界)都把它(民间信仰等复兴)说出来了，让它(民间信仰等复兴)呈现出来了。因为变成一个文化的东西就必须让它(民间信仰等)被呈现。被呈现之后，然后才讨论我们要正面地看待还是负面地看待。那个时候，你把它(民间信仰等复兴)当成正面看待的时候，尤其是被国家承认，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文化。达不到这个层次，它(民间信仰)还是不能算是文化。

　　这样正好碰到这些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搞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个很巧的一个事情，有些历史，如果没有中国整个30年以来很多方面的一个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跟在很多国家一样的。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热，从政府到学界到老百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这样子的。韩国稍微就是能跟中国接近一点，就是整个社会的参与度，资源的投入，知识分子的投入都还是不能比的。我们这个时候把一个原来完全是农民的东西，现在是知识分子在里面做工作，然后政府是正儿八经地发证书的，那都是牌子都挂在那儿的，承认它在整个国家的体制里面的地位，然后让它在学校里面传承。这几年好多的工作，怎么让它进学校。所以整个现在体制、媒体、政府、学校教育，以前就是说在这个里面的才是文化，不在这个里面的都不是文化，你当然可以把它们都算在传统里面，你现在传统就要进入政府体制，进入主流媒体，进入学校，进入图书馆，进入所有的这样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所谓“文化”和“传统”是两个，“文化”和“传统”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它们是合在一起。“这是我们的文化”等于说“这是我们的传统”，“这是我们的传统”等于说“这是我们的文化”。这些问题的演变就为中国近代以来造成的官与民，知识精英和所谓的“愚民大众”相互在价值上逐渐的越来越明显的一个二分。

　　作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以西方为范例，它的基本的文化价值就是以普通老百姓他们所拥有的一些东西为基础，这样的一个国家文化定位的思路，我觉得正在出现，正在发挥作用。

木兰山人

王嵩山：博物馆、文化展演与文化传统的保存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9月21日 14:59  新浪读书

王嵩山(台北艺术大学文化资源学院院长)发言


　　王嵩山(台北艺术大学文化资源学院院长)

　　博物馆、文化展演与文化传统的保存：台湾原住民族之例

　　台湾原住民，目前被官方认定的数目越来越多，已经到了十四个族，十四民族差异非常的大，文化传统和信仰的差异非常大，人数差距、社会体制也非常大。比如高山族的称呼，对于我们认识他们的生活、文化，以及考虑文化传统和民间信仰的议题，恐怕就有很多困难。

　　文化的传统里面，有一个非常严格的、非常阶级化的系统。在十四个族里面，台湾有些争议，这个争议还是蛮大的。这两种系统在面对文化资产的时候，概念是完全有差异的。但是贫穷化的社会差异性更大，城市和未来，城市和文化的保存方面，他们允许做一些改变，他们允许个人对一些文化做一些诠释，来创新，他们允许一些团体根据过去的一些文化资料来做一些负责，所以我们看到文化，结构性非常强，他几乎不太允许被改变，他的传承一代接着一代，不但是在文化传统不但做改变的，同时在整个社会体系方面相配合的。除了对表达的，对于超自然的丰收的表达，对于神灵保护他们的一个表达，同时很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这一群人在实践他的文化，对于传统的阿美族的文化，对于自然、对于植物、动物、对人群、对于周遭生态、对超自然的状态，系统维护整个社会的运作。保护到底是保护这个团体，还是要保护这个标准的形式，在文化里面的开始形成的一些展开的对话，我想我们的这种对话不止在阿美族文化里面，出这种最重要的表现，在台湾其他的文化里面也呈现了这个特色，这是相对的。

木兰山人

曹兵武：华夏传统的形成与早期发展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9月21日 14:59  新浪读书

曹兵武(中国文物报副总编，研究员)发言


　　曹兵武(中国文物报副总编，研究员)

　　华夏传统的形成与早期发展

　　很高兴，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早期传统文化早期的形成与发展，考古学最新的发现与研究，也许对大家研究文化传统和民间信仰起到参考和帮助。

　　大家公认的中华传统文化，比如说在早期，在各个文化里面都经历了主期时代，这个主期时代把我们定在春秋战国时期，其实这个时期对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我们觉得是远远的不够的，实际上说中华的传统文化在汉代以前或者是我们第一次给在外来文化，佛教文化，大规模的文化进入之前，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演变过程，在这个里面这个文化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基本的框架，基本上都已经形成了。在更早的过程中追溯到，这些元素能够追溯的更清楚，对我们理解我们文化的传统，才能有更大的帮助，所以我着重的谈谈之前的一些心里的认识。

　　当然观察这个也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历史文献比较发达，传说比较发达，这也是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很早就有了，比如说我们谱戏，从三皇五帝到商周，一直到春秋战国，不管是时代的记载、历史的记载，还是传说，还是演绎，这是一个很完整的谱系，这个谱系年代很早了，考古里面也有一个阶段的划分，谱系的划分，比如说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然后青铜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分六大板块，每个板块都比较独立的经历了自己的从农业社会，文化不同阶段，特别是文明起源之后，特别是春秋战国之后，各个国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脉络和线索，他的区分类型和核心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我们能看见，一万年以前，中国大陆这块，两个传统已经区分出来，而且生活、生态上的适应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慢慢地北开始领域小米为一个核心的农业，农业系统也有萌芽；南方稻子也有了萌芽，在一万三四年以前就有稻子的加工、生产和生活，这种生产、生活，产生这种文化方式，在旧石器晚期就看得很清楚了。

　　到新石器时代呢，农业开始成为一种主流的一种生活方式，南北两大系统也是很清楚的，    小米文化，道德文化，它形成了村落，规模到了一定的程度，生活才出现区域性文化传统的发展问题。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中原地区就是我们文化的根源都可以看得比较鲜明，中原地区我们看到人口、农业是最发达，特别是在规模上取胜，我们中华文化慢慢的浮现出来。苗地沟呢，他的特点不但能形成强大的规模，而且开始向四面八方去辐射，他给其他的区域文化强势的辐射，大规模的向外移，比如说向北边移到内蒙，西边移到甘青，东面移到辽宁或者山东，南边长江流域都受到他的影响。他这个移民背后有一个什么背景呢？我感觉主要是中原农业空前发达，人口空前增多，人口推动外向因素的。这个时代在中国的特点，就是在各个地区之间相互作用加强，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互动，看的非常明显。互动之后呢，为我们整个华夏这个大传统的出现和国家文明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背景，国家是在文化互动，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文化之间的分化，文化内部的群体的分化产生的，所以时代的格调也是看的非常清楚的。

　　进入商周，我们传说中的国家，最典型的就是夏代，他的形成有点像凌空出世，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他凌驾于其他的上面，这也是对其他的地方的辐射，进行同化。那种出现的青铜器，高级的陶器，高档的墓葬，都是他独有的一种中国文明的出现。通过庙底沟化，把他那个因素整合到一起，产生就的因素延续。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华和夏，我们中华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所伴随的生活方式，伴随的一些文化观念、文化因素，包括文化体系结构。夏商周每一代都有继承，有改变，特别是分封制度，一下就把华夏传统给腐蚀化了。腐蚀化以后呢，春秋战国之后，才是上层文化、下层文化，大传统、小传统。知识分子，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怎么互动，才开始进入轴心时代，百家争鸣，我觉得背景大概在这么个过程。

　　我们传统说的中华文化这个过程他是两个基地，出在中国大地上，然后经过两化，一个庙底沟化，一个二里头化。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地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亮点，这两个亮点以不同的方式在我们大地上去扩展，去整合各个传统文化因素，最后，经过国家文明的出现，才把整个华夏传统，中华传统，等到汉代帝国基本上定型化，我觉得这中华文化，中国文化一个早期的基础和早期的脉络，谢谢大家。

木兰山人

陈益源：台湾民间的灾难文化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9月21日 14:59  新浪读书

陈益源(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发言


　　陈益源(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

　　台湾民间的灾难文化

　　台湾虽为宝岛，却又灾难频仍，其中尤以地震与台风、水灾为最。

　　近一百多年内台湾就先后有过六次强烈地震，包括：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发生于彰化、云林、嘉义，日本明治三十九年(1906)发生于嘉义，昭和二年(1927)发生于台南新营、盐水，昭和十年(1935)发生于新竹、台中二州九郡，昭和十六年(1941)发生于嘉义，民国八十八年(1999)发生于南投集集。以1999年9月21日的集集大地震为例，震度高达芮氏7.3级的这场大震，瞬间即导致台湾中部地区山崩地裂，屋垮楼塌，死伤惨重，广大灾民顿时流离失所，人心惶惶。

　　最近(2009年8月8日)台湾刚遭受莫拉克台风袭击，庞大雨势引发南部山区土石流肆孽，不幸发生高雄县甲仙乡小林村的灭村惨剧；往前追溯，1959年“八七水灾”，曾经造成中台湾极大的伤亡；更早之前，例如道光二十五年(1845)农历六月初七夜晚发生在云林县口湖乡的一场大水灾，传说也使得前后近万人溺弊、病死，因此道光皇帝降旨敕封“万善同归”，以慰亡灵，民间则立祠加以祭祀，统称近万亡魂为“万善爷”或“万善公”，香火鼎盛，并发展出规模宏大的“牵水车藏”普渡习俗，代代相传。

木兰山人

金慧媛：韩国文化遗产江陵端午祭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9月21日 14:59  新浪读书

金慧媛(香港大学韩国学程主任)发言


　　金慧媛(the director of Korean program, Hong Kong University 香港大学韩国学程主任)——Korean Cultural Heritage Gangneung Danoje 韩国文化遗产：江陵端午祭)

　　Like the other lunar calendar based festivals in Korea, Dano(端午) was also imported from the ancient China. Since the ancient Korea, together with Lunar New Year and Full Moon Festival, Dano has become one of the three biggest and the oldest traditional festivals. Dano, however, took a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 from the other two major festivals which are more family oriented holidays. Dano has become a type of community cultural festival, since the main event of Dano was a sacrificial ritual to the spirits of agriculture, heaven and mountain, in celebration of the end of sowing season. The ways people celebrate Dano vary a community from another. The most commonly seen practices are Swing, Ssirem (a Korean traditional wrestling) and Washing hair with iris/ sweet flag(菖蒲). Unlike the original Dano in China, there is no dragon boat race in Korea. This is because the famous story of 屈原 is not relevant to the people in Korea. Even today in South Korea,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versions of Dano festivals across the country. Gangneung (江陵)'s Danoje (端午祭) is the most famous one among them, and was designated intangible cultural asset by UNESCO in 2005. Gangneung is an east coast city surrounded by high mountains, and its version of Dano is considered the most popular and historically rich traditional Korean festival since it maintains all the elements from Korea’s religious traditions (including Confucianism, Sham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the folk culture. Gangneung Danoje has continued for approximately a thousand years and it is believed that it reflects the history and life of Korean commoners。

木兰山人

郑培凯：昆曲传承与文化传统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9月21日 14:59  新浪读书

郑培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发言


　　郑培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

　　昆曲传承与文化传统

　　我对于“文化遗产” 这个词的经常使用表示不满，大多数媒体在运用这个“文化遗产” 的时候，给一般老百姓，或者是一般文化官员的印象，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就像人死了以后的遗产，可以利用它来作为资产这么一个想法。

　　青春版《牡丹亭》的大制作的后果，会不会使得唱腔方面、身段方面在最精密微妙的一些艺术的展现丧失掉？

　　各位朋友，我要讲的是“口传心授”，牵扯到艺术的传承上面，这方面比较多，而且是一个涉及到到底我们怎么记录，跟怎么样子呈现这么一个昆曲传统。

　　昆曲在2001年5月18号被联合国列在第一批的19项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杰作当中。我对于“文化遗产” 这个词的经常使用我表示不满，也写了很多文章，因为我觉得在大多数媒体在运用这个“文化遗产” 的时候，给一般老百姓，或者是一般文化官员的印象，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就像人死了以后的遗产，可以利用它来作为资产这么一个想法，至少在昆曲的运作上面，在昆曲的提倡上，从2001年一直到现在，这七、八年来，我们发现政府官员，特别是南方的，因为主要的昆曲团，六大昆班嘛，主要昆剧团都在南方，北京只有一个——北昆。北昆的发展其实问题更多，经常作为，他认为是现在有了名了，全世界的文化遗产应该拿来怎么利用，怎么创新。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在我们研究昆曲这个领域里面的学者，就经常发现他们在争吵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不是要原汁原味地保存昆曲传，从500年以来发展下来的呢，还是昆曲也有在现代这个新社会的新时代新时期，有一个可以让它自由创作的一个新的机会？可是我觉得这两个的争论其实并没有交集点，因为最主要的交集点就牵扯到我们在讲这个昆曲传承的时候，这个传承的记录是很不清楚的。我们经常都说是有，现在有video，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影像的东西，可是我们连这些影像的东西，在这个主要的演员，这些表演艺术家，他的演剧生涯当中，到底是哪一个时段，或者是他自己怎么看待他这个传承的问题，也都没有搞的很清楚。所以我最近在我们学校，就是中国文化中心，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计划，就是对于这一些表演艺术家的，他毕生的，他一生的这个整个昆曲传承，做一些记录。我们记录方法跟过去的口述历史不太一样，也不是写回忆录。最主要的就是，现在差不多是70岁这一代，那他们都受过这个20年代的那个训练出来的，像“传字辈”他们的影响，在他们在他们年轻的时候，1950年代，他们开始学戏的时候，那他们怎么学的？他们这50多年来，他们自己怎么体会他们的这个艺术展现？这里头，他们也不一定记得清楚，所以我们把这个所有能找到的资料跟他来对应跟对证。

　　我时常说我们用的这个方法是一个审案子的方法。他们讲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不相信的，可是呢，有的东西，资料，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要配，他往往也提供他所有能找到的材料，我们记录的东西其实就是一折一折的戏。这个它有现在生活的一个具体的文化的环境，它不可能是一张白纸。所以你的这个东西，你要把它抛弃了，然后现在是搞完全新的，像大多数现在昆剧团。我们每年都非常生气地开一场昆曲的这个全国的会议，就是因为每一年它主要的，这六大剧团每一年主要演出的戏，都是大戏，都是在现代舞台上——给2000人看的这种舞台上，用各种各样声光电话，也是配上这个麦克风，给这个大的剧院这样子演，那么所有的剧目，一般来讲呢，都是要创新，重编，然后加上的音乐，一般也是要把各种各样的乐器都要加进去。中国传统的昆曲的音乐，没有低音部，一定要加贝司，一定要加各种各样的，甚至有的要加编钟，那么，假如要古典化要加古琴，什么花样都有。我自己个人是参加过很多的制作，可是我每次都提到这样子做也可以，可是同时呢，还有昆曲的传统是不是要继承的问题。那么，这有很多很多的新发展带来的危机。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领域里有许多学者，他对于原汁原味的这个认识也有问题。他对于这个传承的真正意义，我觉得我也很有意见，因为原汁原味不是一招一式的原汁原味。我们就发现，同样一个老师传承给，像比如说是这个，姚传芗老师传给梁谷音跟传给张继青，这两个都是顶尖的昆曲人物，他传的同样是《烂柯山》，但他们演出来的不一样。最优秀的两个演员，他们原汁原味的不一样，那么什么叫原汁原味？所以一定是要通过戏以人传，一定是要通过这个艺术家他发展到他能够全部的天赋跟所有的艺术体会发展出来，他们自己认为我才继承了我老师的原汁原味，所以这里头我们对这个传承，它有没有发展的这个认识，也要重新地定义。而我们这个计划呢，一开始第一次开始施行的时候，是跟这个，汪世瑜一起，是谈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因为我也参与了青春版《牡丹亭》的……在白先勇的领导下面，我们搞了半天。可是我觉得这里头有其他的问题，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从普及的角度来讲没有问题，从普及的角度来讲，我们让年轻人、年轻一代认识到昆曲的重要性。青春版《牡丹亭》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剧目，我也写了许多的文章推崇。可我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就是这种大制作的后果，会不会使得唱腔方面、身段方面是不是在大制作之后，这些最精密微妙的一些艺术的展现会不会丧失掉？我们用大剧院，用小蜜蜂，用麦克风这么训练这些年轻人，后果会不会最后他们不会唱了，只会用麦克风来唱？我们在这个声乐，从声音的艺术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原来的传承就没用？这些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就找了汪世瑜，他在城市大学，我跟他一起，我们进行了一些对于青春版牡丹亭的整个编导的过程，一个一个细节地讨论。最后我们就发现，原来青春版牡丹亭里面做了许多的变动，都是为了适应现代的剧场，适应现代的观众，达到我们要普及的目的。从这个我们开始了一些我们希望做的传承计划，最主要的就是说希望他从他师辈的舞台呈现，他能够讲一讲，他能够记得的都讲讲——他学戏的时候的舞台呈现，他正式登台以后的他自己怎么变的？他认为他是原汁原味，可是他怎么发生了一些变化跟体会，我觉得统统都要记录下来。

木兰山人

余少华：世纪初香港民间传统音乐综览与管窥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9月21日 14:59  新浪读书

余少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教授)发言


　　余少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教授)

　　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从西方的角度，经常批评中国谱式发展不好，没有总谱，或者不详细，不科学，其实我觉得这个看法也有很大的程度上需要纠正的。

　　我们在没有了解、没有懂得中国的传统的时候去改变中国的传统。

　　世纪初香港民间传统音乐综览与管窥

　　我是搞中国音乐史的，那么里面呢，昆曲当然是个很重要一个课题，我是很幸运，有幸参与过，做在台上伴奏的那个乐手，我有很大的体会。跟广东粤剧里面的那个腔，跟我一直都有跟进的那个广东那个南艺完全有关系，从历史角度，刚才郑老师说的那个是历史的方面的，怎么把原先他们的做法记录下来，非常严重的问题，非常严肃，我提一个例子就是《清代琵琶谱》，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华氏琵琶，华氏兄弟的，他们记的那个琵琶图呢，非常简单，我们叫无旦谱，当然，大概超过一百年以后的清中叶有一个叫《李方圆琵琶谱》。到了清末明初，一大堆的琵琶谱比较流行，里面出现的什么杨定轩，还有别的，他们都是明初的琵琶，就把李方圆骂的又要命，这不行。骂的原因这又跟刚才郑老师说的一样，就是他把那个花写出来了，把原来的传统改变了，那么只是从这个例子来看起来呢，众人对传统的看法是很清楚的，有些东西是不能改的，你可以在演出的时候改变，但是那个谱是一个原样。

　　其实我们就觉得，在学西方音乐的时候，我们在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从西方的角度，我们经常批评中国谱式发展不好，没有总谱，或者不详细，不科学，其实我觉得这个看法也有很大的程度上需要纠正的，因为此时我们中国从古琴谱到氏族的公社谱里面，从来不是全纪录，是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是跟我们的美学，跟我们的那个英文叫performance practice，就是演出习惯性有关系的，如果完整地记出来，就记死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看法，但是现在经过大概一个世纪的接受西方的标准以后，所有传统都退步了，这个严重问题能不能提出来以后，我也完全经过这个所谓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学古乐、民乐的那个国家乐团，我待过两年，就是专业拉二胡的。然后这个冲突就出来了，你要示众又很快，音又很准，好，你可以做一个专业演出家，但是方向那个以后，好多戏曲里面不管用，你弄出来的东西完全有这种味道，那么那些传统的戏曲家不喜欢跟你玩，传统跟所谓现在的东西距离蛮远的，我们现在就把西方的标准和做法不问前因后果就完全接受过来，我很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对西方其实完全不了解，人家真的要这个吗？比方说刚才郑老师提到的那个扩音的问题，西方的歌剧它是限制在一个大剧院里面，但是也不能太大，不能是露天的，露天的你要扩音，但是如果剧院里面，它的声乐的美学是要所谓projecting出来，要整个剧团都听得到，但是绝对不可能用扩音，它就是人的声音来跟着乐队的平衡，那么另外的那个发声方法，那么我们中国以前，京昆完全是有个拉嗓子的传统，比方候少奎老师不得了，他不用什么扩音，两个唢呐就可能，完全没办法盖过它的。其实我们发声的方法也有大声的传统，但同时你在南方的昆曲也不会这样，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我本来不是搞民间信仰的研究，但是我今年一月初，因为陈即进，我们这个研究生，他要研究硕士论文是，殡仪馆的音乐，然后他开始去这一行里面去跟他们联系，那么没办法，你作为老师，他联系，你也要去支持，也要去看，到他那，我都要去认识。在里面发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因为我参加过侯少奎老师的演出，很多的器具都可以连起来。比方说我到那个道坛，就是罗恩石那个道长，现在八十几岁，在老人院，已经退休了。他就说这个问题，大概今年一月我去访问他，他说他年轻时候学笛子，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师傅，吹道教的音乐，但同时他又是从佛教里来的，他是专业。但是他就抱怨，他就说五、六十年代他去公社买笛子，买回来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呢？现在我们的笛子6个孔，不管你其他的加什么，6个孔，传统里面大家可能见过，6个孔的距离大概是平距的，在昆曲也应该这样的。问题是我们在五四运动代以来，就觉得我们的发音不清楚，如果用传统的笛子吹现在的曲，音不准，从西方的耳朵来听，说我们不准。我们去迎合西方的标准，就把它改了，所以第二到第三两个孔，就比较靠近，答答滴答，然后第二第三个音就变成了一个发音清楚的东西，然后是相对的准的，如果你吹现代的音乐是可以的。但是有问题，你改过这个之后，就好像罗道长说的，这个笛子不能用，比方说唱诵经，有的时候唱的那个人，某一个调他可能改的，他用老的笛子他随时可以跟，但是用新的那个笛子就完全不行。

　　好了，我又说我自己的经验，我不是吹笛子的，但我对乐器特别有兴趣，我大概60年代末70年代初，学所谓民乐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流行什么呢，到乐器店买笛子，一套12支笛子，就是西方所有的调都有的，但是你一套笛子从来都不会用到12支，实际上真正用到的，大概4支就够了。那么现在，后来就变成那种所谓可以调节长度的，那种也有。什么都发生过了。但是到目前现在专业的吹笛子的人，其实连调音的展开的两端都不要，还是一条完整的竹，才是好听的。这些应该慢慢改过来的。

　　我现在回到我应该报告的课题，这八年以来，我大概看过这几个地方，我想表达一点的就是，香港那个环境非常商业化，非常城市化。开始他在那个工厂大厦里面租个顶楼，不会干扰人家，道教啊那个活动都在那里面。分洞就在一个殡仪馆的那个，我住的地方附近，那个地方有很多花店，很多道坛。反正我要说的就是这一个比较混乱、混杂的一个环境里面，里面生存的。我在听他那个礼仪，我开始头一次听，听不明白。我就问，你们是不是唱普通话呢？那些越熟的道人就说：“我们肯定是说广东话的啊，不说广东话，那死的人听不到，听不明白。”但是我第二遍，他给了我记录看，是广东话，但是其中某个重要的字，我的看法是“官话”，但是我问他，我这么说，他们以前小的时候就是这么唱的，就跟广东粤剧里面呢有一种叫“古腔”，古腔完全是唱官话的。在1930年代以前，亡乐就不是唱普通话的，完全是唱官话的。那那个官话呢也不是，说官话你不能听得懂，因为它是网络化的一个官话，那么这个所谓联系啊，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带得出来。

　　我们可以想象，五四运动以来，一些学者，尤其是精英，他们到美国、英国、欧洲留学回来，要改革中国，要中国富强，但是呢，他们知道的还是西方的一点点皮毛，连西方的里面层都不知道，然后就改了。那么自己的传统懂多少？我拉二胡，我从中学拉到现在，其实我懂得中国的传统很少，我懂的是哪一套？我懂的是解放前后红卫兵、文革的那一套，但你问我传统音乐，比方说古琴啊、昆曲啊，还是比较陌生的。我们在没有了解、没有懂得中国的传统的时候去改变中国的传统。现在我在音乐的讨论里面，经常遇到刚才郑教授的那个讨论，就是说，好了，我们不改变，也不去现代化，怎么面对世界？很多也是创作的作曲家们说，好，你们那是老的东西，就放进博物馆里面吧，就是我们要面对世界。但是我往往就说，我们连放进博物馆的那个博物馆都没有，在音响上，在音乐上，是不足够我们后代去理解传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我不反对创作的，其实如果创作的人，他应该什么所谓的顾忌都没有，他完全是自由的，但是目前我们面对的经常发现，比方说奥运，大家看到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或者是我们的电影的一些，他们在创作的东西也拉进了中国的传统，然后再告诉人们这是中国的东西，但是里面的东西有多少中国的部分呢？我们懂的人就好惊讶，不懂的人呢？有时候它卖到外国就卖的很好，然后就他们变得权威，就是他们变成主流了。现在都是经过音乐学院训练的，赚到钱的，成名的就变成主流，而那些真正懂得传统的那帮老艺人，比方说道长啊，或者是殡仪音乐的音乐家，他们不敢出声的。

　　其实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听到一个代表说，民间传统的艺人跟老师，他们不管你知识分子或是政府怎么弄，其实他们需要的是一份承认。如果你要申报他当然是开心的，因为现在终于承认有了。那么我就说一说，这一方面，我在香港政府里面，他们由于大陆的做一个那个申遗的申报，然后就统计，然后大概大陆他们做完了，然后告诉香港特区，就说你们也干。香港政府从来不干这个事情的，但是中央政府说干，它不敢不干。然后就叫学者来开会，每年开一次，然后一开会呢，地方新界的那些乡村代表就非常兴奋，哦，我们什么都是传统的，我们的宝贝。我提出就是，非常好，你承认它。但是他们，香港政府做的工作就是弄一个表就算了。我就问，你搞得乡村的代表他们这么高兴，你第二步是什么？你怎么弄？因为你承认以后，中国大陆里面是很好的，就是有官方的很多渠道去保护它们，支持它们，香港就从来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承认，无论它后来是好坏没关系，但是让他们本土的那些艺人或者承传人呢，他们还是很重视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那个知识分子不能所谓explore，就是你们要尊重传统，原来是什么样，但是你们改是可以的，改你要告诉人家你改多少，什么时候改，为什么改，完全是自由的，因为两种东西都不是对立的。传统跟那个所谓创新从来都不是对立的，问题就是，传统的那个传承的没有那个权力跟那个条件去跟你说话、讨论，没有平等的对话，那么那些有资源的，政府支持的，那些成名的，作曲家也好，文化的官员也好，他们没有好好地关注这一部分，就是传统的，在民间，其实不一定是在乡村的，刚才我说过的那两个例子就是闹市里面，一般研究传统音乐的人呢，比方道教音乐，他们都研究一些大的宫观，其实在那个闹市里面他们提供的服务——生老病死，不一定是死人才做的功德或者法事，连他们平常小孩的生日啊什么的，或者好的事情他们也做。其实这个人生的社会的服务，他提供很多各式各样的服务，他在一个闹市里面，所以我觉得应该尊重这个，也没有必要把传统跟创新对立。

竹林遗风

小波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