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利]华北地区女性祈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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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苑利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10-14 | 点击数:3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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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祈雨活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是上至君臣下至百姓的一件大事。祈雨仪式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其全民性。女性是祈雨活动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就其特殊角色进行了民俗学解读。
关键词:华北;女性;祈雨;民俗
中图分类号:K8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03)04-0044-04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干旱是人类最大天敌。据有关资料统计,因干旱造成歉收乃至绝收的情况,远远超过风灾、雹灾、蝗灾以及洪涝灾害等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为天灾之最。仅以明代为例,据《明实录》记载,在有明一代,惊动朝廷的大型旱灾就多达703次,平均每年2.6次,至于州县级的小旱更是不胜枚举。就像在方志中我们很容易找到有关祈雨的习俗一样,在皇帝起居注一类的老档中,我们也很容易找到皇帝因干旱命地方大臣祷雨或自己亲率大臣祷雨的记录。可以说,祷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已经成为上至君臣下至百姓的一件大事。这是因为旱灾所威胁的决不是人类的某一个体,而是整个社区、整个地域甚至是整个国家。祈雨仪式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具有全民性。
据研究,华北地区的旱灾具有明显的节律性。一般的旱灾主要发生在春(4-5月)、初夏(6月中上旬)、伏(7月上旬—8月下旬)、秋(8月下旬)四个季节,而以春旱所占比重最大。因此,一进入4月,从远处吹来的阵阵燥风就会告诉人们:令庄稼人胆寒的旱季已经到来。
随着旱季的到来,祈雨活动也被人们提到议事日程,非常状态下的人们,从三岁稚齿到八十老翁,几乎所有人都受到了来自社会的重新“格式化”,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人群在新的社会规范下得以重新组合。
这时的人群被分成十分单纯的两大部分:女人和男人。其中,女人无形中又被分为女人和纯阴者,男人则被分为祈雨者与常民。他们在祈雨过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发挥着不同作用。
一、历史上的女性祈雨
女人是祈雨活动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整个祈雨过程中,特别是在祈雨仪式的关节点上,大多数地区的女性始终处于一种回避的状态。我曾在一个正在举行祈雨仪式的村落问过几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你们为什么不去庙里祈雨?”她们羞红了脸对我说:“我们一去就不灵了”。在田野作业过程中,我也曾多次就祈雨问题调查过许多老妇,但她们所能告诉我的,也都是一些极其常识的问题,因为她们没有参加过正式的祈雨。
为什么女人一定要回避祈雨呢?
从古籍中我们不难看到,古代并不乏女人祈雨的先例。《左传·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杜预说:“巫尪,女巫也,主祈祷请雨者。或以为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谓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礼记·檀弓下》也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欤?’‘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可见,焚巫曝尪,在春秋时乃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祈雨仪式。焚巫最早可能起源于远古的曝巫,据《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国)北。以手障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袁珂先生认为这是一则关于古代曝巫求雨风俗的实录。为什么要曝巫求雨呢?古人认为,巫是天人之际的使者,而雨掌管在神灵的手中,曝巫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些痛苦难捱的巫师,让天神了解下界缺雨实情,从而普降甘露。
尽管人们对巫尪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便是“巫”与“尪”肯定具有某种极为密切的联系。在特定条件下,“巫”就是“尪”,“ 尪”就是“巫”。因此,史书上往往“巫”、“ 尪”并提,她们很可能都是女性。
事实上,远古的巫师并非都是女性。人们习惯上称女巫为“巫”,男巫为“觋”,既然巫分男女,为何祈雨中只焚女巫而不焚男觋呢?推其原始,焚巫之俗很可能与母系社会的社会制度有关。在女性专权的母系社会,女性首领既是氏族内部政经大权的掌管者,同时也是祀神仪式的主持人。在先民眼中,女人是世界万物的繁衍者,即是神(考“神”之本意通“申”,即繁衍万物的意思)。她们具有沟通人神天地的本事,所以包括祈雨活动在内的许多宗教仪式,只能由她们主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女人既是一方首领,天罪下界,理应由她承担。因此,每遇大旱,统辖一方的她,就免不了充当替罪羊的角色,替民求雨。当然,史料中我们所看到的焚巫,至多只能说是母系社会世风的残留,因为那时历史已经进入父系社会。随着母系社会的崩溃和父系社会的到来,这一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男人肩上,男人代替了女性在历史上所充当过的角色。《吕氏春秋》中汤祷故事所表述的正是这样一幅史影。
以虐女方式祈雨的做法一直持续到汉代。但时代毕竟已经进步,焚尪又被改回到了原始的曝尪。汉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就对这一习俗进行过翔实记载:“春旱求雨,……暴巫尪,期八日。……秋,暴巫尪,至九日”。(注: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M].)与其他风俗志有所不同的是,《春秋繁露》的作者并不是为记录而记录,而是想以此为例,证明其天人感应说。董仲舒为祈雨祈晴设计出一套行为模式,即:“凡求雨大礼,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神。”反之,祈晴时,“令县邑以土日塞水渎,绝道,盖井,禁妇人,不得行入市。”这是因为天人之间是相通的,这一相通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了天人之间的阴阳互动上,即所谓“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应之而起,其道一也。”说得再明白点儿就是女为阴,男为阳,天久旱不雨,必然阳气盛而阴气衰;而天久雨不晴,则必然会阴气衰而阳气盛。所以祈雨时要闭诸阳,纵诸阴,让男人躲起来,让女人出来娱神助阴,而止雨时则将女人藏匿起来,让男子到社上祈晴。女人祈雨在中国历史上盛极一时除上古留下的传统外,与后来汉代董仲舒的极力提倡不无关系。
在现代社会中,祈雨前后,女人的境遇是完全不同的。祈雨之前,女人一直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的,她可以做女人该做的一切,即或在社首正式宣布祈雨之前,热心的女人们还可以东走西窜,为祈雨化缘要布施。但一旦决定祈雨,女人的活动就像被卡了壳的钟表,立刻停摆。这时的女性再不能抛头露面,更不得窥视男人为祈雨所做的一切。对于男人忙碌着的祈雨,女人只能回避。她们既不能邀自己的男人回家,也不能给男人做饭,在这方面,女人即使付出好心,也决不会得到任何好报。祈雨过程中,祈雨者不能回家,更不能接近女人,只能住在龙王庙的东西禅房,那里有住的地方,也有伙房。这种性禁忌一直要维持到祈雨结束。
女人在祈雨过程中受到如此冷遇,通常被认为是女人身子“不净”。有人说:“女人身子是半月干净半月不干净,龙王爷爱干净,所以不要女人参与。”在中国,女人不净的观念由来已久,并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女人在进入非常时期或人生的某些关节点时之所以多穿红用红——如出生时戴红兜肚,结婚时穿大红衣裤,过生日或过本命年时扎红腰带,都是以主动出击的方式抵制不洁与邪恶。特别是女人来月经或是生孩子,更是不净中的大不净,处于这一时期的女子是绝对不能近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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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北地区女性祈雨的一般特征
在常态与非常态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背景下,一些名词的所指是有差别的。譬如“女人”一词,在常态环境下,它指的是所有女人,即雌性的人,但在天气大旱的非常态环境下,谈起祈雨的女性,则它仅指那些天癸未至的处子或是已经绝经的老妇而不是所有的女人。因为从文化意义来说,只有处子与寡妇才算得上是至阴至纯的净身女子,才有权参与祈雨活动,而那些与男子有染的已婚女子,则因其“不洁”而被排斥在祈雨行列之外。
在中国,女性祈雨都是以个体或小集团的形式出现的。
在华北地区,祈雨之前人们常常请寡妇或毛女(处女)前往龙王庙打扫庙宇,其目的一是为祈雨之初的旱祷作准备,二是通过打扫庙宇过程中的一系列法术,来迫使天神下雨。
在晋中,扫庙寡妇通常是七人,人称“七寡妇扫庙”或“七婆婆洗十八罗汉”,届时,村里选出七位守寡多年的婆婆,她们每入手拿新毛巾,到庙中为十八罗汉抹面洗身,清洁庙宇。在没有罗汉的小庙,满堂神像便成了这些罗汉的代替物。老婆婆们边洗边叨咕道:“三天下,唱灯艺,五天下,莲花大供。”在当地,唱灯艺就是唱大戏,莲花大供就是蒸上莲花形的白面供馍,献给十八罗汉。
在晋中,除七寡妇扫庙外,还盛行七女祈雨法。在祁县,天旱时,村里会选出七个聪明伶俐、品性兼优、家门兴旺的年轻女子出来祈雨。方法是:先把这七位少女家中使用的蜡烛捏在一起,再将这七家的炉灰用水调成稀泥状,然后抹在村中一块光亮的方石上。上面放一大罐,盛满清水。之后,七人手扶罐子,边走边念叨着:“石头姑姑起,上天祀雨去。三天下,唱灯艺,五天下,莲花大供。”
在山西柳林县的加善村,盘头女子(处女)的祈雨方式是扫茅子(厕所)。
这种活动由寡妇组织,全村盘头女子,多寡不限,头戴柳圈,用新扫帚一下一下地扫茅子,扫时排成一队,正着扫进去,退着扫出来,边扫边念叨:“大龙王下大雨,小龙王下小雨,山山洼洼下普雨,沟沟渠渠发大水。”“拦羊小子晒死了,盘头女子饿死了,寡妇老婆后走了。”家家户户扫完后,寡妇老婆煮米粥稀饭,叫大家喝一通,活动即告结束。
比较而言,各地更看重寡妇祈雨。因为在人们心目中,这一群体已经并将永远不再被男人所玷污,用这种至阴至纯的老妇祈雨更令人放心。在有些地区,只要是寡妇都可以参加祈雨,但在诸如河北省赤城县后城镇这样的人口稠密区,由于选择余地大,所以在选择寡妇时,条件相当苛刻,接过人的不行,作风不好的也不行,一般找的都是六七十岁守寡多年的老寡妇。他们认为这些人才是人们心目中的“好寡妇”。选人原则对于处女来说比较简单,一般不在经期就可以,而对寡妇的要求则比较严格:寡妇本人一定要贞节,不能是再婚者,更不能有不检点的行为,一般要选择守寡多年且不想再婚的老妇。人称这种人叫“好寡妇”。显而易见,“好”的标准,就是生理上“至阴至纯”。人们相信倘若选了不守本分的寡妇,将对祈雨不利。因此,人们对寡妇的挑选极为苛刻。不过,想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作为传统观念影响下的乡民,就是在平时,也具有相当强烈的监督意识。在他们看来,寡妇的生活是否检点,已不仅仅是寡妇个人的行为,它甚至会涉及到整个家族的名誉。在传统社会中,被族人沉潭或吊死的女子,多半出于行为的不轨。
作为惯制,女性祈雨通常只在属于自己的女性文化圈内进行,但在延庆一带,这些“纯阴”的女人们并不忌讳与男人一道祈雨。在出马队伍中,十二童男,十二童女,十二寡妇(下营是八个寡妇)外加数量不定的成年男人,是最常见的组合。在河北省武清县,情形大致相同。但事实上在这些由男女老幼不同人群组成的祈雨队伍中,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十八般武艺,而且彼此间并不相互介入。在出马队伍中,男人的仪式是取水,或是抬着龙王老爷游街,而女性仪式则是十二寡妇扫坑。出马途中,如路遇大坑,十二寡妇就会一起拥到坑底,在坑底乱掘乱扫,边扫边一起嚷道:“十二男,十二女,十二寡妇扫坑底。扫的扫,拥的拥,过不了三天下满坑”。她们的仪式男人是不能参加的。当地人说称之为“小鸡不撤尿,各有各的道”。总之,在祈雨行为中,男女之间的所作所为互不参与,是一个突出的特点。
从上一章的叙述中可以使我们看到,男性祈雨仪式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其中尽管也不乏巫术行为,但祈祷、献祭占有相当份额,因此,称之为祈雨仪式似乎更为恰当。但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祈雨活动不但规模小,而且很少有祈祷与献祭的内容,整个过程几乎全部笼罩在了原始巫术的氛围之中。
在女子祈雨的行为中,有相当部分具有占卜性质。如河南新乡地区,天旱不雨时,小姑娘们就会用壳匍虫(即土鳖)钻水道眼的方法来占卜近日是否有雨。具体做法是,先用手假装在壳匍虫的背上揪三下,然后把它放在水道眼处,看它是否能顺着水道眼往里爬。孩子们边拍着地督促着壳匍虫,一边口中念咒道:
壳匍虫,壳匍虫,
揪你三下别嫌疼,
有雨溜墙跟,
无雨满街行,
上天宫,找老龙,
下得沟满河也平。
最后,孩子们通过壳匍虫对行进路线的选择来判断是否有雨。
在女性祈雨仪式中,使用某种具有巫术魔力的实物和具有法力作用的咒语来致雨,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祈雨方式。在陕西山西左权县,妇女们祈雨的道具通常是个簸箕。每遇天旱不雨,人们就会将簸箕取下,先簸扬几下,后用水潦洗。在这个仪式中,道具是簸箕与水。在中国,簸箕是风的符号,风的象征,簸簸箕,其实是一种生风巫术,而往簸箕上淋水,则是在人为地演义布雨。俗话说:“风是雨头,屁是屎头”,先扬后淋的动作,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洗簸箕习俗的深刻内涵。妇女们在洗簸箕的过程中,边洗还要边嘟囔着:
洗,洗,洗簸箕,
洗下簸箕下大雨。
好雨下在俺地里,
赖雨下在龙王水道里。
据说,这咒一遍遍地念下来,老天爷就会下雨。
在山西阳城县的下交村,取水的人马归来时,寡妇们就会手持水盆,等在取水人马必经寨门的阁楼上,当取水人马从阁楼下经过时,寡妇们就会将一盆盆清水泼洒下去,人们相信这样做也会下雨。以模仿巫术来致雨的例子在中国不胜枚举,在世界上也可以说俯拾皆是。如在俄罗斯和日本的一些地区,人们通常运用掷火把的方式制造“闪电”,用马车拖铁桶的方式来制造“雷鸣”,而在俄罗斯塔拉申斯克乡天旱不雨时,人们则用通过筛子往死尸上洒水的办法,来模仿一场大雨的降临。(注:(英)詹·乔·费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M].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108.)
总之,与男性祈雨相比,女性祈雨的规模要小得多,有时可能是几个人,有时甚至只有当事人一个。她们的祈雨仪式也相当简单,几句咒语,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道具,就可以完成她们的祈雨仪式。在女性祈雨的巫术仪式中,人们所使用的几乎都是模仿巫术,都是企图通过类比的方式来把握自然、改造自然。如在山西柳林县明家墕村,盘头女子的祈雨方法是将偷来的湿抹布,压在自家的缸底下,据说随着抹布水的滴落,天雨也会随之而降。
(本文原载《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04期,第44~47页)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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