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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银昌 徐玲玲 《 书摘 》（ 2012年01月01日）

    敬财神是全球华人的文化传统之一，对财神的崇拜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有关。由于宋朝是中国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之一，很多关于敬财神的风俗由此定格。

    财神最早出现在民间的年代和祭祀财神的习俗，已经很难从历史记录中得到线索了，目前从资料上可以追溯到宋代。北宋时期就已经流行将财神作为年画的习俗，我国古代宋版民俗年画中，有聚宝财库年画。

    信仰财神的人，广泛分布于民间的各个阶层，以商人为甚。商人对财神是毕恭毕敬地供奉，近乎崇拜，他们多希望能获得更多钱财收入。

    这种对财神的信仰形成得比较迟，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 “以末得利，以本守之”、“农为本，商为末”、重本抑末等重农轻商政策引起的。古时，我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主要依赖农田，过的是靠天吃饭的日子。自然，人们关注最多也就是衣食温饱的问题了。所以，最初龙王和土地才是大家最为崇拜的神明，而财神信仰是直到南宋才普遍流行开来的。

    宋初，经历了多年的战乱之后，民不聊生，为了发展经济，太祖赵匡胤便以“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博民富。太祖之后，重视经济发展的思想一直贯穿了整个朝代。统治者的重视，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皇帝重视了，官员们又为了博得皇帝的欢颜不敢懈怠，争相研究理财求富之道——专门研究施行了不少规范经济的法令，如盐法、酒法、茶法等专卖法令。   

    宋代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使大量受缚于土地的农民得到解放。这些被解放的农民多数投入到商业和手工业中，使经济得以繁荣。在当时的有益条件下，贸易环境自是不同于以往的历朝历代。宋朝都市内的贸易地区不再由官员严格控制，商业贸易相对来说更加自由。其自由程度几何?举个事例来说明：著名文学家苏东坡就曾给一位做油食的老妇人做过一首使之生意兴隆的广告诗。

    得益于如此自由宽松的商业环境，商业经济不断发展，渐兴集镇。城市的“坊制”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城市住宅区与商业区界限在经济的发展中逐渐消失，市民阶层也不断壮大起来。都市的规模受市民规模的影响，也发展至前所未有的规模，如开封和杭州都是达到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城市大了，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在政策导向下逐步增多，商业产值加大、投入资本大幅扩充，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已不单是农业了，工商业的比重不断增大甚至超过了农业的比重。

    宋代经济法令和经济导向的积极作用，使得其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商贸发展也很迅猛。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对财富的支配和积攒的思想也随之发展，财神就是在这个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中衍生出来的一种宗教信仰，其一出现，就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

    而此之前出现过的“钱神”之类掌管财宝的神明，多是被民众揶揄的对象。南北宋是社会城镇经济重整变化的时期，虽时局动荡不安，但工商经济交流繁荣、人们的经商发财的意识逐渐浓厚，财神也渐渐成为被人崇拜的神明和信仰。

    财神的信仰是确定了，但是担任财神爷的角色却是纷杂的，各地信仰有所不同。民间有多种财神版本，其中，以赵公明最为普遍。

    赵公明，姓赵名朗，亦称玄朗，字公明，传为秦代长安(现西安)周至县赵代村人士。据明代《封神演义》所载之财神赵公明，原在峨嵋山罗浮洞修道，因助纣攻打武王，死后被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财神主管“迎祥纳福”事宜，统领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和利市仙官四个部下，人间的一切金银财宝都归财神负责。

    财神是道教俗神，民间流传着多种版本的说法，月财神赵公明被奉为正财神。财神赵公元帅的塑像多为黑面浓须，头戴铁冠，手执铁鞭，身跨黑虎，因而也被称黑虎玄坛。元代成书明代略有增纂的《道藏》、《搜神记》和《三教搜神大全》始有财神之称。《三教搜神大全》卷三云： “赵元帅，姓赵讳公明，钟(终)南山人也。自秦时避世山中，精修至道。”后在道教神话中成为张陵修炼仙丹的守护神，玉皇授以正一玄坛元帅之职，并成为掌赏罚诉讼、保病禳灾之神， “公平买卖求财，使之宜利和合。”其羽化后葬于终南山下赵代村。月财神之下，分辅佐财帛星君和辅佑范蠡二正文财神。

    财神的出现，是人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人们对市场有效监管期望的一种 “神道设教”。人们希望财富不是被少数人所操控，而是兼顾各个阶层的利益。从而期望财神能成为反映各民族、各阶层民众利益的公平正直之神。

    追求自由和财富是人的天性使然。创造财富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多人协作。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们就会希望有人能来保护他们的财富，没有财富的人希望变得有财富，有财富的人希望变得更有财富，至少原有的财富不会丟掉。   

    我国从宋代开始供奉财神，有文武财神、大小财神、五路财神等功能各异的财神。中国的文财神是指范蠡和比干两位，范蠡懂得“飞鸟尽，良弓藏”、 “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早早就辞官下海经商做起了盐的生意。武财神主要是赵公明和关公。关羽虽然一生是个失败者，但他为人忠义，受到了很多人的敬仰。

    财神爷虽然法力无边，但财力有限，而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千岛湖有个财神庙，庙前写有这样一副对联：“颇有几文钱，你也求，我也求，给谁是好?不做一点事，朝也拜，夕也拜，教我如何?”深刻地反映了在“人与财”的关系上，即便是号称“有求必应”的财神，其内心世界也充满着“有求难应”的困惑和无奈。

    大家都知道，和“钱”相关的东西都是比较凶狠的，比如和“钱”字相关的字——“钱”的繁体字是“金”字旁边两个“戈”。金代表财富，戈是武器，意思就是两戈求金，大家拼命打架是为了求金。还有 “十戈求贝”的“贼”字，为了财“贝”也要动枪动刀。

    钱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钱不行。所以，对财富的追求，从来没有止步的一天。因此，对财神的崇拜也自然生生不息，财神由此成为中国民间普遍供奉的善神之一，每逢新年，家家户户悬挂财神像，希冀财神保佑大吉大利。

    吉，象征平安；利，象征财富。人生在世既平安又有财，自然十分完美，这种真切的祈望成为人们的普遍心理——求财纳福的心理与追求。比如在中国民间最盛大的节日春节就有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迎财神，就是为了讨个“财神到家，越过越发”的吉利。

    新年时，人们多会祭祀财神，边行礼边诵祝词：“香红灯明，尊神驾临，体察苦难，赐富百姓。穷魔远离，财运亨通，日积月累，金满门庭。”清代俗曲则云： “新正初二，大祭财神，点上香烛把酒斟，供上了公鸡猪头活鲤鱼，一家老幼行礼毕，鞭炮一响惊天地。”祭祀场面非常隆重。由此可见财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世人奉祀的财神，影响最大的当推赵公明。据《三教搜神大全》载，赵公明神异多能，变化无穷，能够驱雷役电，唤雨呼风，降瘟剪疟，保命解灾。故人称“元帅之功莫大焉”，认为凡买卖求财，只要对赵公明祈祷，便无不称心如意。

    对财神的崇拜源于何时不可考证，但盛行祭拜财神还是始于宋代。宋朝是中国历代经济最为发达、科技创新成果最多、人口基数增长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荣鼎盛朝代，自然其国民文化也就十分兴旺了。

    宋代的富裕程度，已经超越了之前很多朝代，同样也在历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相较于其他王朝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商业的抑制措施，宋朝显得格外开明。其不对商业做高压抑制，可以从宋朝之初的“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等政策得到证实。

    宋朝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轻民法的传统做法，还专门研究施行了专卖法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法令，并通过法令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朝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导向，于是当时商业十分兴旺——商贸、手工业等都发展得很是迅猛。宋朝采用了不少非常先进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地域而言，宋时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江浙和四川等老牌地区，就连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较大发展。

    中国封建时代前期，士、农、工、商作为社会的主要成员，各自的职业是固定的，身份是凝滞的，界限是分明的。比如在汉代，四民分业不仅是一种分类方法，而且是一项严格执行的制度。《后汉书》卷三九《刘般传》说：“是时下令禁民二业。(刘)般上言：‘郡国以官禁民二业，至有田者不得渔捕。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且以冬春闲月，不妨农事。夫渔猎之利，为田除害，有助谷食，无关二业也’。”农民在农闲时捕鱼打猎，既“不妨农事”又“无关二业”，犹在禁止之列，可见四民之间界限之森严，不能随便串门、相互涉足的。

    然而，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个十分特殊的朝代，士农工商之间的这种界限被完全打破了。宋代的农民是些什么样的劳动者呢?时人王柏有言：“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

    虽宋代已经有所进步了，但当时的农民与过去的农民也并非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依然是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是基本经济构成：个体小农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粮食生产者，男耕女织，农业和家庭纺织业紧密结合在一起。

    但随着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农民的生产形式和经济构成毕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主要致力于粮食和衣类生产的同时，兼做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雇工，已经不是个别的、偶发的特例，而是形成了普遍的、持续的发展势头。诸如“耕织之民，以力不足，或人于工商”之类的记载便能说明现实生活中，从事兼业的农民越来越多了，农民的经济构成变得丰富、混合、多元化了，明显地出现了小农、小工、小商三位一体化的趋势。其经济极其繁华，文化氛围浓厚，文人也大多豪放大胆，当时民间的精神娱乐活动也十分发达，风气开明。宋朝的特殊表现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通过不流血的政变，建立了正统政权；其二是推行了中国史上罕有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

    在这样开明的政治环境下，自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不可忽略的是当时政治经济环境不论多发达开明、多利于民众从事各种贸易活动，但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终究受各种配套条件的限制。

    当时弃农经商者比比皆是，一些地方的农民会选择在农闲季节蜂拥而出，杀向商场，从事贩卖小土布、贩牛或贩私盐等跨州越府的较远距离贸易。他们的经营成本包括途中的食宿盘缠在内，所以必须具备相应的资金实力。当然，农民经商的资金并非全都是自己的积蓄，向高利贷者借债应是不少农民解决资金问题的办法，由此必然增加他们的经营风险。而他们绝大多数又缺乏到较远地方经商的实力，通常是在家乡村落，或者挤出微薄的资金做一些针头线脑的小生意，或者利用简陋有限的住房开办旅店小铺，主要靠着勤劳，在狭小的空间里赚取一点蝇头小利。在这样的情况下，赚钱的愿望是极其强烈的。宋人对财神的信奉程度随着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现实情况的发展与日俱增，最终形成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众信仰。

    （摘自《谁是财富之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定价：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