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涛：《浙江民间信仰现状及其调研述略》
[内容摘要]民间信仰研究是当前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关注的热点。本文对近三十年来浙江省民间信仰研究成果进行以点带面的综述性介绍，主要涉及近三十年来浙江民间信仰的重要著作、浙江民间信仰史的研究、以神祇信仰为代表的专题性研究、当代浙江民间信仰的田野调研等。
关键词：民间信仰；浙江；学术史；综述
本文主要从民间信仰研究成果、民间信仰的历史、民间神祇专题研究以及当代民间信仰的调研等四个方面，对近三十年以来浙江省民间信仰研究进行学术史的梳理。由于受到资料不足和撰写时间的限制，本文采用以点带面的方式，希望能够对浙江民间信仰研究有较为全面的介绍。
一、浙江民间信仰研究成果概况——以著作为线索的介绍
近三十年浙江民间信仰的研究，呈现出明显地发展脉络：史料整理——田野调研——系统研究。
最早对民间信仰予以关注的是民俗学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浙江省出版的一批民俗志著作中，民间信仰就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八十年代初期，浙江部分地县编纂了反映区域民俗历史与现状的民俗志著作，这些著作多为内部印刷，流通范围有限，但其中都比较系统地对当地民间信仰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描述。如1984年印刷的《金华地方风俗志》[1]，专门辟有“信仰习俗”一章，其中又分为“神祇”、“仪典”、“驱邪”、“预卜”、“禁忌及其它”五部分。“神祇”一节中，细分为观念神、偶像神、职业神、佛道神；“仪典”部分，介绍了庙会、开光、接龙、拜斗、浴兰盆、道场、靠庙、游桥、打醮、出巡、祭谱等金华地区的民间信仰代表性仪典。在《金华地方风俗志》的封底处，印有“丛书目录”，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金华所属的每个县区都有编纂一本风俗志的计划，每一本中都应该有民间信仰的内容。[2]钟伟今主编的《湖州风俗志》[3]一书，也对信仰与神祇、庙会、禁忌等内容予以专门介绍。1986年，《浙江风俗简志》[4]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省级民俗志著作。该书是按照浙江行政区划来划分章节，每个地市一章，在每一章中，都有民间信仰的内容。在此后编纂出版的《浙江民俗大观》[5]、《温州民俗大全》[6]、《婺州民俗大观》[7]、《绍兴百俗图赞》[8]、《苍南风土》[9]等著作中，民间信仰的内容都占有相当的比例。2003年出版的《中国民俗大系·浙江民俗》[10]，是一部系统全面介绍浙江民俗的著作，其中有一章“民间信仰民俗”，分为“诸神信仰”、“庙会”、“巫与巫术”、“预知信仰”等，对浙江民间信仰事象予以较为全面的介绍。上述民俗学者的著述，大多为资料汇集和事象介绍，分析研究的成分不足。
对于历史上浙江地区民间信仰资料的整理，以《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11]最为全面。该《汇编》“华东卷·中”对浙江省1949年之前地方志书中涉及民俗的内容进行了摘编，主要分为“岁时民俗”和“礼仪民俗”两大部分，有的还单列出“生活民俗”、“信仰民俗”。民间信仰的内容过去的史料记载极为有限，该汇编对浙江省志书中传统信仰民俗的编纂，是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地对于浙江民间信仰史料的梳理，为今后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九十年代初期，台湾学者王秋桂主持“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大型调研计划，在大陆进行了涉及二十多个省区的大规模调研工作。该计划以中国传统戏曲与祭祀仪式为研究对象，大量记录了长期存在于民间祭祀仪式中的戏曲文本及其相关信仰仪式的活动。该研究计划的成果，后来以《民俗曲艺丛书》[12]的形式，陆续推出了80余种原始资料与调研报告专辑。该计划对于促进大陆学界进行相关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调研过程中培训了一批地方学者。浙江省的学者也参与这项计划的基础调研和撰稿工作，并出版了《浙江省目连戏资料汇编》、《绍兴救母记》、《浙江东阳市马宅镇孔村汉人的目连戏》、《浙江磐安县仰头村的西方乐》、《浙江傩戏资料汇编》、《绍兴旧抄救母记》、《浙江省新昌县胡卜村目连救母记》、《绍兴孟姜女》等多部资料与调研成果结合的著作。
今天浙江省的地理区域属于历史上的吴越地区[13]，在对吴越地区民间文化进行调查和研究中，民间信仰是重要内容。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姜彬的主持下，上海、浙江和江苏二省一市的民间文化学者，曾联合对吴越地区的民间信仰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历史研究与田野考察，出版了《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与研究》[14]。该书在大量史料和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从神歌、仪式歌、宣卷、戏曲、舞蹈、美术、迷信语、灯会、传说故事诸方面，对吴越地区民间信仰的产生、发展、变迁、乃至衰亡的全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揭示了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生活、民间文艺之间的内在联系。1992年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编纂出版了论文集《吴越民俗》[15]，该书虽称“吴越民俗”，其内容全部是浙江民俗，全书三分之二的研究论文是关于民间信仰的调查与研究，如《越人太阳崇拜寻踪》、《禁忌辩——从吴越生产民俗谈禁忌定义》、《神话、传说与船的信仰与禁忌》、《水乡庙会文化浅析》、《桐乡芝村蚕花庙会调查》、《温州东岳庙会与忠靖王信仰》、《方岩胡公神信仰调查》（吴刚戟）、《祭祖与续谱——富春孙氏宗族习俗调查》、《嵊泗列岛天后和关帝信仰习俗调查》、《海岛宫庙和庙会活动》等，这些论文大都立足于史料和田野调查，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曾参与《吴越民间信仰民俗》一书调查与写作的浙江学者顾希佳，2000年出版了专著《祭坛古歌与中国文化——吴越神歌研究》[16]，该书从祭坛古歌——吴越神歌的角度，考察了吴越民间信仰中的信仰仪式、神歌内容、神歌手从巫师到歌手的传承、神歌所反映出的民间信仰心理、神歌的艺术风格等。
水稻种植及其由此形成的稻作文化是我国江南地区的重要文化特色。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至今有一万年的历史。稻作文化对浙江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产生了一系列民间信仰事象。《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一书，专门有三章介绍稻作生产与民间信仰，包括“稻作生产与自然界崇拜”、“稻作生产与民间巫术”、“稻作生产与民间神祇信仰”，在其他章节中，如土地神崇拜对稻作礼俗形成的影响、米行贸易中的行业信仰习俗等。桑蚕养殖在浙江历史悠久、特色鲜明，顾希佳在《东南桑蚕文化》[17]一书中，对桑蚕生产和生活中的信仰事象进行了细致全面地描述。
浙江省的地理环境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农业生产发达，渔猎经济突出，尤其是浙江有着上千公里的海岸线，岛屿众多，我国最大的渔场舟山渔场就坐落在浙江海岸。岛屿离岸、孤立的生存环境，渔民海上作业的风险，造就了渔民生产生活的一系列独特的信仰民俗事象。1991年，浙江省民俗学会曾在温州的洞头县召开“渔岛民俗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会后结集印刷[18]，其中有多篇是对浙江海岛、渔民与渔业生产信仰民俗的研究。2005年出版的《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19]一书，将近一半的篇幅是对以浙江为主的海岛民间信仰事象的叙述。该书从造船的礼仪与信仰、海岛人生产与生活中的信仰与礼仪、海岛人的神祇信仰等方面，描述了东海海岛人的信仰历史与现状，并对这些信仰现象进行剖析。
自2001年起，当时任职于法国远东学院的法国著名汉学家劳格文（Professor Lagerwey）主持了“中国东南地区的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研究计划。其中浙江省的相关内容，是由连晓鸣、康豹（Paul R. Katz）、徐宏图负责组织完成，参加项目调查和写作的主要是地方的民间文化研究人员。该研究项目的成果《平阳县苍南县传统民俗文化研究》[20]、《天台县传统经济社会文化调查》[21]，是两部资料翔实可靠、符合调查规范的学术著作。如《平阳县苍南县传统民俗文化研究》一书，除前后两篇分别是概述和姓氏研究以外，其余的内容全部是对两县民间信仰的调查，包括了平阳县城关的庙会与醮会、平阳县钱仓城隍庙会、平阳怀溪乡垟溪宫“五显爷庙会”、平阳傀儡戏与庙会、平阳县腾蛟镇忠训庙庙会、平阳县腾蛟忠训庙传统醮会与普度、平阳县南雁荡山的朱仙姑信仰、平阳县的温琼信仰及其相关仪式、平阳县的陈靖姑信仰及其降妖仪式、苍南县蒲城“拔五更”习俗——2002年正月迎神赛会活动纪实等。
随着史料的积累、调查与研究的逐步加深，近年也出现了对浙江民间信仰进行深入研究的著作。朱海滨的《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的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22]，是近年来浙江民间信仰研究的一部力作。作者曾在日本大阪大学跟随中国史研究专家滨岛敦俊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该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关于浙江民间信仰史的研究，虽然还没有专门的著作进行系统研究，但在《浙江民俗史》[23]一书中，对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民间信仰都进行的专门的梳理，弥补了民间信仰史研究的不足。
在个人著述中，对浙江民间信仰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最为突出的当属叶大兵。叶大兵在其“俗海三部曲”《俗海探微》[24]、《俗海泛舟》[25]、《俗海拾贝》[26]，以及《叶大兵民俗学论集》[27]中，对浙江民间信仰中的陈靖姑信仰及其传说、温元帅信仰与温州东岳庙会、地方神信仰与民间文学的关系、百越女巫习俗、宗祠的社会功能及其变化等，都有论述。
以上只是从已经出版的有关著作中，对近三十年浙江民间信仰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略描述。在这三十年中，还发表了许多有关浙江民间信仰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如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民间文艺季刊》，就曾经发表过多篇浙江民间信仰方面的调查报告与研究论文，一些大学的学报也发表过相关论文。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上，民间信仰也会成为研讨的中心议题，如2008年9月，在杭州召开的“汉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推进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一个分会场就是对浙江民间信仰的调查与研究成果进行专场研讨。
二、浙江民间信仰史研究
在民间信仰的诸多研究领域中，对于信仰事象起源与发展变迁的探讨历来是受到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对于某一具体神祇的发生、沿革的史料学研究多有成果面世，但是，至今还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中国民间信仰史的系统研究著述。限于史料等方面的原因，对于区域民间信仰史的研究就更加不如人意了，浙江民间信仰史的研究也是如此。
对于浙江民间信仰史进行较为系统探讨的最集中的成果，是陈华文等所撰写的《浙江民俗史》[28]。该书是近年来我国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区域民俗史著作，填补了中国民俗史领域中区域民俗史研究的空白。该书的历史分期，考虑到浙江民俗自身发生的规律，将其分为九个阶段：独立发展——史前浙江民俗、吴越交融——先秦浙江民俗、汉越共存——秦汉时期浙江民俗、交融与独立——魏晋南北朝浙江民俗、融入汉文化——隋唐浙江民俗、融合与主导——宋代浙江民俗、生生不息——元明时代浙江民俗、再认同与融合——清代浙江民俗、主导与主流——民国时期浙江民俗。
在《浙江民俗史》一书所述及的每一个历史时段中，都有对本时段民间信仰的叙述。为了突出各个时段浙江民间信仰的特点，在每个时段中，对民间信仰事象叙述的重点都有所不同，充分体现出作者对整体民俗史、以及民间信仰史的历史发展脉络的把握。在该书的史前时期，描述了河姆渡人的太阳崇拜及鸟信仰、河姆渡人的植物和动物崇拜、族徽—神像的出现、史前祭祀和巫觋阶层的出现等。先秦时期的浙江民间信仰，“断发文身”作为百越族流传已久的古老习俗，它不仅仅是衣饰习俗，更含有深层的信仰的意义；先秦时期的越人，“重神信巫”、“重鬼信巫”，巫风之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秦汉时期，鸟信仰崇拜、防风的地方神崇拜、东阳郡的越人斗牛、断发文身等，都是对先秦时期浙江区域信仰民俗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浙江境内佛道两教寺庙道观的数量大增、佛道民间传说大量出现，佛教和道教对浙江地区民众的信仰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秦汉浙江的民间信仰，节日与民间信仰关系密切，如正月十五祭蚕神迎紫姑的习俗盛行，此时期巫觋与淫祀盛行，以至于政府欲禁难止。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发展，袄教、大秦教和摩尼教传入中国，外来宗教传入浙江，其中摩尼教和大秦教在浙江境内都有传播和影响；这个时期，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对于民众民俗生活的影响逐步扩大，在浙江地区咒禁的流行、民间方术中流行的咒术、以及僧道斋醮活动的盛行，都是佛道教影响的结果。两宋时期，是浙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其是南宋王朝定都临安，浙江更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梦粱录》、《都城纪胜》以及当时的文人笔记和地方志书都对南宋时期的民俗和民间信仰有较为详细的记述。两宋时期，浙江佛道节日普遍流行，节日中的信仰活动普及民间；佛教的不杀生、食素和放生习俗流行，念经、烧香拜佛、布施等成为习俗；道教设斋、求长生等习俗同样流行民间，道教神祇梓潼帝君（文昌）和真武为民众所崇奉；佛道流行的同时，民间巫风淫祀和吃菜事魔之风大盛，卜卦看命与祈梦风俗流行。元明时期，是浙江民间信仰的平稳发展阶段，此时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神灵，如对太岁和五通神的信仰，尤其是五通神信仰对后代影响巨大。清代浙江的民间信仰，早期满汉习俗相异，由剃发、易服引发的冲突十分尖锐，因剃发而产生的“叫魂”事件更演变为时政大事，民间信仰中的诸多观念在“叫魂”事件中得以凸显。[29]清代浙江地方神信仰独具特色，如胡公大帝、陈十四夫人、刘猛将、妈祖、城隍等神灵影响较大，各地均有庙会活动举行，佛教节日已融入民众传统的民俗生活中。民国年间，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省，西风东渐对当地民俗和民间信仰的影响十分明显，传统民间信仰习俗继续在民众生活中传承，来自西方的宗教信仰和本地产生的新的民俗和民间信仰事象也在民众生活中产生影响。
由于受到写作体例等方面的限制，《浙江民俗史》一书对于浙江民间信仰历史梳理还是粗线条的，史实描述多于理论探索，对于历史上浙江民间信仰的产生、发展演变等自身规律的探讨较为薄弱。但是，作为第一本区域民俗史著述，该书对于浙江民间信仰史的研究还是有开拓意义的。
在浙江民间信仰史的研究方面，还有两部著作值得关注。一部是美国学者韩森（Valerie Hansen）著的《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30]，另一部是朱海滨的《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的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31]。
韩森的《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一书，是一部在西方汉学研究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著作，该书不仅解决了南宋民间信仰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而且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该书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细致分析，论述了南宋时期人与神的关系、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态度、以及唐宋之际经济生活变更对民间信仰的影响等问题。该书所研究的南宋时期，浙江是南宋的中心区域，书中使用的史料，多数涉及浙江的内容，尤其是第五部分“湖州个案”，讨论的是浙江湖州神祇信仰与地域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朱海滨的《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的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一书，是对宋元明清时期浙江民间信仰进行较为全面研究的著作。通过运用数十年来日本、欧美相关研究成果和作者自己搜集的资料，朱海滨勾勒出近世中国中央祭祀政策演变的四个阶段：宋元时期的积极加封、赐额政策；明初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出现及其与现实的乖离；明中期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复活；万历中期至清末为止原理主义的有名无实化。作者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对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的历史沿革、神祇信仰的功能、地方神祇与士绅阶层的关系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朱海滨对于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的研究，既探讨了全国性神灵（关羽信仰）在浙江的演变过程，也有对地方神灵（周雄信仰、胡则信仰）在浙江是如何产生和发展演变的分析，同时还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地方性神灵的比较研究，探讨影响地方神信仰差异的主要因素。通过对神祇个案和浙江不同区域地方神的研究，作者指出：民间信仰由于更深地受制于当地的特殊环境，使得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执行者不得不与地域社会中各阶层的代言人达成妥协，形成宋代以来中国特有的，表面上儒家祭祀观念唱主角，实质上是各地传统信仰在延续的状况。宋代以来民间信仰领域所呈现出来的问题，也可以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32]
三、浙江民间信仰专题研究
在民间信仰的调查与研究中，神祇与仪式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在浙江省域内流传的民间神祇系统中，既有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的神祇，如城隍、关公等，还有一批在浙江省内影响较大的地方神祇，如潮神、胡公大帝、黄大仙、杨府爷、陈靖姑（陈十四娘）等，更有众多浙江省内地方特有的神祇在民众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其中，黄大仙在港澳和东南亚一带影响较大，陈靖姑则是与闽台一带的信仰一脉相承。笔者以胡公大帝的研究为例，从中窥见浙江民间信仰体系中神祇研究的状况。
胡公大帝信仰是从历史人物演变而来，是浙江此类人神信仰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尊神祇。
胡则（963—1039），浙江婺州永康县人（明清时期属金华府），《宋史》卷二百九十九中有其传记，在多部省级地方志书中，如雍正年间编纂的《浙江通志》、《山西通志》、《广东通志》、《广西通志》和乾隆年间编纂的《福建通志》，都将胡则作为名宦载入其中。在胡则史料中，除《宋史》以外，现在所能够见到的最有价值的史料是宋代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撰写的《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志铭》，范仲淹是胡则生前好友，加之撰写墓志铭时，胡则尚未像后世那样被神化，因此墓志铭的史料价值及其珍贵。
对于胡公大帝信仰的研究，近二十年来，在专题的史实考证和田野调研方面都有成果面世。当地学者胡国钧曾撰写有《方岩胡公传说》[33]、《方岩民间故事传说》[34]、《胡公大帝演义》[35]、《方岩签诗解说》[36]等著作，其中，前两种为作者搜集编写的与胡公大帝及其方岩一带有关的民间传说故事，《胡公大帝演义》是作者与人合作编写的20集电视连续剧剧本，《方岩签诗解说》则是对在方岩各个庙宇中流传的一百种签诗的解读性文字。胡国钧还发表有多篇介绍和研究方岩胡公大帝信仰的文章，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北宋名臣胡则小传》[37]、《胡公大帝信仰与方岩庙会——浙江省永康县方岩胡公庙会调查》[38]、《辐射性的同心圆：胡公大帝信仰圈概述》[39]、《方岩签诗：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40]，其中，《胡公大帝信仰与方岩庙会——浙江省永康县方岩胡公庙会调查》一文，对胡公大帝的生平事迹、方岩庙会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庙会的影响等都有描述，尤其是对方岩庙会仪式的叙述是至今所见最为详细的调研性文章。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胡则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证、对胡公庙会组织与仪式进行调查，如《北宋清官胡则及“胡公大帝”信仰》[41]、《浙中之神——关于永康方岩胡公的生平与传说》[42]、《永康县厚塘村胡公庙会组织及其信奉活动》[43]、《从宋人胡则的神化看民间地方神祇的确立》[44]、《区域性神祇信仰的传承及其对地方的影响——以浙江“胡公大帝”信仰为例》[45]等。朱海滨对胡公大帝的史实与信仰的演变做了深入了研究，除发表《僧侣、士人与胡则信仰》[46]外，在其专著《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47]中，对胡则信仰设专章进行讨论。
在胡则的生平事迹中，幼时好学与为官有干才是被广为提及的内容。但在正史和民间传说中，对于其为官的清廉与否等品行，以及为浙江民众广为传诵的奏免身丁钱是否为史实等却出现了极大的差异。
胡则早年曾在方岩僧舍读书，这也成为后来僧人推动胡则信仰的一个原因。胡则为官历经太宗、仁宗、真宗三朝，曾经“十握州符，六持使节”，景佑元年（1034年）加封兵部侍郎致仕。胡则为官四十余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全国各地任地方官。
在胡则的生平中，“奏免衢婺民身丁钱”的事迹，被认为是浙东一带崇奉胡公大帝的最主要的原因。胡国钧、陆敏珍和胡则后人胡廷直[48]都认为“奏免衢婺民身丁钱”是历史事实，但朱海滨经过考证，认为“奏免衢婺民身丁钱”是后世编造出来的传说，并非是历史人物胡则的真实事迹。胡国钧和朱海滨都认为，胡则信仰在北宋年间经过了从家族祠庙到地方神庙的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僧侣、士人与地方民众共同完成了胡则由地方名人、当朝名吏向威震一方的神祇的转变。朱海滨考察了历史上杭州、温州、严州、缙云、海宁等浙江不同地区的胡则庙宇与信仰演变的状况，通过其生前传说与死后灵异的创作，追溯了胡则信仰从金华府的地理范围逐步延伸到浙江其他区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僧侣阶层曾起了关键作用。由于胡则还是宋代婺州第一位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士大夫，因而除庶民阶层外，其信仰还获得了士人层的支持。通过士人阶层向朝廷申请封号、赐额，并主张胡则神是儒教正神等活动，使胡则信仰成为得到朝廷认可、并在民间广泛流传、长盛不衰的信仰形式。
在当代胡公大帝信仰中，毛泽东对胡则的评价被广为引用。1959年8月，毛泽东在视察浙江金华时，曾对当时的永康县委书记讲过这样一段话：永康有个方岩，方岩有个胡公大帝。胡公大帝不是神，而是人。他姓胡名则，是北宋的一个清官，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所以香火长盛不衰。我们的干部应该多做好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嘛。[49]这段话被刻写在永康方岩旅游景区最显眼的位置，被作为胡公信仰在当代具有正面积极因素的突出例证。
四、当代浙江民间信仰的调查与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浙江社会经济发展迅猛，文化建设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当代民间信仰的复兴，对于浙江当代民间信仰的调查与研究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004年2月15日，海宁市黄港镇五丰村的一场大火，致使参加民间信仰活动的四十多名老人被烧身亡，此事引起浙江省和相关地方政府部门对民间信仰问题的高度重视。此后，在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的立项中，专门设立了关于民间信仰调研与对策方面的研究课题，在浙江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省院合作”项目中，也把关于浙江民间信仰的调研作为重要内容，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组织实施，该项合作已于2006-2007年进行了选点调研，调研成果已经分别以调查报告与学术会议论文的形式发表。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联合浙江地方学者共同实施的这次大型课题调研活动，是我国学术界对于当代民间信仰开展的一次规模较大、地域较广、调研内容比较全面系统的调研活动。这次调研选择在温州市苍南县、台州市和义乌市进行，来自不同学术背景、不同研究领域的宗教研究人员和民间文化工作者参与了这次调研，调研内容广泛涉及到民间信仰的诸多方面：神祇信仰、仪式活动、祖先崇拜、不同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对民间信仰的影响，等等。通过调研，学者们对当前民间信仰活动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期民间信仰在民众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如何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有效地管理等，是这次调研的重点。相比于其他宗教活动场所而言，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存在着数量大、规模小、参与信众广泛、管理形式多样等特点。曾传辉在《关于浙江省台州市民间信仰现状和管理的调查报告》[50]中，通过对台州市民间信仰现状的调研，结合地方政府和宗教管理部门对民间信仰的管理的实践，对当前民间信仰的管理问题提出建议。曾传辉把浙江省台州市的民间信仰现状总结为：第一，民间信仰的庙宇量多面广，星罗棋布，是村社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三十年里全国各地三番五次地“整治”小庙小庵，自1996年以来，台州市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先后两次在全市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未批小庙小庵的整治工作，称为“双建设，双整治”活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文化阵地建设；整治文化市场，整治社会风气）。最近的一次从2000年8月开始，为期一年多，台州市全市共清理小庙4918处，其中拆除的共 864 处，改作文化活动中心等其他用处的共 864 处，占绝大部分，暂时保留的共 601 处。但是，整治的效果实在差强人意，很短时间里民间信仰场所就恢复、“回潮”了。到2005年1月地方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台州全市仍有小庵小庙4170处，而同年正式开放的宗教场所为718处，前者是后者的6倍。据估计，存在的数字还要多。该市的路桥区200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区301个行政村，共有庙宇289座，其中未批的达263座。2001年“双整治”活动中，全区共拆除90座未批小庵小庙，余下的全部改作它用，其中153座被改作简单的老人活动室。第二，台州崇奉的神祇和香火祭祀范围传统深厚，类型多样，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神祇崇拜既有全国性的，更有大量地方性神祇存在，城隍、土地、玉皇大帝、观音、天地水三官、关公、龙王等全国性神祇信仰普遍，白鹤大帝、济公、钱王、胡公和张元帅等地方性神祇影响较大；民间信仰香火范围（信仰圈）仍然是与地方历史有直接关系；民间信仰的活动场所，主体建筑以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建筑较为常见。第三，民间信仰活动大多为精英牵头，群众热衷，是乡村自治的凝聚符号。在当前民间信仰的复兴过程中，群众的精神需要是基础，基层精英的串连和组织是关键。在调查报告中，曾传辉特别对临海市民间信仰管理经验进行调研和介绍。台州临海市从2004年2月开始对民间信仰进行管理，经过几年的实践，取得诸多成果与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于民间信仰的认识要有统一思想的过程。总结多年对于民间信仰的做法，当地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认识到民间信仰问题具有统战性、群众性、长期性等特征，要转变管理思路，改单一的“堵”为“堵疏结合，正面引导，规范管理，确保安全”，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民问信仰场所管理办法。其次，对于民间信仰的管理要敢于实践，积极探索。通过具体实践，临海市制订了一系列的管理办法，并形成了具体的措施：1、纳入属地管理，把民间信仰的管理列入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考核之中，解决好管理主体的问题。2、建立工作网络。在全市镇（街道）、办事处、村（居）各级部门有3000多人的工作涉及民间信仰的管理，形成“各级有人抓，层层有人管”的工作格局，建立了工作网络和监管体系，解决了由谁管的问题。3、制定管理制度。制定《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制度》，编制了各镇（街道）《民问信仰活动场所工作台帐》，制作了全市及各镇（街道）民间信仰场所彩色分布图，促使管理规范化，解决怎么管的问题。4、落实安全责任，建立安全管理达标考核办法，加强安全检查，实施动态管理，解决了管理重点的问题。第三，对民间信仰正面对待效果好。面对民间信仰存在的现实，变打击制止为正面引导，既解决了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问题，也消除了安全隐患，化解了群众抵触情绪，群众拥护，基层干部支持，各方面都积极支持，主动配合，保证了各项管理措施的贯彻落实。临海市的管理实践说明，做好民间信仰的管理工作有利于改善基层党群干群关系，有利于保护传统文化，有利于形成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更有利于宗教生态的平衡。
祖先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核心内容，在苍南县江南垟一带，大规模的宗祠修建现象和宗祠在新形势下社会功能的转换，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肖雁在《江南垟宗祠的改造及其功能的转换》[51]中，通过对苍南县江南垟地区宗祠重建过程中宗族观念和宗祠功能的考察后指出，今天的宗祠中传统祖先信仰的内涵在发生扩展性变化，祠堂楹联及其碑刻内容更具有时代性，人们的社会活动更多地和祠堂活动联系在一起，续修族谱、联谊宗亲正在成为人们联络情感、建立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叶涛、任双霞对苍南县仙居乡村落宗祠的现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并通过对柘园村陈氏宗族族谱修成拜祖仪式的参与观察，描述了当地续修宗谱活动中的重要仪式——“圆谱”仪式。[52]陈进国、任双霞《义乌市田心村迎銮驾仪式调查报告》[53]，对义乌市田心村的家族祭祀仪式“迎銮驾”进行调研，并分析了信仰与村落经济的关系。
多神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特点，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新形势下，民间多神崇拜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发展态势，这种发展态势反映出民众哪些方面的精神需求。通过对温州、台州和义乌三地有一定影响的神祇和相关庙宇的调研，有多篇调研报告对这些问题予以探讨。任双霞在《义乌城隍：社会转型中的民间信仰》[54]一文中，考察了义乌城隍庙沿革的历史，对当前义乌市三个城隍庙的修建、管理及其仪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文章指出，义乌城隍庙经历了由一个从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多个的过程；在义乌，出现了“一地多庙”的特殊城隍信仰。这种变化与义乌城的扩张有密切关系。通过对义乌城隍信仰的形态进行分析，指出城市变迁带来民间信仰的自我调适与信仰的转型；民间信仰的转型适应城市变迁的节奏，并推动城市扩张带来的小小区进行内部自我整合。城市变迁与民间信仰的转型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纪华传《转型时期天台的济公文化与信仰活动》[55]、林子周、陈剑秋《江南垟林泗爷信仰及庙会活动调查》[56]、林亦修《船祭：社区共同体的历史记忆——温州南部苍南县杨府爷信仰中的“船祭”仪式调查》、《重建庙宇：村落传统的延续与重构——苍南县钱库镇双排方村重建娘娘宫田野调查》[57]、汪桂平《以百祥庙为中心的当地民间信仰现状调查》[58]、冯晓燕《民间寺庙的功能和特点分析——以苍南柘圆村魁星阁和雅店桥村文昌阁为个案》[59]、林子周、郑筱筠、陈剑秋《江南垟“灵姑”信仰调查研究》[60]、郑筱筠《神圣空间的层次和神圣时间的累加——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的拜经仪式分析》[61]等报告，大多是结合具体神祇崇拜和仪式、集合庙宇的重修和管理，对社会转型期民众的信仰心理、民间寺庙重修中的社会权威与权力纷争、民间信仰管理出现的问题等进行探讨。
近三十年民间信仰的发展，是与其他宗教在共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同步发展的。这次调研活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充分发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多学科的优势，除从事民间信仰研究的学者参与调研外，从事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专业研究的学者也一并参与了调研，并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出发，对社会转型期民间信仰与其他宗教的关系进行调查与研究。唐晓峰的调研报告《江南垟仙居村的基督教及其民间信仰特征》[62]，通过对一个村落基督教现状的细致观察，就乡村基督教的发展及其与地方民间信仰的关系进行探讨。王宇洁、李维建、晏琼英等《义乌伊斯兰教调研报告》[63]，对义乌市伊斯兰教民众从无到有的过程进行考察，并就伊斯兰教的发展对地方经济文化及其民间信仰的影响提出了建议。
在对于当代民间信仰的调查和研究过程中，如何认清民间信仰的本质，对民间信仰进行理论层面上的界定，从而为民间信仰的科学发展和进行有效管理提供理论依据，是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共同关心的问题。金泽在《关于“转型时期民间信仰的地位与作用”的几点认识》[64]一文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与浙江有关部门及其学者进行当代民间信仰现状调研的背景，并在全面总结这次调研成果的基础上，对有关理论问题进行思考。金泽认为，民间信仰是一种历史悠久且当下活跃的宗教文化形态。把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宗教形态来看待，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说它本质上同其他宗教形态一样，具有“宗教性”，即执著对神圣、神祇或超自然存在的信仰，并有相关的崇拜行为，这使之不同于其他的民间文化形态；二是说它与其他宗教有形态上的不同，这种不同构成了它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对于民间信仰的属性问题，金泽提出，我们不应该局限于传统的“宗教”与“民俗”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在面对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文化现象时，我们完全可以把“宗教”与“民俗”当作民间信仰的两种文化属性来看待，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民俗信仰事象，按照其属性特点进行研究。之所以说民间信仰既具有民俗性，又具有宗教性，首先是合乎实际；其次，不同的民间信仰形态（或现象）在民俗性与宗教性上具有不同的比重或分量，如果我们把诸多现存的民间信仰形态排成一个谱系，那么有些形态的宗教性较强，有些形态的民俗性较强；第三，就是同一个民间信仰形态，它的民俗性与宗教性的比重也不能一概而论，虽然在行为上看是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时代不同了，宗教意味也不一样了，甚至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地区或地点，民俗与宗教的比重也大不相同。对于当代所谓民间信仰“大复兴”（有人则称之为“死灰复燃”），金泽指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存在与发展，已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时代。它的外部环境（与政治、经济、文化、城市化进程、人口素质的互动）已不同于以往。其内部的结构与整体的功能也不同于以往，而且还会随着社会转型，其发展也不同于现在。当代民间信仰是一种文化建构和文化的再生产，未来的民间信仰如何发展，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起什么作用，既取决于传统，亦取决于我们这一代的作为。金泽认为民间信仰的研究对于宗教学理论的发展是个难得的机遇，在对中国民间信仰事象进行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有希望将普遍理论与地方性知识相结合而形成若干“中层理论”（或理论模式），从而对宗教学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
当代民间信仰的调研是一个新的课题，在理论和方法等诸多方面，都需要进行全新的探索。同时，民间信仰问题涉及面广，敏感度高，民众存在戒备心理，干部存在认识上的不足，在调研的同时，还必须结合相关实际问题，做好理论知识的普及工作，有时甚至还需要对群众和干部做好解释工作。因此，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调研任重道远。
注释：
[1]章寿松主编，陈顺宣、周耀明、徐杰舜编写：《金华地方风俗志》，金华，浙江省金华地区群众艺术馆，1984。
[2]除《金华地方风俗志》以外，该丛书目录中，还有《金华风俗志》、《武义风俗志》、《永康风俗志》、《磐安风俗志》、《东阳风俗志》、《义乌风俗志》、《浦江风俗志》、《兰溪风俗志》、《龙游风俗志》、《衢州风俗志》、《江山风俗志》、《常山风俗志》、《开化风俗志》。
[3]钟伟今主编：《湖州风俗志》，湖州，浙江省湖州市群众艺术馆、湖州市民间文艺研究会（筹），1986。
[4]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5]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选编：《浙江民俗大观》，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6]叶大兵著：《温州民俗大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7]舒启华、朱珮瓅、施怀德主编：《婺州民俗大观》，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
[8]绍兴市文联编：《绍兴百俗图赞》，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9]政协浙江省苍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苍南风土》（苍南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2006。
[10]叶大兵主编：《中国民俗大系·浙江民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11]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12]王秋桂主编：《民俗曲艺丛书》（83种），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
[13]姜彬认为，吴越地区地处长江下游，它的地望历史上有过一些变迁，现在包括江苏的南部（除南京和镇江之外）、浙江和上海的全部，人口约占全国的百分之八，是我国第二大方言区。参见姜彬主编《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与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页。
[14]姜彬主编：《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与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15]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编：《吴越民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16]顾希佳著：《祭坛古歌与中国文化——吴越神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7]顾希佳著：《东南桑蚕文化》，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1。
[18]叶大兵编：《中国渔岛民俗》，温州市民俗文化研究所编印，1993。
[19]姜彬主编：《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20]徐宏图、康豹主编：《平阳县苍南县传统民俗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21]连晓鸣、康豹主编：《天台县传统经济社会文化调查》。
[22][31]朱海滨著：《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的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3]陈华文等著：《浙江民俗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
[24]叶大兵著：《俗海探微》，合肥，黄山书社，1998。
[25]叶大兵著：《俗海泛舟》，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26]叶大兵著：《俗海拾贝》，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27]叶大兵：《叶大兵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28]陈华文等著：《浙江民俗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
[29]参见【美】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86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30]【美】韩森著、包伟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32]参见朱海滨著：《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的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第1—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33]胡国钧：《方岩胡公传说》，宝文堂书店，1987。
[34]胡国钧：《方岩民间故事传说》，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
[35]胡国钧、胡济涛、钟能华：《胡公大帝演义》，香港，天马图书，1993。
[36]胡国钧：《方岩签诗解说》，香港，天马图书，1993。
[37]胡国钧：《方岩签诗解说》，香港，天马图书，1993，157-175页。
[38]胡国钧：《胡公大帝信仰与方岩庙会——浙江省永康县方岩胡公庙会调查》，上海，《中国民间文化》1991年第四集。
[39]胡国钧：《辐射的同心圆：胡公大帝信仰圈概述》，上海，《中国民间文化》1995年第二期。
[40]胡国钧：《方岩签诗：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上海，《中国民间文化》1993年第四集。
[41]鲍志成：《北宋清官胡则及“胡公大帝信仰”》，杭州，《东方博物》第十七辑，1989。
[42]陆克昌：《浙中之神——关于永康方岩胡公的生平与传说》，杭州，《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四期。
[43]吴刚戟：《永康县厚塘村胡公庙会组织及其信奉活动》，上海，《中国民间文化》1992年第四期。
[44]陆敏珍：《从宋人胡则的神化看民间地方神祇的确立》，杭州，《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六期。
[45]陆敏珍：《区域性神祇信仰的传承及其对地方的影响——以浙江“胡公大帝”信仰为例》，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六期。
[46]朱海滨：《僧侣、士人与胡则信仰》，上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47]朱海滨著：《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的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本文所引朱海滨关于胡则信仰的观点，均出自该书。
[48]胡廷直：《赫灵祠记》，载康熙《金华府志》卷二十八。胡廷直自称为胡则四世从孙。
[49]这段话的具体出处参见《毛泽东与浙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第243页。
[50]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06年社科院宗教所浙江宗教国情调研台州组报告集》。
[51]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06年社科院宗教所浙江宗教国情调研温州组报告集》。
[52]叶涛、任双霞：《苍南县村落民间信仰调查报告——以仙居乡为中心》，载《2006年社科院宗教所浙江宗教国情调研温州组报告集》。
[5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06年社科院宗教所浙江宗教国情调研义乌组报告集》。
[54][55][61][64]浙江大学、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汉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推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9月。
[56][57][60][62]《2006年社科院宗教所浙江宗教国情调研温州组报告集》。
[58][59]《2006年社科院宗教所浙江宗教国情调研台州组报告集》。
[63]《2006年社科院宗教所浙江宗教国情调研义乌组报告集》。
（作者：叶涛，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民间信仰、民俗学理论与区域民俗。）
（来源：《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09》，金泽、邱永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表时有删减。引自中国民俗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