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和定义的尴尬
──关于民间“体育”的对话(3)
邓启耀：问得好。分类是必须的吗？的确，人一想归纳，就会出现例外，所以人一思考，上帝就想笑。但如果没有归纳，我们或许将在一堆纷乱的现象里兜圈子出不来；人一不思考，猪就想笑。有些习以为常的事，稍一深究，就会发现问题不少。
话题才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怪圈：越是熟悉的东西越是说不清。面对这些“说不清”的文化事象，人难免习惯于先扒拉扒拉，理出个头绪。为了不致被五花八门的图像弄花了眼，我们或许可以尝试对上述照片涉及的内容或大家所知的相似内容，多角度地进行比较和分类，因为不同的分类将导致不同的解释。
刘秀丽：下面我试对童年的游戏作一个划分：按游戏的功能，可分为自娱类和竞技类。总结儿童时代的游戏，发现并非所有的游戏都含有比赛或竞技的功能，相反，有很多游戏还需要大家的共同协作，只要不存在输赢的游戏，我以为都可以属于自娱类，有输赢结果的，可称之为目的类。我很小时学的一首童谣唱道：“你不和俺玩，俺自家玩，俺去南洋去做官官……”独自一人也能自得其乐。按游戏的参与主体，可分为个人、双人或多人以及群体类。年龄越小，参与游戏的人数越少；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和智力的不断提升，多人及大型群体游戏才得以展开。游戏的参与人数与年龄成正比，当然只是指整个童年时代；以后随着人走向成年，也许又是相反的情况。年幼的孩子喜欢独自陶醉，只有开始认识这个世界、克服对世界的陌生感时，她/他才愿意更多的接触这个世界，而接触这个世界，首先从接触更多的同龄人开始，更多同龄人聚集在一起，随着游戏的开展，使孩子们在游戏中逐渐了解彼此，一同模仿成人的生活，一起好奇地观望着这个世界，并渐渐由小世界走向大世界。
邓启耀：插一句：由小世界走向大世界，从自我中心走向理解和接纳他者，从“以己度物”、“各美其美”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在认识发生论和社会发展史中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它不仅是心理学、认知论问题，也是人类学、社会学问题。
刘秀丽：其他。主要指非常规的游戏。有些是节日里玩的游戏，如过年时玩滴滴芯或者放小炮仗、正月十五打灯笼、清明节时碰鸡蛋。有的只在某个特定季节，如逮蚂蚱、挖“龟”（指尚未蜕壳的蝉）、捉“山水油”（一种只在下雨时才有的昆虫），这些昆虫逮回家，撒上盐，在锅里用油煎或炸，绝对是美味佳肴。还有一些特殊的游戏，如“点芝麻”、踩高跷、放风筝等。
陈洁：将游戏作为一种娱乐形式来看，我认为分成智能游戏和体能游戏两大类已足够，体能、智能综合的游戏可以根据侧重点不同并入到前两类中，如：猜拳（或简单的“剪刀、锤子、布”）就更侧重智力，以训练反应能力和快速思考为目的，配合肢体协调进行，可以归入智能游戏这一类。益智类游戏，如绕口令、数数、七巧板等都是在学校开设的文化课程中接触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智能游戏更多的被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用于青少年的心智开发和思维训练，已经不仅仅是娱乐的目的了。
朱佳：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游戏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有很多种分类方法。
邓圆也：比如从功能分类，可以分游戏、竞技、博弈、观赏运动等，从空间分类，可以分室内运动、野外运动等；从时间分类，可以分季节性、时令性游戏、竞技和运动；从年龄分类，如青少年运动会、老年运动会等；从性别分类，有男子和女子比赛项目；从身体状况分类，则有残疾人运动会等等。
朱佳：怎样做到周密，把所有的游戏囊括于内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1]，从空间活动形态把游戏分为室内游戏和庭院游戏，从游戏性质把游戏分为智能游戏、体能游戏、智能与体能结合的游戏；王娟的《民俗学概论》[2]把民间游戏划分为：巫术游戏、占卜游戏、社会游戏、器具游戏、智力游戏；从参与者的年龄可分为儿童游戏、成人游戏。按照不同的功能来分可分为文化娱乐游戏和体育游戏。
丁湘：“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网”中的《民间游戏活动》[3]一文，将民间游戏划分为五类：室内生活游戏、庭院活动游戏、智能游戏、助兴游戏、各类博戏。陈连山先生著《游戏》[4]中，将中国间民游戏类型体系分为身体活动的游戏、巧用器具的游戏、智力游戏；蔡丰明先生著《游戏史》[5]将古代游戏的主要类型，分为：角力、竞技、斗智、猜射、博戏等；又根据游戏与岁时节令关系，将游戏分为应时性游戏、应节性游戏等。郭泮溪先生著《民间游戏与竞技》[6]中，将游戏分为：儿童游戏、斗赛游戏、季节游戏、歌舞观赏游戏、杂艺游戏、智能游戏、助兴游戏、博艺游戏、赛力竞技、赛技巧竞技十个类别。
邓启耀：分类是尝试理论概括的开始。分类有多种可能，有什么样的分类就有什么样的理论预设。
贾慧：在这个讨论中，让我最受启发的是分类问题。分类，作为人类各种文化体系中都存在的认知和结构方式，作为社会人文科学概括分析的基本工具，更能引起我的兴趣。涂尔干与莫斯的《原始分类》[7]认为社会人类学最原初的、最基本的关怀，就是分类。我读这本书获得的启发是：作为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也好，研究者的分析工具也好，分类靠其所依据的标准将纷繁的事项联系起来，又以标准下特定的秩序将之划为不同的部分，以帮助人们在认识事物时达到举一反三、滴水见海的效果。所以往往一个较为合理的分类体系需要与之对应的一套学说，在解释为何给事物赋予这样一种秩序的同时，也就解释了事物本身的一些共性与特性。这样的理论工作定然需要深厚的学术积淀，远不是凭悟性与常识就能有所斩获的。分类方式决定于不同的标准，而这样的标准往往又有其社会的、文化的内涵（比如在课堂上，我们是在“现代社会科学”的语境中寻找分类标准；而收集那些图片的展览筹办方，是基于“当代中国俗民社会”的认知习惯设定相片分类）。
邓启耀：你注意到在不同的“语境”和“认知习惯”里，会有不同的“分类”，这一点很有意思。不管用什么标准分类，都要有包容性，并形成相应的解释体系。面对这样一些五花八门的民间生活图景，我们如何界定？游戏、竞技和体育的界限在哪里？需不需要这个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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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 王娟编著《民俗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网址：
http://www.cntca.com/minsu/ShowArticle.asp？ArticleID=494
[4] 陈连山：《游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11-1
[5] 蔡丰明，《游戏史》，中国社会民俗史新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4-1
[6]
http://www.lotour.com/snapshot/2005-1-23/snapshot_13721.shtml
[7] Emile Durkheim& Marcel Mauss: De Quelques Formes Primitives De classification, 1901-1903.《原始分类》，汲喆译，渠东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
2008年0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