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足球的盛宴，民族主义的狂欢
[ 来源：中国民族报 | 更新日期：2010-06-25]
□ 于福坚
看台上狂热的墨西哥球迷资料图片
非洲球迷在欢呼资料图片
色彩艳丽的丹麦球迷 资料图片
在足球世界杯赛场上，人们经常能看到这种景象：球迷身穿自己国家球队的队服，或是有本国民族特色的服装，手中挥舞着国旗，脸上涂着国旗或代表本国的颜色来为本国球队加油。在远离赛场之外的参赛国，那些未能亲临现场观球的球迷多是聚集在广场上为球队呐喊助威。当然这一景象并不是哪一国的专利。从这个角度说，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既是一场足球的盛宴，也是民族主义的狂欢。
世界杯赛场上的民族主义宽容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在《体育之精神》一文中说，在国际层面上，体育就是对战争的直接模仿，然而最重要的事情并非运动员的行为而是观众的态度，以及对这些可笑的比赛的如痴如狂的各国人民的态度，他们一本正经地相信，至少在短时间内相信，跑、跳和踢球都是对国家美德的考验。
世界杯作为最重要的国际体育赛事之一，毫无疑问成为考验国家美德的主要战场。于是，那些仅是用不同方式推动足球滚动的运动员被视为享有国家荣誉的战士，他们在赛场上的努力程度和成绩与国家美德存在正相关关系。善于联想和鼓动的大众媒体也乐于从各种角度将一场纯粹的比赛拔高为国家之间的竞争。他们会将国家之间可能早已被遗忘的罅隙重新挖掘出来，然后赋予球场上的对抗以征服或复仇的内涵。战场上充满火药味的词汇也被借用到赛场上，于是比赛的谋划变成了战略战术，球员的队服、球鞋变成了战袍、战靴，比赛的对抗变成疆场厮杀，而最后的比赛成绩则变成战果。球迷作为赛场上的另外一个群体，通过观看比赛的方式也参与到这场“国家之间的战争”中来。他们绝不仅是比赛的旁观者，也不限于对足球艺术的欣赏，而是和球场上的运动员一样是“战争”的直接参与者。
对国家间战争的直接模仿将世界杯演变成一种真正的大众动员，而在近代国际战争过程中形成的民族主义也因为这种直白的模仿被引入到足球赛场上。因为它是唤醒民众深远历史记忆和共同使命感以实现大众动员的最有力工具。代表民族与国家的各种象征符号都被引入到赛场中来。球队直接用国家的名字来命名，球服贴上国旗或者就用国旗的样式，在比赛场内悬挂国旗演奏国歌等。成千上万的球迷挥舞国旗同唱国歌以及超大幅面的国旗在观众席上流动已经成为世界杯赛场的标准画面。如果这些画面尚属于爱国主义而可以接受的话，各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狂热在世界杯赛场上也得到最大限度的宽容，诸如焚烧对手的国旗、带有种族歧视的辱骂攻击，以及针对少数族群的排外主义等。
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这一现象所包含的戏剧性，因为在多数国家即使是理性的爱国行为也会因为非理性狂热的联想而受到批评，诸如极端民族主义则更是被明确禁止。以英国为例，2002年举行庆祝伊丽莎白女王即位50年庆典，悬挂了一些米字旗，结果引起一些人的不快，因为女王和国旗的形象勾起了大英帝国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记忆。民族主义之所以在赛场上得到宽容，大概是因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战争毕竟不是真正的战争。
足球与“想象的共同体”
足球场上的民族主义当然也具有一般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国家构建功能。美国学者安德森将民族称为“想象的共同体”，他认为，近代以来的印刷资本主义推动了书写语言的普及，通过各种各样的朝圣之旅和大众阅读，在没有直接互动的群体间形成了共同民族意识的想象。然而这一共同体的想象在全球化时代却遭受了诸多挑战——国家的地理边界受到侵蚀、民族认同的特性受到削弱、族群正在走向多元化等等。民族共同体似乎面临解体的命运。然而足球赛场上的民族主义动员却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因为它起到了全球化时代的“印刷资本主义”功能。
足球比赛的性质让共同体的想象显得更为容易。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一个11个人组成的球队让由数百万人构成的想象的共同体看起来更真实。”因为在赛场上象征国家的球队与其他球队进行直接对抗，“我们”与“他者”的区分十分明显，这种区分经过球迷群体的渲染而显得更具震撼性。电视直播系统则让这种震撼性不仅仅停留在赛场而是扩散至全球，它所形成的共时性效应恰好构成了共同体想象的基础。
欧洲国家在这方面体现的最为典型。尽管欧盟代表了地区一体化的最高程度，在许多领域都以单一国际主体的方式出现，然而在世界杯赛场上这一情景却从未出现过，相反民族国家的象征意义却表露无疑。2002年世界杯土耳其取得的突破性成绩大大增强了其国家认同和整合。正如土耳其《时代报》所评论的，“如果还记得在东南部(如库尔德人问题)和塞浦路斯问题上我们并不能将所有土耳其人团结起来，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是国家队将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由于足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么多年来我们第一次感觉到像是一个‘民族’。”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荷兰、英国和德国。世界杯赛场上的“橙色军团”已经成为荷兰的国家标志，其在上世纪70年代顶峰时期形成的全攻全守足球风格构成荷兰的神话记忆。为准备2006年世界杯，荷兰足协任命范·巴斯滕为国家队教练，而目的在于“重回正途，也就是说用所谓‘荷兰学派’的方式来踢球。”这一做法被认为是利用足球来强化尼德兰共同体的想象，以应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对其国家认同的挑战。在2002年世界杯上，《每日邮报》这样评价英格兰足球队的成绩，“世界杯所形成的英国国家自豪感已经将不同种族、信仰和阶级的人们团结起来。”学者也认为英国人在足球场上的成功，导致作为英国人的信念和英国爱国主义大为增强，甚至重获新生。1990年世界杯举行之时东西德尚未统一，然而东德早已把比赛中的西德队视为自己的球队。此后世界杯上的德国队成为弥合东西德之间裂痕的最好粘合剂。
赛场内外的“战争与和平”
当世界杯成为民族主义的狂欢时，它就不再是纯粹的体育竞技，而变成政治斗争的舞台。享有优雅运动之称的足球在世界杯上与肮脏的政治结合在一起。然而这并不能归罪于政治势力的渗透，因为世界杯自设立之初即带有政治的谄媚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恶臭。
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这一年恰是乌拉圭独立100周年，因而这是一届带有献礼性质的世界杯。最后的决赛发生在具有特殊渊源关系的乌拉圭与阿根廷之间，最终东道主成为第一个世界杯冠军。乌拉圭政府下令全国放假狂欢，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乌拉圭人则成为狂热的阿根廷球迷泄愤的对象，由此甚至引发两国外交纠纷。
世界杯曾经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提供合法性的证明，曾经是阿根廷军政府的宣传工具，也曾经是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阵地。当然世界杯赛场上更多的政治戏剧导源于充斥于其中的民族主义狂热，甚至将“脚背上的战争”激化为真正的战争。1969年世界杯外围赛期间，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之间的比赛成为两国战争的导火索，因此这场战事也被称为“足球战争”。不过世界杯上的老冤家对头英格兰与阿根廷之间的对抗，则因融合比赛本身之关键与两国历史之龃龉而更为有名。1982年英阿关系因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而交恶，双方之间的仇恨也被带入世界杯赛场上。于是1986年的世界杯被阿根廷人认为是“复仇之战”。对抗首先发生在球迷之间，在比赛还未开始时，观众席上的两国球迷就已经大打出手。比赛场上的火药味更为浓厚，然而更有戏剧性的则是阿根廷最终凭借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战胜了英格兰。双方在1998年世界杯赛场上再次相遇，阿根廷依靠西蒙尼的假摔与经验又一次战胜了英格兰。在2002年世界杯上，英格兰最终成功复仇。比赛时球迷的口号唤起了20年前那场战争的回忆，他们高喊“阿根廷的海军在哪里?在海底!”
当然世界杯上的政治并非都是肮脏的。为准备1958年世界杯，法国征召许多阿尔及利亚球员进入国家队，当时阿尔及利亚正在进行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于是，一些阿尔及利亚球员在荣誉与国家认同之间选择了后者。他们逃离法国，在突尼斯的民族解放阵线总部组建了“非法”的国家队，并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参加了在法国举行的锦标赛。美国和伊朗在1998年世界杯赛场上首次相遇，当时两国因1979年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仍处于断交状态。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比赛当天表示，“当我们为今天两国之间的比赛欢呼时，我希望能在结束两国人民的疏远关系方面更进一步。”最近的“足球外交”则发生在土耳其与亚美尼亚之间。两国的恩怨从一战开始已经持续了近百年，而从2008年开始的南非世界杯资格赛成为两国和解的契机。去年10月，亚美尼亚总统亲临土耳其观看比赛，打开了两国外交的新局面。
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世界杯
2010年世界杯因为首次在非洲大陆上举行而引人注目，也因为在南非这个曾经存在过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举行而具有特别意义。尽管曼德拉没能出席开幕式，然而谁都不能否认正是曼德拉的魅力将世界杯带到了这片大陆。由于世界杯对民族主义的宽容使得极端形式种族主义也经常出现在赛场上，尤以欧洲球队参与的比赛最为突出。人们对2006年世界杯上每场比赛开赛之前都打出“向种族主义说不”的横幅印象深刻，也对法国与意大利比赛时齐达内因为马特拉齐的语言攻击而采取报复行为的画面记忆犹新。在一定程度上，球员的组成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程度。不乏优秀黑人球员的意大利、西班牙，国家队中一直没有黑人球员的影子。实际上在欧洲赛场上，意甲和西甲也以球场种族主义闻名。
因而从反对种族主义的角度看，在南非举行的世界杯至少有两个意义：一方面是表明南非反对种族主义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所取得的成就获得世界认可，另一方面则是表明世界杯对民族主义的宽容是有底线的，足球场上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正如喀麦隆著名球星埃托奥在赛前接受采访时说：“南非世界杯的成功，可以帮助改变欧洲足球中存在的种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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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folkman 于 2010-6-26 15:08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