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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在线》2013年03月18日总第428期 作者：吴小英

　　现代性焦虑之呈现有许多面向，对现阶段尚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常常表现为相互纠结的两个方面：一是担心被奔驰而过的现代化这驾马车抛在身后，继而永失机会的恐慌感；二是坐上这驾马车后，无法控制的节奏和欲望对个体梦想和精神家园的侵蚀，造成的失落感。这种悖谬的情境，实际上呈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所带来的紧张关系和总体上的不安全感。

　　“白发相亲”呈现出中国式的现代性焦虑

　　西方晚近的社会学家将现代人的这种尴尬处境，归结为对风险产生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其核心在于现代人自我认同的危机。在风险社会中，个体究竟应如何应对才可自保？如何在理性算计的同时保持个体的自主性和相对自由？在传统的家庭或婚姻关系模式变得脆弱的今天，如何在个人自主与持久稳定的亲密关系中建立起协调与均衡？这些让许多中国人在对人生进行规划时变得谨小慎微、患得患失，也使得普通民众对于媒体所追问的“你幸福吗？”只能做出模棱两可的回答。

　　孙沛东在《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一书中，将现代中国人的这种生存处境归纳为“中国式焦虑”。与以往有关择偶和婚恋现象的同类研究最大的不同是，该研究对上海某公园的人气相亲角以父母为主体的“白发相亲”现象进行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将都市相亲现象置于中国社会结构整体变迁以及现代化转型的视野中，从而摆脱了既往的婚恋主题研究局限于个体的性别与家庭价值观的狭隘视角。在作者看来，上海相亲角中许多父母发出的“谁来娶我的女儿”这一呼号背后，难以按捺与排解的正是这种“中国式焦虑”。

　　“门当户对”与“条件先行”

　　相亲角在该项研究中不仅仅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市场化的择偶平台，同时也是展示阶层、代际、性别、户口、地域文化等不同社会结构差异与冲突的微观世界。它是一个舞台，用来观察中国社会变迁，尤其是市场化转型给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并展示这些普通民众通过婚恋选择过程和偏好所体现的个体和家庭的应对策略。相亲过程蕴涵各种复杂而微妙的权力关系，如白发相亲者之间的斗智斗勇、男孩女孩婚房问题上的潜规则及本地家长的“上海中心主义”等。这恰恰揭示了普通民众对 “门当户对”观念的追捧，也就是作者所谓的“同质婚的回潮”现象。与之相联系的是两个重要的社会变迁趋势：一是转型期社会结构开放度的降低和阶层的固化，二是家庭越来越成为抵御个人风险的共同体。

　　这种结构—行动意义的分析，为时下各类“条件先行”的媒体征婚秀、网络或民间相亲活动的风行，提供了某种合理性依据。上海相亲角上演的白发相亲剧，首先意味着当事者对传统“门当户对”观的默认或首肯，因而相亲角的未婚男女和他们的父母实际上形成了 “共识”。在获得普遍共识的以“条件对”、“有感觉”、“谈得拢”为准则的“找对象”文化中，两代人的差异仅在于对构成门户条件和个人身份条件的指标体系的认可度偏差，年轻人更强调个人主观感受性，即“看对眼”或“眼缘”。因此，现代都市人在风险社会中对于婚姻规划的精妙算计，隐含了理性化需求与个体化情感之间的分离或相悖。

　　用市场方式无法解决情感问题

　　该研究将上海相亲角“人气旺”而“效率低”的原因更多地归结于代际因素和市场化因素，认为“白发相亲”是有过特殊经历的父辈试图帮助其子辈解决婚恋问题，而这两代人有着他们“各自的怕和爱”。作为“50后”的“知青一代”父母，坎坷的个人经历导致他们对子女婚姻的集体焦虑，而“试图以一种市场的方式去解决情感的问题”，注定了结果的失败。事实上，这些表面上源自代际鸿沟或市场风险的无效算计和匹配，并非仅属于“知青一代”和他们的子女。随着“90后”群体逐渐步入传统婚恋年龄，越来越多的“60后”也加入了此类父母群体，他们共同的担忧是害怕子女因“被耽误”而被甩出主流生活轨道，媒体与大众文化中“剩男剩女”话题的长盛不衰就是明证。它指向深处现代性焦虑中的年轻人内心冲突：婚，还是不婚，这是个问题。

　　国内学者关于家庭和婚姻的研究，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习惯，即将选择婚姻作为不加考证的前提，而将不婚作为社会问题。因此，有关婚恋问题的研究，很少追问被访者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结婚？想过不结婚吗？若我们放眼世界，随着家庭功能的变迁、传统家庭价值观的衰落及对个人情感和自主性的强调，有关家庭危机的呼声及家庭何去何从的讨论，早在20世纪末或更早就已经开始。尽管这一问题在学界至今仍争论不休，但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世界范围内家庭和婚姻的形式正越来越多样化。中国社会近30年来家庭和婚姻模式的变迁也呈现出同样趋势，除核心家庭之外，单亲家庭、丁克家庭、空巢家庭等多种形式的家庭不断涌现。对年轻一代来说，在这个充满风险和压力却又崇尚个体和多元化生存方式的时代，结婚与否成了一个需要追问、思考、权衡和选择的个体化过程。

　　都市相亲角聚集的是单一地追求以结婚为目标的人群，因此该书并未将婚还是不婚作为问题列入考察范围。虽然访谈中也涉及个别独身或不婚的被访者，但作者只是借助材料讨论了所谓主动单身和被动单身的问题，分析了现代“三高”女性遭遇的择偶困境，重点分析通向传统婚姻道路上的难，即婚姻之“不可得性”，而没有探讨与 “剩女”问题紧密相关却常常被忽略的另一个问题，即婚姻之“不可欲性”，因此也无法解答为何那些认为“干得好不如不嫁”的女性，却常常被认为“有一颗恨嫁的心”。该书作者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曾谈道：“‘剩女’只是被社会建构的一个伪命题，其背后隐含一个二元对立的性别价值体系：男主外，女主内。‘剩女’话题的盛行，彰显了作为规制手段的婚姻和家庭的权威。”这种权威在现代性的重压下该如何面临崩塌的风险？作为规制手段在年轻一代又将遭遇怎样的解构？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市场、家庭及个人各自充当着怎样的角色，拥有什么资源而又应采取怎样的行动策略？这些或许是更需深入探究的问题。因此，都市相亲角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关于现代性的思考，也为日常生活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