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方式变迁与文化调试
——以恩施芭蕉侗族乡为例
(湖北民族学院 曹啸 湖北恩施 445000)
摘要： 今世界正处于飞速发展之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正发生着急剧的变迁，文化的调试作用促进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时代变迁速度之间适度的发展。恩施芭蕉侗族乡是侗族聚居的社区，经济活动以农业生产为主，近几年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和现代化农业发展观的导入，导致当地侗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本文拟用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观点对芭蕉乡的社会生计变迁及文化调试对其的影响，从而更好的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生计方式变迁 文化调试 芭蕉侗族乡
一、 芭蕉侗乡基本概况：
芭蕉侗族乡地处恩施市西南方向，距州府所在地19公里，东与宣恩万寨接壤，南与宣恩椒圆镇、恩施市盛家坝乡交界，西与恩施白果坝乡相连，北与恩施市城郊六角办事处为毗邻。全乡东、西、三面环山，中部及北面为盆地。三大山脉呈南至北走向，八条河流汇聚清江。地跨北纬30°08’—30°20’，东经109°38’—109°50’。拥有国土面积303平方公里，国土东西距离为20公里，南北距为16公里。境内平均海拔560，境内平均海拔560米，最高海拔1690米，最底海拔388米，年降雨量1570—1590毫米，年平均温度15.6℃，无霜期265天，平均相对湿度为70—80%，其总的气候特点是：雨量充沛、阳光充足，东少严寒夏少酷暑，终年湿润，四季分明。
全乡拥有16400户，64305人，其中农业人口60708人，城镇居民人口3597人。芭蕉是恩施市唯一的侗族乡，同时居住着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多个民族。少数民族42541人，占全乡总人口的66.1%，侗族21869人，占总人口的34%，苗族占总人口的3.1%，汉族等其它民族占总人口的33.9%。
芭蕉侗族乡辖17个村1个居委会，分别是米田村、白岩村、南河村、寨湾村、黄泥塘村、白果树、村朱砂溪村、小红岩村、甘溪村、二凤岩村、楠木园村、高拱桥村、灯笼坝村、天桥村、王家村和芭蕉居委会，是全州四个少数民族乡之一，是恩施市唯一的少数民族乡。芭蕉侗族乡成立于1986年，几经行政区划变更，组建成现在的芭蕉侗族乡，全乡坚持“一体两翼”的经济发展思路，确立了茶叶经济+民族文化=旅游经济的发展战略，2006年，全乡农村经济总收入达4.06亿元(其中茶叶收入1.46亿元)，实现人均收入1916元。
芭蕉侗族乡资源丰富，素有粮仓之称，久有茶叶闻名，油桐、乌柏、生漆、麻、药材极为丰富，石灰石矿、硫铁矿、煤矿、硅矿、硒矿等储量较大，而且品味高，拥有众多独具民族特色的旅游资源，水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充沛，人才济济。芭蕉侗族乡人杰地灵，久富盛名。
二、 社会生计方式的变迁：
据历史记载，恩施州境内的侗族是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从湖南、广西、贵州等等迁入的，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和周围民族的影响，这部分侗族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其它侗族社区的农耕文化，并且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下面具体从解放前、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来说明：
(一) 解放前：
解放以前，芭蕉侗族一直延续着侗族传统的生计方式—种植水稻。但是种植水稻仅仅只是诸多生计方式中的一种，其他的基本生计方式有玉米、土豆种植和畜牧生计方式。
在水稻种植方面。芭蕉侗族的祖先到来之前，这里适宜种水稻的气候条件和民族传统让该生计方式在新的环境下继续。但是由于低下的工具和技术不能再帮助人们获得更高的产量，因此需要修水利工程以解决灌溉，需要把生地变成熟地，以提高肥力，但是受山地面积多，水田少的影响，许多小块的平地也被开发出来，但是受地质地貌影响，许多田是“漏斗田”根本无法蓄住水，水稻产量仍很低。
为了解决水稻不够吃的难题，许多好种的杂粮，如：玉米、土豆被大范围的种植，以解决粮食问题，这些粗粮比较耐旱，适合于坡地种植，由于其成本低，价格便宜，也可做家禽的饲料，但是由于是坡地和旱地种植，土壤贫瘠、灌灌不易，故都采用粗放式的种植，如套种，这样即不闲置土地，也不使土地贫瘠化，同时也提高了粮食产量。
侗族素有喜食猪肉的习惯，所以芭蕉侗族的养猪较为普遍，但是由于粮食产量的限制，不能大规模的饲养，一般只有1—2头，主要是供自家食用。芭蕉侗族人一开始就饲养水牛，但是是将作为一种生产工具，数量也很少。
(二)、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
在这个期间，芭蕉侗族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实行了土地共有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土地和自然资源由生产对集体支配，芭蕉侗族的生计方式受时代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期间粮食生产倍受重视，其它的例如手工业、商业则发展滞后。大规模的生产活动使得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的破坏，生计方式和环境走向恶性循环。
在上个世纪50---80年代，粮食生产经历了较大的波折，芭蕉侗人在“以粮食为纲”的口号指导下大量开垦荒地，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大大提高，但是劳动所得归集体支配，所有粮食并没有全部平均分给农民，所以实际上归农民支配的粮食不多，但是政策限制，又不准私自发展其它产业，所以当时全乡上下都是清一色的种田农民，农业生产成为重要也是唯一的生计方式。随后，全民炼钢运动占用了大量的劳动力，造成粮食生产投入不足，产量下降，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使得农民也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事其他的生计，加上十年浩劫，粮食生产一直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
在畜牧业方面，受集体经济的影响，开始了有规模的集中饲养，不论是猪还是牛羊，都有专人、专地负责，而自家饲养则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别割掉。猪、牛养肉按照国家统一政策分配，此时的畜牧业成为一种集体生计方式。
除了以上生计方式以外，当地在政府的同意组织下，烟草开始了较大规模的种植，但是也是归集体所有，由集体统计规划和种植。 不过，由于当地有种烟草的历史，加上自然条件适宜，当时(现在的芭蕉侗乡在当时由芭蕉人民公社及甘溪人民公社组成)取得了较好的收益。与此同时，茶叶也开始较大规模的被种植，不过还是以农户个人在田间地头零星种植，主要还是自己自足。
在这一时期人们的生计方式还是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不同的是受政策的影响很大，即便如此，新的生计方式在孕育中。
(三)、改革开放至今：
这一时期，由于实行包产到户，自然资源的支配权又回到了个体和家庭中，在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芭蕉侗族人民的生计方式发生了质的变迁。
在粮食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良种的推广增强了人们获取粮食的能力，粮食生产得到满足后，人们渴望拥有更多的可支配的资金，于是开始大量种植经济作物，最典型的就是烟草和茶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烟草和茶叶成为人们的主要生计方式，但是由于烟草种植的劳动强度大，且受市场影响大，其经济效益低于茶叶种植，所以当地现在主要种植的经济植物还是茶叶。
在畜牧业方面，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和肉食品价格的提高，人们加大的畜牧业的投入，畜牧业的产量也迅速上升，2006年一年整个芭蕉生猪饲养数量达70000头，出栏31200头，饲养大牲畜3750头，山羊1028头。在芭蕉调查期间，几乎家家户户都养有4头以上的猪，其它家禽则不算。而农民生产的粮食由于市场附加值低，基本上除了吃外剩下的就拿来当猪饲料了。
在林业方面，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林权的使用下放，芭蕉侗乡生态环境进入了乱砍滥伐的无序状态，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导致山林大面积砍伐，水土流失严重。但是自国家推行退耕还林政策以来，大量的土地又重新披上了绿装。许多林地种上了柚子、板栗等果木经济林，成为农民增收的新的生计方式。
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土地面积有限的限制，许多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从事各种其它行业，有从事商业的、运输业的、餐饮服务业的等各种非农产业，据不完全统计芭蕉侗族乡全乡大约有10000于人常年从事非农产业。另外，由于户籍制度的取消，许多农村人口涌入到大城市(如深圳、上海等)打工，成为农民工群体，这也是新的生计方式。
三、 对生计方式方式变迁的文化调试：
一般认为，文化是人们所拥有的生活的一种深层次的表现，不同的生活方式反映出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特殊性在以民族为单位的生活共同体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但同时，生活方式的变迁也会引起文化相应的改变，而文化对生活的调试又会反过来影响生计生活，两者的作用是相互的。以下是不文化分解为饮食、服饰、居住、婚姻、节日五个方面来加以解释。
(一)饮食：侗族以大米为主食，偶吃小米、小麦、玉米、土豆、红薯等。在传统侗族社区里，糯米饭是侗族人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品，食法是“以手搏饭”，不用碗，外出劳动便于携带且耐饿。逢年过节、混丧驾娶、请客送礼更离不开糯米饭和糯米糍粑。蔬菜多为自家养的牲畜和种植的蔬菜。畜禽以鸡、鸭、鹅、猪为主。蔬菜和汉族无异，另山里的竹笋、蘑菇、蕨菜、鱼腥草、河塘里的鱼、虾、螺、蟹也常为侗族人食用。饮食结构一般为一日三餐，晚餐是一天中的正餐。侗族人大多数男子喜爱饮酒、吸烟。酒多为自酿的米酒或包谷酒，度数不高，20—40度左右。亲朋好友到来，劝酒、敬酒便成为一套礼俗。侗族人喜吃酸辣，味偏重。由于传统的侗族多聚居于偏远山区，饮食大部分是自己自足，多余的或不足的才到市场上销售或购买，平时饮食比较简单，只有在节日庆典或招待客人时比较讲究。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达，侗族社区进一步开放，人们的饮食不在局限在自家产出的，在赶集的时候经常买一些时令果蔬。在芭蕉每隔几天次的集场上，食物种类十分丰富，应有尽有，和外界无异。在长期的和其它民族交往互动过程中，侗族人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在局限于传统社会的饮食习惯，像汉族的饺子、包子、面条、米粉等在侗族人的餐桌上也时常可见，土家族的特色腊肉也被侗族人所喜好。主食之外，琳琅满目的零食小吃也被侗族人所喜爱。总体而言。随着社会的进步，侗族人的饮食已基本和汉族趋同。
(二)衣着：历史上的侗族普遍使用自栽自种的棉花，自纺自织自染的侗布做衣料，西布绸缎、羽毛等作为装饰。侗族喜穿青、蓝、白、浅蓝色的衣服，妇女装束五彩斑斓，美不胜收。但20世纪50年代以后，侗族地区的民族特色服饰已基本消失，穿着打扮受汉族影响较重，在很早以前就没有人织布，大家穿的都是机制衣物，耐用不再是人们穿着追求的重点了，更多的是追求时髦和美观。现在芭蕉侗乡根本找不出任何保留有传统侗族特色的服饰，除了在进行侗族舞蹈表演时穿的那几套所谓的侗族服饰能让人觉得有写民族特色外，另就无它处可寻了。
(三)居住：侗族传统住房是“干栏”式结构楼房，传统的干栏式楼房有两层式，也有三层式，通风防潮性能好，房屋设计和南方山区的气候、地形、地貌协调。干栏房的第一层通常是四面通风的柱子，一侧用围栏隔成畜圈，用于饲养家禽、家畜，另一侧用于堆放杂物。二层是侗族人社会起居的主要场所，一般是第二层的前半部分几乎为走廊，是日常家务和手工劳动及纳凉的地方，第二层中央是堂屋，堂屋后壁正上方是供奉祖宗神灵的神龛。二层的其他是卧室或粮仓。建房材料都选择防腐性较强、木纹美观的杉树。整栋楼屋从上到下全部为木制结构。顶部盖杉树皮或青瓦，墙壁是杉木板，并用桐油油漆。整个房屋全部用头穿接，不用一钉一卯，显示了侗族精湛的建筑工艺。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审美观念的改变，富裕起来的侗族同胞们纷纷修起了新房。由于禁止乱伐树木政策的推广，以往建干栏式楼房所需要的大量木材不易得到，加上木房工艺复杂，会该本手艺的人已经不多了，不可能再修建木房子了。所以现在在芭蕉那种古老的木房子已为数不多了，现存的也已破乱不堪，更多的是被泥砖墙的平房或砖墙木梁瓦顶房所代替。水泥房子取代传统的木房，一方面反映出人们生态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受现代文化的影响，人们的居住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和大众主流文化相适应，毕竟传统的侗族文化已经不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了。
(四)、婚姻：在传统的侗族社会中，侗族婚姻的表现形式是“行歌坐月”、“玩山走寨”、“互相悦慕”“答歌意合而成”。这些在那些侗族人口比较密集，侗族文化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侗族社区中还表现的比较明显。迁鄂西后，由于与其它民族交往频繁，受其他民族的影响较大，已大有改变，“男女以礼相从，当两姓订盟之初，必先议婚，纳彩，问名，纳币，请期，然后迎亲“。芭蕉侗族人民也有“陪十姊妹，陪十兄弟”的习俗，与土家族“陪十姊妹，陪十兄弟”相同。而现在这些礼俗也不常见了，现在年轻人结婚提倡自由恋爱，有不少的外地女性嫁到芭蕉，芭蕉也有不少的女性嫁大外面，婚姻越来越来自由，而结婚礼俗也越来越现代化，那些烦琐的传统礼节被现代化了，传统的花轿被小轿车取代，婚纱礼服在青年结婚中也更加流行，年轻人结婚后不再原同父辈住在一起了，在生育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人只要一个孩子，重男轻女的思想也被男女平等的思想取代，芭蕉侗人在婚姻这重要的人生大事中文化观念的变迁，反映出文化调试着人们朝着现代的、健康的、文明的方面前进。
(五)、节日：在芭蕉侗族人民心中最重要的节日就是春节，芭蕉侗家有大小年之分，小年腊月二十四，大年腊月三十日，为迎接大年的到来，小年的前三天，都必须把室内室外打扫干净。三十团年，饭菜摆好后，全家到齐，先 祖人，再鸣炮入席团年。有两个团年的，月大二十九团一次，三十团一次，月小二十八团一次，二十九再团一次。芭蕉人还有“麻雀也有三个十夜”之说，意为侗家人对过年团圆的看重。“三十夜的火，十五的灯”，年前准备好柴，有的是夏天就挖一个蔸，到过年已干好，既好烧，又能燃很长的时间，便于在三十晚上彻夜火苗旺盛，即为“守岁”，预示来年红红火火。烧大树疙蔸，还预示下一年将养一头大肥猪。每年到正月十五晚上，家家户户，室内室外，灯火通明，就是在连接人户之间要道上也会点上蜡烛，称为“路烛”。全寨人群川流不息，互贺元宵，欢乐的气氛充溢于侗家山寨。但在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不许扫地泼水，不允许接待外家客人。
除了春节外，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四月八的牛王节。这一天，芭蕉人就会让牛休息，喂好饲料以感谢耕牛在一年中的辛苦耕作，还有的 在牛圈边烧香，以求牛王菩萨保护耕牛无恙。六月六尝新节，在芭蕉侗族乡又叫青苗节，为了庄稼不遭受灾害，以求丰年，人们还备香蜡纸烛，在田边祭祀。在早些年这些节日还很盛行，随着现代文化的影响，传统的节日很多人不再继续了，或者即使过也只是很象征性的过下，更多的只是买些吃的回来，招待下亲朋好友。与此不同的是，主流社会的节日更受欢迎，如五一劳动节、端午节等大受人们欢迎，这些节日那天，芭蕉的家家户户十分热闹，其节日场景和汉族社会一样，而那些传统侗族节日基本找不到踪影。节日的变迁反映出受现代社会文化的影响，芭蕉人民的节日文化在文化的调试影响下，趋同于现代的强势文化，和社会的主流发展方向表现出一致。
通过对芭蕉侗族社区生活方式的调查，可以得出以下初步认识：生计方式反映出文化的特点，而生计方式的变迁更多的是通过文化的变迁来表现的，同时文化的调试作用有直接作用于生计方式，而这这种调试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其发展的最终方向是和主流文化相适应，虽然其中很多民族文化被淘汰掉了，但是总体而言，其还是向上发展的。
参考文献：
[1] 纳德.L.哈迪思蒂著.生态人类学[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2] 李霞.生态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J].国外社会科学，2000，(6).
[3] 恩施州民族宗教事物委员会. 恩施州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志[M].民族出版社2003.
文章来源：
http://www.lddc2003.com/plus/view.php?aid=12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