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润平

学理性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实践

——《岷县百名花儿歌手调查实录》序

原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赵宗福

        花儿是广泛流传在大西北广袤土地上的民间文艺经典性代表作，因为她的歌词结构和音乐风格的明显差异而分为洮岷花儿和河湟花儿两大流派。岷县则是洮岷花儿的核心流行地之一，在西北花儿的传承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国内整理出版的花儿成果尽管已经数以百计，但具体深入系统地专题式调研，且能科学规范整理的成果却为数很少，我常引以为憾。所以当看到张润平先生等人将近1300页厚的《岷县百名花儿歌手调查实录》书稿时，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和厚重感。
由于种种机缘不巧，我多次错过了去岷县做花儿田野的机会，但对岷县似乎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我关注于西部诗歌史的拓荒研究，在全国各大图书馆查阅大量古籍文献时，屡屡看到关于临洮、岷州（即今岷县）的种种记载，感到这里的历史文化悠久古朴而博渊深厚，有些句子至今仍有记忆。比如我发现的明代高洪专门有描写农民演唱花儿情景的“青柳垂丝加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的诗篇，经撰文介绍后被广为引用，现在算是人人皆知了。而在1984年我在北京发现的《甘肃竹枝词》，里面既有生动描绘岷洮河湟一带民众漫唱花儿的诗句：“男捻羊毛女耕田，邀同姊妹手相牵。高声各唱花儿曲，个个新花美少年。”也有专门描写岷县多民族特点的诗句：“谩说岷洮容易治，汉回杂处又西羌。”正因为此，我从书本上对岷县有一种模糊而质感的认识。
还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一度特别热衷于西北花儿的研究，并在青海师范大学开设了面向全校的选修课《花儿漫论》，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整体性系统研究论述西北花儿的专著《花儿通论》。因为教学与论述的体系性需要，查阅了一批有关洮岷花儿的文献资料，并与古籍文献、河湟花儿比较，对洮岷花儿做了粗略的梳理，并在《花儿通论》中作了介绍。当然，我的主要关注点是河湟花儿，所以对岷县花儿的研究和讨论很是粗疏浅薄，但这时我对岷县的认知已从综合的历史文化转向为洮岷花儿和二郎山花儿会的具象化认识。
进入本世纪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代表作申报开始，我当时作为青海省非遗专家委员会主任（虚衔）参与了整个申报工作，并在花儿会项目上力主同时申报多项，并撰写了分析陈述各花儿会不同文化个性的大通县老爷山花儿会、互助县丹麻土族花儿会、乐都县瞿昙寺花儿会、民和县七里寺花儿会等4个报告。文化部公布首批进入国家级非遗代表作名录的项目，除了青海的这4个花儿会，甘肃分别以洮岷花儿和河湟花儿为标志的花儿会当然也荣列榜上，其中就有岷县的二郎山花儿会。这使我更加认识了岷县花儿和花儿会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尤其是在岷县文化学者及甘肃文化界的努力下，岷县花儿的传承保护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甚至大大先进于周边省区的花儿与花儿会。岷县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花儿之乡”，岷县花儿还和其它“甘肃花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与国家级非遗代表作二郎山花儿会相互辉映，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空前提升，屡屡使我遥望钦佩。
对岷县当代文化研究的认知则是前几年的事情。2013年春天，我应邀前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做客，在曹宏举社长的办公室，我在他的书柜里找了两本书想拿走，曹先生说本来这都是样书不送人的，但对我这个特别的好朋友则例外。他还从另一个书架上抽出另一本书给我说：“这本书很不错，也是我社出的，有时间可以看看。”我看书名是《西天佛子源流录：文献与初步研究》，第一作者叫张润平。到了夏天，在西宁的“花儿论坛”会上，和润平第一次谋面，更多地了解了岷县学者在花儿及其非遗文化保护研究方面的诸多贡献，他们发表了大量的论文，编辑出版了系列著作“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丛书”，其中不乏佳著，如包孝祖、季绪才编写的乡土教材《岷县花儿》（分中学版和小学版）、季绪才编著的《岷州花儿选集》等。据我所知，花儿以正式出版的教材进入中小学课堂，这在其他省区是很少见的，让人不得不刮目相看。说明岷县的花儿研究人才辈出，已经形成了强势的学术团队。
会后，我们和郝苏民、马自祥、曹强等先生小聚，席间润平很少说话，我怕冷落他，就转移话题，问他的研究业绩，他才说围绕岷县文史，涉猎较宽，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出版过一本关于岷县佛教史方面的著作，我问书名，他报了出来。我大吃一惊，难道曹先生力荐的那本专著就是他的成果，但又觉得似乎不太可能。回家找出书一看，果然是润平的佳作，不禁肃然起敬。但为交往慎重起见，我又电话咨询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叶涛教授，问他是否知道甘肃岷县有个叫张润平的人，叶教授说当然知道，是一位有学问有能力有热情的学者，全国各地学术会议经常邀请他。北京的著名学者如此评价一个基层的学者，当然不会是随便瞎说的。当时我想，别说是一个县上的学者，既是省城工作的绝大部分地方学者，也很难在像中国社科出版社这样权威的学术出版社出版专著，因为一般来说，学术规范和原创性就做不到，更何况还得到多个知名学者的高度赞誉。由此，我对岷县文化人才更是倍加推崇。
这也再次验证了我一直坚持的一个学术状态判断：大地方与小地方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整体学术队伍而言，前者肯定显优势，而就个体而言就未必了。大地方和发达地方的学者占尽各种优越条件，有成就有地位是自然的，故而不必仗势恃才、盛气凌人；小地方和落后地方的学者只要谨严刻苦，做出成绩也不是没有可能，故而也不必英雄气短、妄自菲薄。今读《岷县百名花儿歌手调查实录》，同样证明了这样的事实。此著就是一部由岷县学者做出来的很有资料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得力之作。
首先，这是对花儿歌手系统深入地开展专题式调查的成果，富有资料价值。多少年来尽管各种花儿选本乃至于“全集”、“大全”之类屡屡花样翻新，但大多是从前人和他人的资料本和选集中重新编排，很少见到深入系统田野调查后形成的全新成果。而尤其是对活生生的花儿歌手，除了个别歌手外，更是没有人做过系统的调查访谈，一些介绍基本抄自州县基层部门的传承人申报材料，非常简略。可喜的是，岷县学者率先对全县花儿歌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访谈。从2013年开始，以润平为组长的专题调查组经过三年的艰辛努力，摸底233人，笔录采访146人，摄像采访114人，录音9000多分钟，录像16盘960分钟，照相3900多张，采录花儿歌词近4000首。正是这样的田野第一手资料基础上，才形成了这部分量厚重的实录。何须多言，这些调查数据就足以说明这本书的资料是新的，不是从别人的书文中辗转抄来的，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花儿传承世界，具有独特的资料价值，绝不同于那些重复翻版的东西。
其次，规范科学的访谈、记录和整理，富有科学价值。我国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历史悠久，但现代意义的科学访谈记录整理肇始于五四时期的北大《歌谣周刊》运动。之后顾颉刚先生对吴歌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堪称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经典，而张亚雄先生对花儿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则是花儿学术史上的范本。新中国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民间文艺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和民间文学的科学记录整理、民俗学田野方法的科学训练，出现了不少的民间文艺记录整理本，但非科班出身的学者大多还不自觉地延续着“采风”的方式，所以一些成果在科学性和可用性上大打折扣。让人惊喜的是，岷县花儿歌手的访谈、记录和花儿曲谱的记录整理都很规范，不仅完整地记录了访谈的全部内容，而且保持了歌手表述和演唱的原始面貌，在内容上没有拔高政治、形式上没有修改成“普通话”和“学生腔”，保持了民间文化的原生态。同时对花儿歌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注明访谈的地点、时间和访谈人；而对139首代表性花儿曲谱的记录保持了细微的演唱个性，并注明演唱地点、演唱者和记录者，还记录了相应的歌词，对方言俗词都做了简明准确的注解。这样的处理方式既较好地再现了岷县花儿传承的多元生活场景，同时也成为了促进洮岷花儿传承的科学方式之一。
再次，严谨扎实的调查、记录、整理和学理性的编排，都体现了岷县学者不俗的学术眼光。如何处理与使用相关资料，貌似简单，实际上反映着一个学者或研究共同体是否具备一定的学理素养和科学水平。本书虽然完全是调查实录，甚至连篇调查报告都没有，但不论是花儿歌手访谈，还是花儿演唱曲谱，都显示出了良好的记录整理原则和内在清晰的文化逻辑，这无疑是得益于润平等学者的专业素质和学术思考。几位作者就发表过多篇研究花儿和非遗文化的论文，如润平的《城镇化背景下花儿的保护与传承》、《花儿与诗经之比较》、《甘肃省岷县锁龙乡月露滩青苗会民俗事项考察》、《试析古羌族与汉民族的源流》等，我曾得读其论花儿的文章，不是经常见到的那种东抄西剽、套话废话堆砌起来的东西，不仅有新意，而且是学理性的表述，是有干货的学术论文。正是如此的学理素养做基础，才保证了调查实录扎实科学的可贵品质。
总之，我觉得这部调查实录不仅厚重，而且科学，是岷县文广局以前所未有的魄力，精心组织专家调查组实实在在地调查记录整理出来的，具有很高的学术资料价值、文化传承保护价值，堪称是多年来少见的力作，为学理性保护传承花儿做出了示范。因此我由衷地表示赞赏和推荐，并做此序。

                                          2016年4月28日于湟滨

作者：原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青海省民俗学会会长、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民俗学博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