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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先生自述
记忆中的小学和中学时代
现在，我介绍自己时，说三句话，人们很容易就记住我了。第一句话是“我姓郑，生在杭州，所以叫郑杭生”，这说的是我是哪里人。第二句话是“远看五十几，近看六十几，仔细一看七十几”，这说的是我的年龄。第三句话是说我“蒙受了不白之冤”。2010年总书记来视察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候，我们一群老教授聚在一块儿等待接见，戴逸老师看了我一会儿，问：“杭生啊，你这个头发染过没有啊？”我说：“戴老师，我这个头发是爹妈给的，‘原生态’的，从来没有染过。”他沉吟了一会儿，说：“杭生啊，你蒙受了‘不白之冤’了！”现在，这三句话已经成为我的标志了，我自我介绍的时候不用多说，光是这三句话就让大家牢牢地记住我了。
就我的经历来说，我的祖籍是浙江温州乐清。乐清现在有120万人口，差不多有40万在外地。关于乐清有一句名言：“有车轮的地方就有乐清人，没有车轮的地方也有乐清人。”现在乐清人在北京还有同乡会、商会，他们有的还聘我做顾问。
我父亲是个农民，后来自学了一段时间，到杭州高等法院做了书记，这个书记其实就是“记录员”。我1936年在杭州出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还不满两岁。接着我们全家逃到浙江余姚。那时候浙江有三北：姚北、慈北、宁北，我父亲和我哥哥就到了姚北。一开始他们在沙田区工作，后来又搬到城里，随后又到了南部四明山区的梁弄镇。
在南部四明山区，有一些让我印象很深的事情。我记得那时候吃的东西都没有油水，还经常吃竹笋，而竹笋是吸油的，所以吃了之后更难受。另外，小孩子得寄生虫病的也很多。与此同时，战争也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我们离很远就能看到炸弹投下来。到沦陷区去的时候，因为我年纪小，挑夫一根扁担两个筐，一个筐放着行李，一个筐放我，过关的时候，日本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殴打挑夫。这些事情都深深刻在我脑海里。
我的小学和初中时代是在余姚度过的。余姚县阳明镇这个小城，以姚江为界，分为江南城和江北城两部分。我家住在江南城的学弄里，进去就是以前的孔庙，那里有个第二小学。1944年，我开始在那里读书。1950年，我考入了地处城北、很有名的余姚县立中学念初中。也许是男孩子，智力开发得晚，我初一的时候还是比较调皮的，不过爱好文艺，自己偷着看《三国演义》等书籍。到初二的时候，我就知道用功了。那时候初中有代数、几何课，我基本上不用专门做题，其他的同学来问我题目该怎么做，我一边给他们解答，一边把我自己的题也做了。在这一时期，我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在我的启蒙老师张斌的耐心指导下，学习了一些钢琴练习曲，并且担任校合唱队指挥，这些都为我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文化修养基础。1951年的时候，我在《文汇报》上发表征文《我爱姚中》的小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获得了“品学兼优奖”，从此自己的信心也增强了。
我1953年初中毕业。中国的户籍制度开始严格实行是在1958年，所以那时还能自由选择外省的学校。我有个哥哥在上海，所以毕业后我有三个选择：考杭州高级中学、宁波中学或者上海中学。上海中学原来叫“江苏省立一中”，解放之后改称“上海市上海中学”，这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淘汰率很高，上海人一听到是上海中学的学生就肃然起敬。在自信心的驱使下，我决定报考上海中学。决定之后，我就出发了。先乘小火轮沿着姚江到宁波，再乘大火轮到上海。到上海之后，我哥哥问我：“你考什么中学？”我说：“上海中学。”那一年有8 000人报考，只录取400个，我哥哥打量了我半天说：“你行吗？”我说：“试试吧。”结果我考了153名，被录取了。可以说，在我的学习生涯中，考高中是最难的，因为后来我上中国人民大学是保送的。
上海中学实行住宿制，只有星期六下午可以回家。虽然我家离学校不算太远，但为了争取更多的学习时间，我一般周末都在学校，并不是每个星期都回家。那时候上中的教学质量很高，教我们的那一批老师后来都到大学教书了。因为知道学习机会难得，所以我学习特别努力。我们小地方的孩子到了上海，除了外语差一点外，其他的像数学、语文、历史这些科目的成绩都是相当不错的，过了半年我就差不多又是全班第一了。上中每年都有作文比赛，我的参选文章得到了一等奖。因为学习成绩和各方面表现都不错，我还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当然，在上海中学也有一些烦心的事情，比如学习普通话。我们这些外地人普通话说不好，上海人老笑我们浙江人说话，不过那样的环境对我学普通话很有帮助，普通话在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嫁”给中国人民大学
1956年我高三毕业，中国人民大学那时有提前招生权，在全国统考前招生。我的成绩符合条件，所以没有参加全国统考，被保送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选择志愿时，我那时还什么都不懂，看到哲学系的介绍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我想自己这两者都喜欢，于是就报了哲学系。那时候，进哲学系比进其他系难，学制是5年。在入学前的那个暑假，我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觉得挺有意思，所以选择哲学也符合我当时的个人兴趣。
进入人大哲学系后，我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一年人大第一次招高中应届毕业生，以前都是招调干生。当时人大哲学系一共招了大约200人，分成7个班，都是各地比较优秀的学生。在5年的学习期间，我研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听了不少校内外名师的讲课。当时《人民大学周报》还让我做通讯员，我给《周报》写了很多东西。此外，我还和经济系的谭宗伯一起创作了一首名为《毛主席描花人民绣》的歌曲，作为《人民公社大合唱》的第六曲，通过广播电台广播，在当时流传还挺广。
自从1956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之后，直到现在，我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人大，算是一辈子“嫁”给了人大。在人大当学生这些年，我觉得最有收获的一点就是遇到了一大批名师，他们给了我很多指点，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当时我们哲学系的系主任何思敬，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法学家、哲学家，在延安的时候还担任过毛主席的法律顾问，还精通德语和英语。我们系的萧前老师更是我的恩师。1961年上半年，我即将本科毕业，当时正在选择到哪里去工作。我曾想自己家庭出身不是太好，又有走“白专道路”之嫌，争取了多少年入党都还没有如愿（我直到后来到湘潭农村参加了一年“四清”运动后，才于1966年初加入中国），所有这些不利的政治条件，使我觉得留在人大可以说是一种根本不敢想的奢望，只能选择到那种自认为我还能去的地方。我曾想过去南昌，一位年龄比我大很多的姐姐在那里。我也跟许多同学一样，报名到祖国最需要的边疆去，但我心里很怀疑自己在政治上是否合格。
直到1961年的6月底，正当我为自己的前途反复猜度之时，组织上通知我，我被留在当时萧前老师主持的人大哲学研究所。这个出乎意料的消息让我感动不已，久久难以平静。我后来才知道，把我留在人大是萧前老师力主的结果。在我报到后不久，萧前老师——当时我们尊称他为“萧公”，他比我大12岁——找我谈话，谈到留我做他的助手之一的理由，主要是他觉得我对马列经典著作比较熟悉，外语较好，文笔可以，人还勤奋，为人不错等，给了我很多鼓励，也消除了我多年藏在心里的压抑感。我对萧前老师非常感激，前几年在萧公病逝后我还专门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怀念恩师萧公》。应当说，留在人大，给我提供了很好的起点、难得的机遇，是我人生道路、学术发展上最关键的一步。
留校后，我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主要是在哲学领域。1961—1962年期间，萧前、吴传奇、关锋、陈先达老师主讲“辩证逻辑”，我担任他们四位老师的助教，先后为哲学系本科五年级和研究班三年级辅导。第二年我开始讲这门课，第三年独立开课，后来还到北大去讲这门课，听众是哲学系本科五年级。可以说，本科毕业就当教师，并且很快能独立支撑一个课堂，这种情况还是很少的。教学工作之余，我也在努力撰写文章、翻译著作。1963年5月3日，《光明日报》的“哲学副刊”发表了我的一篇学术论文《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首先是建立科学体系的正确方法》，这是我对当时学术界关于“从抽象到具体方法”的争论发表的自己的一点见解。1965年，苏联哲学家柯普宁的《作为逻辑的辩证法》一书作为译著正式出版，我承担了其中大部分的翻译工作。
当然，那时候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师生分三路参加“四清”运动，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所在的这一路被分配到湖南湘潭的“四清工作团”中。在那里待了一年。团长是谭震林。这个团规格很高，谭震林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我们叫他“谭教授”。以前有一个说法是“湖广熟，天下足”，但一到湖南，我就感到与浙江的差距实在太大。湖南当时不仅穷，而且因为“大炼钢铁”，把当地的生态环境破坏了，当地群众生活很苦。我们作为工作队员，生活也很辛苦，伙食非常差。不过参加这次运动也很锻炼人，我学会了吃辣椒。
后来“文革”开始了，学校里“人大三红”和“新人大”两派争斗很厉害。我那时是属于保郭影秋这一派的，我和另外几个同志还组织了一个战斗队，主要负责宣传工作。我是个做什么事情都很专注的人，对方喇叭一广播，我听几句话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于是就开始写应对的稿子。广播一停，我们的喇叭就开始广播，反驳对方的观点。在这段时期，我练就了听广播快速写稿子的本事，但因为写稿子，晚上睡得太少，后来把身体弄坏了。军宣队进校那天，在人大原文化广场集会，我一站起来，在太阳下晕倒了。
之后，我和人大大部分老师一样，去了江西余江人大的“五七”干校，在那里当了三年石匠。当时需要我们自己打石头，自己盖房子。采石头既是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七八斤重的锤子，一天要打万把下。有时锤子没有打在钎子上，而是打在大拇指上，我的大拇指盖一共掉过三次。每次打到大拇指上，都要钻心疼好几天，特别是第一天晚上。打石头先是采毛石，即开出四边都是2米宽、20厘米高的大石头。这样先要在四边打一条20厘米深、8厘米宽的沟。这个工作完成之后，需要在大石头正中间打一个直径30厘米、深20厘米的圆洞，在圆洞底部打进去四个楔子，并在四个楔子上面的几个点轻轻地、均匀地敲，慢慢把一块石板掀起来。如果用力不均匀，厚薄不均，这块石头就废了。一块石板掀起来之后，把它切割成大概25块，这个叫“毛石”，还得再加工，之后就可以当砖使。一开始，我们加工起来不是很熟练，后来就非常熟练了，一眼就能看出平不平。我们最后的产品——“加工石”就可以上墙了。我们这些住在“水晶宫”的“打石连”战士，还需要帮助村民干农活，因为我们都是小辈，这种劳动的事情我们都得参加，所以我们戏称自己是“常委”。比如，采茶的时候去支援采茶，插秧的时候去支援插秧。夏天先“抢收”，后“抢种”，这样的“双抢”我们都得参加。
过去人大都是隔系如隔山，从来不接触。去干校的时候打破了这个隔膜，各个系的都混在一起了，所以我在那里认识了很多人，像经济系的胡钧、卫兴华、吴易风，党史系的许征帆，新闻系的郑超然等。在干校的时候，还有好几位教师意外死亡的。像担任过教务长的铁华游泳的时候淹死了，还有经济系一位教授项冲，他是从美国回来的一个经济学家，结果安排让他放牛，住在牛棚里，反差太大，他接受不了，喝敌敌畏自杀了。还有一些人使用电锯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指削掉了，等等。
从干校回来之后，人大被停办，整个哲学系被分配到北师大。这是郭影秋同志高瞻远瞩的想法，一个系的教师干部按建制成块进行分配，恢复的时候就能成建制地回来，我们把这叫做“批发”。从1972年到1977年，我在北师大待了大约五年，这期间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逐步恢复，并且常常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那时我主要讲授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面向北师大哲学进修班、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当时的人大哲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系统地开设了“反杜林论”这一课程，同时负责编写《〈反杜林论〉哲学编解说》一书，该书1979年以校内用书的形式出版。此外，我还带着北师大历史系的学生去清河卫戍区学军。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集中力量从哲学的角度揭露、分析、批判“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做了不少在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工作。我在国内主要报刊发表了近20篇文章，如《“四人帮”彻底背叛了我们党的一贯思想原则》、《论形而上学猖獗》等，其中发表在1977年《红旗》杂志第7期的《批判折衷主义，还是攻击两点论》一文，先后被翻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在《北京周报》第48期予以转载。由于这些作品，我在全国的知名度极大地提高了，还被戏称为人大几大“秀才”或“才子”之一。
与此同时，我还积极参加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发表了《为真理而斗争》、《立实践标准，破主观标准》等文章。1979—1980年期间，针对当时长期困扰我国理论界的“阶级”属性问题，我曾与李秀林合作在《人民日报》发文提出划分阶级只能采用经济的标准，对“阶级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范畴”提出了质疑。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李秀林、吴树青合著的《〈论十大关系〉中的辩证法》。197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我独著的《本质、现象、假象》。可以说，在这一阶段，我的所有文章和著作都贯穿一条主线，那就是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而到了这一阶段的后期，我的兴趣部分转移到了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上面，开始参加当时在北京举行的、由费孝通先生主持的社会学“月谈会”，并与人合作翻译了《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批判》一书，198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留学归国后创建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和社会学研究所
根据邓小平同志1979年恢复派遣留学生的指示，中国人民大学从那时起开始陆续向不同国家选派学者留学。当时有一个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英国进修哲学的名额，主要方向是分析哲学，我那时已经45岁，应该说不年轻了，但是我觉得时不我待，应当出去看一看，于是通过各种考试，取得了资格。说来也巧，我本来预定的是去英国伦敦大学所属的哲学系进修分析哲学的，后来他们要求交学费，而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学系免收学费，于是我就通过使馆转到了布里斯托大学专攻社会学，他们还给了我一个副研究员的头衔。这样，我就阴差阳错地走上了研究社会学的道路。
去英国前后，还有两个小插曲，第一个小插曲是1981年11月8日去英国的时候，有关方面和家属委托我在路上照顾费孝通教授，这使我有幸当面聆听到费老许多关于恢复和重建新中国社会学的想法，和费老的交谈，给了我许多直接的启发和启示。第二个小插曲是时任哲学系主任的伦理学家罗国杰教授写信给我，说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当务之急是现代西方哲学而不是社会学，他的好意提醒，又使我在进修社会学的过程中，不得不将哲学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样，我在布里斯托大学就一边进修社会学，一边进修分析哲学。
在布里斯托大学进修期间，我认识了钱伯斯博士，他是英国人，对中国问题很有兴趣，但中文比较差。我们两个人关系挺好，每个星期三在酒吧见面，他教我英国的东西，我教他中国的东西，一直保持着很好的联系。后来他当了外交官，是英国驻香港的商务专员。另外，我也在《光明日报》和香港《大公报》上发表过几篇文章，比如《从伦敦几处纪念地看马克思和他的学说》等。
可以说，到英国留学是我的一个学术分水岭，这以前我主要是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时在哲学界虽小有名气，但只能算是小打小闹。1983年底，从英国回来之后，我的研究方向发生了转变，主要研究社会学。当时受学校之托，我分别筹建了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
还在英国留学的时候，罗国杰教授写信给我，希望我回来能够开设现代西方哲学方面的课程，所以我重新买书，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同时开始筹划成立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回国后，1984年3月12日，我被正式任命为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主任。教研室成立初期，我们确立了进人原则：眼观六路，博采众长，避免近亲繁殖。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先后从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院校引进了一些“现代西方哲学”专业毕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同时也在人大哲学专业和西方哲学的硕士生中挑选了一些合适的人才，使教研室的教师人数迅速增加到七人。但后来由于三人出国未归、一人考上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人数又逐步减少了。
“招兵买马”的同时，我们也正式开课了。1984—1985学年第一学期，教研室给哲学专业本科四年级（1981级）系统地开设了“现代西方哲学”课程，我主要负责讲授绪论和科学主义思潮部分，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等，一共30多学时。这门课程得到了学生的好评，于是从此以后就作为哲学专业的必修课固定下来，并且课程内容不断丰富和充实。后来，随着我们教学和研究的深入，很快又在校、系两级开设了“存在主义”、“萨特与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解释学”等选修课。这些课程的开设，引起了同学们的普遍关注，很受他们欢迎，特别是其中一些选修课，如“存在主义”，选修人数达100余人，经常座无虚席。这不仅活跃了学生的思想，同时也促进了我们对这门课程的教学与研究。
除了开设专业课和选修课外，我们还开设了一些讲座。1984年9—10月间，《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的哲学编辑李冠英同志邀请我主持面向全国高等学校的“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评论”讲座，并在《教学与研究》上分9期刊登由我校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教师共同编写的8篇文章。这一系列讲座既扩大了我校现代西方哲学在全国的影响，同时也为我们编写现代西方哲学的教科书作了准备。后来，我们与《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合作，在上述讲座的基础上，我主编出版了《当代西方哲学思潮概要》一书。1988年2月，我和魏金声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也正式出版。
在社会学领域，我也牵头组建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1984年9月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我担任所长，当时只有我一个人。于是，我紧锣密鼓地开始招兵买马，组建工作班子，于1986年建立了社会学硕士点，并开始招生。对我来说，社会学真是白手起家，一步步建立了硕士点、博士点，进而建立了重点学科，并且在一级学科里排名全国第一。
总的来说，我从英国回来后最主要的就是建立了这两个研究机构，并且在此基础上开展现代西方哲学以及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而在学生的培养方面，从1985年到1992年，我先后培养了5届分析哲学硕士研究生和7届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张建明就是我校社会学第一批硕士生。1994年，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刘延东同志也是在我这里取得了社会学硕士学位的。从1987年到1992年，在我的主持下，社会学系还先后招收了六届本科生。
在此期间，因为学术研究的关系，我还与胡绳同志相知。从英国回来之后，我先是于1985年7月29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随后又在《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1期创刊号上发了一篇《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当时该刊主编张琢曾给我打来电话，说此文受到了时任社科院院长的胡绳的好评，后来胡绳还通过我校领导李文海教授向我转达了他的看法。此后他在家中接见了我，主要就我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以及社会学对象的两个观点交换了意见。他认为，我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的观点，解决了社会学领域一个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主要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批判的、革命的，而对社会主义社会是维护的、建设性的；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只有批判、没有建设。就此，我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提出了新的定义。此外，1986年的时候，第三期《红旗》发表了我的文章《正确看待现代西方哲学》，胡绳看后也很赞赏。
在社会学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学研究领域。关于社会学，我主要建立了两个平台。
一个平台就是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系，社会学的博士点、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凡是体制内的资源我们都争取到了。我很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给我提供了很多条件和机会，社会学界也让我担任了很多重要职务，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五届政治学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召集人，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学科评审组组长，中英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学全国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会长，等等。
在社会学的发展方面，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建了我们自己的学派，即社会运行学派。我先后提出了几个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还有社会互构论，每一个理论都有相关著作予以支撑。社会运行学派就是以我的学术理论为基础建立的。我们后来编了一本书，名字叫《社会运行学派的成长历程》，副题是《郑杭生社会学思想书评文章选》，这本书将1984年以来别人发表的对我的学术评论文章整合在一起。社会运行学派直到现在还很有影响，特别是出版了《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这四卷五本书之后，在学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现在很多人都在对社会运行学派的有关理论进行研究，并且很多博士生还用学派的观点来分析现实问题，比如用“社会互构论”的观点分析自杀的类型、贫困的原因以及社会发展中方方面面的问题等。以前分析问题都强调社会原因或者个人原因，我们从“互构”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塑造了个人，个人也在塑造着社会”，这就抓住了关键问题。现在我们正在筹办一份杂志，这样能更好地宣传学派的观点，扩大学派的影响。
我在社会学领域建立的另外一个平台就是培养人才的平台。在创建学派的同时，我还培养了一些很不错的学生，他们有的从政，有的搞学术研究，在所在的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像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李守信、上文提到的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张建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葛延风，这些都是我的学生。我的学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就更多了。现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处长的洪大用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位，他得过2001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这篇论文迄今为止还是社会学界唯一的一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另外一个学生黄家亮获得了2011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现在我们学校社会学系的李路路、郭星华、陆益龙都是我的博士生。为了学术思想的传承，我觉得在人才培养方面还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加大工作力度。
除了培养社会学的研究和实践人才外，在这一阶段我也开始着手撰写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的专著，并且开始组织编写《社会学概论新修》等教材。随着社会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先后参加了意大利、美国、秘鲁、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举办的一系列国际学术活动，发表演讲和学术论文，在国际社会科学界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可以说，近二三十年来，虽然我逐渐把重点从哲学学科转移到社会学学科，但直到现在，我仍然感觉自己受益于哲学。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在社会学领域取得一些学术成就，与我曾经系统地受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训练不无关系。哲学看待问题的视角，透视思想的深度，以及对待各种思潮的态度，所提出的方法论，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学者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洞察力。就我自己来说，我的社会学思想在许多方面就受到了哲学思想的影响，比如萧前老师的哲学思想就对我的社会学研究很有启益。我认为，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社会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具体学科，永远需要哲学的指导，也确实需要从哲学中汲取灵感、分析框架和方法论。当然，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与哲学也有一定的区别，它更是一门实证性或经验性的理论科学，能够证明和证伪。在这么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一直要求自己开设的课程既要有哲学的深刻性，又要有社会学的现实感。马克思主义学院为博士研究生开设“马克思主义前沿”课程，我依然是其中的授课教师之一。
担任副校长，积极做好国际交流、职称评定工作
我从1987年开始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直到1997年，前后一共10年时间。我长期分管外事等工作，在这10年间，我觉得我给中国人民大学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跟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当时英国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叫杰姆斯，我跟他接触多了，比较熟悉之后，有一次我就带着一种批评的口吻跟他说：“你们英国人就是眼光短浅，你们老是支持办语言学校，然而跟一个大国的联系，语言只是一种工具，政治、国际关系、经济、社会、环境这些才是主要学科。你们大部分注意力都只是放在南方，而北京才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你们应该也支持北京高校的发展，并且不仅仅是语言类的学校。”我还告诉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大学乐意保持与美国和欧洲交流的平衡，我们也希望欧洲能有自己的影响。他非常赞同我的观点，回去研究之后，他告诉我：“我们好好合作吧！”
就这样，英国文化委员会每年给中国人民大学三万英镑，人民大学可以每年从五个学科中的每个学科派出两个人到英国留学，持续三年。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中国人民大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使得中国人民大学同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威尔士大学兰彼得分校等五所高校建立了联系。此后，人大国际政治学、环境学、社会学等学科先后派出教师去相应高校留学，三年下来，每个学科至少派出了六七位教师，这样总共派出了大约40人去英国留学，现在这些人都是各学科的骨干力量。人民大学后来还建立了英国研究中心，在这个基础上又扩大为欧洲研究中心。那段时期人民大学跟英国高校的交流比较密切，英国大学的校长会也在人民大学召开。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其他的外事活动。
在我担任副校长期间，还分管过四届职称评定工作，从1990年到1993年，我经手提的教授将近200人。那时候职称评定是一项很棘手的工作，而且一次没有争取到40个教授名额是很难评职称的。我分管这项工作以后增加了几个规矩。一是在评职称的时间上，以前是年底评，那时在我的建议下提前到6月底评，因为国内许多政策都在上半年实施，这样对教师有利，这个规矩也一直保持到现在。另外一个规矩是关于评职称前我见不见人的问题，我说谁都可以来见我，但来见我的时候只许说自己够资格，不能说别人不够资格，这样就不会耽搁太长时间。还有一个规矩是关于送礼的问题，我明确提出可以送书，但绝不能送别的，有了这一条规矩，也解脱了我自己。
在评职称的过程中，我在黄达校长他们的支持下还处理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我让人事处做了一项调查，就是从国外留学得到博士学位回来的、建国初期是教授而现在不是教授的人有多少，结果这样的人不到10个。另外一件是我让人事处调查一下解放初期是教授但现在不是教授的有多少，结果也是差不多有10个。这两部分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不小，他们怨言很多，所以我就打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向黄达等校领导汇报了我的想法，他们都支持我，于是我就请这些同志来开会，我跟他们说：“我现在可以先给你们一个教授的头衔，但我没有权力给你们加工资，过一段时间，如果碰到机会，就能把工资解决了，你们愿意接受就签个字，如果觉得这跟工资不挂钩，不想要也可以。”当然，他们都接受了。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工资也都涨了，这样他们就都没有意见了，也都说人大不错了。这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都挺有社会影响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既能维护人大的声誉，也符合党的政策，对人大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分管评职称这个工作很棘手，但在我担任副校长的这十年里，把这项工作制度化了，并且每年都评，有些老师今年评不上，明年还有机会，所以整个职称评定工作基本上还是比较平稳的。总体上我觉得，自己在这十年的任职期间，还是做了一些实实在在、对中国人民大学发展有益的事情。
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我平时喜欢喝点酒，但我会“科学喝酒”，而不酗酒。我总结了“科学喝酒”的四条原则：一是总量控制不超量，二是小步快跑慢慢品，三是心情愉快不皱眉，四是让每一个酒分子都起到作用。我觉得慢慢喝酒是一种享受，中国的酒文化太深远了，喝酒也是文化继承的一种表现。实际对我们中国古代的先人来说，一生主要是两件事情，一是喝酒，二是造坟。古代铸造的青铜器大多是酒器，或者为酒器服务的东西；同时，有点身份的人都热衷于给自己造坟。可以说，酒和坟这两样东西都蕴涵着深厚的文化，也为我们留下了很多文化上的东西。
此外，我从小就喜欢体育运动。我打太极拳、练太极剑很多年。复校后，我参加过一个打太极拳、练太极剑的团队，在李德印老师的指导下，得过北京市太极拳比赛的团体奖项，还在北京得过“太极剑集体冠军”。我也喜欢登山，过去是逢山必登，逢塔必爬，而且必须爬到顶。有一年去河南开封，那个开封塔很高，但我很快就爬上去了。还有一次到安徽出差，我专门抽出时间去爬天柱山，第二天，一位陪我去爬山的年轻同志都感到下楼有困难了。
对于音乐，我也有一定的兴趣。在我读初中的时候，跟着我的音乐启蒙老师张斌一起抄乐谱，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一些音乐方面的知识。那时候学校每天早晨要升国旗、唱国歌，在这个仪式上，我负责指挥。指挥也很不容易，我练习了很长时间，但第一次指挥的时候还是很紧张，站在台上腿都有点抖，后来慢慢就习惯了。那时候我也就十二三岁，后来才觉得这种锻炼很必要，起码提升了我的胆量。虽然我能指挥，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嗓音并不太好，所以我基本不唱，主要搞乐器。我们这一代人，主要对苏联歌曲感兴趣，听起来很悠扬，现在的流行音乐就不怎么欣赏得来了。
有时候人家问我是怎么保健的，其实我真的没有好好保健，我就告诉他两句话：“胡作非为”、“肆无忌惮”。到我这个年纪还喝那么多酒，可不就是“肆无忌惮、胡作非为”？当然，真正说到保健的问题，我觉得有两句话挺有道理，一句是“一个人太关心自己的健康，就不健康了”，还有一句是“世界上的人90%以上都是让医生治死的”。说到底，就是要保持身心的健康，这才是真正的保健。
如果要总结我为人处世的原则，应该就是做事认认真真、实事求是，为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我曾先后两次提出自己的座右铭，一是“求学与为人并重”，“求学”要求自己勤快、谦虚、创新，“为人”力求做到律己、助人、大度；二是“方向要正确，人品要高尚，学问要扎实，身体要健康”。我也愿意把我的这两条座右铭拿出来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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