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2)
——二论21世纪民间文学研究的时代使命
刘锡诚
前文说“民间文学既是历史上形成的文化遗产，又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民间文学的这种特点，就决定了民间文艺学既是遗产学，又是现代学，必须面对和研究民间文学的当代形态。但，客观地说，民间文艺学界同仁们对于当代即21世纪头一个十年我国民间文学的生存现状，尚缺乏在实地调查基础上的深入研究。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三套集成”及其县区资料本中所收录民间口头作品，是20世纪80—90年代民间文学工作者从老百姓口头上记录下来的，可以代表那个时段上中国民间文学在老百姓中流传的活态状况。尽管其中有个别地方做得有欠科学，但瑕不掩瑜。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中国社会开始转型，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构到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间文学也不言而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各地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和民间文学研究者们在“集成”之后提供的后续记录材料。国家文化部于2005年至2009年发动了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笔者曾两次参加文化部组织的督查组，走访了一些省市县，仅就民间文学的普查来说，我之所见，各地所提供的，仅仅是所谓“信息”，而不是民间文学讲述现场的文本记录，即使不是走了过场，也算不上是一次认真的民间文学科学普查。非政府组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三套集成”之后，这几年又在组织《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编纂和出版，我手头没有可靠的资料，据说已经出了二百多本了。我没有看到编纂这套大型《全书》的规范文件，只是读了几本成书，我读后的结论是，基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县卷本的编余材料，根本不是21世纪的当代流传形态的口述作品的记录文本。
我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来，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和高等学校民间文学老师也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陆续推出了一些比较规范的、合乎科学性要求的民间文学选本。仅就我所见到的，有如下一些选集：辽宁省《谭振山民间故事精选》(公民县)、《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沈阳市于洪区)、《满族民间故事·辽东卷》(上中下三卷);吉林省《满族说部》(26部);山东省《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浙江省《西施的传说》(诸暨市)、《刘伯温传说》(青田县)、《海洋动物传说》(洞头县)、《嘉兴端午习俗民间故事》(嘉兴);江苏省《白蛇传精粹》(镇江市)、《吴歌精粹》(苏州市)、《沙家浜石湾山歌集》(常熟市)以及学者周正良与陈泳超搜集记录的《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常熟市);陕西省《长安斗门牛郎织女传说》(西安市长安区);广西自治区：《嘹歌》(苹果县)。等等。至今没有看到权威部门发布的全面统计材料，以上所列民间文学记录作品出版物仅仅是我所见到的。显然，要根据这么几本书来研究21世纪之初民间文学的活态现状，是远远不够的。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满族民间故事——公布后，保护主体单位组织了六个满族自治县的实地调查，调查采录的成果编为《满族民间故事·辽东卷》(三卷)一书，并对若干健在的老故事家80年代讲述的故事与这次调查中讲述的故事文本进行了对比研究，以探讨30年来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民间故事的变化。他们在辽宁省境内六个满族自治县调查时，发现一些老故事家讲述的民间故事，比他们20世纪80年代调查时讲述的同样一个民间故事，情节显得简单了，语言也没有30年前讲述的丰富了。
时间进入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非遗”时代的民间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之中国是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沿海和内陆的情况也相差甚远，所以我们要对民间文学的活态状况做出深入调查，做出回答。各地的民间文学研究者们，特别是那些进入了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的保护单位，应该像辽宁“满族民间故事”项目保护单位所做的那样，适时地组织一次田野调查和采录(有条件的地方，除了笔录外，还可利用录音录像等现代手段)，把现在活在民众口头上的民间文学的形态记录下来，并进行比较研究，探求民间文学在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城镇化的社会条件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也是建构中国式的民间文艺学的要求。
(五)新事故传说和都市传说问题再认识
李扬先生翻译了布鲁范德的《消失的搭车客：美国都市传说及其意义》，在民间文学界，主要是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同行们中间掀起了一阵小小的热浪，我也在网上读了黄景春等学者写的一些有关文章。其实，我们面对这个问题久矣。1963年上海最早盛行讲述新故事，出现了一些故事员，创作了很多新故事。其中吕燕华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她在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小蒸公社讲故事。上海曾经就新故事开过研讨会。如何对待新故事运动成为民间文学界的一个难题，文化大革命前夕，1966年5月，我和另一位同事曾被派往吕燕华所在的上海青浦县朱家角去做过调查。
从1965年下半年起，我被调到《民间文学》编辑部担任临时负责人，主持刊物的工作。在我的头脑里，新故事不是从传统的民间故事的结构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而完全是根据一个既定的主题创作而成的。像是小小说。因此，我认为新故事不能归为民间文学，应该算是群众创作。在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文章，甚至社评，也都是把新故事当做群众创作。但民间文学界在新故事问题上分成了两派，争论很大，到后来吉林民间文学研究者张弘同志提出了“改旧编新”的主张。民间故事是传统民间文学中的一种体裁，是在漫长的时间段里，经过一代代的群众的创造、不断加工琢磨、添枝接叶而形成的叙事作品，有的作品甚至形成了一个比较定型的母题，而不是像作家创作那样的个人创作出来，没有经过一代代群众的加工琢磨的叙事作品。
现在我们读到的美国的都市传说，我以为与我们中国20世纪60年代曾经出现过的新故事有相似之处。那些新故事是个人的创作，在群体中的传承传播的历史很短，几乎没有流传的历史可言。这样的作品，虽然具有口头性(口头性只是民间文学的特征之一)，但没有集体性、变异性、传承性，也没有民间作品常有的模式化特点，故而很难被认为是民间作品。正像我们现在所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那样，一个地方上申报上来的项目，是否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的要求，专家们内部控制在大体要有一百年的流传史，就是说大体要有晚清到民国前后至今的百年流传史吧，不够这么长的流传史的项目，就不能承认它具备了“非遗”代表作的资格。
美国的历史不是很长，没有中国这样丰富多样、流传生命很长的民间文学。晚年旅居澳大利亚的华人民间文学学者谭达先博士在世时，曾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历史太短，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民间文学，有的都是土著民族的口头文学。现在布鲁范德的都市传说，似乎与我们所说的街谈巷议相近，比如某日在公共汽车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如杀人啦，抢劫啦，事情发生后，会很快在市民中传开。这种故事在美国可能算作民间文学，但在中国却很难被认可。因为它很难具有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故事情节、叙事语言，也很难在一定社区中被多次重复传述、被群体持续认同。尽管我不认同把已经看到的都市传说算作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但这并不妨碍民间文学研究者去研究它。
我要讲的21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使命问题，亦即中国式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问题，到此就结束了。谢谢大家来听讲。下面欢迎老师和同学们批评。
此文系2013年3月6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前沿讲坛”上的讲课记录整理稿，发表于《民族艺术》2013年第4期 )
[1] 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99—101页。
[2] 朱自清《粤东之风•序》，《民俗》周刊第36期，中山大学历史语言学研究所，1928年。
[3] 拙作《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文艺报》2001年12月8日;拙作《民间文学向何处去》，《社会科学报》2007年5月24日。
[4] 安民、刘锡诚、潜明兹《试谈《中国民间文学史》中的两个问题》，《读书》半月刊1959年第6期。
[5] 胡愈之《论民间文学》，《妇女杂志》第7卷第1期，1921年1月，上海。
[6] 徐蔚南《民间文学》，世界书局1927年，第3页，上海。
[7] 郑培凯主编《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4—5页，桂林。
[8]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15页。
[9] 拙作《对几个民间文学问题的探讨》，《思想战线》1980年第1期，昆明。
[10] 如陈友康《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实困境和未来出路》(《河北学刊》2009年第1期)一文，对某些论述提出了批评和商榷。
[11] 恩格斯《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民间文学》1962年第1期。
[12] 果戈理《论小俄罗斯歌谣》，满涛译，见刘锡诚编《俄国作家论民间文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1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14] 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七•不识字的作家》。
[15]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译本，第四分册，第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16] 郭沫若《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民间文学》月刊1958年5月号。
[17] 参阅拙作《春神句芒论考》，《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