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建大教堂，可否”沙龙一瞥
宗艺在线3月3日讯：
曲阜建基督教大教堂一事，自2010年12月22日十名儒家学者联署《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以后简称《意见书》)成为网络热议焦点以来，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中华文化圣地建大教堂的话题虽已成“冷饭”，但其背后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方式问题、儒耶对话途径问题、基督教中国化的困境、文明交融中的冲突等诸多话题恰恰是人们应该冷静下来所应思考的。
有鉴于此，2011年3月1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青年学者自发举办了一次青年沙龙，对此网络话题加以讨论，主持人为基督教研究室唐晓峰副研究员，参与沙龙的学者有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段琦研究员、周齐研究员、周伟驰研究员、刘国鹏副研究员、赵法生博士、石衡潭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陈明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卢云峰副教授等学者与各界人士约40人。学者们就曲阜孔庙旁是否可建教堂展开热烈讨论。
作为《意见书》的署名者之一，陈明博士首先发言，他向大家介绍了该《意见书》草拟并发表过程，并声明自己是以儒教的推动者、研究者、对中国伟大复兴有意识的知识分子这几种身份来参与这次署名活动的。针对此次事件，他主张文化的多元性不是“强化的多元性”，不是在孔庙旁建一座基督教大教堂便可实现的，这种作法无异于文化搭台，而非文化因素在唱戏，在此过程中，让基督教力量获得了建造大教堂的机会。他声明，自己不反对在合理的地域以合理的规划建造教堂以满足信徒的信仰需求，但不是在孔庙附近建如此大的教堂侵犯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损害儒家文化信众的情感，社会固然是多元的，但多元共有的前提应是礼貌与尊重。发言中，他希望借助此次事件呼吁大家关注儒家及儒教的合法身份，进而解决儒家目前面临的困境，而这些他认为不是学院派的儒家学者所能实现的。
陈明博士的发言除了指摘一些非文化因素在此次事件中的参与外，整个发言基本上是从意见书所阐明的立场出发的。确实如他所言，教堂可以建，但在曲阜这座“中华文化标志城”，在距离孔庙3公里的地方修建一座几乎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等高的哥特式教堂，是否合适?尤其是一些基督徒将在此儒家的“圣城”修建一座“大教堂”当作一种“荣耀”，看作是“上帝极大的恩典”，甚至看作是对于中国文化的“征服”时，这无疑伤及了倡导儒家复兴者们本已脆弱的心理。“身份”尚待明了，乏有“信从者”也就认了，罕有践行者也就罢了，但还由不得那整天“挤兑”传统文化、妄想“成全”儒家的“洋教”到我们的祖兴之地“显示上帝的荣耀”。这点甚至连基督徒自己都看不过去，有基督徒网友留言：“儒生们站在中华文化的代表者和悍卫者的立场上提出的抗议，我以为主办方也是不能不注意和考虑的。我做为基督徒，并不认为建个超大教堂，尤其是在不考虑当地人的文化背景和民族感情的前提下来做这事是件聪明事。这种事对于教会的发展，上帝的荣耀未见得是重要的。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乃是活在信他的人心中。”
针对此次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中心赵法生博士则从“理”和“情”两个方面谈到他的理解。从理性上讲，他并不反对基督教，甚至对基督教会有些许好感。因为基督教在帮助弱势群体方面、进行社会服务方面无疑做出了一些贡献。但从个人感情上说，“我则反对在曲阜建大教堂，原因很简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外，他还提到，基督教在中国呈现迅速发展的态势，甚至在曲阜也出现这一现象，原因“不在于基督教把儒教打垮了，而是我们自己把儒教打跑了。……孔庙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器，儒家也因此游魂化。”儒家下一步要怎么发展?赵博士主张“要体制化，而不要制度化，同时更重要的是走民间化的路径”，而在此过程中，儒家可从传教体制上向基督教学习。
法生博士在这里所说的“情”为多数网友所认同，在凤凰网关于曲阜将建大教堂的调查中，截至2月底，共有18000多为网友反馈意见，其中接受在曲阜建一座高度远超孔庙大成殿的教堂的，有4336票，占23.1%;而不能接受的有13435票，占71.6%;认为在这个事件中信仰自由与文明间互相尊重得到兼顾的网友占23.6%，认为未得到兼顾的占58.6%。同时，在法生博士的理性对比与分析中，我们可解读出他对于儒家生存状态的无奈及他对于儒家出路的考量。
陈明博士和法生博士的发言得到了周伟驰研究员、周齐研究员、刘国鹏副研究员及卢云风副教授的响应。周伟驰研究员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对基督教有过与今天相似的逻辑：如果在梵蒂冈建孔庙，梵蒂冈会做何想?当年在雍正皇帝全面禁止天主教时，曾找仍在宫廷任职的传教士巴多明、戴进贤、冯秉正三人谈话，想获得他们的谅解。雍正解释说，他并没有说天主教是伪教，并没有说它跟白莲教一样是邪教，也并没有摧毁教堂，驱赶巴多明等人。雍正认为，天主教应该将心比心，“如果朕派一队和尚喇嘛到你们国家传播他们的教义，你们该怎么说呢?你们如何接待他们呢?”雍正还说，在其先父康熙治时，他们只能看着天主教发展。“你们想让所有中国人都变成基督徒，这是你们宗教的要求，朕很清楚这一点。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变成什么呢?变成你们国王的臣民。你们培养的基督徒只承认你们，若遇风吹草动，他们可能惟你们之命是从。”(见孙尚扬、钟鸣旦著，《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第410-1页)
周伟驰对陈明的观点作出回应，他认为自从清末梁启超等儒士——现代知识人开始将传统儒教视为一种“哲学”以来，“儒学”就成为一种现代学科里的学科了，知识化了。从牟宗三、唐君毅这些人那里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将儒教和希腊、现代哲学靠拢了。那么儒学与作为宗教的儒教如何处理?我所关心的不是外在的建制，那也许是很容易的，只要有社会环境和社会力量支持就可以了。我所关心的是内在的问题，义理问题，如果儒教不能建立起自己的崇拜及其义理系统，不能在现代社会很好地说明为何中国人还要崇拜“天地君亲师”，那就会证实“儒学”所说的儒家只是一套伦理和哲学系统，就从根本上没有建立宗教建制的必要性了。如果儒家只是一套伦理系统、一套哲学系统，它的独特性何在，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把儒教只是作为教化之教，它教的是什么呢?还是三纲五常那一套?陈寅恪说儒教就在三纲五常、白虎通一套、纲常家庭社会组织一套，那它在现代社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如果儒教是一种宗教，如康有为那样“以孔配天”，或康熙那样“敬天法祖”，那倒也有独特之处。问题是它跟别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相比，它的“灵性”竞争力如何?宗教性够不够?如果“灵性”不够，宗教的渲泻情志的力量不够别的宗教、安顿心灵的范围不够别的宗教广大，那它怎么办?所以现在如搞儒教，如蒋庆那样恢复天地君(国)亲师是否就够了呢?还是需要在“灵性”上加强?当然，如果象一些“儒学”学者所说儒教只是伦理和哲学，那就在学校里让学生背背书、多加些儒家经典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搞作为宗教的儒教了。但这样它就没有“实体”了，只是一个游在教科书里的“游魂”了。
周伟驰并开笑话地说，想写一文，叫做“孔子上广场，老子很生气”，主要是讨论“孔子上广场”现象背后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国家公权力与宗教的关系。国家是否能在不违反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下，只支持或利用某一种宗教，而对其他宗教不能一碗水端平?凭什么只有孔子能上广场?老子、如来佛、基督上哪儿?他们难道不生气?而宗教若与政治捆绑在一起，可能从长远来看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天主教、二十世纪早期的俄国东正教、满清末年的儒教，殷鉴不远。想把儒教搞成国教是危险的。国教固然能掌握权力，但权力势必导致其腐化，数的扩充不代表质的提高。儒教还是回到先秦时代的样子比较好，在民间和草根发展，成为稳定社会的力量，真正影响世道人心，润物细无声。现在问题的关键确实正如陈明所说，要先拿到“执照”，而不要奢望成为“国教”。第二个问题是宗教之间的关系，它又跟第一个问题紧密相连。历史上，各教各派自然有一种竞争的关系，在现代政教分离原则出现以前，它们或者暗斗，利用拉笼政权削弱敌手，增强自己，中国历史上的情况大多如此;或者明斗，直接掌控政权，彼此厮杀，如欧洲宗教改革后三十年战争之类、美国早期清教徒各派互相敌对都是其现象，政教分离是被这种情况逼出来的。政教分离要求政府保持中立，不能本身确立一个国教，否则就又是裁判又是运动员了。如果能够真正做到政教分离，各宗各派各种学说自由发展，不干预掺和政治，而是彼此在社会公益、道德教化、灵性培养上“竞于善”而不是“竞于权”“竞于利”，则我国文明的伟大复兴就隐然可望了。
国鹏博士认为“这种看似偶然的现象，其实背后有必然因素，基督教、儒家都是弱势群体，一个魂不附体，一个被斥为外来宗教，这次事件好比是‘两个残疾人’之间的战争，如今一个有了觉醒意识，而另一个因为人们基本价值体系的沦丧而没有了传播阻力，于是儒家便把基督教这个弱者作为假想敌”，事实上，公民社会的建设，离不开多元文化的并存，这一点是儒家及其拥护者所无力扭转的，这这种多元并存的局面中，基督教文化必然是其中一环。儒家要做的是寻求一个可行的方案来复兴，而如今这种方案，无论是孔教化、体制化都缺少可行性，在这种背景下，失去了古代皇权的依赖，没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儒教”只能被其他思想所吸收，而失去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卢云风博士则从身、心、灵三个方面的分殊来说明儒家复兴的障碍，他认为儒家在理论上及实践中解决人的身、心问题，这是可能的，但他们对“灵”的关注比较少。信仰和体验所体现的宗教性，即灵性，在过去民间儒教中有，但在精英儒教中比较少见。儒家的复兴必须在这些方面做努力，而不是追求一个合法的“执照”和“身份”问题，如果这样变会陷入“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论，与其陷入这些理性的争论，还不如做些实实在在的有生命力的行动。对此，周齐女士认为，儒家思想毫无疑问仍然是我们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是，现代社会远不同于传统社会，理论和现实上都有太多问题，理性的讨论乃至争论是必要的。历史地看，宗教间的对峙是难免的，强调宗教宽容的理念和立场，是保持宗教多样性的良性发展和使冲突不至于恶性激化的一个基本前提。
沙龙中，来自世宗所的石衡潭博士则认为在这次事件中，无论是儒家学者，还是基督徒都有他们的不足，儒家学者的不足在于在情感上把基督教当敌人，而实质上两者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冲突和敌对。基督徒方面则表现为对儒家的思想及情感了解不够，无法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在他看来基督教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去摆正。文化需要有主体性，但基督教与此无涉，因为它不能完全用文化来涵盖，它有超越文化的一面。一种文化只有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与补充之后，它才会有所更新。儒学功能主要在教化方面，而在灵性上与基督教并不冲突，基督教恰好是对儒学的最好补充。石博士也讲到在明朝就有“儒家基督徒”，如明末基督教三大柱石：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还有韩霖，他的《铎书》就是熔基督教信仰与儒家伦理于一炉的典范之作，在当时被广泛宣讲。利玛窦所开创的合儒补儒超儒路线是正确的。儒家也好，基督教也好，不要对立。基督徒也要对中国文化做贡献，儒家也要对基督教敞开胸怀。历史上，基督教进入希腊罗马世界时也遭遇过拒斥与迫害，可后者的态度后来改变，这样，它就并没有因外来冲击而衰落却反而得以更新。针对此次事件，他认为基督徒并非获益者，而是遭到了外部力量的“绑架”。
此外，沙龙中，学者们还就建制性儒教的途径、基督教在中国的扩张性及其反作用等方面展开讨论，这些讨论虽无法达成共识，但却为青年学者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诸多思想、洞见，更重要的是提供了现实关切的视角。世界宗教研究所卓新平研究员在总结中提到，我们有着这些争论是必然的，这实际上是中国人在当前社会转型中的一些困惑、误解、忧虑，甚至是愤怒。宗教的问题，直到今天的中国社会，一直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是社会对宗教观念的认识，再一个是宗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认识。无论如何，宗教是一种社会生命的形态，他不需要建制，也可以有所发展，他建议学者们观察与参与，并希望从中产生大思想家，并期待日后的青年论坛能够进行更多此类讨论，并持之以恒。
附件:
曲阜孔庙大成殿 [时间:2011-5-29 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