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农村“宗教热”的兴起?
阮荣平
[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发布日期：2011-04-04 |
“十二五”规划中，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均筹资水平将会提高到300元以上，这意味着新农合人均筹资水平将在“十一五”平均155元的基础上翻一番，保障能力大幅度提升。当然，很多人会直接将其解读为“民生改善”之举。这自然没错，但它的意义不仅于此，实际上，类似“新农合”这种农村公共品建设另外一个功能是提供一种互济型的社会资本，从而“替换”掉农村存在或增长的其他社会资本形态——例如宗教。
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截止到2007年，我国明确信教(即明确承认自己有宗教信仰者)人数已达3-4亿，明确信教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在22%之间，模糊信教者(即没有承认自己有宗教信仰但也不完全是无神论者)所占比重为60%，人数达8-11亿。1990-2007年，17年间明确信教比重增长了340.20%，年均增长速度达20.01%;模糊信教比重增长了46.00%，年均增长速度达2.71%。其他全国性调查以及地区局部调查也都显示，宗教在我国发展迅速。
我们首先需要问的是，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农村“宗教热”的兴起呢?
诸多学者试图对中国居民信仰结构变化原因进行解释。现有的解释主要是集中在宗教管制和宗教供给方面, 该解释一般假设个体的宗教偏好是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宗教市场管制政策放松, 导致了宗教供给增加, 在信仰需求一定的条件下, 自然会引发信教数量的巨大增长, 最终导致“宗教热”。
这种解释对于我国居民信仰结构的巨大变化有一定的说服力, 但它并不能解释农村居民信仰结构的变化大于城市居民信仰结构的变化。要解释城乡信仰结构的差异, 就要注意城乡经济基础之间的差异。而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背景下, 公共物品供给是城乡经济基础差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保障又是公共物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该角度能否提供更多有关农村居民信仰行为的解释呢?
按照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宗教信仰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不是被“忽悠”的结果。农村居民的信仰行为是其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进行信仰选择的时候, 他们权衡收益与成本, 信仰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也是在试图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信仰组织的社会保障功能很有可能是农村居民信仰行为的主要收益之一。这些社会保障功能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包括在劳动、资金等方面的相互帮助，以及在面临生病等风险时的相互安慰以及看病等化解风险信息共享等。而获得此社会保障所带来的效用主要取决于其所面临的风险, 风险越大, 该保障所能带来的效用就越大; 同时宗教的社会保障与世俗的社会保障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 世俗的社会保障水平增加, 宗教社会保障功能需求就会下降。因此，当个体面临的风险越大时, 其信教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当个体能够从政府和社会那里获得的社会保障水平越高时, 其信教的可能性就越小。
2008年我们对河南省X县的40个村和340个农户进行了宗教信仰调查，调查结果表明: (1) 人们所面临的疾病风险越高, 其宗教选择的概率就越大，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 农民信教的可能性就会变大。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因病信教”。(2) 社会保障水平能够显著地降低信徒的宗教性,社会保障水平越高的农民其宗教参与时间就越短、宗教贡献就越小;(3)“新农合”的开展能够有效地降低农村宗教信仰的增长速度。“新农合”开展之前平均每年新增信教人数为4.04人, “新农合”开展期间平均每年新增信教人数为4人, “新农合”开展之后平均每年新增信教人数则下降为3人。开展之后比开展之前的信教人数下降了近25 %。据此来看, “新农合”的开展对农村宗教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我们的调查还发现，“新农合”开展时间越早的村庄其信教比重就越低。“新农合”开展时间每推迟一年，村庄信教人数就会增加约41人。
这些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对宗教信仰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人们参与宗教主要是想通过获取宗教组织的社会保障而规避其所面临的风险，如疾病等。而当人们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世俗社会的社会保障(如政府或者其他非政府组织所供给的社会保障)时，宗教社会保障给其所带来的效用水平就会下降，从而会导致宗教选择概率的下降。
在调查中我们也询问了信教者的归信动机，结果也表明，人们信教的动机主要也集中在今生收益的增加, 而不是来世回报方面。信教者祷告的内容主要是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平安和幸福等。这些结果进一步表明，目前我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宗教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下所造成的。当人们不能从政府和社会那里获得其应对风险的社会保障时, 那么他们只有求助于神灵, 皈依宗教。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宗教信仰转型是由于政府和社会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造成的，即宗教对政府或者社会其他组织的替代导致了其自身的发展。且不论宗教发展起来以后的影响是好是坏，但就社会的有序发展而言，也应补上这一缺位。政府为农村提供的公共品越多，产生的“挤出效应”越多，意味着转型期间的思想稳定性就会越强。公共品建设不仅是改善民生，而且是稳定人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阮荣平)
本文转载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