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润平

我们还有必要再去写书吗？

张润平

昨日一位写小说的朋友来家闲聊，我也很想与他谈谈，也就是给他提点意见，建议他恪守最初的写作之路，继续挖掘和营造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学世界，而不要追求时髦，去跟踪《上海宝贝》的屁股寻求发迹。他很不以为然，并且闹气地说不再写作了，激动地述说了两个理由：一是周围群众、朋友瞧不起写书的人，他特别列举了县上各个学校的校长的反应，还说书出版后，就像行口的（当地方言，对讨要饭的人的一种称谓）。二是现在发表作品，有个潜规则，我突破不了。据说要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发表一篇小说，作者要倒拿出10万元贿赂编辑。在这些刊物发上一篇作品，你就是全国的著名作家了，发不上，你就是写得再好，也是没有人承认你的。有高水平的作家多得很，可就是挤不进全国著名作家的行列。我对这位朋友的创作以及他的态度不作任何评价，只是应他的话题产生了些另外的感想而已。
第一个理由，我知道底细，自己搞发行，自然就如行口的，东家进，西家出，主人吝啬的，或者确实也不够富裕的，就乞望尽量少要上几本；东家慷慨的，也是比较富裕的，就乞望尽量多要上几本。这种情况在当地比较普遍。因为当地近十多年来已经形成了自费出版书籍的风气，平均每年出版10本书左右。当然，这中间正规出版物不多，更多的是属于内部刊物。小地方毕竟有小地方的局限性，搞文化的人应该要超越地方性的局限来看待文化问题，不能因为他们的诋毁就放弃对于文化的追求。对于文化的追求，其实是人类最为根本的追求。因为人所追求的一切价值和利益，都必须要通过文化来认证或者是确认，否则，就会失去追求的所有意义。
第二个理由，如果那是真的话，让我心里感到非常难受，促使我进一步以此类推地反问：我们还有必要再去写书吗？
文学创作是这样。那么各大专院校的研究生、博士生、副教授、教授，全国何其多啊！他们为了混口饭吃，为了评上更高一级的职称，为了拿到更多的经费，在这种不正常的体制的挤压下，他们每年要出版多少本书啊！这么多的出版物中，泛滥的成分能够占到几成？
想到这些，如我等基层的地方文化热心者、爱好者，再有必要去写书吗？由于类似我等的基层文化热心者、爱好者的努力，已经出版的书，泛滥的成分能够占到几成？对于笔者来说，可以不脸红的坦诚，在这个地方，许多年来，对地方历史文化遗产，能够力求站在全国的历史高度进行全面系统把握的学人是相当少的，而笔者能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岷县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性、地域性，地处祖国版图几何中心，史前文化遗存久远而绵延丰富，是少数民族的发源地和聚集地，却历朝历代作为边关对待，对好几个朝代产生过巨大影响，不站在全国的历史高度去审视，就难以认识其真面目。目前对于地方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才刚刚开始，才编写了两本书《人文岷州》《岷县史话》，自己独立完成待出版的有两本书，与人合作撰写今年就能出版的尚有两本书，资料已经收集齐备，计划写作的还有近10本书。季羡林先生在给张元济先生《读史阅世》一书的序中，对“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做了更为透辟的诠释。读书是天下第一好事，那么写书不就成了天下第一好事中的好事了吗？我国全民性的对于书的崇敬与狂热，特别是全民性的对于各类名著的崇敬与狂热，起于1978年，昌盛于整个八十年代，至于九十年代初期，就逐渐消退了。而到了本世纪初期，对于名著的热衷，可能就仅仅只剩下几个不得不读的各个学科的学人了。
事实胜于雄辩，在当下，书成了什么东西了？可读的书，能够占到几成？读书的人能够占到几成？能读正正规规学术著作的人，能够占到几成？由于昨日一席话的刺激，使我对于写书确实产生了怀疑。我们还有必要再去写书吗？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民俗，一种新的极为要害的民俗，值得我们及时去扑捉、去深思。希望各位老师给予批评。                           
2011年1月14日

杏雨飞扬

岷县自费出书精神值得肯定，虽然层次可能不够高，但也是支撑地方文化系统的要素之一。而能够站在更高层次，实属不易，期待更多、更好的作品的问世！预祝成功！

张润平

谢谢文老师的鼓励！顺祝春节快乐！

车前子

著书作文是心中有话要说。出书呢，也算是一种人文价值体现，乡间读书人有此作为要鼓励。它确实是地方文化累积的需要，尽管这些著作可能没有一部是震古烁今的鸿篇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