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刘瑞琳：因理想而魅力
刘瑞琳：因理想而魅力
(本文已刊发在《出版人》杂志2010年第19、20期)
记者 田伟青
2010年的中秋节，让北京的众多艺文爱好者留下了不同寻常的记忆：3天内海内外20多位华语文化影响力人士聚首京城，一场大party，两场高端论坛，13场文化沙龙，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创意生活面面俱到，微博、视频等新媒体广泛传布……经过广西师大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的努力，首届“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让这一切成为现实，捧出一席难得一见的文化盛宴。现场5000余人次的参与，网上五六千条的微博留言，海内外数十家媒体的竞相报道，有些报纸甚至以数个整版予以完整呈现。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一个出版机构竟拥有如此的能量?答案就在时逢10周岁的北京贝贝特凝聚起来的一群高品质作家和一支有理想又务实的出版团队身上。而这一切背后一直保持低调的“女当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瑞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理想国文化沙龙举办期间，刘瑞琳着一件白色立领衬衣，配一条玫瑰色长丝巾，出现在各活动现场，热情干练地迎来送往，掌控局面。这样一位精致又大气的女人，在执掌北京贝贝特的短短7年间，带领40多位员工，打造出一个有着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人文出版品牌，同时实现了效益型发展，出版码洋从3000万稳健增长至1个亿，年均增幅超过20%。如今，在北京贝贝特10周年之际，刘瑞琳又打出“理想国”的旗号，重新聚合手中的文化资源，提升企业的文化影响力，以综合的媒介与立体的模式回馈社会，酝酿着下一个更广阔的文化生态圈的愿景。
资深出版人三石对刘瑞琳的评价是：“十分出色的知性女人,十分优秀的出版人”。当刘瑞琳谈论出版理想的时候，少有人不会被其热情所感染;当涉及具体业务时，也少有人不会为其细致到位和雷厉风行而感慨，诸般相互矛盾的品质在她身上难得地聚合在一起。那么，这位充满魅力的出版人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带着这个问题，《出版人》杂志对刘瑞琳进行了专访。
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北京贝贝特，刘瑞琳正在跟经济学者柳红谈新书出版事宜。稍候片刻，她出现在了会客厅，简洁的灰色外套，淡淡的小烟熏妆，一如既往的职业又不失时尚气息，在将近3小时的采访中，刘瑞琳对作者、对员工、对自己生活态度和出版事业进行了阐释，记者也由此拼接出了一幅刘氏魅力拼图。在刘瑞琳的身上，洋溢着现代出版人崭新的观念与激扬的活力，同时又承继了中国出版人最可宝贵的传统——人文情怀与文化担当。
以心换心赢作者
在此次理想国沙龙上出现的20多位嘉宾，几乎都是零报酬的参加，这让同行艳羡不已，也让刘瑞琳深深感动。熟悉北京贝贝特公司的人，都会记得在那座隐藏在和平里一处居民区的安静小楼的门口，那道由数十幅作者头像组成的作者墙，白先勇、木心、许倬云、易中天、陈丹青、梁文道、蒋勋……北京贝贝特之所以能团结这样一支高品质的作者队伍，并不是凭借什么天价版税，而是与刘瑞琳“经营作者”的理念是分不开的。
从2004年的《姹紫嫣红〈牡丹亭〉》《袁氏当国》《娱乐至死》，到2005年《退步集》刮起的陈丹青旋风和2006年的“木心年”，再到2009年激发的“梁文道现象”，刘瑞琳执掌北京贝贝特的7年里，公司“从经营书到经营作者”的思路逐渐清晰，对作者的服务，不只是新书出版的营销策划，还有作者的立体化经营，同时，贝贝特更注重与作者的日常交流，“向作者提供完整的营销策划方案是我们基本的操作环节，作者会知道我们将把他的书稿操作成什么样子，在市场有多大的影响”。久而久之，作者就变成了朋友，“好的资源在我们这里汇聚，关键是我们怎样用好，这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不是一个商业的问题，共同的文化追求和彼此间的信任是关键。”刘瑞琳告诉记者。
“我所有的东西都要给刘瑞琳出”，“你(蔡国强)的书如果在北京贝贝特出，我愿意给你站台”，画家陈丹青曾多次在公共场合表达过对北京贝贝特的支持。“刘瑞琳就好像一股春风”，在接受《出版人》采访时，陈丹青这样形容她。他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刘瑞琳的情景，2001年的秋天一个夜里，通过一位老师的介绍，30岁出头的刘瑞琳径直闯到陈丹青家造访，“风衣、皮靴，快人快语”，这是陈丹青对刘瑞琳的第一印象，“干练、亲切、率真，这些品质在一个女人身上同时出现，是当时出版系统里难得一见的实干派作风”，两个性情相近的人相遇，稿子很快就谈定了。一年后，《多余的素材》面市，从那以后，刘瑞琳就成了陈丹青唯一的出版人，刘瑞琳走到哪，陈丹青的书就跟到哪。而对于老朋友多年来的支持，刘瑞琳只有感激。
令她感激的不单单是一个陈丹青：白先勇的新文集和回忆父亲的书稿十分抢手，但在大陆早早就定下了广西师大社;请他写新版序言，题目竟然叫《牡丹因缘——我与广西师大出版社》。梁文道为了让台湾新锐作家骆以军的书花落北京贝贝特，多次游说骆以军本人和台湾出版方……这样的事不胜枚举，“通过跟我们的合作，他们内心产生认同，所以不遗余力地四处鼓吹，特想让别的好的书稿也在我们这儿出”。这也是刘瑞琳真诚待人、以心换心结出的善果。“人的交往是相互的。我对这些作者都很真诚，同时也比较率真，大家交流起来很简单，不复杂。”刘瑞琳说，“我对作者都非常理解，他们把自己呕心沥血的书稿交给你，寄予了厚望，就像把孩子交给你来代养一样，这是天大的信任。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从他们手上挣一笔钱。我是觉得他们对我们这么信任，做不好对不起人家。真的，最难受的是书做得不好。”
虽然对作者报以尊重和理解，但北京贝贝特的退稿在业内也是闻名遐迩。对此，刘瑞琳有着坚定的原则性。“这当然会伤害到出版社与作者之间的友情，但是，你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高兴。得不得罪人，这不是我要考虑的问题，重要的是要保证出版品质，保证出版水准。也许不一定是水准的问题，只是不符合我们的出版方向。不过，我相信只要是理由充分，而这位作者又有足够的视野和足够的宽容的话，他应该能理解。”
然而，仅凭真诚是远远不够的，良好的专业素质也是刘瑞琳赢得作者信赖的法宝之一。一位北京贝贝特的员工告诉《出版人》：“有的选题可能我们去好几次都谈不下来，刘总出马一两个小时就能拿下了。”刘瑞琳这样认为：“既然要做出版工作，就一定要有出版的专业水准。I如果想拿到书稿，每个人都会比较真诚，但我觉得作者不会把自己的孩子托给一个没什么水平或没什么能力的人。所以，你的坦诚、你的专业水准、你的实力都是挺重要的。”
身体力行育员工
在采访中，刘瑞琳不喜欢提到自己，说起来总是“我们”，这个“我们”指的就是全体北京贝贝特人。自主持北京贝贝特以来，刘瑞琳想方设法培养人才，采取师带徒的方式，不遗余力地为年轻编辑的成长倾注大量的心血，尽量给每一个有才干的员工提供施展的平台。正是这样一个具有理想与专业务实，同时又稳定而有活力的团队，凝聚为企业的骨肉，保证了北京贝贝特的出版品质与持续发展。而这与刘瑞琳的个人风格和管理理念密切相关。
陈丹青说刘瑞琳是一个很“正”的人。这个“正”首先就表现在刘瑞琳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上和爱憎分明的个性上，对于自己厌恶的，她毫不含糊;对于自己认同和热爱的，她会投注以火样的热情。“我小的时候好像就挺有社会责任感的，不像一些女孩子更多关心私己的事情，而是很关心社会问题。我特别希望社会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好，这会影响人的判断和行为。所以，当我有机会做出版时，取向自然就向人文方面偏重了。做出版，如果什么赚钱什么流行就做什么，那这个人想的肯定只是钱。”这样的价值取向通过刘瑞琳的言传身教，自然而然地传递给全体北京贝贝特人。她常常对员工说，要把做书当作一门手艺，得融入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而刘瑞琳在多年出版实践中积累的产业经验，以及力避诸种好高骛远与浮言空谈的风格也影响着员工的职业能力。
除此之外，刘瑞琳也很注重公司环境的塑造。在硬环境方面，北京贝贝特的那个别具风情、富于生活气息的四层红砖小楼在业内和文化圈享有颇高的知名度，“我不喜欢写字楼，太压抑，工作环境是我们自己的，每天在这儿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还长，所以要轻松一点”。
而软环境也同样让北京贝贝特的员工有强烈的归属感。刘瑞琳上任后，广泛借鉴其他出版机构尤其是台湾出版社的经验，建立了规范而灵活的管理体制，建立合理的考核机制，既充分调动员工活力，又避免绝大多数出版社采用的以利润为考核目标的简单做法。与此同时，团队的人情味和单纯的工作关系也是刘瑞琳非常看重的。虽然刘瑞琳平日对工作的要求非常严格，但在接受《出版人》采访时，很多员工却表示并不“怕”刘瑞琳，更多的是一种佩服和信任。员工告诉记者，为了筹备这次的“理想国”文化沙龙，北京贝贝特全民总动员，整整忙了2个月，有些员工甚至常常熬到深夜，以至于刘瑞琳不得不把他们赶回家休息。她也是一忙起来就忘了时间，扛不住才在沙发上躺一会……说起这些，刘瑞琳都已经记不太清了，
在她看来这些直接从校园走出、家乡又大都是在外地的年轻人在北京打拼很不容易。“我和员工其实挺有感情的，我觉得他们都特别好，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份工作、能开心地在一起，同时也希望这个集体能真正给员工帮助。单位对于个人来说，重要性不亚于家庭。如果没有一个很稳定的单位，没有一个可依靠的集体的话，你就会觉得在这个社会上很孤单，很漂泊。”在企业文化中，刘瑞琳还一直主张认真做事，简单做人的原则。“北京贝贝特留下来的员工，在气质方面有几个方面会比较相近：第一要喜欢书，要是不喜欢书，你会觉得这份工作很枯燥无味，又挣不到大钱，做起来没那么有劲，也不会认真。第二，人一定要很好，要简单一点，我希望公司里有友情关系、有工作关系，但不要有人际关系，不要有所谓的办公室文化。”
这两年，刘瑞琳对员工管理的理解更进一步。“我觉得要让员工觉得我只要努力工作，在这儿一定会被信任、会被尊重，然后也有相应的回报。这样多年以后，大家会觉得留下来是值得的。做管理者有这个责任，在这方面，我现在感到的压力挺大的。像我们的许多员工也不是没有别的选择，他们之所以那么长时间留在这儿，我相信重要的一点是看到这个公司一天天好了起来，你要不断进步才能留得住大家。这也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正因为这样的努力，自刘瑞琳到北京贝贝特以来，虽有一些员工流动，但骨干和中层队伍几乎没流失，只是不断加入了新鲜的活力。
情有独钟爱出版
对刘瑞琳的业务能力，陈丹青给出这样的评价：“她敏锐，果断，说做就做，是一个好编辑，一个天生的出版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出版就是她最喜爱做的。”这可谓知音之谈。1989年哲学硕士毕业后，刘瑞琳进入山东省社科联的《山东社会科学》杂志做编辑，3年后，恰逢山东画报出版社刚刚成立，面向社会招聘，初为人母的刘瑞琳即刻前去应聘。当时山东画报社除了招图书编辑，同时也在为自己的杂志和报纸招人，而刘瑞琳很干脆地只选了出版一个意愿。“记得我去应聘的时候，当时的总编汪家明问我为什么做出版，‘因为我喜欢跟书打交道，也喜欢跟与书有关的人打交道’，我是这么回答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喜欢和不喜欢很清楚，不会迁就着去杂志社或报社。我就想做出版。”
就这样，这个倔强果敢的年轻女子开始了自己的出版生涯。其时，刚刚成立的山东画报出版社朝气蓬勃，既面向市场又追求品位，这给刘瑞琳的职业能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她的两位领路人——出版社总编汪家明和编辑部主任冯克力也对她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是很幸运的，这两个人都是有理想，有追求，有能力的，让我在做人、做事方面获益良多。”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10年对刘瑞琳来说特别重要，培养了她对出版敏锐的触觉、良好的品位、准确的判断，以及超强的沟通能力，令她迅速脱颖而出。
然而，刘瑞琳面临着新的困惑，“老的事业体制下的出版社按照官本位的规则来运作，根本不利于出版的良性循环”，她萌生了去意。2003年，在当时广西师大社社长肖启明的邀请下，刘瑞琳来到北京，接手了兼具体制内的稳定性与体制外的灵活性全新模式的北京贝贝特公司。这对刘瑞琳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但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她说自己并没有经历什么纠结与挣扎。“我一旦意识到在老的体制下没有前景，就下了决心要离开。我的判断很果断，不会患得患失。我不会去想，如果还是到一个国有的大单位，也许马上就可以升个级别什么的，那对我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做出版本身对我来说有意义，而当人比较简单的时候就容易做出选择。”
刘瑞琳的到来，全面改变了北京贝贝特的出版面貌，陆续推出了很多有分量和影响力的作品。同行称赞她敢出书，刘瑞琳却觉得这很自然，是文化使命感使然，“我对出版的意义的理解就是——传播文明。一种文明一定要有必要的宽容度，我为什么会选择出一些书，我觉得这些声音让这个社会不傻，让这个社会清醒并产生活力，这样社会才可能进入一种良性循环。表面看好像是我们敢出书，其实不是那么简单，要有选择。从我心底来说，我希望出版对这个国家有意义的、对百姓有意义的产品，出版增加文化丰富性的产品。”
如今，回顾20多年的出版生涯，刘瑞琳坦言自己很满足，“我是非常乐观不会后悔的那种人。可能有人说你牺牲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牺牲了健康状况啊什么的，我却一点都不觉得，这可能是个性使然吧”。而从事这个为他人做嫁的行当，也不会让刘瑞琳感到遗憾，“我特别愿意看到这些作者影响力日益变大，不是说我多么伟大，我觉得人各有各的满足，这些作者都是给社会带来思想、文化、艺术的创造性的人，而我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天赋，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服务型的人，这是心里话。同时，这个工作还可以和那么多一流的人交流，本身就能带来满足感，这可以说是职业福利”。
问起刘瑞琳对未来的想法，她却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我觉得我把每一天做好就好了，我不太想很久以后的事情。除了出版，我好像别的也做不了，真的，即使是出版我也不一定能做好。我没有那么多的野心，行业内的影响力、知名度、官位啊，真的没有想过，我就是想做出版，喜欢出谁的书就出，我觉得对我最好的评价就是书做得好;而我最开心的，就是想象自己在这样一个僻静小楼内安安静静做书，做一辈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