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历史人类学的漫长之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德国和瑞士民俗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转变
(本文为未刊(译)稿，仅供中国民俗学网及其民俗学论坛和民俗学博客内部交流，请勿引用)
前记：雅各布·坦纳(Jakob Tanner)教授是从事欧洲近现代社会史和经济史的史学专家，或者说是“有人类学启蒙的历史研究者”。受青海会议主办方赵宗福院长和叶涛教授的委托，我应该和坦纳先生商量出一个既和他的研究领域有关，又能对中国民俗学界有裨益的演讲题目。我最初的建议是让他讲近代欧洲从工业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过程中，金钱在市民社会中构建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角色和功能，把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和他见面谈话中，他谈了很多 鲁道夫·布劳恩(Rudolf Braun) 这个从民俗学起家却背离民俗学(拒绝接手苏黎世大学民俗学教席)、在对人的经济行为分析上在芝加哥大学与文化人类学者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惺惺相惜并合作共事、却对自己有坚定的社会史专业认同感的传奇人物。我觉得在这个人的身上恰好看出了三个学科的纠结，是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和叶涛在电话上商量一下，我们决定请坦纳贡献他对学科建设与转型的思考。于是我们给出了上面的命题作文—通向历史人类学的漫长之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德国和瑞士民俗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转变，坦纳也欣然接受，为青海会议合身定做了这篇演讲。
演讲内容梗概：
演讲的主线是德语学术界“历史人类学”这一学科的艰难出现过程及其学术思想的背景。历史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正式出现很晚，可以说1993年《历史人类学》杂志的出版是这一学科的标志性事件(最早在德国出版，目前该杂志移居苏黎世大学，坦纳为其主编之一)。其思想源泉可以说来自三个方面，即美国的文化人类学、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和德国的日常生活史。两个核心人物分别是鲁道夫·布劳恩(Rudolf Braun，*1930)和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 * 1941)。
坦纳的演讲首先对一个人文学科出现和发展的机制做了一些理论上的思考。他从迪尔泰关于人文科学的理解出发，认为一门人文科学是认识论上对文化的理解(hermeneutic understanding comprehension of culture)。任何一个学科的出现都是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条件的产物，同时学科自身也强制自己的存在具有社会意义。洪堡理念中的以真、善、美为纯粹取向的理想学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在分析学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时候，他借用了布迪厄的 场域分析模式。学术的场域包含了学科的相对的自主性，学科的语言、问题、科学研究的内在的逻辑，而社会的场域包括了社会影响、政治利益、意识形态的压力和公众的期待。两个场域之间进行互动的核心机制是一个学科的折射力量，是学科的转化能力(Breaking power/ transformational capacity of scientific disciplines ，所有的英文均出自坦纳自己的准备的ppt文件)。也就是说，一门学科不可能无视于社会的要求，但是科学场域也不可能完全容许社会场域的全面穿透。至于一门学科能怎样面对社会场域做出反应，则取决于该学科的内部构成(configurations)，即该学科的自主性、方法、理论、问题意识等。在谈到纳粹时代的德国学术界时，历史学家Hans-Ulrich Wehler曾经这样写到：“几乎所有著名的社会学家都移民出走了，几乎所有著名的历史学家都自愿地适应了，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正与纳粹的意识形态没有什么不同，在更大的范围上甚至可以说是全等的” 。在某种程度上， 学术场域可以被理解成“变压器”，它把社会的期待和获得社会意义的强制转化进学术研究的日程中。 一个学科的自主程度越高，它就越有可能将那些自外面而来的或者说在它身上发生作用的外在力量，按照它的内在的逻辑来折射，将它移译成其自己的语言、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有些学科过分地迁就社会的期待，有比较弱的折射度。它们就被政治化，它们提供管理知识，进行政治咨询，他们专门致力于论证统治的合理性、研究社会技术和社会掌控知识。换句话说，他们力图让自己变得有用，借助于与国家权力或在经济和管理中强有力的利益组织的密切关系而获得名声。这一趋势降低了一个学科领域的自主性，提高了学科领域内部的多样性。该学科的外在的存在理由与内部的瘠弱的学术逻辑同时并行。在极端的情况下，一门学科会沦为纯粹的论证工具，去满足国家或其他财源提供者的需求。与此相反，也有一些学科，它们对社会的影响保持着距离，试图去提高其内部的自主性。他们集中地、实地并且客观地观察社会的发展，使用独立的方法论和理论构想，在学术研究中对社会进行解析和评论。这样的学术策略可能会与政治上的短期利益相碰撞，但是长期来讲，正是这样的独立和自立的研究才能对社会政治冲突的构成、技术和改革的社会后果预测作出有学术分量的预警评估。一个领域的高度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减弱一个学科社会利用价值，这只是以另外一种折中的表现方式来实现而已。(本段译文忠实译自坦纳讲稿，见原文第6-7页 。坦纳对中国学术界并不了解，并非特意面对中国有的放矢)
民俗学、人类学和历史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面临着转折。其一明显的标志是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融通。坦纳在这里提到了几个在人类学界广为中国读者深知的名字，Evans-Pritchard, Marvin Harris, Marshall Sahlins, Clifford Geertz。在人类学内部，他们各有学派分属，但是历史学家从外面看到的是，尽管他们各自对人类行为的解读方式不同，但是其共同的倾向是拒绝以忽略时间为代价的结构—功能主义的静态解释，将人类学与独特的历史问题意识结合在一起。另一明显的标志是“工业社会民族志”呼声的出现。面对战后消费社会的出现，学者有必要对新出现的社会结构和动力做出分析和解读，而这些经由实地观察而获得的知识对政治经济决策层至关重要而又不为他们所知。
从学科史的表层看来，转折似乎并不明显。在各个学科，经过短暂的“去纳粹化”之后，纳粹时代的学者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有的甚至担任带头人的位置。坦纳认为，人员甚至一些学术概念上的延续性都不是转折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志，最关键的当属一个学科场域的构成(configuration)。在一个充分民主、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学科的自主性得到长足发展，使得学科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和独立性，也是使这些学科能够参加国际交流和对话的前提。这一期间在德国和瑞士，来自大洋彼岸的影响特别多。社会史的基础，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有意思的是，在七、八十年代，正当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将数据分析大为简单化的时候，以量化分析为主导的社会史在思想上却无法前行。在意大利，一些非正统的历史学家开始寻找新的道路。在反对以进步为核心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下，微观史学诞生了。Carlo Ginzburg是这一学派的主要领军人物之一，他曾经写到，他在1977或者1978 年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与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结构模式不同的是，他们要达到的是对特殊历史环境中的人的行为做出真实的描写。微观史学的观念正是历史人类学的核心所在：行为主体的行动空间来自于一个社会规范体系与制度安排的不相吻合之处。尤其是Giovanni Levi将意大利的微观史学靠向英国社会人类学的传统，使它更走近那些将“经过人类学启蒙的社会史的重要遗产”进 行薪火相传的美国历史学家Natalie Zemon Davis， David Sabean。
德国史学界六十年代还主要受法国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关于“长时段”思想的影响，来自法国的日常生活史和文化史的潜力在德国和瑞士都很少得以展现。民俗学对历史学可能带来的意义，在六十年代末就得到了关注。Thomas Nipperdey曾经指出，布劳恩著作中的“历史学中的人类学范畴”，因为布劳恩“从一个实地经验的角度出发，用民俗学的手段将以一个地方的工业化过程当中民众生活的历史”进行了描写和分析。Nipperdey认为，这样的著作在新的研究问题下，挖掘了新的材料，把传统的材料进行了新的利用，它发现的是“在具体的群体和时空当中人的历史变迁”。按照Nipperdey的评价，布劳恩在极高的程度上实现了“新社会史中的人类学纲领”。但是，布劳恩从来没有打破社会史的范式，在他所有的研究著作当中，他都极其敏锐地指出社会不平等问题。他的这种对历史的导向开启了将“历史性的社会科学”转型为“历史人类学”的可能性。但在当时，布劳恩并非历史学的主流。Jürgen Kocka这样回忆到：“当我们这些年轻的社会史的追随者在转向那些限制、包围和决定了人的生活内容的宏大结构和过程，布劳恩虽然也支持我们，但是他还是坚持，不要忽略内里的层面，即工业化时代大多数小人物的经验和习惯，希望和失望，日常生活和心智。这些虽然不合时宜，但是能带来很多新的知识。”同样的命运也可以放在七十年代早期被归类在Mixtum compositum 旗帜下的一些历史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不过当时的“历史人类学”还只是一味催生素，并未形成结果。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开始出现在关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文化研究当中。关于“社会历史的大师”和“日常生活史的小写手”之间的论争其实是双方均希望出现的，在德国也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日常生活史学者与社会运动站得很近。他们也被称为“赤脚历史学家”，有非常强的地方传统意识。他们的口号是，“你站在哪里，就在哪里挖下去。”地方性的关联开启了很多研究纳粹政权的途径，那些避而不谈的凶手和追随者、那些并非引人注目的、日常的抵抗形式都成了可做的题目。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和口述史的方法证明对那些关注人类、个人和群体的经验与回忆世界的历史学项目非常有吸引力。从中也引发出与社会史“宏大叙事”相区别的“小历史”。日常生活，这一在人类生活中由习惯和惯常重复为主导的部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得到社会史的任何注意，现在得到了双重意义上的关注：一方面它展示出的是它的丰富多彩和独特，另一方面，它也展示了“看不见的”和社会没有对此进行反思的不平等关系和剥削形式。从这个角度上看，日常生活史与性别史非常接近，在揭示生活和工作关联上有相似的视角。
出自日常生活史和历史性的文化研究、同时也出自民族学和人类学并且在理论上最具有创新意义的文章，当属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 1984年的论文《摇橹船中的传教士?》。开篇的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去扑捉和表述历史进程的双重构造、固有的和被生成出来的诸多关系的同时并行性，大型结构与主体实践之间、生产生活及统治关系与当事人的经验和行为方式之间复杂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梅迪克强调，历史性的社会科学无法为这样的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所谓的“结构的客观含义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角色”也无法言之成理。因此他要求“开掘出一个可替代的视角”，它应该放在agency 这一概念上， 即历史主体的行为能力。这一研究角度的核心是重构那些人行动于其中和人借助于此才得以行动的象征形式、文化上的意义图式及社会行为。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人在“行动中获取意义和文化上的自我阐释只能在由阶级构成的、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多层次的社会进程中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1984年梅迪克对“历史人类学”这一标签还是充满着自卫式的条件反射，在上面提到的文章里，他三次提出要与“德国的历史人类学”划清界限。与这个词汇联在一起的是太多的负面的联想，在德国“人类学”一词意指体质人类学和种族学，有太多的前科。同时，历史人类学这一概念也与哲学人类学的奠基者的名字不可分离，如Max Scheler， Helmuth Plessner， Arnold Gehlen。 梅迪克认为，和这些名字连在一起的历史人类学是一条“林中之路”，因为它要追寻的是“超越时代、社会和文化的行为方式”。可是梅迪克面对人类学民族学的问题并不避讳。他批评的恰好是一直还存在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分工”，“历史学被指定来关注大的转变，历史人类学去研究基本的人的行为方式”。这样，他要求在历史中考虑到“人类学的认知方式”并将其理解为“社会史面对的挑战”。
直到冷战结束以后，在“短暂的二十世纪”结束之后，这一语用的领域才有所变化。那些到目前为止将自己的研究归类于“日常生活史”、“性别史”和“经验文化研究”的历史学家终于跳出“历史人类学”长长的语用阴影，开始谈及“历史人类学”。1993年，以此命名的杂志得以出版标志着在这方面的核心性的突破，在第一期的发刊词上，主编提出这一出版物将 给“广义的文化概念”、给那些“小”而“浓”的描述性的真实世界的切面、给来自社会内层的视角提供一席之地。
在梳理过历史人类学的学科思想和学科实践过程之后，坦纳做了三点总结：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那些在历史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交叉面上生长出来的、有历史人类学取向的研究方向还未能脱颖而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和讨论领域在八十年代以来从日常生活史、性别史和文化史中找到了路径。二、如此一来，历史人类学就更为强调不听命于国家政治调遣的独立性。历史人类学将自身描写为跨学科的项目，它不仅具有社会意义，同时在方法论上也不吝于反思和面对新的概念。对政治上被工具化的怀疑以及学科领域中多重的要求并没有让这门自主的学科退居到大学的象牙塔里，相反，它被推向民主的、合法性的利益，找到了以民主为基本点的影响渠道。 三、最近的大脑研究、“神经经济学”、认知心理学和其他的带有试验性的研究方向，导致的是“人类学的去历史化”，这与历史人类学的方向正好反其道而行之。越是在媒体中基因科学、生物行为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不断地被推进，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条和文化科学就越没有必要因此陷入悲观主义之中。事实早就表明，从生物学角度来解释社会文化的区别以及整个人类的文化进化所得出的结论，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历史人类学提出的问题会是过时的。
后记：坦纳先生已经结束他的八天中国之行顺利回到苏黎世。除参加青海湟源做了关于历史人类学的演讲之外，他还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做了题为“Switzland for Sale —二十一世纪初关于瑞士国家形象的历史人类学思考 ”的演讲。他说这八天对他来说非常短暂、非常有意思，青海和北京、中国的民俗学者和人类学者都给他留下了极其美好和深刻的印象。他感谢会议的主办者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赵宗福先生和中国民俗学会叶涛先生的邀请，感谢期间中国学者对他的关照和饶有兴趣、启发的交流，帮助他了解中国和中国的学术风格。我个人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全程陪同坦纳先生，和他的谈话总能令我耳目一新、受益匪浅。坦纳的书面演讲稿措辞精炼，是书面风格，而非口语风格。我虽然尽力准备，仍不能尽善尽美。这山寨版的同声翻译，于他于我都没有经验。加之，内容上也有些临时的改动。首先我发现用德语表述和汉语表述在逻辑顺序上不完全相同，甚至有前后颠倒的地方。而坦纳先生在准备英文的ppt文件时，也发现原稿的逻辑也有可以做调整的地方。所以，无论他的演讲还是我的翻译都有即兴发挥的地方。会下，我向他承认，在翻译过程中夹带了私货，并没完全忠实他的原话。他说：我发现了，虽听不懂你的汉语，听到你提到的名字，猜个大概，就把那些可能被你说过的话跳过了。至少他比较有把握，我不会曲解、误读他的文字。这一点儿把握我也是有的。只是有翻译不好、表述不周密的地方请大家迁就。从技术层面和内容层面上看，我们这次进口德国货的尝试可以说是成功的。报告结束后的当天晚上，坦纳先生和我在西宁的夜色中找冰镇啤酒庆祝首次合作的成功。当我们终于从一家行将关门的饭店里淘来两瓶我家乡的雪花啤酒，每人手握一瓶站在西宁美丽的街心公园碰瓶时，坦纳说：“我想我们现在可以互相称以你相称了，我叫雅各布。”我当然欣然同意。能把工作上的同事关系转化成朋友关系，哪怕这友谊还如此脆弱你还得如履薄冰般的呵护，那也是值得高兴的啊。后来我还问他：“你什么时候还能来中国呢?”他说：“两年之内大概不太可能。”因为明年他要去德国弗莱堡大学的一个研究中心当高访，写一部瑞士历史的大部头。我多么期待能早日再给他当翻译。
坦纳在青海，参与了很多仪式。陪同他参加仪式的整个过程，便是我的仪式。现在我们的仪式都结束了。也许我现在想去找他谈话，不用先在秘书那登记约预约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个瑞士的教授肯定没有那么多时间和我天南地北地聊，象过去的这个星期那样。所以还是那句话，感谢主办者赵、叶两位教授给我创造的机会，去近距离地领略一个天才人物的智慧火花。感谢同事和朋友，帮助我履行关照坦纳先生的责任，除了那些我记不清姓名的青海地主以外，在同行的圈子里，尤其想提到你们的名字：叶涛、巴莫、尹虎彬、任双霞、王杰文、钟宗宪和朱刚。
最要感谢的是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的译者白锡堃老师。翻译这本书的难度很大，功德更大，但报酬很少。没有这个中文译本，我肯定不会想到请坦纳来中国。可以吹牛的是，我有一本同时有作者和译者签名的《历史人类学导论》可以珍藏。有这样偏得的，除我以外，到目前为止，只有叶涛兄一人。(吴秀杰，八月二十七日写于北京飞往柏林的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