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er

中国2010年将启动全国人口普查

中国人口信息网  时间:2009/05/08 来自:《财经》实习记者 张艳玲

　　中国政府决定，2010年将启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而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10年11月1日零时。

　　中国政府网2009年5月6日全文发布《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下称《通知》），公布了上述消息。

　　《通知》指出，此次人口普查主要调查人口和住户的基本情况，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迁移流动、社会保障、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况等。

　　全国人口普查涉及中国城乡数亿家庭，需要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通知》要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负担，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

　　中国上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是在2000年，而普查的时点为2000年11月1日零时。普查结果显示，当年中国总人口为12.95亿人。按照目前的生育率，中国每年还要净增数百万人。截至2008年底，中国官方估计全国总人口为13.2亿人。

　　但是，到底中国每年新出生多少人？人们的生育意愿有何变化？真实的总和生育率多高，人口学界和政府计划生育部门分歧严重。

　　在此背景下，启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搞清楚中国人口发展现状和趋势，准确估计中国未来人口高峰值和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对调整人口政策、制定经济规划、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都极为重要。

　　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进行了五次全国性人口普查，分别是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和2000年。

　　2009年3月13日，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全文公布、征求意见的《全国人口普查条例》规定，人口普查每十年进行一次，尾数逢0的年份为普查年度，标准时点为普查年度的11月1日零时。若该条例正式颁行，人口普查将获得法律支持。

silver

2010年07月25日 10:13:18   来源：新华网

　　《瞭望》文章：

　　全国人口普查是一项关系长远的民生工程，巨额投入须换来真实数据

　　2010年，全球共有63个国家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目前，中国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也进入了火热的临战状态，将于11月1日零时正式开始。据《瞭望》新闻周刊了解，本次人口普查前后将历时3年，需要600多万名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社会各界投入的人财物力及时间成本甚巨，堪称“和平时期最大的社会动员”。

　　《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规定，人口普查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据悉，中央财政为此投入近7亿元。在地方，以北京为例，市级财政投入2.9亿元，各区县政府投入3亿元，总计投入将近6亿元。以此估算，全国各级政府在人口普查一项上投入不会是一个小数目。

　　在公众对于公共财政、民生财政的认识愈加清醒的背景下，巨额的人财物投入换来的统计数据，将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日常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的难度究竟有多大怎样提高数据的准确性、确保真实性一系列热点问题正引发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

　　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人口普查都是一项国情国力调查，日本还将其称为“国势调查”，可见其重要性。而在中国这个人口数量世界第一的国家，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情况，更可谓第一国情。

　　“人口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只有把人口基础数据搞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才能作出科学的决策，促进科学发展，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发展规划司司长于学军对本刊记者表示。

　　人口状况与经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掌握人口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等方面的准确信息，对于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至于在去年底召开的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将如实掌握人口普查数据的重要性，上升到了“维护我国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耕地安全和经济社会安全”的高度。

　　于学军说，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转变加快、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时刻，这些复杂的形势对经济发展能否再上一个台阶构成巨大挑战。“在人口总量超过10亿的国家保持经济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平稳较快发展，是史无前例的。”他认为，此时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正当其时，普查结果不但关系到“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也关系到长远的政策选择。

　　“也许老百姓觉得人口普查离自己很远，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实际上，这关系着他们切身的利益，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北京市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顾兖州举例说，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确定社区老年和儿童人口，铺设老年餐桌和幼儿园，确定社区图书馆数量规模，规划、建设健身场所；涉及医院、学校、公交车站、地铁站的分布，高速公路建设，市政等公共设施建设等；还能摸清社会保障的底数，以便决定公共财政的投入比例。

　　“很重要的一点是就业——民生之本。目前北京市第三产业比重高达75%。发展高端产业，需要高端人才。通过对人口就业和文化状况数据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为老百姓提供就业服务”，顾兖州说。

　　近日，北京市政协《关于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案》披露，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达到1972万人，人口总量以每年54.3万的速度膨胀，其中70%是流动人口。

　　“北京提前10年达到了城市总体规划中"2020年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人口的快速增长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对我们来说通过人口普查摸清人口底数，在"十二五"期间控制城市人口数量、调整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是重中之重”，顾兖州告诉本刊记者。

　　与2000年的“五普”相比，经过10年的飞速发展，城市化、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加剧、利益多元化、社会心理变化，都给此次人口普查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其一，人口流动的规模、范围、频率都在增加。“与"五普"相比，全国流动人口增加了5000万以上”，于学军说。顾兖州则预计，北京的流动人口大概比“五普”时翻了一番。居住地和工作岗位不稳定，是流动人口的最大特点，入户面访难度很大，不易查准。“为得到更趋准确的普查数据，此次普查对流动人口既在流入地登记，也在流出地登记”，于学军说。

　　其二，人户分离现象非常严重，即人口的户籍登记地和居住地是分离的。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司长冯乃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般城市人户分离大概占到了30%到40%，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占到了50%以上。“这导致入户普查时容易"漏人"”，顾兖州说。

　　其三，城市化、动迁、行政区划改革，影响查准人数。以北京为例，今年纳入市政府拆迁的城乡接合部就有50个村，各区县政府还有一批拆迁村，拆迁力度明显加大。“按照现行拆迁政策，在安置之前一般要有2～3年的租房期，居民分散居住，影响普查数据准确性”，顾兖州介绍说。其四，居民隐私观念增强，配合程度有所降低。这在顾兖州看来是人口普查最大的难点。“六普”的普查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户口登记状况、受教育程度、行业、迁移流动、社会保障、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况等。普查员入户持三类表格：短表、长表和外籍人员登记表、死亡登记表。其中短表需要填写18项，长表需要填写35项。

　　“特别是在一些特殊地区如高档社区，名人、外地人、境外人口多，入户难度更大”，顾兖州表示，“住房几居室、有没有独立卫生间、抽水马桶等都要记录。现在商业调查比较多且不规范，这使得居民对入户调查较为警惕，出于保护个人和家庭隐私的顾虑，一些居民不愿意透露实情。”

　　其五，瞒报人口问题。“个别地方确实存在故意瞒报或多报人口数量的问题”，于学军说，“低龄人口，特别是学龄前人口不及时进行户口登记、新生婴儿死亡不及时申报，以及老年人口死亡后户口未能及时注销等，是难点问题。”

　　这些难点给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提出了严峻挑战。于学军指出，目前正值“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期间，迫切需要全面、客观、可靠的数据支撑。“但我还是要强调，由于主客观原因，普查数据质量不容乐观。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看普查登记的结果，也要对普查的数据进行客观的分析，力求全面真实反映实际情况。”

　　曾参加过1990年、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顾兖州，已有20年的人口普查经验。在他看来，搞好人口普查有四个要点。

　　一是政府高度重视、各部门形成合力。人口普查虽是统计部门牵头，但却需要公安、民政、计生、市政市容、教育、卫生、住房与建设等多部门协调联动。今年北京市参与人口普查的部门就多达37个。

　　“我们的政府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2008年我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如果我们能够像办奥运那样搞人口普查，就一定能够成功”，顾兖州说。

　　“搞准全国人口信息，应强调做好各部门日常的人口统计工作。特别是要打破部门界限，实行政府相关部门间的人口信息交流共享制度，充分开发和利用不同部门收集的人口信息，按照一定的规范和程序，互相校验、对比、补充，以便提高人口数据质量，提高政府效能，提高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决策的准确性”，于学军认为，这一点在技术上并不难实现，关键是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

　　二是有科学合理的普查方案。这次普查国务院制订了1个总体方案、12条细则，并颁布了第一部《全国人口普查条例》，对普查的每个方面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和要求。

　　三是有一支能打硬仗、责任心强、吃苦耐劳的普查员队伍。今年北京、上海两地分别组织了10万人的庞大普查员队伍。与以往的抽调方式不同，这些普查员几乎都是聘用人员，需要培训、签订劳动合同、上保险，北京的人口普查员月均收入不低于1500元。“我们在人力上的投入占到全部资金投入的60%，而以往这一块的支出是很少的”，顾兖州对本刊记者说。

　　四是保障手段要跟上，经费、宣传、信息化技术、法律保障都要到位。

　　据悉，为应对“六普”的诸多难点，一些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也日益明晰起来。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户口整顿，为正式普查打好基础。目前，这项工作在全国多个地方已经开始。北京将在8～9月份开始户口整顿，届时普查人员将直接入户填写户口整顿摸底表，摸清人户分离、出生和死亡人口、外籍人口等情况。

　　其次，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从2009年11月已开始组织各地对0～9岁低龄人口基础信息进行核查工作，现已将全部信息纳入各地全员人口数据库。“我们要求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与公安部门、统计部门进行人口信息共享，将最新的基础人口信息提供给公安部门、统计部门，支持户口整顿和人口普查工作”，于学军说。

　　再有，签订保密协议。《全国人口普查条例》明确规定，人口普查的数据仅作为数据调查、政策制定参考依据，不作为政府行政处罚、政绩考核的依据。

　　目前北京市已经印制完成800万份保密协议，保证普查员入户时与每一户都签订保密协议。“现在北京市的人口普查网站已经开通，每名普查员的姓名、年龄、证件号、照片都可以实时查询。我们还设置了举报电话，严防普查员泄露个人隐私信息”，顾兖州说，“这主要是为了解除人民群众的顾虑，便于如实申报。”

　　同时，适当掌握相关政策的执行尺度。今年6月，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安部、国家统计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人口普查登记工作防止漏报瞒报的通知》，明确指出，在超生人口方面，对在人口普查登记过程中如实申报的政策外生育的人员，可按本省(区、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较低标准征收社会抚养费；生活困难的家庭，经当地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分期缴纳社会抚养费。

　　根据北京市的政策，人口超生缴纳的社会抚养费是城镇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全年人均纯收入的5～10倍。据悉，这次普查过程中对京籍超生人口上户口的将采取适当灵活的方式。“肯定不按照最高限罚，5～6倍不算高。全市不作统一规定，各区县自行掌握”，顾兖州说。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实习生唐茵 (来源：新华网)

silver

2010-03-27 08:54   南方都市报  


　　从作者介绍中看到，美国人口普查是很细化的，且人口普查的实际含义也能为广大公众所知，涉及到的联邦拨款更是关系到了公民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将会帮助每个社区公平地获得政府的拨款，用于公路、学校、健康和其他许多你和你的邻居所需要的服务”，这样的通知更是让人不禁感叹：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将于11月1日开始，如果我国的人口普查能借鉴美国方式或许会做得更好。

　　普查之前，各地也一直在宣传“人口普查，利国利民”，但如何利国又如何利民，没有人去做民众所理解的通俗解说。许多人也不理解，人口普查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怎样更为具体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对于要开展的第六次人口普查，许多网友更关心的是超生孩子能否不交或少交社会抚养费就能上户口，在百度知道和搜狗问答中这也是关于人口普查问得最多的问题。上一次人口普查时，为了顺利开展普查工作，许多地方都对超生的或者“黑”户制定了极其优惠的上户口政策，有的是免费上户口，有的是只交少量象征性的钱就能上户口。于是，许多人都在关注着，在新的人口普查中如何把超生的孩子更“经济”地上户口。已经有一些人为自己在上一次人口普查中没有把超生孩子上了户口错过机会而后悔不已。户口问题成了人口普查中被关注最多的问题，基于人口普查本身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又有多少人去关注呢？

　　而且据我了解，有的村庄在上一次人口普查时，并没有采取逐门逐户的普查方式，有些普查员偷了懒，只是从村委会的户口册子上照抄了一下就交差。户口册子上有的是手写的，而在普查过程中也都是手写，为此，普查中的错误是屡见不鲜。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教育程度、是否健在等都有可能搞错。工作人员对普查的不认真，同样严重抵消了普查数据的真实性。也不见被这样普查过的民众有什么怨言和不满。

　　对人口普查意义和作用认识不到，与相关部门的宣传是有直接关系的。必须让民众了解到人口普查所蕴含的涉及每个人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益。这在日益重视民生的当前社会现实下是有极其重要的含义的。如果第六次人口普查依然采取民众被动式的做法，则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所搞的人口普查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就会被消解。希望第六次人口普查能够把面向民众的宣传和解释工作做得更到位。 □吴志峰

　　

silver

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启用“中国人口普查—2010”标志的通告

    国务院决定2010年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为增强社会公众对人口普查工作的认知度，规范“中国人口普查—2010”标志的使用与管理，经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从即日起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中启用“中国人口普查—2010”标志。

    一、标志图案

    二、标志涵义
    “中国人口普查—2010”标志，以汉字书法“人”字和国画“中式民居”及英文字母“C”为主要图形元素，以国旗颜色为主要色素。书画风格的“人”字抽象化为万里长城图形，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两条环绕的彩带源于英文字母“C”，代表“CHINA”和“CENSUS”，“2010”表明普查年份，体现了“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的主题概念及与国际接轨的普查理念。

    三、标志使用范围
    “中国人口普查—2010”标志供各级普查机构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活动中使用。主要包括：
    （一）人口普查办公用品，如公文袋、文件夹、信封、信纸、会标、名片、请柬，以及普查工作证件、奖牌、奖励证书等；
    （二）人口普查出版物、公益广告、宣传品、纪念品等；
    （三）人口普查专用网站、网页，教学用幻灯片模板等。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将标志用于人口普查以外的商业活动。

    四、标志使用管理
    为了加强“中国人口普查—2010”标志使用的统一、准确、规范，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印发《中国人口普查—2010形象视觉识别设计手册》。
    “中国人口普查—2010”标志的使用由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统一管理。

    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ＯＯ九年十一月二日

    单标志：

    横式：

    上下式：

    竖式：

silver

2010-07-25 10:11   南方都市报

　　南都讯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将于11月1日零时开始。本次人口普查将历时3年，需600多万名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中央财政为此投入近7亿元。在地方，仅北京市总计投入将近6亿元。因人户分离、瞒报等原因，普查数据的准确性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数据真实性迎受挑战

　　与2000年的“五普”相比，经过10年的飞速发展，城市化、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加剧、利益多元化、社会心理变化，都给此次人口普查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其一，人口流动的规模、范围、频率都在增加。“与五普相比，全国流动人口增加了5000万以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发展规划司司长于学军说。北京市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顾兖州则预计，北京的流动人口大概比“五普”时翻了一番。居住地和工作岗位不稳定，是流动人口的最大特点，入户面访难度很大，不易查准。

　　其二，人户分离现象非常严重，即人口的户籍登记地和居住地是分离的。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司长冯乃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般城市人户分离大概占到了30%到40%，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占到了50%以上。“这导致入户普查时容易漏人”，顾兖州说。

　　其三，城市化、动迁、行政区划改革，影响查准人数。

　　其四，居民隐私观念增强，配合程度有所降低。这在顾兖州看来是人口普查最大的难点。“六普”的普查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户口登记状况、受教育程度、行业、迁移流动、社会保障、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况等。普查员入户持三类表格：短表、长表和外籍人员登记表、死亡登记表。其中短表需要填写18项，长表需要填写35项。

　　其五，瞒报人口问题。“个别地方确实存在故意瞒报或多报人口数量的问题”，于学军说，“低龄人口，特别是学龄前人口不及时进行户口登记、新生婴儿死亡不及时申报，以及老年人口死亡后户口未能及时注销等，是难点问题。”

　　这些难点给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提出了严峻挑战。于学军指出，目前正值“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期间，迫切需要全面、客观、可靠的数据支撑。“但我还是要强调，由于主客观原因，普查数据质量不容乐观。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看普查登记的结果，也要对普查的数据进行客观的分析，力求全面真实反映实际情况。”

　　“像办奥运那样搞人口普查”

　　曾参加过1990年、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顾兖州，已有20年的人口普查经验。在他看来，搞好人口普查有四个要点。

　　一是政府高度重视、各部门形成合力。人口普查虽是统计部门牵头，但却需要公安、民政、计生、市政市容、教育、卫生、住房与建设等多部门协调联动。

　　“我们的政府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2008年我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如果我们能够像办奥运那样搞人口普查，就一定能够成功”，顾兖州说。

　　二是有科学合理的普查方案。

　　三是有一支能打硬仗、责任心强、吃苦耐劳的普查员队伍。今年北京、上海两地分别组织了10万人的庞大普查员队伍。与以往的抽调方式不同，这些普查员几乎都是聘用人员，需要培训、签订劳动合同、上保险，北京的人口普查员月均收入不低于1500元。“我们在人力上的投入占到全部资金投入的60%，而以往这一块的支出是很少的”，顾兖州对记者说。

　　四是保障手段要跟上，经费、宣传、信息化技术、法律保障都要到位。

silver

来源：《商务周刊》 作者：和阳 2010年07月27日16:30

　　中国人口的拐点

　　——专访人口学家易富贤

　　2010年春节过后不久，“用工荒”再度上演，与2004年起每年出现的“用工荒”有所区别的是这一次是全线告急：珠三角、长三角缺工数激增至数百万，除前些年出现的技术工人短缺，普工也开始招不到人。“用工荒”的关注度渐次下退，富士康多起工人自杀又轩然而起，接踵而至的新闻是罢工，本田、丰田、尼康、平纺?各类所有制成本均有涉及。

　　在人口学家易富贤看来，这些是“2012年中国人口危机拐点的征兆”。“人口结构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需要系统全面的反思。”他说，劳动力对于国家而言是“精气”所在，要衡量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劳动力供应也是不可或缺的自变量。因此，他和不少人口学家呼吁，中国应尽早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从“人口控制”转向“人口发展”。

　　易富贤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念完药理学博士后，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出国之后发现中国的人口问题，对“中国人很能生孩子”、“中国人口太多了”这些几近“天然正确”的判断产生了怀疑，零星地写了一些人口方面的文章。2002年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做妇产科研究工作，由此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不看电视、不做家务、没有“会”参加的易富贤，将几乎所有业余时间放在人口学研究，2007年出版了广受关注的《大国空巢》一书。

　　“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普及一个观念，人口是最重要的产业单位，有了人才有消费、生产、就业这些循环，减少人口不但不能缓解就业压力，而是恰恰相反。”7月1日，在北京东城区一家咖啡馆，操着湖南普通话的易富贤对《商务周刊》说，人口是战略性大课题，视野必须超越一两代人，“得尽快鼓励生育，否则中国面临的是老龄化社会里的老无所养”。

　　《商务周刊》：中国已经连续几年出现民工荒，一些企业也因为工人对工资水平不满而遭遇罢工，这与前几年的低廉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逆转？

　　易富贤：值得大家严重关注的是，今年的民工荒，其实与前几年的民工荒有着本质的不同。2004年的民工荒，是因为中国20-39岁劳动力在2002年开始减少，但由于15-64岁总劳动力以及19-22岁最年轻的劳动力都还在增加，因此当时的民工荒并不严重。而2010的用工荒是因为各个年龄段的劳动力都在或即将减少。中国19—22岁人口在2009年达到了顶峰（1亿人），之后开始急剧减少。这也是为什么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减少约40万人的重要原因。教育部的另一组统计也证明了适龄人口总量的减少趋势：2008年全国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为849万，2009年为834万，2010年再减至803万。

　　据最客观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抽样调查的数据计算，19—22岁人口到2018年只剩下0.53亿，9年下降一半；而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的同类数据，这个年龄段人口数也是从2009年后快速下降，到2023年只剩下0.62亿，14年下降差不多40%。两组数据有些差别，但快速减少的大趋势以及2009年这个节点都是一致的。

　　这还只是逆转的开始。从人口学的预测看，由于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有73岁了，即便人口政策不调整，劳动人口总量变化比较缓慢，但是年轻人数量的变化却很大。比如以2010年为基点，15—64岁人口到2020年将只减少3.4%，但20—30岁劳动人口却要下降27%，19—22岁人口更是下降45%。

　　劳动力市场对19-22岁人口数量的变化最为敏感。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最具有活力的新增劳动力严重不足，各地将掀起抢劳动力的风潮，并且将越演越烈，也意味着大量企业可能将撤离中国；对于大学来说，意味着生源不足，今后高校将掀起生源争夺战；对于国防来说，意味着兵源数量下降，男孩中服兵役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0%提高到今后的19%。并且也意味着房地产的好日子快要走到尽头了。

　　《商务周刊》：那么，现在中国社会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而社会负担较轻的状况将不复存在，人口结构会脱离人口红利的状态?

　　易富贤：我一直不太赞同“人口红利”的说法。需要养的小孩少了，社会负担低，但谈不上红利。这种靠降低生育率来降低抚养比的做法，其实是一个很粗略的想法，因为抚养比又分为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混淆了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来谈人口红利，这是不对的。

　　抚养，是工作的人养不工作的人，所谓抚养比，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劳动年龄人口指的是15—64周岁人口，0—14岁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儿童抚养比，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老年抚养比。显然，儿童与老人都需要抚养，但总抚养比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哪个更多哪个更少，对整个社会的意义是不同的。儿童抚养比是人口投资，老年抚养比是人口还债。降低儿童抚养比，也就降低了人口投资，是一种人口高利贷。

　　最适合经济发展的总抚养比应为50%—60%，消费与就业关系最为和谐，社会也就比较和谐。发达国家在1950-1980年的总抚养比是50%—60%。中国1980年代初期社会比较和谐，一个重要的人口学原因是当时的总抚养比介入50%和60%之间。印度在2003年之后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总抚养比在50%—60%，印度经济将步入快车道。

　　这是统计学上的经验总结，从人口学来解释，人口和消费是比例关系。我研究了所有国家劳动力与消费者的关系，所有国家都是50%左右，也就是说两个消费者提供一个就业机会，但是中国不一样，我们总劳动力（实际就业人口段）与总消费人口的比例是63.5%。中国的13亿消费市场只能提供6.5亿就业机会，而劳动力是8亿，有1.5亿过剩劳动力。劳动力与消费者比例过高也意味着总抚养比极低，目前中国的总抚养比低于40%，就业压力大。为了保证就业，产品就必须大量廉价外销，靠国际市场来提供就业机会，等于是全世界都在享受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目前虽然抚养比低，但是由于高就业压力，社会和谐度还不如1980年代初期。因此，总抚养比过低其实并不是好事。

　　而未来则是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30年的计划生育，人口结构中的儿童比例持续下滑，老年人比例越来越大，未富先老的问题正在迫近。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别只有1.66亿、1.11亿，老年抚养比还只有11%——就是9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但是养老金短缺问题已经很严重。而现在年轻劳动力又开始了持续减少的走势，老年抚养比将从目前的11%不断增加，到2030年老年抚养比增加到27%，到2050年增加到50%——也就是两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儿童越来越少，年轻劳动人口也开始出现不足，老年抚养比不断增加，导致总抚养比逐渐加大，这对于综合国力十分不利。比如日本的总抚养比在1990年代开始不断攀升，到2050年将达到100%左右，也就是1个劳动人口抚养1个非劳动人口，更关键的是他们的总抚养比是以老年抚养比为主，中位年龄将超过55岁。日本成为一个老气横秋的国家，在沉重的老龄化压力下，无力进行人口投资，更加养不起孩子，国力将难以恢复。我们的问题则是强制生育率带来短暂的“红利”后，反弹到另一个高点：中国已经未富先老，这样下去还将老无所养。

　　《商务周刊》：但从直观感觉上说，人口太多一直是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之一，至少从就业上来说，年轻人减少会让上学和就业竞争不那么激烈了。

　　易富贤：1980年一胎化政策实施后，少生了1.3亿人口，看上去少抚养了1.3亿人，但也少了1.3亿消费群体，减少了大量就业机会；并且由于家庭孩子少，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世界罕见，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

　　如果将人口再生产看作是产业的话，生产婴儿是人类社会投资拉动率最高的产业。孩子出生，要到20岁之前一直是单纯的消费者，而且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婴童经济的产业链是全方位的，涉及到人的几乎所有方面。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所以降低儿童抚养比意味着人口投资的减少，而年轻人口占比迅速下降又让我们过早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时间远低于婴童，资本回报率低，一旦老龄化程度加大，相应制度建设不健全，银发市场能有多大？

　　就业难成因极为复杂。目前中国的农民工能就业，靠的是人多劳动力便宜这样的比较优势从国外市场获得的就业机会，大学生失业则恐怕是因为产业升级至少20年未有起色，第三产业发展迟缓。而产业升级迟缓的原因之一就是刚才讲的，人口控制政策所造成的“额外过剩”的1亿多劳动力无法找到国内对应的消费者，从而强化了不涨工资的比较优势。

　　《商务周刊》：这真是与众不同的逻辑。我们换一个问题，现在依靠涨工资倒逼产业升级的可能性又有些苗头了，您刚才也说总劳动力供应量2012年开始减少，是不是刘易斯拐点来了？

　　易富贤：刘易斯拐点更多的是理论价值，从劳动力总量来看，全球都不存在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比如国内经常举例的日本。日本经济起步比中国早40多年，日本在1949年开始普及家庭生育计划，提倡少生，结果生育率从1947年的4.5急剧下降到1950年的3.7、1956年的2.2，这就导致了日本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但是并不表明劳动力短缺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事实恰恰相反。

　　日本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在1975年前是不断增加的，为日本经济腾飞奠定了人口学基础。这个年龄段的人口1975年达到顶峰后开始减少，1990年代又出现过一个高峰，然后到2000年之后才不可逆转的快速减少。日本15-64岁总劳动力在1995年才开始减少。也就是说日本1960年代经过所谓刘易斯拐点进行产业升级的时候，不但15-64岁总劳动力在不断增加，而且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也在不断增加。如果当初没有出台控制人口的政策，日本经济发展会更好，比较平滑。换句话说，日本劳动力短缺是控制人口政策的“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因”。

　　《商务周刊》：所以您一直是人口学界的激进派,主张尽快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补充年轻人口。

　　易富贤：我的观点并不激进，只是希望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要持续发展，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要维持人口相当于上一代不增长也不减少（世代更替），中国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需要在2.3以上。但中国1990年之后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1990年代中期之后只有1.3左右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了。由于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中国人口危机即将在2012年之后爆发。

　　其实即便没有计划生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也会自然下降，不需要强制调控。中国大陆目前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1980年代后期的水平，当年这些地区的生育率只有1.6左右。现在泰国、伊朗、巴西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非常接近，但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4、1.9了。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也显示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

　　今年是1980年《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三十周年，当年公开信里说的明白：“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30年已经到了，我们应该积极调整人口政策，恢复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后溪男孩

好啊，一个官方数字，让人民看的，
一个真实数字，让高官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