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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韩国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有贡献

葛剑雄:韩国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有贡献

葛剑雄:韩国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有贡献

搜狐  2009年05月08日11:31  来源:人民网



  最近,我在广州“岭南讲坛”作报告。在回答听众提问时,我提到韩国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有贡献。经媒体报道后,竟然引起一片大哗,甚至有斥为“卖国”、“媚韩”者,网上讥刺谩骂更不一而足。本来,对一种说法或观点有不同意见,因而提出商榷和批驳,都是题中应有之义,非如此学术不足以昌明,真理不足以彰显。

     但所有我看到的反对意见,居然连基本的历史事实也不知道,或者连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也没有读懂,却不能不使人啼笑皆非。

  还是先讲历史事实吧!早在先秦时期,今朝鲜半岛上已有大量中原移民,特别是在与辽东毗邻的西北部。秦汉之际建立的卫氏朝鲜国,就是以中原移民为主体的。西汉武帝开疆拓土,将领土扩展到朝鲜半岛北部,在辽东和朝鲜设置四郡,由朝廷直接管辖,与内地的行政制度完全相同。东汉后辖境虽有所收缩,但在三国、西晋时又有扩展,还新设置了一个一级政区——营州。6世纪后高句丽迁都平壤,脱离中原政权。唐高宗时又设置安东都护府,一度进行直接统治。元朝征服朝鲜,设征东行省,但对内保留其国王。明、清两代以朝鲜为藩属国,直到甲午战争败后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才被迫承认其独立。

  尽管今天有少数韩国人千方百计要割断与中国的历史关系,个别人甚至本末倒置,捏造史实,但在历史上,朝鲜一直以中国的一部分自居,或者以天朝的藩属国为荣。我在韩国亲眼看到不少古代士大夫的墓碑,无不题为“大明朝鲜国”、“大清朝鲜国”、“有清朝鲜国”。特别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出兵援助朝鲜击败日本侵略后,朝鲜君臣感恩载德。在清朝入关后,朝鲜不顾国小民穷,君臣多次密谋,要帮明朝恢复,以报“再造之恩”;并誓死抵制清朝雉发易服,延续“汉家衣冠”。19世纪末,在内乱外患深重,濒临亡国之际,还寄希望于宗主国清朝出兵相助。

  从公元前2世纪归入西汉版图,朝鲜北部作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达数百年,中国文化成为当地主流文化,也成为朝鲜半岛传统文化的源头和主体。从那时起朝鲜地区就直接采用汉字,即使是在制订了自己的文字后,汉字依然是官方的、正式的文字。朝鲜的主要制度、主流文化、伦理道德、学术文化,无不来自中国,在此基础上发展。西汉末,朝鲜北部的方言与“燕代”(大致相当今河北北部、山西西北部)一带的人相同。朝鲜的世家大族,无不自称源于中原大姓,箕子、周公、孔子、太原王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河东柳氏,直到朱熹等,在朝鲜都有大批“后裔”。尽管这些大多出于攀附,却反映了中国和中国文化在古代朝鲜的崇高地位。何况,文化并不一定以疆域为界限,即使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或隶或分,时密时疏,但在近代以前,朝鲜半岛一直属中国文化区是毫无疑问的。今天的韩国文化源于中国文化,但在传承的过程中也根据朝鲜半岛的具体条件,创造了新的形式和内容。这既是韩国文化的成就,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其次,正如孔子所说,“礼失求诸野”。由华夏诸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的华夏(汉)文化,随着人口的迁徙、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逐渐扩大到中原王朝和藩属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在其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各种文化现象呈波浪型推进,由中心而边缘,由发达、先进区域而至相对落后区域。由于边缘地区往往地形封闭,交通阻塞,人口很少流动,接受新文化远远迟于中心区域或发达地区。这种滞后现象也反映对既有文化的保存和延续,所以一种在中心区域早已消逝的文化现象,却能在边缘或闭塞地区长期存在,并且产生新的形式和内容。当这种文化成为当地的主流,得到普遍的认同后,当地人会倍加珍惜,并且不断创新,在某些方面甚至会超过母体文化。正因为如此,当初孔子才会到“野”去求中原华夏已失去的“礼”。那么在今天,有些在中国已经失去的“礼”,也完全可能在韩国找到。如果这些“礼”得到发扬光大,岂不是以往的朝鲜人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岂不是中国文化本身的光荣?

  例如,韩国在1972年申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是现存的最早金属活字印刷品,产生于1377年,相当于中国明朝洪武年间。我认为,这是“礼失求诸野”的典型。因为纸和活字印刷是中国发明的,《直指心体要节》印刷的主要内容是博览《景德传灯录》、《禅门拈颂集》等史传部的佛书之后,在历代诸佛祖师的偈、颂、赞、歌、铭书、法语、问答中抄录并撰述有助于掌握禅的重要部分,显然传自汉传佛教和产生于中国的禅学,用的是汉字,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发现更早的同类印刷品也是事实,或许这一文化产品的确是当地人的创造,或许它传自中原,却被当地人完好地保存下来。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如果今后在中国发现了更早的同类印刷品,完全可以补充申请,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纪录提前。如果今后没有新的发现,就让它代表中国的佛教文化、印刷术和造纸术向世界展示吧!

  又如,由于清朝下令雉发易服,明朝的服饰在中国基本绝迹,但在朝鲜却一直保持到19世纪末。这样的例子还可以找到不少,其中不乏在中国已经消失殆尽的。

  我并不怀疑有些批评者的爱国热情,但如果连基本历史事实也不知道,爱国从何谈起!结果又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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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反驳“媚韩”论:不知历史 谈何爱国?

搜狐 2009年02月20日06:51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葛剑雄


  礼失求诸野—为什么说韩国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有贡献

  最近,我在广州“岭南讲坛”作报告。在回答听众提问时,我提到韩国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有贡献。经媒体报道后,竟然引起一片大哗,甚至有斥为“卖国”、“媚韩”者,网上讥刺谩骂更不一而足。

     本来,对一种说法或观点有不同意见,因而提出商榷和批驳,都是题中应有之义,非如此学术不足以昌明,真理不足以彰显。但所有我看到的反对意见,居然连基本的历史事实也不知道,或者连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也没有读懂,却不能不使人啼笑皆非。

  还是先讲历史事实吧!早在先秦时期,今朝鲜半岛上已有大量中原移民,特别是在与辽东毗邻的西北部。秦汉之际建立的卫氏朝鲜国,就是以中原移民为主体的。西汉武帝开疆拓土,将领土扩展到朝鲜半岛北部,在辽东和朝鲜设置四郡,由朝廷直接管辖,与内地的行政制度完全相同。东汉后辖境虽有所收缩,但在三国、西晋时又有扩展,还新设置了一个一级政区——营州。6世纪后高句丽迁都平壤,脱离中原政权。唐高宗时又设置安东都护府,一度进行直接统治。元朝征服朝鲜,设征东行省,但对内保留其国王。明、清两代以朝鲜为藩属国,直到甲午战争败后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才被迫承认其独立。

  尽管今天有少数韩国人千方百计要割断与中国的历史关系,个别人甚至本末倒置,捏造史实,但在历史上,朝鲜一直以中国的一部分自居,或者以天朝的藩属国为荣。我在韩国亲眼看到不少古代士大夫的墓碑,无不题为“大明朝鲜国”、“大清朝鲜国”、“有清朝鲜国”。特别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出兵援助朝鲜击败日本侵略后,朝鲜君臣感恩载德。在清朝入关后,朝鲜不顾国小民穷,君臣多次密谋,要帮明朝恢复,以报“再造之恩”;并誓死抵制清朝雉发易服,延续“汉家衣冠”。19世纪末,在内乱外患深重,濒临亡国之际,还寄希望于宗主国清朝出兵相助。

  从公元前2世纪归入西汉版图,朝鲜北部作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达数百年,中国文化成为当地主流文化,也成为朝鲜半岛传统文化的源头和主体。从那时起朝鲜地区就直接采用汉字,即使是在制订了自己的文字后,汉字依然是官方的、正式的文字。朝鲜的主要制度、主流文化、伦理道德、学术文化,无不来自中国,在此基础上发展。西汉末,朝鲜北部的方言与“燕代”(大致相当今河北北部、山西西北部)一带的人相同。朝鲜的世家大族,无不自称源于中原大姓,箕子、周公、孔子、太原王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河东柳氏,直到朱熹等,在朝鲜都有大批“后裔”。尽管这些大多出于攀附,却反映了中国和中国文化在古代朝鲜的崇高地位。何况,文化并不一定以疆域为界限,即使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或隶或分,时密时疏,但在近代以前,朝鲜半岛一直属中国文化区是毫无疑问的。今天的韩国文化源于中国文化,但在传承的过程中也根据朝鲜半岛的具体条件,创造了新的形式和内容。这既是韩国文化的成就,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其次,正如孔子所说,“礼失求诸野”。由华夏诸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的华夏(汉)文化,随着人口的迁徙、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逐渐扩大到中原王朝和藩属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在其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各种文化现象呈波浪型推进,由中心而边缘,由发达、先进区域而至相对落后区域。由于边缘地区往往地形封闭,交通阻塞,人口很少流动,接受新文化远远迟于中心区域或发达地区。这种滞后现象也反映对既有文化的保存和延续,所以一种在中心区域早已消逝的文化现象,却能在边缘或闭塞地区长期存在,并且产生新的形式和内容。当这种文化成为当地的主流,得到普遍的认同后,当地人会倍加珍惜,并且不断创新,在某些方面甚至会超过母体文化。正因为如此,当初孔子才会到“野”去求中原华夏已失去的“礼”。那么在今天,有些在中国已经失去的“礼”,也完全可能在韩国找到。如果这些“礼”得到发扬光大,岂不是以往的朝鲜人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岂不是中国文化本身的光荣?

  例如,韩国在1972年申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是现存的最早金属活字印刷品,产生于1377年,相当于中国明朝洪武年间。我认为,这是“礼失求诸野”的典型。因为纸和活字印刷是中国发明的,《直指心体要节》印刷的主要内容是博览《景德传灯录》、《禅门拈颂集》等史传部的佛书之后,在历代诸佛祖师的偈、颂、赞、歌、铭书、法语、问答中抄录并撰述有助于掌握禅的重要部分,显然传自汉传佛教和产生于中国的禅学,用的是汉字,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发现更早的同类印刷品也是事实,或许这一文化产品的确是当地人的创造,或许它传自中原,却被当地人完好地保存下来。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如果今后在中国发现了更早的同类印刷品,完全可以补充申请,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纪录提前。如果今后没有新的发现,就让它代表中国的佛教文化、印刷术和造纸术向世界展示吧!

  又如,由于清朝下令雉发易服,明朝的服饰在中国基本绝迹,但在朝鲜却一直保持到19世纪末。这样的例子还可以找到不少,其中不乏在中国已经消失殆尽的。

  我并不怀疑有些批评者的爱国热情,但如果连基本历史事实也不知道,爱国从何谈起!结果又会如何?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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