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语境下的宝卷研究
——以《鹦哥宝卷》为例
陶立璠
中国的宝卷研究肇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距今已有将近百年的历史。其首倡宝卷研究的是郑振铎（1898—1958）。郑振铎将宝卷作为文学的一个类别，即俗文学的对象，写入《中国俗文学史》。自此以后，俗文学被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出现在中国文坛。上世纪20年代与此并行的还有民间文学研究，北京大学的歌谣研究是其开端。而在民间文学研究中似乎将俗文学排除在外。认为它是介乎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之间的文学现象，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所以今天的中国文学研究可以说是经典文学（作家文学）、通俗文学（俗文学）、民间文学的三分天下。三分天下，俗文学和民间文学占据二分，足见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尽管有些人出于偏见不予承认。
俗文学在中国文学中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学现象，它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歌谣、曲子，讲史、话本，宋元以来南北戏曲及地方戏，变文、弹词、鼓词、宝卷等讲唱文学等都包括在内。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在介绍何谓“俗文学”时，将古代的歌谣、汉代及六朝的民歌、唐代的民间歌赋、变文、宋金的“杂剧”词、鼓子词与诸宫调、元代的散曲、明代的民歌、宝卷、弹词、鼓词与子弟书、清代的民歌等统统归入俗文学范畴。可见其时关于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这种界限的不清，主要区别于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创作者和传承者身份的不同。宝卷的创作和传承，就其文学传统而言，兼有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特点。就以宝卷而言，无论是宣扬宗教教义（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宝卷，还是民间普遍传承的演唱历史故事，民间故事，善书一类宝卷等，它的作者虽然多是无名氏，但是可以看出宗教宝卷大都是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士所为，而包含世俗内容的（如劝善书）等的创作者大多出自民间歌手和故事讲述家之口。所以宝卷版本的考证，创作者的身份不能不加以认真考虑。这也是区别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文以广为流传和播布的《鹦哥宝卷》为例，探讨在“非遗”保护语境下，民间宝卷的传播、传承与研究。
我的家乡是甘肃永登县秦川镇（目前已建成兰州新区）的一个偏僻农村。童年时期就听村民们特别是中年妇女们吟唱《鹦哥宝卷》。当时年龄很小，只知道他们所吟唱的是一个鹦哥孝行故事，内容十分感人。其音调至今余音在耳，不能忘怀。后来工作了，而且是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教学与研究，经常接触到宝卷资料，但觉得那是俗文学研究的对象，所以没有特别的留意。
据宝卷研究者介绍，《鹦哥宝卷》的传承地域很广。从东南沿海到西北高原都有流传。版本也很多。我没有认真研究过那个版本是我小时候听过的。在互联网上搜索，看到一部来自新浪博客“微风轻拂”转载的《鹦哥宝卷》全文，作者标明“隐湖”，大概是取“隐蔽江湖”之意。因为没有注明流传地区和记录整理者，不能断定他就是我小时听到的《鹦哥宝卷》。这部《鹦哥宝卷》是韵散兼行体文本。其中韵文部分采用了“三三四，三三四”和七字句式。我小时听到的宝卷的吟唱部分，每句结尾都是“三三四，三三四”句式，演唱时每句结尾衬以“南无阿弥陀佛”。故事的内容很贴近我听到的故事。所以我想这部《鹦哥宝卷》是流行在甘肃河西永登一带的宝卷。当然宝卷在不同的地区吟唱流传，因民间信众的不同，内容和形式会有所变化。
《鹦哥宝卷》在河西走廊究竟有多少不同的版本，有待考证。就目前出版的《酒泉宝卷》（西北师大古籍，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河西宝卷选》（段平编，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山丹宝卷》（张旭主编，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青海宝卷研究》（刘永江，中国社科出版社，2013年）等都收入《鹦哥宝卷》。如果我的推断不错的话，这些不同地区流传的《鹦哥宝卷》，正好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自然包括了我的家乡流传的版本。河西宝卷传承的最大特点是和敦煌变文有着渊源关系，许多宝卷来自佛本生故事。《鹦哥宝卷》是寓言故事，传达的是劝孝主题。
我所见网络版《鹦哥宝卷》开始是这样：
“鹦哥宝卷初展开，众位乡亲都听来。鸟有孝心受人敬，人无孝心枉吃斋。
“话说大宋年间，有个故事出在仙果山上，山上有颗大沙柳树，树上住着一对黄鹦哥生下三个儿子。一日老公哥带着老大和老二出外寻食，天黑不见回来，谁料想：
“老公哥，带小哥，一起觅食。两兄弟，和老哥，同落网中（南无阿弥陀佛）。
年轻的，二小哥，破网逃生。丢下了，老鹦哥，在此丧生（南无阿弥陀佛）。
大哥儿，飞过了，潼关地界。要巧嘴，唱八音，欢乐无穷（南无阿弥陀佛）。
二哥儿，飞到了，雁门关外。梧桐树，招了亲，日不离影（南无阿弥陀佛）。
只留下，小哥儿，将母孝敬。饥饿时，采果实，喂娘嘴中（南无阿弥陀佛）。
三伏天，展双翅，搭个凉棚。刮西风，忙修窝，准备过冬（南无阿弥陀佛）。
老母哥，想亲人，身染重病。每日里，哀声叹，水食不用”（南无阿弥陀佛）。
该宝卷开宗明义，借鹦哥的孝行表明“鸟有孝心受人敬，人无孝心枉吃斋。”接着讲故事发生的年代“大宋年间”；故事发生的地点仙果山沙柳树上（沙柳是河西一带特有的树种）；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黄鹦哥和他的三个儿子。故事情节是说公哥带着老大老二外出觅食，不料落入猎人网中。老鹦哥丧生，二小哥逃生，飞到潼关、雁门关外，家中只剩下小鹦哥伺候生病的老母。孝行故事由此展开。
如果将《鹦哥宝卷》情节单元归纳起来，产生如下母题：
1、老母哥，想亲人，身染重病。想吃京城的鲜梨；
2、小鹦哥飞到京城张三园中，唱歌赞扬美景，被张三网住，拿到市上出卖；
3、在闹市遇到包公搭救；
4、老鹦哥在家等了七天七夜，不见小哥回来，出窝寻觅，摔死在老榆树下；
5、小鹦哥作诗得到包公赞赏；
6、宋王爷（皇帝）得知包爷买一神鸟，要其送进宫观赏；
7、小鹦哥请求宋王爷放其回家去，治好母病，母子一同到来感谢皇恩；
8、小鹦哥回到家中，寻找母尸，哭声感天动地；
9、鹦哥孝行感动百鸟，前来为鹦哥母送殡。
最后宝卷以七言诗偈结尾：“是非善恶已分清，鹦哥宝卷到此终。人若不将老人敬，不如鸟中一小鹦。”
《鹦哥宝卷》流传地域很广，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流传尤广。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版本，包括刻本、石印本、手抄本。除了郑振铎提及的清光绪辛巳出版的镇江宝善堂刊行及常州乐善堂刊本外，据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所著录，尚有民国上海广记书局排印本《莺哥孝母宝卷》、《莺哥宝卷》﹙又名《小莺哥吊孝》﹚、《佛說莺哥经》等。如果采用民间故事类型索引（AT分类法）方法，归纳各种版本的母题或情节单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鹦哥宝卷》在各地区，各民族中流传变异情况。也可以准确地找到产生变异的原因和变异元素。这对不同版本的宝卷研究是有帮助的。比如各地《鹦哥宝卷》的开卷语的不同即表现宣讲目的的不同。以酒泉地区流传的《鹦哥宝卷》为例，该卷开卷语是“鹦鸽宝卷才展开，诸佛菩萨降临来；天龙八部生天界，听了宝卷永无灾。”网络版《鹦哥宝卷》开卷语是“鹦哥宝卷初展开，众位乡亲都听来。鸟有孝心受人敬，人无孝心枉吃斋。”可见前者的宣讲目的是为了“消灾”，后者的宣讲目的是为了“劝善”。结尾也不同，前者结尾是“鹦鸽尽孝天地应，感动南海观世音；深山小鸟行孝道，仙界还魂修真性。”表现佛教的因果轮回观念。后者则是“是非善恶已分清，鹦哥宝卷到此终。人若不将老人敬，不如鸟中一小鹦。”可见前者宣讲的宗教意味很浓，后者则比较世俗，仅只劝善而已。至于具体的故事情节变异，也只有作情节单元的比较，才能弄清《鹦哥宝卷》在内容、形式、地区、民族、宗教、版本方面的不同和造成种种变异的原因。
宝卷是包含宗教、伦理的百科全书。在中国大地上流传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卷帙浩繁，是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北甘青地区又是各类宝卷流传的重镇。就其源头，敦煌变文就产生在这一地区。变文兴起于唐代，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讲述佛经故事，宣扬佛教经义；一类是讲述历史传说或民间故事。后世的宝卷创作和传承超不出这两类。宗教宝卷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民间宗教，主要是宣扬宗教教义；而世俗宝卷主要是讲述历史故事或民间故事，题材十分广泛。主要作知识、伦理教育，有时也为了娱乐的目的。民间传承的词话、鼓词、评话、民间说唱等多种艺术形式，为宝卷的传承、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宝卷是古代丝绸之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至今仍在民间传承。历史上宝卷的宣讲，是一种仪式文化。念卷前，念卷人要焚香沐浴。抄卷被认为是一种功德。宝卷不能说借，要说请。宝卷卷本更不能乱放，要用红布或黄布包起来供奉。这些仪式至今还在宝卷演唱中传承着。总之宝卷被认为是神圣之物，在一定的仪式中宣讲。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作为宝卷传承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遗”保护语境下的宝卷传承和研究应该如何进行，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应该看到，宝卷的传承早已度过了他的黄金期。宝卷的宣讲也已经从民众的信仰生活中渐渐淡出。宝卷宣讲已不再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而变成了写定的文本，进入文献宝库。因此，宝卷的文献研究必然替代宝卷宣讲，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之一。学者们正在努力建造中国的“宝卷学”，确定宝卷在宗教和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功能，确定宝卷的文化史价值。宝卷研究原是“敦煌学”的一个分支，也和宗教学的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作为俗文学研究，更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在“非遗”保护语境下，宝卷的传承又一次得到重视，传承和传承者得到保护，这对宝卷研究创造了很好的契机，为文献研究和传承研究建起广阔的平台。
其次，中国的宝卷传承历史悠久，传承和传播地域很广。西北和东南地区是宝卷的主要传承地。在这一地区，民间还保存着比较完整的宣讲仪式，活跃着众多的传承人。宝卷研究应抓住这最后的机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再显宝卷传承的文化生态；在宝卷传承保护中，进一步提高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及传承人对宝卷文化的认同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宝卷传承的田野考察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对目前还活跃的传承人（宗教职业者、民间艺人等）谱系的考察；宝卷流传地域和传播路径的考察；各地宝卷流传版本的考订；宝卷受众的考察等，都要细致入微，认真采录。由于时代的变迁，历史留给我们的是大量的宝卷文本文献，这些文献资料很少有传承方面的信息告诉我们。今天借着对宝卷传承人和传承语境、文化生态的考察，填补历史文献的不足。只有这样才可以展现宝卷传承历史的和现实的面貌。
其三，宝卷的源头是敦煌变文。变文原本是宣讲宗教教义的。清代末年在敦煌石室发现了一批唐、五代的俗文学写卷，学者泛称之为“变文”。它原是说唱故事的底本。这些变文确定了宝卷的文献年龄，实际的演唱活动可能早于唐、五代。变文后来逐渐演变为俗文学的一种体裁，称为“宝卷”，在民间广为流传，并形成了众多的版本。版本的考订对宝卷的流传、播布以及内容的呈现，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宝卷研究必修的功课。尽管这是书斋的学问。
其四，如何研究宝卷。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宝卷的分类、编目。在这一方面扬州大学车锡伦先生的研究为宝卷研究者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车先生著有《中国宝卷研究》，可供研究者参考。作为宝卷的地域性研究，西北地区的俗文学研究者负有重大的责任。至于如何研究？这里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宝卷资料库的建设。宝卷目录的编纂是重要的，但是仅有目录是不够的。还应编辑宝卷集成一类的著作。如《宗教宝卷集成》，《历史宝卷集成》，《故事宝卷集成》等等。条件允许的话，必须建立中国宝卷数据库。有了这些基本建设，才可以为“中国宝卷学”的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宝卷研究可以采用多种方法，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民俗学、俗文学、民间文学多种学科都可以介入。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故事宝卷既可以采用民俗学的比较研究方法，也可以借用民间故事研究中的类型索引方法。如对不同异文版本，作母题索引，归纳其情节单元，然后加以比较。这样即可将不同流传地区，同一故事内容的变异及其成因，做出合乎历史流传面貌的说明。必要的话还可以绘制同一宝卷在不同地域传承的宝卷地图。用民俗地图展现中国宝卷的雄伟画卷。
中国宝卷传承历史悠久，但对宝卷全貌展开研究，还是近30多年的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2006年，河西宝卷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的乔玉安被确认为河西宝卷的代表性传承人。2008年江苏苏州的“吴地宝卷”又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扩展名录之中。宝卷传承得到国家的重视，是宝卷研究之幸。而甘肃河西地区在中国宝卷传承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非遗”保护语境下，无论是西北和东南地区涌现出一批宝卷研究者。他们中有教授、博士，是宝卷研究的生力军。中国的宝卷的传承、保护和研究必将出现累累成果，我们期待着。
（注：这是为2017年7月24日—25日在甘肃张掖临泽召开的“丝绸之路视野下的民间宝卷学术研讨会”撰写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