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伍子胥的美丽谎言
――摘自沙野自有版权原创论文
华夏民族的善良，总是表现为近于乡愿的向一切未知领域的祈福避祸。善神亲鬼（列祖列宗）自不必说，就是凶神恶煞无良阴徒，前者比如胡搅蛮缠的好战分子蚩尤、后者比如偷鸡摸狗的黄鼠狼（向来被尊称为黄大仙），竟然都在善良先民的馨香祷祝行列中。屈原对政敌乃至君王的愤懑深怨聚集于生前、蛟龙抢食祭品的忧思愤恨充塞于身后，所以冤魂葬身地区的百姓们自然对怨气冲天的屈子鬼魂畏惧三分在先、顶礼膜拜在后。至于伍子胥，《吴越春秋》、《越绝书》、《论衡》等都说伍子胥被抛尸入江后阴魂不散，“乃有遗响，发愤驰腾，气若奔马，威凌万物，归神大海”，“子胥恚恨，驱水为涛”， “因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看来最初，有掘墓鞭尸泄愤“前科”的伍子胥，虽然“眼睁睁”看着敌国灭了自己服务的吴国，却仍然怒气冲冲愤恨难消，搅得钱塘江从此失去风平浪静的时光。这对于爱吃水产经常到江中捕捞的沿江居民，当然不能说是好事。况且那“气若奔马，威凌万物”、“荡激崩岸”自然也威胁沿岸居民的安全。伍子胥被吴越民间当成潮神、涛神、江神，每到端午驾驶龙舟“迎伍君”免得他不请自来心情不好兴风作浪，也在情理之中。
这里有一个草根浑噩价值观对精英狭隘冤报观念无厘头解读的问题。传世最早记载伍子胥在吴国灭亡过程中事迹的，是《国语·吴语》、西汉的《史记》和东汉的《吴越春秋》（《左传·昭公十九年、二十年》只是记载了伍子胥奔吴成功却没有被重用）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正史的《国语》和《史记》，都是记载到伍子胥自杀前嘱咐追随者把自己的眼睛悬挂在城门上，要亲眼看着吴国灭亡，而夫差恨伍子胥诅咒吴国灭亡将其沉江。这是典型的精英记录史实的笔法。到了东汉初年的绍兴人赵晔，在《吴越春秋》中便演绎成这样：
吴王大惧，夜遁。越王追奔攻吴，兵入于江阳松陵，欲入胥门，来至六七里，望吴南城，见伍子胥头巨若车轮，目若耀电，须发四张，射于十里。越军大惧，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风疾雨，雷奔电激，飞石扬砂，疾于弓弩。越军坏败，松陵却退，兵士僵毙，人众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种乃稽颡肉袒，拜谢子胥，愿乞假道。子胥乃与种、蠡梦曰："吾知越之必入吴矣，故求置吾头于南门，以观汝之破吴也。惟欲以穷夫差。定汝入我之国，吾心又不忍，故为风雨以还汝军。然越之伐吴，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从东门，我当为汝开道，贯城以通汝路。"于是越军明日更从江出，入海阳，于三道之翟水，乃穿东南隅以达，越军遂围吴。
伍子胥的头颅悬挂在城门上，是伍子胥“求置吾头于南门”，所求对象不管是谁，反正是吴国当权者因为不明伍子胥用心允许了的。不过细读这一段文献，除了电闪雷鸣的壮烈之外，似乎很难漂白武员的卖国之嫌――起码是对自己服务的吴国（注意：其自称“我之国”！）灭亡幸灾乐祸。赵晔把这些文字收入区别于同书“内传”的“外传”（勾践伐吴外传第十），说明这是东汉的草根解读即我们现在所谓的“民间传说”。尽管媒体报道：“目前，全世界共有500多万伍氏后人，来自世界各地的伍氏后裔对嘉兴隆重纪念伍子胥，非常感动。”我们也不能对2000年前的白纸黑字置若罔闻，起码得给世人一个说法吧？把问题搞清楚总比欲盖弥彰好。
这就涉及到如何认识伍子胥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传承价值等问题。春秋时代的国和如今的国不是一个概念。勾践和夫差充其量属于“地区领导人”或曰割据军阀之类。也是《吴越春秋》记载，勾践卧薪尝胆休养生息期间，百姓家红白喜事勾践都要亲临庆吊，和昏聩腐败的夫差比，百姓自然希望好人作领导，这就是吴越决生死存亡的檇李（嘉兴）古战场原住居民情感倾向于伍子胥的核心内驱动力。因此赵晔先生的后辈就把伍子胥描绘成嘉兴桐乡地区传说中的那样，临终前留下三条帮助吴越大战中心战场居民在兵燹中保全自己的“遗嘱”，并且赛龙舟、包粽子、驱鼠虫的民俗都包含在内了。
这样解读嘉兴俗信对象的扩衍，就比说“嘉兴端午习俗有着浓郁的崇拜英雄、支持正义的色彩，表现出嘉兴人民内心深处对忠诚、正义的支持，对英雄人物的向往。”之类的空洞表述让人放心了。闻一多先生说是谁首先撒的谎说端午节起源屈原，佩服他那智慧。这句话也可以套用在从东汉到当今关于伍子胥传说的“美丽谎言”上。屈原的悲情主义与伍子胥的英雄主义；屈原的爱国与伍子胥的爱民……，当然可以同时加入端午习俗的嘉兴模式，因为他们都具备充盈信俗对象内涵的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