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观察 2013-05-13
当今社会处于转型瓶颈期：改革攻坚进入深水区，利益固化陷入僵持区，外部环境处于严峻期，执政能力经受考验期，群体事件处于高发期——诸多问题卡在瓶颈口，需要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互动创新，方有可能趟出新路。而一向被忽视的民俗学，其能发射的“微力”和“伟力”，则有可能在社会建设中担当重要角色。
试举一例展开分析。海南黎安镇大墩村是陵水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建设工作千头万绪，征地拆迁最为棘手。出乎意料，大墩村20天就完成了征地任务，这速度，至少是海南第一。据村委会介绍，这次拆迁如此顺利，除了拆迁资金足额到位，还有一个特别的缘由：在大墩新村新建的990套房分配问题上，村民想出一招土办法，并写入《大墩新村征地补偿手册》，就是拆迁后补偿的房屋分男不分女，女的不算数，房屋分配方式是以家庭最小的男丁为单位，一个男丁分一套，无男丁的家庭，即使有多位女性，也只能分到一套房。所以村民给这个办法取了一个名字叫“最小男丁法”。据估算，这种方法可以满足大墩村未来30年正常人口增长对住房的需求。按照我们的“法律常识”，这明显是性别歧视，男女不平等，怎么能通过?可村委会负责人对前去采访的记者嘿嘿一笑说，那是经过全体村民公投的，他们认那个土规矩，几千年来就这么下来了，再说村民自治，人家妇女自己都认这个理，我们也没必要在里面瞎搅和。
不妨注意“公投”的说法，其间闪烁着民主的身影。民间社会如何健康发育，需要研究民俗心理，研究乡规民约。在高度的群体认同下，民主自治就成为一种可能。传统民俗和乡规民约，不但不是对现代法制社会的反动，其合理和优秀部分，还是建立现代社会的制度帮手，它提供了“社会管理的最优化方案”，它对于推动底层民主政治建设，推动社会进步，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同时，在化解社会危机和心理危机上，民俗也有其独特的伟力。再举一例，最近民俗学家田兆元教授在领衔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的民间信仰遗产保护”。在带领学生做田野调查时，发现了这样一个案例：宝山当地的农民普遍保留着城市化之前的城镇和乡村的信仰底色，其中的“宅神信仰”有一禁忌：外来男女不能在自家同居。但是现在必须对多余的房屋出租获益，租房者免不了有男女同居。因此获取经济收益和传统民俗禁忌就发生了冲突。做田野调查的师生们对村民讲再多的破除迷信的道理都不起作用，他们依然焦虑。最后，倒是村里几位老人用从前“宅神祭祀”的民俗招数解决了村民们的焦虑。他们认为，既然是得罪了宅神，那请道士做一场法事，事情不就结了吗?这事迅速得到了村委会的同意，村委会从村企业里面拿出3000元钱来，每家再凑出几十元的分子钱，请来一班道士，做了一天安宅神的法事，村里人遂心安理得了……
在这个案例中，不难发现“民间信仰在解决现代性与传统禁忌之间的张力的特别功能”。由此不妨引申开去，民间信仰、传统习俗、乡规民约之类，蕴藏着丰富的“社会管理的文化资源”，择善而取之用之，顺从民意，皆大欢喜，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管理补充”。
上述两例中，都出现了基层政权组织村委会的身影。可见从事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不懂民俗学将是极大缺憾。简单的意识形态思维、泛政治化思维、纯行政思维，对于今天社会矛盾多发期、群体事件频发期的现实而言，手段明显单一，因而常常导致无效。如何善用民俗资源，不能不说是一个严肃和严重的社会课题和文化课题。当然，法治的进步是重要的，但法治不可能是解决民主政治和社会建设的唯一良药，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调解融通法治的建构与人治的重建，是跨文化的共同问题。
民俗学之重要，还可以从最近热播热销的《舌尖上的中国》得到佐证。人们一直在讨论中国文化走出去，但如何有效地走出去，并没有找到最佳路径。咱们习惯的宣传套路，有时不但没有起到正面作用，还会起到负面作用。但《舌尖上的中国》锁定饮食民俗，把观众看得口水直流，此“口水”，不分肤色和人种，尽皆囊括。海外华人甚至“从口水到泪水”，激起强烈爱国情怀。可见，民俗所具有的“激发口水和泪水”的独特功能，从“发微”到“发威”，已然成为最佳的文化载体。
窃以为，民俗学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边缘学科，它应该成为主流学科，前沿学科，成为与中国现实联系密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显学”。
(作者为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副会长)
http://guancha.gmw.cn/2013-05/13/content_761437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