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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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廉思
工蜂有舞，
舞唤同行，
途中苦厄，
终得蜜酿，
归于蜂巢，
化于蜂群。
这是有关高校的故事，这是有关青年教师的故事，这是有关我们自己的故事。
高校教师，古语称之为“先生”，先生不仅指授人学识考试不挂科的人，更指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之道的人。相比较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高校青年教师可谓之“小先生”。1918年的217位北大教员中，教授90位，平均年龄30多岁，大多是青年教师，他们透过教学、文章和社会事务，引领一代风气之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回国时，只有本科学历，任清华学堂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数学，当时的他只有26岁，比很多学生都年轻。那时的高校青年教师，少专家，多杂家，即在多个领域都是专家；不擅评职称，更擅长个性教学法；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更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学贯中西，更有民族气节；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纲。他们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提供学问坐标系与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那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师呢？
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师是一个平静的群体，一个少人关注的群体。不瘟不火，渐被淡忘。当权力、财富成为社会主流价值时，青年官员、青年富豪、青年明星，甚至新生代农民工、大学毕业生，所受关注都远高于大学青年教师。基于物质主义建立的坐标系中，极富极贫才引人注目，像高校青年教师这样的群体，不上不下，境遇难免有些尴尬。
当然，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榜样和方向，社会环境不同，发展阶段和资源占有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和取舍的标准自然也不同。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师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他们的成长史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他们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和共同的历史记忆。当他们经过二十来年的苦读“修成正果”拿到学位，又在与同龄人的竞争中获胜，争取到一个大学老师的教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发现自己面临比原来更大的压力：外部、内部，同龄人、隔代人，学生、老教师。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科研经费、职称晋升、学术成果、教学评估、结婚生子、兼职收入，这些本身并没有关系的词语，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制度下发生了复杂的因果联系。
在本书中，我们将高校青年教师称之为“工蜂”。工蜂不是雄蜂，他们是辛勤工作的雌蜂。在一个蜂群中，占绝大多数是工蜂，他们以数倍于雄蜂的数量担负了整个蜂群的全部劳动，世界上用材最少而容积最大的建筑在工蜂的飞舞中完成。
这个概念的诞生，缘于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养蜂人打开蜂箱，一幅人类社会的草图映入眼帘：一只大大的蜂后、几只围绕在其旁的雄蜂以及无数不停劳作的工蜂。工蜂的寿命只有半年左右，他们勤苦一生，不求回报，我头脑中略过一个概念：工蜂。是啊，工蜂的体型比蜂后及雄蜂都小，但却是蜜蜂社会里的中坚分子，据说一只工蜂每天采集上百朵花，也只能采回半克左右的花蜜。
“工蜂”和“蚁族”不同，作为青年中知识层次最高的群体，相比较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蚁族”，高校青年教师在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上具有明显优势。整体而言，工蜂在上，蚁族在下；工蜂在飞，蚁族在爬。个体而言，工蜂的力量往往更为强大，有时还具有攻击性，一旦遇到有敌害侵袭，其蜇针连同肠脏留在对方体中。尽管自己会死亡，也要给对方一击，这就是工蜂的特点。
另一方面，蜂屯蚁聚，蜂房蚁穴，蜂趋蚁附，蜂扇蚁聚，“蜂”和“蚁”好像天然就有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两者都是勤劳的昆虫，蜜蜂不知疲倦的辛勤劳作，为人间酿造出甜美的蜂蜜，恰似老师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两者同样是社会性动物，这样的物种很像人，他们生活的群落也极像人类社会，位于蜂群中最底层的工蜂，与高校青年教师当前的境遇颇有许多隐喻暗合之处。而那个高高在上、不可触犯的蜂巢，不正是我们的大学抑或高等教育制度的象征吗？
当青年遇见大学教师，两个群体的交集构成了高校青年教师——这样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从大学教师的角度，他们是思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构造者、阐释者与传播者，他们长于思考，敏于观察；而青年的特点又使他们富于热情和激情，对社会现实常持批判主义态度，对社会未来常怀理想主义情怀。两方面的叠加作用使得高校青年教师在社会功能上与其他社会阶层具有明显区别。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当代中国高校青年教师既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观潮者”，又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领潮者”。他们切实感受并深入思考了变革的推力和传统的阻力，他们有足够的自信对中国问题做出自己的观察和认知。对于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如何才能准确地把握？我们尝试把高校青年教师置于三轴坐标系中予以考察，这三轴坐标系分别是：个体的微观考察、历史的纵向考察、现实的横向考察，其中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三条轴上找到相应的位置｡对应着三条坐标轴，我们从不同方向和不同角度透视，显示出这个群体在这个时代之下的特别之处。
基于这样的思考架构，本书首先从个体微观考察开始，讲述有关高校青年教师的人物故事，然后将不同时代的学者大家引入进来，把青年知识分子历史贯通，为读者提供一个可以延伸的线索。最后是现实的横向考察，我们将去年倾力完成的《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奉上，为大家展开一幅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画卷。
第一篇：“蜂”貌——个体叙述与群体想象中的青年教师。每个人的所思所为，乃是世事遭际与人心互动的感知表达，绝非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所能呈现。对于青年教师群体而言，要使他们具象化，就要描绘出他们背后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情感态度、价值理念等。本篇由深访组主笔，从课题组调查对象中抽取若干人物，围绕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如果说青年教师是一个群像，那么本篇每个人物都是群像的一个侧面，不求面面俱到，但求言之有物。同时，为了增强文章趣味性，我们还特别邀请著名漫画家聂峻先生手绘插图15幅。本篇侧重“点”的力度，见微知著，感人至深。
第二篇：“蜂”骨——士人学人之变中的青年教师。透过当今大学青年教师，“士人—学人”之变仍在继续，并且映射为这个群体的重要特征。在以权力、财富为核心的衡量标准中，跟其他一些青年精英相比，大学青年教师的社会地位在下坠，“士”的观念和意识会让这个群体面对这种下坠时更加难堪。网络媒体的兴起，稀释了大学青年教师在社会中的话语权。在这个群体内部，地域之异、学校之分、学科之别，把这个群体撕裂得更加支离破碎。应当说，在这个群体之中，出世与入世的纠结、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糅合、独立思想与行政体制的挣扎都复杂交错地融合在一起。“士人—学人”之变的历史涵义，尤其是“士”作为士农工商社会之首的瓦解，以及“天下士”意识延绵不绝的影响，可以预见，完全的“学人”不会是这场大变局的最终结果。本篇访谈学者名家若干人，侧重“史”的深度，思想碰撞，给人启迪。
第三篇：“蜂”声——内外交困中的青年教师。2011年，我们开展了高校青年教师全国抽样调查，调查共涉及全国135所高校5400名高校青年教师，调查范围涵盖了高校青年教师的基本信息、生活状况、社会保障、教学科研、网络行为等情况以及他们对公共媒体、学术道德、社会公平以及当前社会问题的认识。调查结束后，课题组形成了1万余字的总报告和5万余字的分报告，报告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本篇选取部分调研报告以飨读者，让读者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当前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特点，本篇侧重“面”的广度，数据呈现，引人深思。
不得不承认，相比较“蚁族”研究，高校青年教师是一个比较难于把握的课题，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团队成员均为80后和90后，很多人仍是在校研究生，高校青年教师无论从思想深度还是文化层次均高于我们；另一方面自己作为团队负责人，也是研究对象本身。作为“局内人”，我可能会不经意地遗漏很多习以为常的现象。加之身陷市场、金钱、地位、利益的诸多诱惑，又兼专业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身为一名体制内的大学教师，能否拿出点勇气，坚守一点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说出点真话，确实面临种种压力和考验。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我们在高校青年教师研究中始终秉承“蚁族”延续下来的传统。一是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一手数据。我们始终坚持研究者必须“入场”，与研究对象面对面接触，采取问卷填答、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参与式观察等方式进行社会调查，这样做虽然费时费力，但事实证明，感性认识是研究问题的起点，没有大量现场感性知识的积累，理性认识难以实现飞跃。二是通过专业优势互补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复杂的、多元的，任何人都不是全知全能, 多学科交叉合力是认识中国问题的重要途径。我们团队成员分别来自不同高校，不同专业，文理兼顾，各取所长。三是通过组织结构扁平化提升研究效率。团队成员都是年轻人，没有职务高低，没有地位尊卑，大家都是主人，大家都是主体、团队成员在思想相互撞击、相互交融、高度整合的过程中，资源共享、互信互学、共克难关、创出精品。
写史不容易，写当代史更不容易，而写与今天有直接影响，与明天还有重大联系的当代史愈加困难。中国有句老话“生逢其时”，什么时代的知识分子才算“生逢其时”？有人说，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最受尊重，有人说延安知识分子最充实，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最自由，当然，也有人说现在才是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时代。虽然我们做了5000多份的调查，又从中选取了十几个典型人物来记录他们的故事，但对几百万的高校青年教师而言，我们书中论及的显然是少数，但是，对一个时代的解读，总是要有路径的。希望这本书，可以给所有关心这个时代的人们一个路径。
囿于主题、容量所限，限于自己所知有限（在此问题上尤其如此），书中疏漏、浅薄之处在所难免。从综合性或系统化的意义上说，本书不敢妄称是一部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记录，它只是我们对某些特定问题的解释和关怀，部分解决了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它算得上是我们团队对当代知识青年研究的又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们对知识青年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是2009年出版的《蚁族》，书中首次提出“蚁族”概念，第一次向社会揭示了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生存状态。“蚁族”的出现，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背景下“知识”与“力量”逐渐背离的趋势。其实质是反映了“学历资本在阶层晋升中的贬值”，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映了以学历为代表的制度性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至阶级位置的关系正在发生复杂的变化。“蚁族”引发我们思考：以学历资本为代表的文化资本在中国阶级晋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机制究竟是什么？比“蚁族”具有更高文化资本的群体是否也遭遇到了和“蚁族”同样的命运？这构成了我们做高校青年教师研究的初衷和动力。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把目光转向高校青年教师——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