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人类学】母乳喂养“过时”了？——人类学怎么看
(2012-02-11 09: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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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起因：
@健康教育何超针对
武汉晚报以整版篇幅攻击母乳喂养，内容缺乏事实根据且严重违背国家卫生部《婴幼儿喂养策略》,我们谨慎怀疑其受商业利益驱动，并要求澄清更正。我们呼吁各界媒体关注这种行业道德低下的行为和我们一起捍卫女性哺乳权和婴幼儿的利益。
复旦人类学潘天舒副教授《发展人类学概论》一书曾有相关章节涉及“母乳喂养”问题，值得我们从人类学的视野探讨这一现象：
第七章《发展实践中的文化和社会因素》之第四节（144-147页）：
对于发展人类学家来说，文化的整合性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任何发展项目如果只是触及了当地文化的一个方面，而不顾及由此引发的其余各方的变化，其后将不堪设想。以发生在2008年9月的那场震惊全国乃至国际社会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为例，如果我们不仅仅是从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出发，而是以文化整合性失效为关注点，就能看到隐藏在这一食品危机背后的一幅令人担忧的图景：在商业和权力的双重作用下，配方奶喂养这一原本缺少适应性的工业化社会的育儿文化模式，在输入非工业化社会之后，有效地瓦解了以母乳喂养为主的传统哺育模式的整合性，从而塑造出一种完全以市场和资本所操控的“科学育儿”模式，这种极端的涵化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一场育儿文化的“畸变”。必须指出的是，在人类历史上采用动物乳制品或其他手段（如雇佣奶妈）来替代母亲本人喂养婴儿的做法，并不少见。然而在20世纪，乳品产业运用市场力量介入的方式，来影响消费者的选择和决定（是母乳喂养还是奶粉喂养），是一种史无前例的营销模式。在此期间，由婴儿配方奶粉制造商和与此有关的医疗和营养权威机构，都对母亲最终放弃母乳喂养而使用婴儿配方奶，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乳品产业和医疗卫生系统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以科学和技术的美好辞藻，一起制造了有关婴儿奶粉的全能神话。同时贬低了母乳喂养在实践中的价值和意义。
面对上世纪70-80年代北美和欧洲地区来自消费者的维权行动的压力，绝大多数生产婴儿配方奶粉的跨国企业渐渐缩小了在本国的营销范围，将目光投向第三世界的新兴市场。由于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和销售策略，几乎毫不费力地抢占了大量原本属于本地乳制品产业的市场份额（参见Van Esterik 1986）。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大环境下，当婴儿配方奶的营销重点从欧美市场转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后，本土性和地方性儿童抚养文化在婴儿食品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力量的夹击之下，被不断重塑，从而发了深层次的畸变。因此毒奶粉事件不过是这场畸变中的一个插曲而已。跨国和国内的婴儿配方奶生产厂商、与奶粉制造业结盟的医学专家（如儿科医生）和地方官员、以及为配方奶代言人的娱乐界名人等，都在这场文化异变中扮演了忽悠者的不光彩角色（在欧美，娱乐行业的名人们几乎不会考虑为任何婴儿食品作代言人；而且他们多半是母乳喂养的提倡者和亲历者）。在营养医学专业术语包装下，传统的母乳喂养模式显得是如此落后和过时，最终不得不让位于以婴儿配方奶和其他替代喂养方法。
尽管很少有人否认母乳喂养这一科学常识的合理性，然而我们还是不得不面对众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妇女由于放弃传统的母乳喂养模式，转向使用奶粉或配方奶喂养，而不得不面临的灾难性后果。首先，使用奶粉喂养对用水质和奶瓶的清洁程度有相当高的要求。在许多贫困地区，母亲使用遭到污染的饮用水冲兑奶粉，无异平添新的健康隐患。当婴儿日渐长大而食量日增之时，捉襟见肘的母亲再也买不起足够量的配方奶，只得以水冲淡奶粉，将就着对付嗷嗷待哺的婴孩。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往往又导致了原本可以避免的婴儿营养不良。在多数时候，母亲在使用配方奶喂养婴儿之后，连反悔的机会都来不及。因为一旦中止母乳喂养，哪怕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母体本身几无可能再分泌出足够量的奶水。由此可见，从放弃母乳到选择配方奶喂养其实是个不可逆的过程（参见Scheper-Huges 1992）。而这个过程对于农村或城镇低收入妇女来说，可以说是引祸上门。轻信“科学喂养”神话而改变传统喂养模式。
委内瑞拉国的农村的哺乳期妇女，就曾因强烈抵制政府和国际组织联合推行的一项免费提供婴儿奶粉的计划，而得到发展人类学家的脱帽致敬。尽管委内瑞拉母亲们抵制的原因似乎是来自文化信仰的层面（在当地人看来，用奶粉喂养婴儿就是意味着母乳不合格，也可以说母亲的身体还不够健康），但人类学家仍然认为她们对配方奶粉说不，是直觉式的行为，更是睿智的选择（Foster 1969：8-9）。首先医学研究证明，母奶（健康母亲的母乳）较之奶粉或者婴儿配方奶，有着无可比拟的营养价值。可以说母奶能为婴儿成长提供最好的营养需要。同时母亲又能通过母乳将抗体传给婴儿。然而常识终究抵不过由商家和营养学家编织的婴儿配方奶在营养均衡的神话，加之独生子女的家长们育儿心切，使得使用奶粉喂养成为了一种现代化的科学育儿方式，受到各方精英的推崇。
与多数正直的医学专家一样，发展人类学家是母乳喂养模式的积极提倡者，但更愿意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比如说，在推广母乳喂养的实践中，发展人类学者发现了硬币的另一面，即：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如果让对认同“科学育儿”方式的都市女性放弃配方奶喂养，也会遭遇到类似与委内瑞拉母亲般的抵制行为。根据一项旨在鼓励美国东南部女性选择母乳喂养的研究，发展人类学指出：妇女们即便完全理解，也不否认母乳喂养是一种科学和健康的育儿方式，在实践中她们仍然显得犹豫不决，莫衷一是。首先，在心理层面，她们无法确信自己有充足的奶水来喂饱孩子；其次，在某些公共场合喂奶，会使她们觉得尴尬和难看；最后是来自她们亲友的反对态度（参见Bryant & Bailey 1990：24-39）。由此可见，即便某一发展项目能为受助对象带来福利，也完全有可能会遭到拒绝。处在文化、社会和心理等维度的复杂因素，都会最终成为阻碍受援对象参与项目的羁绊。因而，为了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项目的社会影响研究（见下文专述）便显得尤为重要。
该章的结语（156-157页）：
以近来发生的三鹿奶粉危机为例，通过法律手段惩罚有关人员，向受害者赔偿长期治疗费用，这只是解决棘手问题和应对现实挑战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有关部门和广大民众应该看到，毒奶粉造成的，不仅仅是一起食品卫生事件，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灾难。在痛定思痛之余，学者们必须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这场危机所凸显的是，不止是职业伦理的丧失，也是全球化条件下由于极端涵化而引发的育儿文化畸变。也就是说，一种强调因地制宜的并具有高度适应性和整合性的母乳喂养模式，由于配方奶的出现，被渐渐瓦解。。尽管这场“畸变”披上了科学的外衣，但并没能掩盖其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本质。借鉴来自发展人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关部门应该采取实际行动，在贫穷地区推行母乳或者因地制宜的传统喂养模式，谢绝或慎用婴儿配方奶（哪怕是接受跨国公司的所谓馈赠）。在此基础上，政府官员、医学和营养专家和相关制造企业，应立即开始对婴儿配方奶粉的价值和功能的重新评估，并将结果公之于众。其目的是使奶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即为缺少母乳和营养匮乏的婴儿提供替代食品）。同重新制定食品行业法规一样，努力践行这一实实在在的科学发展观，需要有一定的道德勇气和伦理精神。然而，其意义之深远，不亚于进行一次迟到的全民科普教育。
第八章第四节最后一段（180页）：
2008年发生在我国的以三鹿毒奶粉事件为标志的一系列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公共危机，完全可以放在发展人类学视域内进行剖析和解读：我们首先看到是以商业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科学育儿”模式（以奶粉或婴儿配方奶为基础），在以技术话语包装的营销策略的帮助下，是如何成功地瓦解了传统的母乳喂养方法；然后，发生育儿文化领域的这场裂变，在消灭“落后”习惯的同时，是如何为跨国乳业集团和婴儿配方奶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抢占国内乳品行业创造了先机；随之发生的奶源争夺战不过是畜牧业高度企业化和奶场盲目扩张的一个缩影而已；地方政府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无视资本的肆意扩张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对乳品行业的违法不良行为熟视无睹。这一切其实都为三鹿之类企业最终滑向罪恶深渊，起到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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