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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网络时代的学术考量

王海光:网络时代的学术考量

     王海光:网络时代的学术考量

2011年01月10日 本文摘自《学习时报》2010年3月29日第06版 作者:王海光(中央党校教授) 原题为:《网络时代的学术考量》


学问一途,历来讲究的是学有所本,继往开来,厚积薄发。然而,互联网的出现,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过去读书治学的学术传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是大量的知识信息进入公共空间,带来了知识水平的平质化。由于网络提供了遍收天下文章的方便,书橱式的学者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而过去一向慎重的著书立说变得非常简易了,即使著作等身也并非难事。精英文化的精雕细琢已成明日黄花,再难见到过去学人“十年磨一剑”的苦功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急功近利之风弥漫,学术大量泡沫化。学界中,许多人的网上功夫十分了得,而读书功夫却不敢恭维。相当一批人缺乏研读经典的功底,处理文本的能力整体退化。有写书而不看书的,有著作而无论文的,有学衔而无学业的,都可混迹其中。在网络文化可以迅速地生产出许多专家教授的同时,也使这些专家教授的学业水准大为贬值。低水平仿品的雷同之作泛滥成灾,抄袭剽窃的学术不端行为屡见不鲜。所以,尽管现在的各种出版物汗牛充栋,但真正具有原创性价值的优秀学术成果屈指可数。一言蔽之,网络带来的不是知识的优质化,而是知识的平质化。

二是各种来源的杂乱信息真假莫辨,带来了知识辨别的复杂化。由于网络的公共空间性质,信息自由,言论方便,专家与平民,权威与稗贩,都在一个平台上角力。所以,网络信息来源杂乱,许多资讯真真假假,各种观点五花八门,知识信息的面目反比过去更模糊了。更有好事者为了制造噱头,还会刻意编造出一些虚假信息。而且现在虚假信息编造的水平越来越高,几可乱真,连一些专业人士都难以辨别。有的还被当作新知识引用到一些书里。笔者就经常被问及有关网络上披露的一些中共党史的新史料孰真孰假的问题,问者中有的还是老先生,可见其仿真程度之高。从网络涌来的大量知识信息是泥沙俱下,既扩大了知识来源,也带来了真假信息,对学者的学养是一个更严格的考量。如果读书功夫不够扎实,学业基础不够牢靠,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则很难应对网络时代的挑战。

网络时代的到来,既为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也对学者的学业修为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网络文化精芜并存,是碎片化的知识海洋。学问有道者,可以畅游无碍;学力不足者,可能就会淹没其中。

网络文化的最大好处,是从根本上冲击和颠覆了教科书的知识体系。不再有标准答案,不再有唯一性,不再有确定性,一切论点论据都被打上了问号,一切结论都被打回原点重新思考。在现实世界中的专家学者、教授博导,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上都要重新洗牌。是真才实学,还是一知半解;是名副其实,还是滥竽充数,在网络上一晒,立见分晓。那些指望靠几本教科书故弄玄虚的学术混混,是难施其计,难遁其形的。

网络之中无权威,不会有什么定于一尊的言论。任何神佛偶像,达官贵胄,豪门名人,都会在网民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和诘难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谁人要愚蠢到不让人讲话的地步,不仅要付出高昂的封口费,结果一定是自取其辱。网络言论,众说纷纭,比较的是话语权的大小。话语权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的高声鼓噪,而是言有理、论有据的知识能力的体现。它容不下概念化的说教,需要的是常识化的真理,尤其是使不得脸红脖子粗的蛮力。能否具有把真理常识化的能力,这是网络时代的学养要求。坚持常识,也就是在坚持真理。

网络带来了获取知识的便捷,也给偷懒取巧的文抄公们带来了抄袭的方便。当今学界,抄袭剽窃之风盛行,不仅有教授、博导级别的高知,还有主任、校长级别的领导。现在被揭露出的抄袭剽窃,抛开道德问题不谈,仅从抄袭的品相而言,俱是原样照搬过来,粗蠢之极。有些知识含量的抄袭剽窃,是要改换原作的肤色,转换一下文字语言,颠倒一下前后秩序。这样一来,即使查剽窃工具也无计可施,原作者只能干吃哑巴亏。这样的雷同作品,数量要远比照搬照抄的剽窃更多,对学术的危害也更严重。实际上,学术研究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不会有平地起高楼的事情。但只要是做过学术综述方面的工作,清楚学界的研究动态,是能够辨识出来真伪高低的。所以,网络时代的学术泡沫化现象严重,特别需要专业化的学术批评。而能不能做专业化的学术评论,也是对专家学者的学术能力的一个基本要求。

网络时代,各种理论、学说、观点一应俱全,各种专家学者层出不穷,有真有假、有虚有实。这就得看能否是学有所本、渊源有自。如果搞理论而不熟悉历史,这种理论只能是在自我预设的逻辑中原地转圈推磨。以流行时髦的后现代理论为例,对中国当代历史的知识大致是教科书水平,所以会有赞扬“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如果搞理论而没有系统研读过原典,只是靠转手稗贩来的教科书知识武装头脑,所阐发的理论必然要扭曲变形。经常看到一些声称自己是搞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但并没有系统研读过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其知识功底只是斯大林主义的几本教科书,再加上“文革”后期“学理论”运动的几本马列著作选读和论专政的语录。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所以也不奇怪他们能够公开提出反对人类普世价值的问题。其他方面亦然。如果搞历史的没做过考证,对史实的辨识就大打折扣;搞经济运行的没搞过数学模型,对经济的预测就难以准确;搞西方哲学的没有做过原著翻译,对概念术语的把握就很难到位。所以,网络时代对学人的学养要求实际上是更高了。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学术功底,就能有什么样的知识话语权。

网络不仅要把教科书知识打回原点,也要把有名无实的专家教授打回原形。实际上,要了解某位专家,只要上网查看一下姓名,如果五页之内看到的只是参加各种会议而看不到文章作品,那就是江湖学术的孙行者无疑了。网络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要求学人既要有知识的广博,更要有学业的精深,取不得巧,偷不得懒。同时,网络也提供了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的一个广阔的学术平台,能够促进本土学术径直地走向国际化。这都是鞭策学人规范学术行为,提高治学水准的有利因素。

总之,任何工具都有两面性,在网络时代对现行学术体制的挑战面前,一切都事在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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