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秋，我有幸考入钟先生门下研习民俗学。在随后一年半的讲堂内外，我常常被先生治学与为师的风范所触动，也常常会由衷地感佩起先生的“师之大”。今屈指算来，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又九个月了。这期间，不时有“钟门弟子”著文怀念先生，我也不止一次地想把自己关于先生的所知所感连贯道出，但每次念及时，都思绪繁杂，理不出个先后，也难断取舍，最后只好作罢。不知道还需多久的过滤与沉淀才能所言娓娓，也许终不能够。今杂写三五小事，暂落笔于“师之大”。
论说师之大者，首先当述年龄之大。
若单说百岁老人，在今天已算不上是罕见了，但年届百岁还能坐镇大学讲堂给博士生授课的，钟先生之外，我还不曾闻见第二例。入学前，听老师和师姐说过先生还给她们上课，只是想象不出那是怎样的课堂，我也没深问这所谓的“上课”是为欢迎新生入学而备的一次性讲座，还是系统授课。开课以后，才知道先生的“上课”属于后者。我也自此得识了这位高龄教授思维的缜密与授课的规范。
2000年下半年，98岁的钟先生给我们讲授民俗学理论课，次年又系统讲授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史。课程结束之后，还专门拿出时间讲解“论文的制作”要求，并用“制作”来强调学术论文的科学性与规范性。记得先生的课都安排在周五下午，每次来上课时，先生都是一手执杖，另一只手臂由一师妹轻扶着，稳步走进教室，坐下来，摆好放大镜和讲义等资料后，一次两个半小时的课程就开始了。课程基本上都是以主题发言、大家讨论和先生总结的方式进行，有时也是先生主讲。整个过程中，先生都在认真地听，细致地讲。讲到兴致起时，他常常会连着讲几十分钟，只是偶尔停下来喝口水，思路依旧清晰连贯，论人评事皆朴素中肯，了无闲言。先生深厚的学养和为师的热情便如涓涓清流绵延而出。
先生以教书育人为重，坚持亲临讲堂，自有他深远的学术追求。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一本书中这样写道：“写作那准备了多年的专著，是我所关心的。但是，我眼前的任务，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够写出有价值的专著。自己的东西是否写成，并不是很重要的。记得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讲话中，希望大家去做培花的泥土，这样可以使地上出现好花。这是伟大的教导！去年我在一个论文集序文的末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在学术上希望看到的是‘春色满园’，而不是一枝出墙的红杏。这和鲁迅先生谆谆教导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正是有了这样“春色满园”的追求与践行，我才有幸赶上了当面聆听先生授课的末班车。其实，在育人之余，先生仍笔耕不辍，他的几篇关于晚清民间文艺思潮等方面的论文，篇篇都在万言左右，均写成于先生90岁以后。
我曾经将顾炎武的“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两句诗抄录与先生，事后，先生夸赞我古文功底好，对自己却只语未提。
再谈“细中之大”。
主要说的是先生于诸多细节处体现出来的不俗的大气。这里略举二例说明。细节之一体现在先生晚年对每年博士生入学考卷的评阅上。据说，每次评卷，先生都把本教研室有评审资格的老师召集到一块，先由一位老师朗读考卷，接下来，先生再听大家各陈己见，意见统一之后才商量着定下分数。每一份考卷都要经历这样的评审过程。这与时下通行的人守一类卷的分头评阅方式相比，无疑加增了老师们的工作量，但先生一直坚持此法，且亲历亲为，从不以自己年事已高之故推脱。经过如此细致的评阅程序，每一份考卷基本上就打出了各得其所的分数，同时，对老师而言，他们不仅对考生的整体水平有了准确把握，各陈己见的过程，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相互之间的一次次学术交流。
细节之二则体现在先生对博士生学位论文的指导上。先生的视力一直还好，他也一直坚持每天用几小段时间读书。但要在短时间内看完一篇十几万，乃至二三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对先生来说强度太大。为了不耽误毕业生修改定稿，他就找别的学生来读给他听。2001年初春的一天，先生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去他那里，我应允前去。到了，得知是要我读一师兄的毕业论文修订稿。已经有人在前面读过一部分了，我按先生所说的内容找到连接处，就开始读了，而先生则坐靠在他的古旧的椅子里，微闭着双眼听。读了一会我在想：我这种语速偏快的阅读，先生能听清楚多少啊，他会不会听睡了？但嘴上未敢停顿。我读到“亳州”两个字时，先生突然睁开眼说：“你认的汉字挺多，好多人都读‘毫州’。”当时我绝无被夸赞的喜悦，心下全为先生的认真和过人的精力叹服。先生不仅在听，还在快速地思考判断，他不时地要我停下来，说哪句话是猜测，哪句话不准确，然后在某一行或某几个字下面做上什么样的标记。
勤勉谨严的钟先生眼里容不得半点慵懒与臆断。他以身示范，奉行“严进严出”的做法，与当时扩招名义下已见浮泛端倪的速成风有些格格不入，两下比较，更显先生沉静尽责的大气。先生在生活中，还坚持自己能做的事决不劳烦别人，比如自己打电话，给友人写贺卡等，诸多不显眼的细节成就了先生人格之大美。
三为“魅力之大”。
此处的魅力当指“以师范人”的影响力。在重知识传授的同时，先生还很讲究教育之法。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尤其是读博士期间，同一年级的同学在年龄、学术经历等方面会有很大距离，常常有二十几岁的应届考生和治学二十多年的教授同班。先生注意到这种“参差不齐”，一边鼓励落后者潜心读书，一边温和地安慰不要急躁。我曾多次受用这种鼓励和安慰。在我20余年的求学生涯中，老师们给了我太多的鼓励，使我有力量一次次直面困难。当这鼓励来自心中仰慕的钟先生时，就更觉深沉有力。当然，我也偶有被个别老师鞭策之后奋力前行的时候，也感激他们的鞭策之利。但同样是难忘和感激，我更喜欢先生这种温和的美好，喜欢这种博大襟怀下不动声色的砥砺。
与我有同感，也许比我还甚的，有我熟识的一个师妹。我们同聊时常常感念先生的鼓励之功效，毕业后她去安徽工作。今年春，她来北京参加学术研讨会，会后寄留我处。一天下午，她出去办事，傍晚归来时，眼睛红红的，说话带鼻音，有流过泪的痕迹。我问缘故，她说，她去了北师大，在以前给先生买过花的花店里买了一束淡粉色的玫瑰。她说，淡粉色是她对先生思念的颜色。她抱着花到先生曾住过的小红楼处默伫了许久，然后又重走了一遍当初陪先生走过的地方，离开校园前，将花放到已被命名为“敬文讲堂”的阶梯教室里以追奠先生。她说，做完这些，心安了许多，但依然静不下来，与先生往来的种种细节不断袭来，她也就一直泪水不绝。
得到过先生扶掖的后学，不会因自己的日渐成熟而忘了幼稚时先生曾给的教诲。今先生离去，桃李已不言，但芬芳之浓郁依旧，其下之蹊便愈将宽阔。是为师范之大魅力。
末论“雅之大”。
先生的雅致情怀，多在散文中有所流露。不管是写景状物，还是抒情论理，皆用语婉约，情感真切。《西湖的雪景》中这样说理：“春花固可爱，秋月不是也要使人销魂么？四时的烟景不同，而真赏者各能得其佳趣；不过，这未易以论于一般人罢了。”在《水仙花》中，先生写到他的大哥，“为了自少缺乏美好教育的陶冶与现在压迫于艰重的生活的担负之下的缘故，所有的才力，千万中不能发展其一二。但他潜伏着的奇特的本能，是可以从他无意中的一言—笔领略出来的。巧于雕刻水仙花，和对于它的爱好的心情，这是很微小而无奇的，但我从此想到他被淹没的美丽的心情，与优异的技能，便禁不住戚然于心了！”
在先生的散文中，看不到豪言壮语的激越，读之也难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般的豁然开朗，但偏偏是这温柔绵力，能唤出你的喜怒哀伤来，读后再丝丝化解，让人感觉出先生的精妙“诗心”。郁达夫对先生散文的评价是“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虽说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见地，但我相信，先生散文之雅当是共识之一。
遇师如钟先生者，是学生之大幸。余生登前途，当学钟翁样。
杨秀敬缅于丙戌年仲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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