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nguochen

台灣應開啟新階段的族群關係與國族認同 （葉啟政）
2006年

世間總有一些「偉人」懷著使命感，自以為代天行道、為萬民百姓謀幸福。他們在創造歷史，然而，其中多數祇是讓個人任性的激情激盪著；更多的，甚至祇是遂行個己利益而已。尤其，上一代經常以不必負責任、且幾近開玩笑的方式，帶給下一代一些意外而驚奇的「禮物」。貼近來看，這些禮物又總是沾著更上一代的手印和汗跡，既揮不掉也拭不去。於是乎，一代接一代的前人們的手印和汗跡累積串成一條歷史的因果鏈，使得「禮物」成為「傳家寶」。然而這個傳家寶經常祇不過是個大爛攤子，留給子孫收拾。尤其殘忍的是，對存在於此刻的任何人，過去的歷史都是天命，不可逆轉更改。後來的人祇能承擔，卻沒有埋怨的權利，況且，埋怨也無濟於事。



對立的集體情感渲洩而出


百餘年來台灣的歷史際遇一直與中國牽涉糾纏捆綁在一起。中國經歷的不幸際遇總會自動地傳給台灣，對當代的台灣人（尤其是年齡愈長者）來說，不管是所謂本省人或外省人，過去中國的歷史際遇（特別就爭權奪利的政客們所牽引出來的歷史情境來說），為他們各自地帶來了集體創傷。在這些不是他們自己找來的不幸創傷當中，體現在所謂的國族認同上的創傷，可說是最為棘手也最為沉痛。

問題的關鍵在於這兩大族群的不幸歷史境遇被迫共同壓縮在同一個空間與時間段落裡，而且相互交錯地拉扯著。就在兩蔣威權統治結束後，特別是政黨輪替之後，這兩股本質上缺乏可共量之「公分母」、又長期被壓抑的對峙集體情感，像蓄積在水庫中的大水因水庫崩潰而盡情宣洩出來。尤其，因長期鬱積，這片大水早已優氧化甚至發了餿。如今，這片餿水幾乎淹漫了整個台灣，而且繼續發酵中。

面對這樣一個前人所犯的歷史性「原罪」，做為子孫的我們予以譴責並無濟於事，頂多祇是暫時略減心中怨氣而已。整個問題要有所化解，追根究柢還是在於我們能否學習採取「適當」態度來面對。我們期待的是，在這充滿悲劇性的歷史過程中，全體台灣人（尤其是未來世代）有智慧學習到寶貴經驗，懂得選擇一條可能把傷害降到最低的路來化解集體心靈創傷。然而，這一切又得仰賴我們對促使此問題發酵的整個歷史情境有所耙梳，才比較可能理出一條路子來。

在對台灣人所謂的國族認同問題表示意見之前，先讓我以個人家族經歷的生命遭遇談起。這對理解台灣人的認同形塑過程或有一定助益，也能把大家的感受帶引出來。

我們祖父孫三代恰恰都經歷了所謂「改朝換代」的特殊經驗。在人類近代文明史中，能夠讓三代人在短短五十多年之間各自地都經歷「改朝換代」的歷史際遇，應不多見的。

我的祖父生於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明治十七年），還來不及應科舉考試往上攀升，就因清廷在甲午戰爭失利，於一八九五年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在一個青少年人生階段剛開始的十二歲，做起日本人殖民地的子民。對祖父而言，不但過去追求科舉功名的傳統晉身管道斷送掉，甚至連學習在新朝代裡謀求「上進」的機會也無法掌握。面對著新來的陌生統治者，他順理成章地做一個有幸可以「吃租」的悠閒地主仕紳生活。生活就在閱讀諸如鄭板橋的詩集、《三國演義》、《聊齋誌異》和可能是當時流行的小說《花月痕》等等之中度過。他也與新竹的文人成立詩社，吟詩填詞，蒐集古玩，過著既悠閒又自在的傳統中國文人生活。

新來的日本統治者似乎與他的生活一點關係也沒有；日本文化更走不進他的生活世界。他還是活在延續滿清王朝氣息的中國文人世界裡。儘管早在祖父出生之前，「國家」這個概念產物已經存在，而且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包含當時的中國）流行起來，但我懷疑祖父有此觀念而對日本殖民政權有著明顯的「敵國」意識。這裡一個極具意義的事實是：我祖父整個生命跨越著兩個不同的統治者，而且在他人生將開始累積能量以發揮潛力的年齡時經歷到了。


回歸祖國的適應困擾


我父親很弔詭地再次經歷了與祖父類似的命運。父親這一代也橫跨兩個朝代，而且也是在人生剛要開始之青少年或青年的黃金時刻經歷改朝換代。父親生於一九二三年，當時日本統治台灣已經有了二十八年。他在日據時代完成高中教育之後，曾經到日本早稻田大學所屬之類似專修班學音樂。回台後，進了當時的新竹州政府工作。剛開始不久，日本人就戰敗，父親也就跟著結束了短短的「公職」生涯。

父親和祖父一樣，在新的朝代來臨之前，他們基本人格模式、生命態度與價值（至少其雛形），大體上已確定下來。對我父親尤其明顯，他從小接受的正式教育是徹底的日本殖民教育，被安排著準備做起「大日本帝國」的「皇民」。對中國這一個祖先來自的母國，做為來台第四代的父親，已喪失了瞭解的機會，甚至缺乏理解的動機。因此，當「回歸祖國」的新時代來了，他有著適應上的困擾是可想而知的。

觀察了許多國民黨政府官員貪污腐敗的事跡和軍人「惡形惡狀的劣跡」之後，父親開始懷念起日據時代安定而祥和的社會秩序，也因而對日本重新拾起舊有的感情，轉而對這個剛孕生的祖國「認同」產生根本的動搖，並開始懷疑「台灣人」（本省人）是不是就應當是中國人。在此，我並非企圖為父親的政治觀或認同觀做出結論，而是單純地用來說明父親以及他同一代的許多「本省人」可能分享的心靈世界。


被迫與大世界隔離


一九四五年的改朝換代，無異剝奪了我的父親這一代的「本省人」與大社會（尤其是官方社會）有更緊密接觸的機會。他們聽不懂從中國大陸帶來的官話，更遑論中國各地鄉音迥異的言語。他們看不懂中文，縱然受過起碼的正式學校教育，現實上卻成為不折不扣的功能性文盲。除非少數積極參與（地方）政治事務者之外，他們與任何具官方色彩的活動事務基本上搭不上線，形成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官府離他們遠遠的。語言障礙使得他們喪失了接觸更大、且極其不一樣世界的機會，也使得他們喪失了向更大世界表達思想與感情的機會。譬如，國民黨政府領台後，許多台籍作家，如楊逵、葉石濤、鍾理和等人，頓然喪失發表作品的園地，祇能把作品寄到剛離開的殖民母國日本發表。對作家而言，作品無法在自己的土地發表，無疑是創作生涯巨大挫敗，也是何等沉重的傷痛。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即把「本省人」這樣的歷史處境描寫得相當深刻。

當時一般「本省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祇有繼續生活在早已習慣的小小世界裡，甚至緊抱著那一去不復返的記憶。他們看不到即將來臨之世界的大不同，甚至拒絕去承認與接受這個不同世界的事實。對其中許多人而言，生活中的「現在」變成祇是「過去」，日據時代的一種否定式的延續，緬懷日治時代的一切「美好」日子，也是用來評比國民黨統治下的「現在」。「現在」一直承載著無比的無奈，也始終塗染著薄薄的陰霾色彩。日子總是在不舒坦也不自在的心境中度過。我父親的情形就是這麼一個樣子。我父親這一世代的「本省人」祇好把這份祖先自中國閩南地區帶來的文化遺產，糅合在日本殖民文化與百餘年來自我衍發的生活方式中，並給了新的定義。對他們而言，這些來自中國南方的特有文化傳統，早已經轉變成是「台灣的」，不再是「中國的」。


三代經歷改朝換代

　　
父親這一世代把自己的意識世界封鎖在過去記憶中的一般情形，對我幼年時代的認知與感受成長有著一定影響。雖然整個文化基調擺明的，是以當時中國大陸中原文化為主導，但我真正生活的世界還是徘徊在台灣化的閩南文化和殘餘的日本文化之間。在我幼年的生活世界裡，中原主流文化能起的心靈作用微乎其微。來自新「祖國」的東西，對我真正開始產生影響，是進了新竹中學唸初中以後的事了。

日本的電視連續劇「阿信」曾讓我相當震撼，劇中所描繪的「阿信」，不就是我母親的影子？劇中許多場景正是我童年所經歷過的。劇中諸如郵筒、飯鍋、衣飾等等，都不自主地把我童年所經歷的許多景象給勾引出來。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幼時所穿日本式衣服右胸部位釘上那寫有名字與地址的「名牌」。這是當時美軍轟炸台灣時日本政府規定的作為，萬一老百姓被炸彈轟炸了，可藉以辨識身分。單單這個小名牌，就讓我心中一種難以言狀的情愫不停地鼓動著。這讓我深刻意識到，原來我的潛意識裡藏有那麼多、也那麼深的日本的「東西」。

上述經歷和感覺是要提醒一件歷史事實：在台灣百年歷史裡，從所謂「本省人」的立場來看，我們祖、父、孫三代恰恰是分別成長在三個不同政權的統治下，而且都經歷了「改朝換代」的巨大變遷。這種歷史性經歷，正是理解當前台灣社會裡許多現象，特別是有關國族認同問題時，不可忽視的基本歷史條件。當然，我也深深以為，那些在一九四五年之後、特別是四九年跟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所謂「外省人」的經歷，恰恰是整體台灣人另一面的歷史遭遇。一樣的不幸，甚至是更加為甚。這份另面遭遇也是理解整個台灣社會的國族認同問題不可忽略的重要面向。但限於篇幅（而非找不到動聽的故事），祇好割捨這個面向。

整個台灣近代史中，直到至少二十世紀結束之前，台灣人一直缺乏機會孕生具明顯共識性的集體意識，甚至連把問題提到檯面上公開討論的機會都沒有過，而總是把詮釋權和主導權讓渡給其他人。結果，迄今台灣人對過去既不具有共識的集體記憶，也缺乏共感的集體情操，對未來更沒有共享的集體期待。大家共享的，或許祇有某個程度的迷茫與失落而已。從過去到今天，台灣基本上是一個集體的記憶、感受與期待在歷史與迷思雙雙失落的夾縫裡一一被撕裂的社會，呈現出一片心靈破碎而分歧的景象，人們彼此間有的祇是緊繃的對立矛盾情緒，特別當觸及國族認同問題時。


撕裂的靈魂在漂盪


歷史這一概念意涵的是一連串之特殊具體事件的聯繫表現；「迷思」則是呈現具情緒性的主觀認知模式。準此，所謂的集體記憶、集體情操和集體期待，即是企圖以迷思來造就歷史的一種綜合性心智狀態的展現，繼而讓兩者間得到一定的和諧，合為一地體現在一群人身上。其間歷史是身軀，而迷思則是靈魂；迷思靈魂的灌入，乃是使得歷史身軀得以活鮮起來的基本要件。一個缺乏統整之靈魂的身軀，祇不過是個僵化的「遊魂」而已。倘若有兩種不同的迷思以對抗的姿態爭奪著這個歷史軀殼，更是一具被撕裂成兩半的僵化迷思遊魂。今天台灣社會呈現的情形恰恰如此。它頂多祇是個單純的共生聚合體，缺乏孕生社會學者安德生（B.Anderson）所說之「想像共同體」。那麼，到底是怎樣的歷史因素導使台灣社會成為單純的共生聚合體，讓靈魂被撕裂為兩半、且一直飄蕩著呢？

首先，讓我就所謂的「本省人」的角度來說吧！當一個社會在短短五十多年間就歷經了三個不同的統治政權、且不斷地移入生長背景不一人口的時候，就在就很難想像如何讓這個一直處於危機狀態下的社會，沉澱、凝聚具相同之國族認同的集體迷思，更遑論讓不同世代間分享共同的集體情操、集體意識和集體期待。假若允許我們把這樣的歷史天命看成當代台灣社會所來自的一種歷史源起狀態，那麼今天在台灣這個蕞薾小島上看到、經歷到因國族認同的曖昧而引發的集體焦慮，也就不足為奇。

「個體人的生命是有限」，時間的流水會把在特定歷史階段中所沉澱的某種迷思沖淡掉的。但由於上下世代在時間與空間上必然是交疊著，這種交疊多少促使了上一代沉澱下來的認知與情緒感受，對下一代發揮一定的累積性作用，至少是磁滯效應。因此，整個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針對特定迷思進行「沖刷淡化」與「累積沉澱」這兩股力道，在整個歷史際遇中，彼此間到底產生怎樣的拉扯競爭，也帶出了怎樣的機會「淨」結果。



歷史對台灣開的大玩笑



在此，讓我提出純然假設性的狀況：首先，假定當年日本沒有發動侵華戰爭或說日本人戰勝了，那麼，今天包含著「外省人」的所有台灣人所面對的問題，基本上不存在。「外省人」根本不會到台灣；而「本省人」的認同問題，基本上將是在「台灣人」與「日本人」間二選一而已。這個問題會隨著日本殖民政府推動的「皇民化」日益徹底而逐漸淡化。

其次，日本戰敗而把台灣給了中國政府之後，若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未因內戰失利撤退到台灣，繼續統治整個中國至今，或是共產黨解放了台灣，消滅了國民黨政權，那麼，對「本省人」來說，到了五十多年之後的今天，尤其經過統治政權不斷地「教化」之後，國族認同問題基本上應當不存在了，大部分「本省人」理當早已自願地或被動地對中國有所認同了。若有「本省人」與「外省人」之分，祇是糾結了一些因被日本人殖民過後所殘餘的歷史情結，以及因生活習慣、認知模式等差異所帶來的「省籍」摩擦，頂多像今天香港人所經歷的一般，而這一切都將會隨著時間的邁進（尤其世代承替）逐漸改善。

遺憾的是，歷史對台灣人開了個大玩笑，並沒有讓整個歷史推進的場景循著較單純的路徑進行，而是把諸多不利條件加諸於台灣人身上，甚至讓其中許多人「非自願」地從中國四面八方匯集到這個小島上來，承擔起歷史「共業」的考驗。就時間分離點而言，致命關鍵時年分是一九四九年。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對原居點不同的「台灣人」，乃深具不同的意涵，而要瞭解這樣因族群之不同所衍生之意涵的分殊現象，則又得從當時國民黨政權的施為行徑與歷史處境談起。

　　
國民黨營造集體意識失敗


至少從日據時代以來，當權者一直就明顯而直接地以官方姿態，介入台灣社會之集體意識（因而集體記憶）的營造過程。說來，這當然是因為台灣遭遇的特殊「殖民」歷史際遇使然。當然，我深知，以「殖民」政權來稱呼兩蔣統治下的國民黨政權，確實與「獨派」的詮釋謀合，而「統派」的台灣人則難以接受。但是，使用這麼一個辭彙是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因為兩蔣統治下的國民黨政權實具有特定的「殖民」風格，用來形容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八八年在台灣的所有統治政權，在概念上具有著統攝性的貫穿意義。

兩蔣統治的四十多年裡，統治政權一直企圖運用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來創造具神格的故事英雄（也就是兩位蔣總統本人）。這乃是專制集權政權維持統治的一貫作為，其意涵擺明的是企圖以幾近最「平和」的恐怖方式來鞏固政權。尤有進之，它還有一個潛在用意──提供一個可資做為集體記憶的「不朽」基石內容，並進一步地用來凝聚整個社會的意志。但歷史實際發展似乎並不積極支持這樣的「用意」，不管官方如何努力，台灣社會一直缺乏營造具完整共識之集體意識的客觀條件。特別是國民黨政權退處台灣的一開始，營造完整的「集體意識」迷思就註定不可能成功，甚至一開始營造，即在瓦解中。情形何以會是如此？

對許多「本省人」來說，國民黨政權「本質上」是外來政權。他們認為，在一九四五年，台灣即再次淪為準殖民地，而一九四九年之後，兩蔣統治下的國民黨政權祇是更進一步地添加一個特質：一個被故土人民唾棄而喪失「原鄉」的流亡外來政權而已。至於，對「外省人」來說，國民黨政權則是一個代表整個中國的正朔政權，而台灣更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是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

流亡（或謂退守）到台灣來的國民黨政權，做為一個統治集團，除了為其最高統治者塑造神格形象之外，還企圖運用其過去統治中國大陸時殘存的歷史痕跡做政治資本，形塑「中國」此一「想像共同體」做為人們的國族認同對象。它更藉此確立其繼續統治的正朔性。為了有效進行這種「想像共同體」的營造，除了嚴格控制、並不斷強化前面提過的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之外，並同時運用軍警特構成的監視與壓制體系來彌補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作用不足之處。


本省人心中的菌種


雖說高壓的統治會使得老百姓厭惡國民黨政權，卻未必會使得人民連帶地拒絕接受國民黨政權所宣揚之認同中國的國族迷思。假如說兩蔣時代之國民黨高壓統治對老百姓的國族認同產生一定作用的話，這個作用頂多祇是一種催動發酵的觸媒，而導使發酵的菌種事實上早已潛伏在社會裡了。

這個催動與國民黨政權離了心、也與「認同中國」絕緣的菌種，透過日常生活中點點滴滴之負面經驗的累積，在一些「本省人」心目中慢慢滋生。倘若一定要選擇一個武斷的分界點的話，或許發生二二八事件的一九四七年是頗恰當的年分。也就是說，五十五歲以上的「本省人」較容易帶上這樣的菌種。然而，對年輕一代的「本省人」來說，若說對國民黨政權一向所宣揚的正統國族認同迷思有所質疑甚至背棄的話，高壓的專制統治帶來的負面心理本身，基本上不應當是可資依據的因素，而這對所有「外省人」來說，情形更是如此。

那麼，這個菌種到底是什麼？簡單來說，這是潛藏在人們心底具發酵性質之懸浮、曖昧、虛空感的心理因子，因改朝換代，人們直接或間接經歷的點點滴滴「文化差異」經驗與不滿情緒，使得孕育這種菌種的培養劑得以產生作用。如此一來，高壓的專制統治充其量祇是個客觀的觸媒條件而已。正因為如此，完全缺乏這種歷史經驗的年輕一代「本省人」才會是不帶菌，儘管他們也可能從上一代身上感染到。至於，「外省人」基本上是完全免疫的，因為，無論就文化基因或歷史際遇來看，他們的社會體質都是不同的。


兩種國家機器塑造國族認同


在國民黨政權長期統治下，透過綿密細膩地操作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其所楬櫫的正統國族認同，確實對許多的「本省人」（甚至六十歲以上者）產生了作用，而對年輕一代情形更加明顯。至於對「外省人」（大多數六、七十歲以上者）而言，在國民黨主政時代，特別是兩蔣時代，即使不透過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操作，政權所楬櫫的正統國族認同早已是毋庸置疑的真理。有趣的是，在二○○○年之後，民進黨政權也意圖透過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顛覆過去國民黨時代「中國化」主張的正朔性，並以迂迴方式致力於揭櫫另類國族認同迷思，或至少不壓制它的浮現。當然，在短短三年多的時間裡，要說服而改變基層官僚或一般人民的深層意識，並非可以一蹴即成的。風水輪流轉，此時起來反對執政當局（特指「台灣化」的國族認同）者，成了「外省人」族群，而且不滿情緒的反應似乎又特別強烈。

兩蔣統治下的國民黨政權，透過壓制的國家機器與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雙重運用（特別是後者），企圖確立以「中國」為正朔的國族認同迷思意識。就體現在社會裡的種種表象來看，其所做的努力不能不說是有一定的效果。首先，就體現在「外省人」族群的一般狀況來說，因他們有著特殊的文化基因與歷史際遇，國民黨政權祇要善於利用施政政策（如以優渥的福利和退休制度來保障「外省」族群居多數的軍公教人員）與同時發揮凝聚「外省人」的危機意識，就可以贏得擁護，確保官訂之國族認同迷思的絕對地位，當權者根本不必煩心經營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雖然壓制的國家機器也一樣地施用於「外省人」身上，但完全不足以刺激他們產生悖離正朔的國族認同。易言之，倘若當時的國民黨執政當局把這兩種國家機器的形式施用在「外省人」身上，為的祇是與海峽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奪代表中國的正朔定義權。透過意識型態之國家機器，說服「外省」老百姓唾棄中國共產黨的論述；使用壓制的國家機器，防止百姓信仰共產主義、認同中國人民共和國。

就「本省人」來說，透過上述兩種國家機器的雙重運用，前者使得在認同上早已離了心、且心懷不滿者，既不敢怒，也不敢言。國族的認同迷思可以暫時懸擱而不論。他們不發聲並不表示完全認同官方的國族意識，祇是以無言沉默表示一切。至於意識型態機制國家機器，儘管確實對許多「本省人」的國族認同迷思產生一定的影響作用，特別是年輕一代。弔詭的是，台灣社會的外在環境同時存有著「腐蝕」這種國族認同迷思的客觀條件，使得潛藏在許多台灣人心底懸浮曖昧虛空感的菌種，在適當條件的催化下，產生了發酵的作用。這個條件最為明顯的，莫過於是一九八八年後台灣社會（至少在體制形式上）走向自由民主化，尤其是二○○○年出現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

一九八八年之後，台灣社會走向形式上「完全」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祇是時間的問題；二○○○年民進黨主政之後，這個趨勢更加往前推進。自由民主化的落實，整個台灣社會頓時「光亮」起來，不同的主張與聲音都毫無忌憚地發出來。過去被壓抑、不同於官方定義的國族認同迷思的聲音得以公開呈現，而長期被壓抑的集體情緒也因此逐漸被釋放出來。於是，台灣與中國之間所有可能組合的國族認同可能性，跟著一一浮現在檯面上。其中，以代表所謂獨立立場之「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台灣主體認同迷思以及代表所謂統一立場之「台灣人即中國人」的中國主體認同迷思最具典型。由此衍生出有趣的政治光譜：光譜的一端是主張消滅中華民國國號而建立獨立的「台灣共和國」；另一端也是主張消滅中華民國國號，卻是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正朔的統一中國，而落在其間的至少有：一、仍奉中華民國之國號為正朔表徵、但主權卻侷限在台澎金馬的一個實質「獨立」國家；二、奉中華民國之國號為正朔，且等待機會返回中國大陸重掌全中國的政權，以完成蔣介石夢想的「統一大業」；三、奉中華民國的國號，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各種可能的方式並存，實行所謂的「一國兩制」，等待適當機會進行統一。原是潛藏著的不同國族認同迷思間的緊張對立格局明顯化，特別是分居兩個端點的主張。這更使得台灣社會頓時顯得緊繃，甚至令人感到危機四伏，隨時有解體的可能。

另一個導致這種認同迷思分歧的既存關鍵力量是來自一九四九年後即存在於海峽對岸的中國共產黨政權。中國共產黨政權與國民黨政權對台灣之政治地位的認知和宣稱，無疑地成為所有台灣人理解和界定台灣與中國之關係的分殊參酌點。正因為存在於這樣被外在強權覬覦的歷史夾縫之中，台灣人才會因為秉承的立場和信念不同，形塑出上述五種不同的國族認同意識。這樣的認同分殊，更因為民進黨執政，自由表達的空間加大，而愈加明顯地表露出來。

　　
「統／獨」意識與族群疆界貼合

　　
在過去的五十多年裡，老一代的「本省人」和「外省人」儘管分享共同的歷史際遇，而在集體情感上也都受到傷害，但畢竟他們擁有的不同經歷以及被歷史命運所錯置的社會處境，使得他們認知和感受到截然不同、甚至是對峙的記憶經驗。對許多人來說，這份記憶經驗是清晰而深刻得永難忘懷，其中糾結的情感和情緒更濃郁得難以化解。這一切並非單靠時間的流逝，就可逐漸被淡忘或稀釋。台灣政治空間日益自由開放，祇是提供一個大好的機會，讓人們可以把過去被抑鬱的集體情緒傾瀉出來。對長期存在於占人口比例多數的「本省人」，中鬱積的「獨立台灣」主體意識而言，情形尤為明顯。

一旦被壓抑的「台灣主體」認同迷思正式浮出檯面，而成為公共輿論討論的議題（尤其是以政治與社會力推動著實踐落實的集體意志）之後，它立刻與長期國民黨政權官方所欽定之主張統一的「中國主體」認同迷思產生「正式」對壘。於是，雙方各自累積了五十多年的不滿抑鬱情緒能量頓時爆發出來，使得整個社會呈現出有史以來「中國／台灣」國族認同迷思的對立鬥爭最白熱化的局面，且「統／獨」意識的區隔幾乎與族群的疆界貼合著（尤指存在於「外省」族群之中）。「中國／台灣」國族認同迷思相互對立可以說正處於高峰階段，過去不同族群所經歷的種種不幸歷史經驗，也正蘊發著具傾銷性之總清算鬥爭的能量。

人走到了最高峰之後就得往下坡走，這是自然定律。倘若接受「台灣社會裡貼著族群之疆界而呈現的『中國／台灣』國族認同迷思的對立鬥爭已漸趨高峰」這樣的命題，顯而易見的，在可預期的未來中，存在於台灣人當中的國族認同迷思問題，勢必將以一個嶄新的面貌來呈現。

隨著時間往前邁進所帶來世代交替的必然現象，不同歷史經驗之能量所累積而成的、具強烈區隔意識的老一代「本省」與「外省」的台灣人將漸漸退出歷史舞台；接著來的世代，特別是在族群不斷融合（如透過婚姻）的情況下，愈來愈會擁有更多共同生命經驗感受與記憶。在這樣的歷史場景裡，假如「中國／台灣」之國族認同的對峙迷思還存在的話，它將是慢慢地走出了二二八事件、國共鬥爭以及一九四九年之後的諸多歷史創傷經驗的陰影，讓不愉快的所有過去，因新來的世代沒有親身體現的機會，而真正地被懸擱供奉在歷史的祭殿裡，頂多偶爾讓少數人（如歷史學家或別有意圖的政客）拿出來重新擦亮地展示一下。此時，「本省／外省」的族群籓籬，基本上將不復存在。這也將是另一段的台灣歷史，而且是隨著不同世代之而來的不同階段的歷史。

我要特別提示的是，在未來的日子裡，對峙的「統／獨」（或謂「中國／台灣」）國族認同迷思，還是會繼續在台灣社會裡發酵；但從一九四九年以來所有台灣人因承受了「不幸」歷史際遇而累積的種種抑鬱不滿，將隨著政治民主化（尤其不時的政黨輪替）、舊世代的日漸凋零以及新世代不斷來臨，逐漸喪失主導作用。國民黨的歷史屬性也因與中國大陸分隔時間愈來愈長、台灣社會內部的變化、喪失執政權等因素而勢必有所改變。

這意味著，若還能繼續存在的話，未來的國民黨勢必要走向所謂「本土化」的歷史宿命。順著這樣的發展理路，整個情形將有利於促使過去主張幾乎是分處兩個端點的泛綠和泛藍兩大政治黨派，產生往中間靠攏的趨勢，這將有助於台灣人逐漸產生共識，找出可以聚焦的公分母，孕生更具一致性、且更凝聚的國族認同迷思。當然，台灣人是否有這個福分，還得看上蒼是否特別垂憐。

　　
中共政權作為是最關鍵客觀條件

　　
舊世代過去所累積的歷史經驗還是會產生磁滯作用，影響著接著來的世代。此外，決定台灣人如何認知和感受這一段新的未來歷史、並進而影響了國族認同迷思的形塑，糾結著更多的因素，舉凡政府本身對台灣做為政治體的自我定位、大眾傳播媒體對國族認同的基本態度、國際情勢的發展等皆屬之。但是，台海兩邊的關係如何發展，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的作為表現（諸如自己國內政治情勢的發展與變化，以及對台灣所採取態度的轉變），才是最關鍵的客觀條件。在此，我想表達一個基本的看法：台灣人的歷史或許還脫離不了過去一直承受下來的無奈悲情，但情緒的反應可能將不再祇是哀怨，而是以更具建設性的心理和更積極的態度來應對。具體會是如何？我當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假若允許我們採取主動而樂觀的態度來說的話，那麼，一切但看以後各個世代如何運用智慧為自己營造有利的情勢（尤其對著中國共產黨政權）了。

台灣人追求國族認同的紛爭歷史過程，基本上是種有關社會認同之本質性定義的鬥爭，也是爭取歷史詮釋之主導權的鬥爭，更是確立當前的人與過去的人之間具有「厚重」關係之基本屬性的鬥爭。這涉及到關愛與歸屬認同對象的根本問題。而其間，台灣人感情歸屬認定到底如何走向是最為根本，儘管此一感情來龍去脈一直處於曖昧模糊的狀態。透過公共場域產生劇烈的鬥爭過程，特別是經過認同分殊之大眾傳播媒體不斷暗示與挑動之下，兩極化現象可能加深了，這連帶地使得人們情緒性的反應變得相當強烈。畢竟集體記憶乃形塑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而大眾傳播媒體祇是日常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容或，在資訊發達的社會裡，大眾傳播媒體對人們的認知與感受的營造確實扮演著重要角色。體現在所有台灣人的日常生活世界裡的，屬於大家「共同」的部分愈來愈多、也愈來愈加深。

我承認，上面的說法或許是一廂情願的，因為今天台灣社會裡同時存在許多足以讓人們離心的力量，尤其是來自台灣海峽對岸的各種吸引力（也同時存有著排斥力）。但我還是以具「期待之願景」性質的命題來陳說，用意是提供台灣人一個展望。倘若我們善於運用這一部份漸漸孕生的「共同」生活經驗，一方面突破當前大眾傳播媒體所彰顯的分歧論述定見，另一方面則可建立起具指標性的台灣人集體意念、並進而形塑一個具完整共識性質的集體認同迷思意識。


情感歸屬導入共同軌道的契機


假若我們同意「『台灣社會應當有集體認同』這個應然性的要求」應當被嚴肅思索，顯然問題的根本癥結乃在於台灣人的情感歸屬是否可能導入一個共同軌道的契機。而這個契機存在與否，又將是決定國族認同對象能否趨一的根本關鍵。但是，審諸歷史所賦予的迷思結構和當前台灣社會所體現的種種條件，發展至今，這似乎是一個無解的歷史習題。過去世代沉澱下來的歷史情結、舊有具「外來」性質之國民黨政權灌輸的認同情感歸屬意象等等，還一直發揮著餘威。特別弔詭的是，隨著兩岸人民的來往（尤其，台灣人到中國大陸投資經商），在許多台灣人的心目中，這個從來就沒有在台灣落過腳的中國「祖國」幽靈還是如影地伴隨著，且靜悄悄地在許多人心靈深處播下莫以名狀的情感種子。無疑的，這一切添增了台灣人感情歸屬認同產生分歧的機率。這多少導使一致而共識的關愛感情無法普遍在這塊土地上生根發芽，也因此加深了形塑穩固的國族認同迷思之困難度。

面對這個外在霸權像幽靈般以強力不斷干擾著的特殊歷史際遇，尤其，在台灣人本身對此一幽靈又懷著分歧的想像和期待──有的供奉它為「祖靈」；有的則視它為「惡靈」的情況下，台灣人如何運用智慧來克服這樣之歷史天命加諸在身上的共業，走出一條令大家普遍感到安心、順當而自在的前景道路，著實是一項深具挑戰性的艱難歷史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