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传说与京派文化
——兼谈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策略
刘锡诚
一 “非遗”背景下的北京传说
中国是一个传说大国。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拥有这么多的民间传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各种各样的传说被创作出来并在民众中间流传。在我国，民众中流传的民间传说究竟有多少？从来只是说浩如烟海，却谁也难以作出确切的回答。统计资料说，1984—1987年间为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中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而开展的普查，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学工作者所搜集到的民间故事，数量达184万篇。这个统计数字指的是广义的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故事和笑话在内。除了数量不多的神话外，如果以传说、故事各半的比例把传说单列出来，那么，传说总该也有90万篇之巨吧。大约25年后，由“政府主导”的新一轮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普查，即2006—2009年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政府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调查总量为87万项。[1] 但这次全国大普查到底搜集到了多少民间传说，至今还没有见到相关的资料发布出来，因而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在现代化、城镇化、社会转型的提速，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和农耕文明形态，改变着以血缘纽带与家族关系、伦理制度与道德观念为基础的村落礼俗的情况下，民间传说的处境和命运究竟如何？虽然还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但这次普查的结果，毕竟还是为判断民间传说（以至民间文学）在新形势下之命运提供了重要依据。
具体说到北京市的民间文学类普查情况，笔者在为有关单位撰写《北京市民间文学年度发展报告》时，曾查阅了官方公布的数据资料，结果是：2005年7月至2007年底进行的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全市18个区县一共调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2623个（这里指的是“信息”或“线索”，而非记录下来的作品），其中民间文学类项目是8853个（东城区5个、西城区11个、崇文区5个、宣武区6个、朝阳区7个、海淀区18个、丰台区0个、石景山区187个、门头沟区6630个、通州区14个、顺义区5个、平谷区400个、延庆县33个、怀柔区252个、房山区86个、密云县9个、昌平区96个、大兴区1089个）。经过主管部门的挑选，将其中的3223项载入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而其中入载的民间文学类项目是410个。[2] 尽管这个统计数字不一定很准确，但从中也还多少能看出一些端倪：这8853个民间文学类项目（信息），占了全市“非遗”项目（信息）总数12623个的十分之七强，亦即民间文学类占了全部十大类“非遗”项目（信息）总量的绝对多数。到笔者写此文时为止，已经进入三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得到政府保护的民间文学类项目，共有17个（第一批空缺，第二批12个，第三批5个）。[3] 从这次“非遗”普查所得信息中遴选出来、载录于《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中的410个民间文学类 (包括民间故事和歌谣)项目信息（而非记录下来的文稿）,与国家“七·五”期间围绕着《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所调查采录到的民间故事相比,显然是大为减少了。20多年前的那次调查，从民众口头讲述中记采录下来的北京民间故事约为1000万字，经过层层评议、严格遴选，最后编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中的神话、传说、故事、笑话等民间叙事作品是637篇；[4] 而从中归纳出的“北京市常见的故事类型”为15个[5]。当然，这次全国“非遗”普查于2009年底基本结束后，有的区县又做了一些专题性的、补充性的调查采录，搜集到了一些现在还呈现着流传强势的民间传说，如2009年公布的第三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5个项目：崇文区2个：《天坛的传说》、《前门的传说》；海淀区2个：《曹雪芹的传说》、《凤凰岭的传说》；石景山区1个：《磨石口的传说》等，有的是《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之中没有见录的，如前门的传说、凤凰岭的传说和磨石口的传说。而这五个传说，其特点，都是围绕着同一个主题（人物、事物、风物、名胜古迹）形成了一个由众多的传说组成的“传说群”。而这五个“传说群”都是在普查结束之后进行的补充性的、专题性的调查中搜集记录到的，是遵照科学性原则从口头讲述中记录下来的作品，而不是前面所说的项目“信息”。
二 市井社会与北京传说
前文说，中国ISBN中心于1998年11月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里附录了一份《北京市常见故事类型索引》。为了弄清楚20世纪末在北京市行政区划范围内还普遍流传的一些普遍流传的民间故事、或“常见故事类型”在近20多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以虚构为特点的民间故事与以写实为特点的民间传说这两类民间散文作品的流传与消长情况，我们有必要对《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中所记载的这15个“北京市常见故事类型”的命运做一番简略的考察。这些故事类型是：
（1）巧媳妇（流传于崇文区、延庆县、平谷县、怀柔县、昌平县）；
（2）狼妈妈（流传于崇文区、门头沟区、房山区、顺义县、平谷县）；
（3）憋宝（流传于东城区、丰台区、门头沟区、大兴县、平谷县、延庆县）；
（4）猫狗结仇（流传于门头沟区、延庆县、平谷县、通县、顺义县）；
（5）傻子学话（流传于崇文区、朝阳区、门头沟区、密云县、平谷县、延庆县）；
（6）人心不足蛇吞象（流传于崇文区、朝阳区、门头沟区、延庆县、房山县、密云县、顺义县；
（7）有缘千里来相会（流传于崇文区、门头沟区、西城区、房山区）；
（8）不见黄河不死心（流传于东城区、西城区、门头沟区、平谷县、延庆县）；
（9）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流传于朝阳区、延庆县、顺义县、昌平县、房山县）；
（10）蛇仙（流传于西城区、宣武区、延庆县）；
（11）炸海干（流传于东城区、平谷县、通县）；
（12）皇帝改规矩（流传于密云县、宣武区、顺义县、延庆县）；
（13）狗腿子的来历（流传于门头沟区、密云县、平谷县、顺义县）；
（14）帝王踩坟（流传于延庆县、密云县）；
（15）知人知面不知心（流传于延庆县、崇文区、大兴县）。
这15个“北京市常见故事类型”，是该书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们从20世纪80年代各区县的普查材料中归纳、提炼出来的，而不是少数几个学人闭门造车人为编造出来的，故而可以作为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民众口头上流传的北京市民间故事流传情状的认定根据。这个“常见故事类型索引”还告诉我们，民间故事在城区虽然也有流传，如崇文区（6个）、东城区（2个）、西城区（2个）、宣武区（2个）、朝阳区（3个），但其主要的流传地区却在各远郊县，如延庆（11个）、平谷（8个）、门头沟（5个）、顺义（5个）、密云（4个）、房山（3个）、通县（2个）、大兴（2个）、昌平（2个）、怀柔（1个）。如果可以根据民间文学的流传区域和人群，把北京市划分为“市井社会”（城区）和“乡民社会”（郊区）并在分析中采用这一对概念的话，那么，以15个常见故事类型为代表的民间故事的这种分布状况显示出这样两个结论：（1）如果说类型性是民间故事的一个重要特点的话，则地域性是传说的特点；（2）市井社会群体中的故事传统相对薄弱，而乡民社会群体中的故事传统则相对稳固。
与民间故事的分布状况恰成对照，民间传说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态势，则别有一番景象。乡民社会（郊区）之中虽然也有一些著名的传说流传，人物传说如杨家将传说（房山、燕山）、轩辕黄帝的传说（平谷），风物传说如八大处传说（石景山）和长城的传说（延庆），以及遍布所有乡民社会的风俗传说，但总体看不如故事的传播更有活力；而在市井社会（城区，过去的城四区，如今的城八区）中，传说（人物传说、史事传说、名胜古迹即风物传说或景物传说）却显示出超越故事的优势与活力，如海淀的“三山五园”传说，崇文的前门传说和天坛传说，东城的故宫传说和北京胡同的传说（尽管现在还没有申报和进入市级保护名录），丰台的卢沟桥传说，等。
已故张紫晨先生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的《前言》里曾对北京城区和郊区的民间故事的差异作过这样的分析：“北京民间故事，城区与郊区呈现出的区别较大。在城区，传说的分量大于故事，郊区则以故事为多。城区故事如同传说，在题材上，以宫廷、史事、大臣以及名胜、街道、行业为主，郊区则重乡里、平民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以表现乡间社会家庭伦理故事为多。城区民间故事含有文化古都人民的智慧和灵气，郊区民间故事较为质朴，有乡间人民的思想、气质与体验。”[6]在北京，何以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分别与“市井社会”与“乡民社会”相联系，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流传优势呢？我的回答是：这种差异导因于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不同的文化传统。
“乡民社会”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其社会主体是农民（包括农村手工业者），他们世世代代过着靠天吃饭、自给自足的耕稼生活，处身于家族和血缘为纽带的封闭式的谱系社会与民俗制度中，以村寨为聚落居住方式，因而他们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显示出一定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其所关注的社会和所传承的文化，无不打上浓重的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烙印。而以幻想性为特点的民间故事，就成为他们诗意地表达其观念和寄寓其理想（群体的和个人的）的文化载体。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农民的民间故事以及他们文化传统是落后的、封建的。他们的民间故事，正如恩格斯在论述德国民间故事书时所说的：“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力、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民间故事书不仅“具有丰富的诗的内容、饶有风趣的机智、十分纯洁的心地”，而且“具有健康的、正直的德国精神”。[7] 恩格斯对德国民间故事所作的高度评价与诗意描绘，也完全适用于我们所论的北京郊区的乡民社会里创作和传承下来的民间故事。还要看到，作为古都北京的郊区的乡民社会，与一些边远地区的乡民社会不同，在这里大部分地区是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城市文明的交汇之地，也是汉族文化和北方民族文化的交汇之地，现代文明的曙光很容易地就投射到这里，多元文化的“杂交”优势常常给这里的文化以激发，因而这里是一块滋生和传播民间故事的沃壤。
与文化传统相对稳固的远郊的乡民社会比较起来，城区是个五方杂处的市井社会，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城区本质上是一个市井社会，而市井社会的社会主体是市民，即或从事商业和服务业、或从事手工业、或从事制造业的劳动者，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区别于乡民社会中那个自给自足的农民群体。如果运用社会分层的理论来看待这个社会群体，持上下两层论者认为市民阶层应属于社会下层，持上中下三层论者则认为市民阶层应属于中层。市民虽然处于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但由于他们更多地受到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熏陶和影响，因而他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倾向更多地接近于通俗文化。城区有故宫等诸多宫廷建筑、朝臣宦官们的深宅大院、颐和园等皇家园林、纵横交错的胡同街巷和商铺店面、星罗棋布的寺观塔庙，在这些去处和景观所构成的都市生活场景的背后，无不埋藏着种种饶有兴味的逸闻轶事，这些逸闻轶事构成了民间传说的内容骨架和核心，在市井圈子里一传十十传百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发酵、滚动、附会、演绎，从而编织成为情节相对固定的民间传说，而这类传说的传奇性和神秘性特点，又多与市井社会的欣赏趣味和传播环境相契合，故而比纯属虚构的幻想故事更容易在这块土壤上生根发芽、繁盛发达。于是，多以宫廷秘闻、宦官逸事、史事传奇、戏曲故事等为题材的口头传说，便在市民这个庞大的新兴社会群体中找到了传承的空间和传播的主体。
现代化与城镇化的提速，旅游业的普及，不仅没有使“市井社会”（城区）或近郊区以宫廷秘闻、宦官逸事、史事传奇、戏曲故事、名胜古迹等为题材的各种民间传说遭遇衰微困局，反而如同注入了“润滑剂”那样，获得了更好的流传条件，有些传说甚至上升为所在地区的代表性文化。与民间传说不同，民间故事在市井社会中的遭遇则令人堪忧。在21世纪十年代所进行的全国“非遗”普查中，前面征引的北京市常见的这15个故事类型的现状就是一个显例。在各区县的普查材料中，这15个常见故事（类型）没有见到任何报道。何以解释？要么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所进行的这次调查由于种种原因有欠深入；要么是这些常见故事及其类型压根儿就从民众生活中消失了。由此，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市范围内曾广泛流行的民间故事（狭隘的民间故事），基本上或大多数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式微，有的可能已经灭绝了。（在前后三批北京市“非遗”名录中，只有第二批名录中入载了“张镇灶王爷传说”一项民间故事。这个项目，就其性质而言，也许称其为“灶王爷故事”更为贴切些。）
这就意味着，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战略、现代化进程提速、城镇化全覆盖、旅游业日益成为支柱性产业的社会背景下，北京市的民间传说，在“市井社会”（城区）仍然保持着相对旺盛的流传态势，以“乡民社会”（郊区）为主要流传地区的民间故事，则多少呈现出明显的、急速的蜕化或式微的趋势。
三 古都传统下的北京传说
北京是六朝古都，历史悠久。姑且不论旧石器时代的周口店北京人所开启的史前史，也姑且不论被传为黄帝部落阪泉之战打败蚩尤部落后在北京附近建立的幽陵（《史记·五帝本纪》）[8]，即使以西周燕都、春秋战国燕都蓟城为起点（西周燕都在今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战国燕都蓟城在今北京城区西南的广安门内外[9]），……金、元、明、清一路下来，至今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封建王朝的连续建都，使北京处于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皇亲国戚，群臣宦官，士子文人，工匠优伶等，造就了精美建筑、名胜园林、宫观寺庙，留下了各种文献典籍，对北京文化的积累和提升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只看到精英文化这一面，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是很片面的。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民众（在北京即包括市井社会和乡民社会两部分下层民众）也创造了不可计数的传说、故事、歌谣，表达了他们对宇宙、对社会、对历史、对史事、对人生、对生死、对生活的观点和态度，以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不同的文化系统，使北京文化在得到增益和丰富，与精英文化相映成趣，构成了完整的北京文化，书写了几千年的北京文化史。也许，民众（包括农民和市民）所创作和传承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等口头文学，在北京地域文化的形成上，起着更为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香港学者陈学霖在阐释北京建城传说时指出：“举凡中外名都，由于历史久远，世代迭有精英，多留下琳琅的文献记录和瑰丽的名胜古迹，久而不浸。欧西之雅典、罗马、巴黎、威尼斯、君士坦丁堡，其都城的肇兴和变革，皆有离奇诡异神话。中国文化深厚绵长，古都众多，著名的如长安、洛阳、开封、燕京、金陵，亦不乏神怪奇趣传说。这些古代中外名城的传说，很多已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因为它们不但诡奇玄怪，引人入胜，而且浮现个别历史文化的一些特征。简言之，这些传说的滋生和流传，很多方面表露各国文化体系中，单元或多元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不同层次，和彼此间长期的依存和融会交流。”[10] 他的这段论述，一方面指出，大凡古城名城，其肇始和变革，大多伴有种种神话传说滋生与发展；另一方面又指出，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是两个平行的文化系统，二者相互依存和融会交流，即整合而达成一种民族文化。作为古都名城的北京，其文化所显示的特点，正如陈氏所说，不仅因为其神话传说的“诡奇玄怪，引人入胜，而且浮现个别历史文化的一些特征”而为学者关注和研究，而且是“大传统”和“小传统”不同系统和不同层次的文化互相依存和融会交流的文化。
以我之见，主要流传于市井社会里的北京传说，最有特点者，莫过于下列四个传说群：（1）北京的建城的传说，如自元、明、清以来就流传不衰的哪吒八臂城及刘伯温建造北京城的传说，胡同的传说。（2）清代以来的关于“三山五园”的传说，如西山、颐和园、北海公园等。（3）宫廷传说，包括紫禁城内外的逸闻轶事，故宫的建筑和工匠传说。（4）前门的建造和前门大街以及作为商业区和老天桥的前门地区的传说。
第一个传说群，是围绕着北京建城而产生的传说。最早的形态，应是刘秉忠建元大都城的传说，其中就有哪吒城之说。元·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那吒城。讖言若以砖石裹，长似天王衣甲兵。”可为证。[11]又，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上：“燕城，系刘太保定制，凡十一门，作那吒神三头六臂两足。”亦可为证。[12] 明代刘伯温、姚广孝建八臂那吒城的传说，自不必说可追溯到或滥觞于元大都时代的六臂那吒城传说。明永乐帝篡位的第二年即迁都北平（1403），兴建新京城，而哪吒城的传说，在明代继续流传下来，且盛传于北京各阶层的市民中，历久不衰。
以刘伯温为主角的“八臂哪吒城”传说，我们已经拥有了好几个记录版本。对这些记录文本做一番比较，不仅饶有兴味，而且是有传说学的意义的。先看满族老文艺家金受申于20世纪50年代编写的文本：
北京人说，北京是一座八臂哪吒城。
北京城的修建，是明朝初年的事。那时的皇帝叫燕王，他在永乐四年，下令开始修皇城和宫殿，分遣了大臣到四川、湖广、江西、山西等地去采木材。到永乐十四年，又集议营建北京全城。传说当时，燕王手下有两个军师，大军师叫刘伯温，二军师叫姚广孝。燕王命令他两个人设计北京城的图样。他俩领了旨，就出去察看地形。
他俩来到城中心，从南到北划了一条线。然后两人背对背站在这条线上，一个往东走，一个往西走，各走五里地，就算城边。走完以后，按照他们走过的地方又划一条线，和南北那条线相交，形成了一个十字。然后他们两个人又背对背地站在十字上，一个往南走，一个往北走，各走七里地，就算南北的城边。他们就按这个里数划出一个框子，然后各自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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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两个人又出来了。大军师刘伯温想：城地已经步量好了，该画图了。这图要是画出来，可是立了一份头功。凭我大军师的本事，怎么也得比你二军师强得多。因此画图这事，不能一块儿做，还是各画各的。二军师姚广孝也想：我和您刘伯温在一起，我画出来了，人家也说是大军师的本事。我不能和你在一块儿画。两个人走到一起，刘伯温就对姚广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