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主義難以“超越時空”（下）[ 來源：中國民族報 | 發布日期：2010-11-19 |常士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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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18日，在北京奧運會上獲得冠軍的澳大利亞選手埃莉斯·雷基基、特莎·帕金森奪冠后揮舞國旗向觀眾致意。
從時間上看，多元文化主義主要是當代西方國家的一種政策和理論，它興起于二戰以后，是后工業化和全球化時代的產物。
從政策以及理論本身的結構與邏輯上看，多元文化主義存在著難以避免的矛盾和局限。它之所以能在西方國家得到運用，主要在于西方國家的制度、環境和經濟發展水平，彌補了政策與理論中存在的局限。
雖然不能否認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和政治思想中，確實存在可借鑒之處，但由于各國國情的不同，決定了各國在采取具體的民族政策和政治整合上各有特色，甚至各有自己的民族政策方面的稱謂。因此，可以說，沒有普世意義上的多元文化主義理論和政策。
多元文化存在是普遍的，但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和理論是具體的、歷史的。
否定共同文化的存在
多元文化主義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對差異的強調。在多元文化主義思想家看來，自由主義的一個特點就是將自由與差異對立起來。實際上，自由不應該脫離差異，而應該包括差異，無視差異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的表現。正如多元文化主義代表人物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瑪莉·楊指出的：“在一個團體劃分的社會中，正義需要的是團體的社會平等、相互承認和團體差異的肯定。”在這方面，以往的自由主義無視團體，而是預先設定了一種普遍的標準和規范。客觀地看，這些標準和規范不過是多數人或優勢團體的規范，一旦強加于全社會，就會對其他團體極為不利。但是，也不能因為反對傳統的自由主義觀點而走向另一個極端，即使差異成為一個完全自足的存在。
按照瑪莉·楊的觀點，人是處在差異中的。差異所代表的既有異質性的一面，也有相互依賴的一面。同樣，塔利在他的代表作《陌生的多樣性：歧異時代的憲政主義》中，也以差異作為中心議題，借助于含有神話故事的雕塑——“海達族家園的精神”的解讀，提出要“傾聽全世界各種文化異異的聲音 ”，“文化歧異社會的人民主權”要“進行跨越文化藩籬的對話，互相承認對方帶有獨特文化性格的語言與行事風格，並且依據這樣的程序達成憲法上的協議。”
應該承認，不同民族文化的差異，是當今世界眾多多民族國家客觀存在的事實。尤其在全球化影響下，不同族群在被納入更為廣泛的民族交往過程的同時，也對自身文化的差異以及特色更加關注。
但多元文化主義將民族文化差異與不同民族的共同文化對立起來，這種認識是錯誤的。現代國家是一個共同體，作為共同體集中體現的政治本身，就是一種權威性的價值分配體系。沒有一定的、統一的權威性價值，共同體難以集合起來，法律也難以形成。因此，一定的共同文化對于一個國家內部的所有成員來說都是必要的，而且是有利的。不過這里反對的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強勢民族，憑借權力或優勢地位，強制地以一種權威性的文化否定其他文化存在的合理性，甚至取消不同民族間的文化差異性。
但多元文化主義者往往在此問題上走向極端，憑借對自身文化的特性而否定共同文化的存在。歷史學家杰佛里·伯萊尼認為，從前南斯拉夫、中東等一些民族紛爭不斷的國家和地區看，“把多樣化放到至尊地位將會葬送共同的價值觀”，“多樣性越是突顯，長遠的危險就越大”。亨廷頓也曾指出：“文化共性促進人們之間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異區卻加劇分裂和沖突。” 這些學者或思想家的認識不能不說明不同文化之間可能存在的沖突。
上述學者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批評含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但若進一步分析這些學者所持的基本理念，不難看出他們和多元文化主義思想家所堅持的“差異”觀點，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圍上帶有維護本族群文化同質化的傾向。他們雖然各執一端，但都輕視了另一種力量的存在，這就是不同文化的重疊、互動與涵化（acculturalization）。
中國學者阮西湖曾論及各民族間的相互涵化問題。他認為，生活在一個國家里的各民族，不可能不相互涵化。涵化是各民族間的趨同，是各民族向主流社會的趨同。這種趨同性的涵化在文化上、社會結構上和通婚等方面展開，在全球化和人的交往關系擴大的條件下，發展得更為突出。它不僅構成了當代世界和當代多民族國家文化發展的新傾向，也成為不同民族群體間文化溝通的橋梁。
因此，民族群體間的文化不僅是多元的，而且也是處在多重關系中，可以說多元文化，同時也是多重文化。不同的文化交叉滲透，使不同民族密切地結合在一起。一旦民族與民族之間發生沖突，這種力量可能變成一種緩和的力量，抑制著可能產生的沖突。1980年，加拿大魁北克人黨執政，提出了“主權—聯系”方案，試圖將魁北克從加拿大獨立出去。然而，由于長期的民族交往和融合，多數選民還是選擇了繼續生活在加拿大聯邦中。可見多重民族文化的粘合作用是客觀存在的。
確實，許多多元文化主義思想家已經認識到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交互作用。比如，泰勒、金里卡、帕瑞克、塔利等，無不在解決不同文化的溝通上提出了“對話協商”主張。但現實問題是，不同民族之間的交流和對話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話語政治”問題，而是一個利益問題。而且，不同民族之間的這種“協商民主”從來都是在一定的現有政治框架下進行的。由于在多民族國家中，不同民族在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利益訴求各有不同，實際地位也有很大差別，其文化發展、語言、歷史在政治生活中的影響程度呈現出相當的差別。在一般情況下，多數民族的文化往往對共同文化以及利益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影響，而那些少數民族群體往往因人口和力量上的懸殊面臨著被同化或被邊緣化的危險。
弱化了共同的政治認同
在多元文化主義政治思想中，西方學者並未把少數民族的經濟地位問題作為討論的對象，關注的僅僅是文化上的交流和支持，至于落實到這些民族群體的經濟發展問題，則所談甚少，甚至避而不談。這不能不帶來由于經濟利益分配不公而導致的不同族群之間的斷裂。形式上，多元文化主義承認了不同族群地位上的平等，而實質上，由于經濟利益、文化和政治影響上的差異，不能不導致那些弱小族群的不滿、甚至反抗。近年來，西歐不少國家出現的社會動蕩，不少事件與族群利益分配不公有著直接的聯系。
多元文化主義在政治制度的建構上，發展了比例代表制度，為少數族群贏得了發言的空間，改變了以往競爭式的和以多數決定為原則的民主模式。應該承認，這種模式的建立，既從政治制度上保証了少數民族權利的實現，也體現了對少數民族成員的尊重。既為少數民族願意與多數族群共同生活在一個共同體中，也為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融合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但民主政治和文化融合之間的聯系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多元文化主義者希望通過民主政治的舞台，使不同民族的成員實現討論協商和相互理解。但不同民族之間的協商不僅僅是“話語政治”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利益的問題。如果不同民族在利益上采取有你無我的態度，如果彼此之間缺少必要的妥協和寬容，這種民主政治也就建立在了沙灘上。
顯然，現代社會的發展確實增強了社會的多元性，作為多元社會一個重要內容的文化差異，確實占據了重要位置。但差異如果構成了政治的核心，由差異帶來的族群排異也就相應而生。在一個多族群的國家，不同族群如果都以自身文化特殊為由，並以此來團結本族群成員，扺制共同文化，社會實際上也就形成了由不同文化構築起來的“部落國家”。
可見，多元文化主義的“差異政治”使社會處在了“碎片化”的狀態下。不可否認，當代多元文化主義也曾在解決多元文化可能帶來的社會斷裂問題上提出了不少的建設性構想，特別是試圖通過公民身份的建立來粘合社會。然而，由于國家的建立和鞏固不僅僅是制度的連接，重要的是文化的連接，也就是國家必須要保持基本的親合力。當這種文化關系被剝離后，文化間的關系也就出現了斷裂。真若如此，國家內部的團結和整合也就面臨種種困境。
著名社會學家安東尼·史密斯指出，現代民族必須同時既是公民的又是族裔的；在族裔形式中，民族是血統和文化的共同體；而在公民形態中，民族則是政治與法律共同體。族裔與公民，一個能夠動員人民，一個能夠控制國家機構。在現代社會中，任何國家的成功皆仰仗對這兩種要素的綜合運用。然而，多元文化主義重在對文化差異的強調，在緩和了同化帶來的不同族群之間的張力的同時，也弱化了共同的政治認同。
